吕冠南

(山东大学 国际汉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儒家经典《孝经》自汉代以来便备受推崇，有今文《孝经》郑氏注与古文《孝经》孔氏传两种主要注本。胡平生先生曾对《孝经》旧注的散逸情况作过言简意赅的介绍：

五代之乱，郑注与孔传都亡佚了。北宋时，日本奈良京大寺高僧奝然出使中国，所献古书有《孝经》郑注，其事约在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大概到北宋末年，《孝经》郑注又在战火中佚失。〔1〕

如今，孔氏传的播迁已无迹可寻，郑氏注则不然。日本光格天皇宽政五年(1793)，冈田挺之(1737—1799)自日藏《群书治要》中辑出《今文孝经郑注》一卷，此书后传入中土，鲍廷博重刻于《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一集中，从而使清儒辑《孝经》郑注生面别开，严可均以冈田本为主，重辑郑注《孝经》，成为清辑之最完备者。光绪二十一年(1895)，今文经学大师皮锡瑞以叶德辉增补严可均辑本为底本，为《孝经》郑氏注作疏，是为《孝经郑注疏》〔2〕。此书是清代《孝经》郑氏注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清儒治郑注《孝经》的最高成就。但由于其使用的底本主要取自《群书治要》，故郑注残缺较重，这为皮锡瑞的疏解制造了文本困难。今观皮疏，于所辑郑注每有“语未竟”“郑义不完”“郑注残缺，未审其意云何”等慨叹，故只好使用“推郑义”“(郑注)盖以为”等揣测式的字眼去推测郑注之真意为何。很明显，这种受制于文本的疏解，不免包含着较大的主观性。

幸而地不爱宝，敦煌藏经洞出土了9件唐写《孝经》郑氏注残卷②，据许建平先生《敦煌经籍叙录》卷八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