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平凡的世界》是路遥众多文学创作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一部作品。笔者从“白日梦”视角解读《平凡的世界》，立足于作家的创作心理，分析了《平凡的世界》中“白日梦”理想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作品中“白日梦”理想的具体类型，以便于进一步了解路遥作品的审美价值，解码其作品吸引万千读者的秘密所在。

关键词：路遥;白日梦;《平凡的世界》;审美价值

作者简介：白娅娥（1993-），女，汉族，陕西榆林市人，延安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2-0-02

路遥在作品中曾回忆到，“我家里有十来口人，却只有一床被子盖;整日缺吃少穿，几乎就是叫花子状态”。[1]除此之外，孩子们要在夏天里寻猪草，在冬天里砍柴。[2]这样的童年经历以及他对苦难生活的独特领悟影响了路遥的一生。如雷达所言“路遥以一人之执拗和坚持，如其所愿地打败了整个儿中国文坛和同样执拗的中国批评界，使似乎以托尔斯泰和走托尔斯泰、肖洛霍夫道路的柳青式的理想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平凡的世界》成为偌大中国的文学阅读传奇，和自己短暂人生的光辉纪念碑”。[3]

本文以“白日梦”視角为线索来展开论述。弗洛伊德作为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曾提出一个关于“白日梦”的理论，并试着从心理分析角度去诠释文学艺术。在他看来作家富有想象的文学创作犹如白日梦一样，作家在生活中未被满足的欲望，试图凭借幻想或想象创造一个虚幻的世界来实现。本文尝试从《平凡的世界》中“白日梦”理想的成因，“白日梦”理想的类型和作品在“白日梦”理想中呈现的审美价值三大部分进行探究。期望通过从“白日梦”视角对《平凡的世界》解析，进一步探索路遥独特的精神世界，在一定程度上为了解路遥及其作品开拓更广阔的视野。

一、《平凡的世界》中“白日梦”理想产生的动因

弗洛伊德认为当人在受内在欲望的驱遣时，在某种无意识状态下产生幻想，这便是“白日梦”。而作家正类似于做白日梦者，他在创作中付出极大热情来构造出一个自己的幻想世界。对于路遥来说，幻想的动力是未被满足的愿望，“一个幸福的人从不幻想，幻想只发生在愿望得不到满足的人身上。”[4]阅读路遥的作品，读者会时不时从其中的人物身上看到作家的影子，看到其倾注心血构建的白日梦理想。

（一）地域环境。自然环境影响着人的行为方式与思维习惯。陕北区域地理的落后封闭特性磨砺着一又代又一代陕北人，他们朴实、坚毅、重情义，靠着双手生存，靠着对生命的热情去生活。路遥生活在苦难的现实中，但他对生活仍有热情、充满幻想，而创作可以为其构造一个向往的世界。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便表明了自己的想法。他笔下的孙少平卖着苦力，吃着窝窝头，看着《参考消息》，却幻想着有一天，自己要扒着火车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路遥创作中幻想的冲动与“白日梦”的萌发是扎根于这片厚重、深沉的土地，伴其一生。

（二）个人际遇。路遥的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与辛酸，在他短暂的生命里留下许多缺憾。这些埋在心底的缺憾刺激着他通过一次次的幻想去满足自身的愿望，一次次去改变令人不满的现实，在作品中构建自己的白日梦。精神分析学派对人类在童年时代的“出生创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指出：“出生创伤可以成为潜意识与全部心理特征的根源，会对个人日后的生活与文化创造带来决定性的影响。”[5]童年的人生经历影响人的一生，尤其对于作家而言，童年的生活体验是影响其创作题材，写作风格及思想内涵。路遥的童年记忆是贫穷的，家庭的贫穷使他小小年纪就要做出人生的艰难抉择，面临与亲生父母分离的情感割舍，体会生活的残酷。路遥明白，需要以一颗平常心来接受这个既定的现实，应对生活中贫穷的常态。所以，路遥会在其作品中不吝笔墨将生活的贫穷记录下来。而他的目的不是单纯追忆或书写穷困的生活，而是借此将在苦难磨砺下追求自尊、自强的理想人格寄托在自己的“白日梦”创作中。

二、《平凡的世界》中“白日梦”理想的类型

（一）人格理想。作家将现实中的情感投射于小说，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路遥在作品中刻画了许多拥有矢志不移品质的优秀青年，他们是自尊与自强的男性奋斗者。文学创作是作家真诚的情感流露，也是作家一种高尚的精神活动。当作家精神活动进入创作状态时，便呈现出梦化的景象，也就是说，作家开始做“白日梦”了。

“首先要自强自立，勇敢地面对我们不熟悉的世界。不要怕苦难，如果能深刻理解苦难，苦难就会给人带来崇高感。”[6]在孙少平眼中，精神上强大的人，是不畏惧苦难，能极端艰难的生存条件下，仍然对生活采取积极的态度，不逃避，这样的人生奋斗精神，令人敬佩。然而，生活对他的考验远远没有结束。当田晓霞因救人而去世。这残酷的打击使他更加坚强勇敢，没有因命运的捉弄而就此消沉，失去生活的希望。悲痛过后，继续把握着人生的方向前行。孙少平是在苦难中英勇前行的代表，是作家为了实现与现实中苦难的抗争而塑造出来的完美人格的典型，展现出不屈服于苦难的可贵品质。

