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技师学院（筹），浙江 台州 318000）

胡公，民间称胡相公、胡公大帝，是金、衢、严、台等地民间信仰的区域性神祇，在浙东地区影响尤深。胡公原名胡则（963—1039），北宋前期婺州（明清金华府）永康县胡库村人，宋代婺州第一个进士。他曾在睦州、温州、信州、福州、杭州、池州等地任地方官，“逮事三朝，十握州符，六持使节”，[1]所到之处皆有政绩。《宋史》称胡则“果敢有材气”。[2]范仲淹为其作墓志铭，称赞他“进以功，退以寿，义可书，石不朽,百年之为兮千载后。”[3]胡则以奏免衢婺两州身丁钱（人头税）而为百姓深切感念，后在民间和朝廷共同推动下，变成屡显灵迹、“若水若旱，若疫若疠，有求无不应，有祷无不答”的万能神。

胡公信仰延续千年，至今仍有较大影响。金华永康作为胡则家乡，是胡公信仰的核心区。台州是胡公信仰的辐射区，同胡公信仰核心区永康相比有独特之处。台州用自己的方式，结合地域特色，在中心之外构建了包括信仰标志、信仰心理和信仰行动在内的区域性信仰综合体系，这也是台州地区胡公信仰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

一、建庙立祠，另一种“在场”——胡公信仰的标志化

胡公信仰是台州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明显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史载九个县（市、区）皆建有胡公庙（殿）。时至今日，除玉环胡公殿被毁无存外，其他各县（市、区）皆存胡公庙（殿）。仅天台一县，见诸统战部门所编《一庙一故事》的胡公庙（殿），就有7 处之多。台州现存规模最大的胡公庙，是天台方山胡公庙，庙中刻碑题壁，对胡公事迹、胡公与方山关系记述较详。据《方山胡公庙简史》载，该庙建于南宋咸淳二年（1266）。若记录属实，此庙当为台州最早的胡公庙。仙居皤滩胡公殿也有碑记，说此处庙宇建于南宋期间，具体时间无考。据此两处胡公庙（殿）推断，台州的胡公信仰最迟从南宋开始。

学者陆敏珍认为，胡公庙最早出现于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绍兴年间（1131-1162）延伸到方岩以外临近地区，逐渐扩展到衢、婺。[4]元明清时期，胡公信仰继续扩散，到清朝达到鼎盛，“浙东千里，几无一邑一乡无公庙”[5]。成书于清光绪年间的《台州府志》卷五十四如此记载黄岩胡公庙：胡公庙，俗名方山寺。在县西南永宁山上，祀宋永康胡则。康熙己巳重建，乾隆辛卯重修，咸丰辛酉寇毁，同治初重建。[6]《台州府志》卷五十五对仙居胡公庙有记载：胡公庙，在县西四十里皤滩镇，祀宋侍郎永康胡则，各乡皆有庙祀，不能尽志。[7]

胡公信仰以胡则家乡金华永康为中心，逐渐辐射临近地区，遍及浙东、杭州等地，特别是胡则曾经任职的地区，其信仰尤盛。胡则生前并无在台州为官，其政绩也并无福泽台州百姓，但胡公信仰却对台州民间影响很深。胡公信仰在台州形成乃至繁盛的标志，就是胡公庙（殿）的建立。胡公庙建成后，祈福、祭祷、