（二）地位悬殊的爱情理想。爱情是路遥作品中永不褪色的话题。路遥的人生经历过两段恋情，路遥与两位北京知青的相识、相知、相恋，是路遥坎坷人生中珍贵的记忆。然而，这两段爱情最终都走向了破裂。路遥经历过失败的初恋与不幸的婚姻促使他将内心的压抑借用文学创作的方法转换成文本中一段段美丽的爱情故事。在路遥建构的爱情世界里，陷入爱情的甜蜜恋人往往是无关金钱、荣誉与地位。《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出身穷苦，他努力挣扎过想改变命运，可终究还是成为了一个城市底层的煤矿工人。然而，田晓霞是来自干部家庭，她也考上了大学，在省城当了记者，前途无限。二者的家庭地位可谓相差悬殊，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彼此之间的感情。对于这两位年轻人来说，他们就是被彼此存在的独立个体所吸引，共同的精神世界为两人的爱情搭建了坚固的桥梁。田晓霞与孙少平的爱纯粹热烈，跨越了世人眼中无法逾越的障碍，是对传统世俗门当户对的阶级爱情的极大冲击，是路遥对爱情的美好畅想。作者试图在社会阶层的现实差距中，追求人格、精神平等，探索能使爱情超越物质条件的精神动因。

（三）传统道德理想。民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道德规范和评论人生的价值标准，普通人在寻求自由、争取自由的过程中所表现出对传统道德的遵守，向社会传达对生命的需求，这也为路遥在艺术创作中提供不同的审美空间。

血缘是维系传统乡村生活的决定因素，地缘则是维系传统道德秩序的纽带。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孙少安等人身上散发着人性的光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光芒。孫少平冒着生命危险在洪水中救下曾侮辱他的女同学侯玉英，挽救因偷手帕而差点声誉尽毁的郝红梅，面对包工头对小翠的欺凌，毅然挺身而出。孙少安开办的砖厂生意兴隆时，看到相亲们生活的窘迫，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乡亲们，即便他的砖厂不需要那么多人手。在作者笔下孙少平、孙少安等人被寄予了道德理想的厚望，作者借用人物身上道德理想化，来表达对农村人的美好品质的歌颂，还原人本来的性情。

三、小说在“白日梦”理想中呈现的审美价值

（一）苦难美—难的描绘与解析—苦。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人生在世，首先得先活着，其次才会产生更高的精神需求。往往人的会承受来自然、社会双重的重压，进而摧垮一个人的精神意志。路遥童年时候生活的苦难，求学时精神承受的压力，导致他的本能需求未被满足，这些情感的缺憾在某种程度刺激了其创作发展。作者将自身在生活情感的缺失体验通过“白日梦”理想在作品中转换为对积极的人生意义。《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为挣几个钱而忍饿受冻，吃最差的，勉强衣能蔽体，饱受折磨，生活如此艰难。但是贫穷的生活掩盖不了他对理想的追求，在承受苦难的同时，也能心怀美好理想。苦中作乐，以书为伴，将对未来美好的理想寄托于城市，书本中的保尔柯察金们让他找寻到活着的意义。他能超越对物质的追求，享受精神上的自足自乐，追寻人生的更高价值。

（二）未来美----自我角色的确认与实现。肖云儒曾经说：“我感到，纠缠在路遥必中的大痛苦之间的冲突痛苦着他……一个路遥要求在艺术的模拟中最大限度地完成精神的自我，一个路遥则要求在社会实践中最大限度地完成现实的自我”。[7]受这些因素的影响，路遥笔下的人物在苦难中完成自我角色的确认与实现。作者在《平凡的世界》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孙少安、孙少平是农村知识青年“奋斗者群体”代表，孙少安因为家境贫寒，不得不拒绝“公家人”田润叶的爱情告白。孙少平从小生活在双水村，即使他后来努力摆脱农村人的身份，他在心里从来都将自己定位于孙玉厚家的二小子。这些人物形象具有的深远的民间意义主要表现为他们对自我角色的定位。但是，他们对自己的角色确认不仅仅是双水村的农民，他们有抱负、有追求是矢志不渝、昂扬不屈的奋斗者，演绎出更为精彩、丰富的人生。

四、结语

路遥从小的人生经历，使其的心里种下了一粒艺术的“种子”。他通过作品来传递有温度的思想与积极的能量。通过小说创作，将人生中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困境以“白日梦”的方式转换成作品中一个个向上向善的人物。用充满浪漫的幻想去弥补现实生活中的缺憾，在与苦难抗争中寻找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他的作品让人们相信，只要世界奋进的力量不息，平凡的人生便具有意义，美好的人生必会实现。

参考文献：

[1]路遥.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A].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2]厚夫.路遥传[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145.

[3]雷达.雷达观潮[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7.

[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作家与白日梦[C].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157.

[5]弗洛依德.论创造力无意识[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196.

[6]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232.

[7]肖云儒.路遥的意识世界[A]：雷达.路遥研究资料[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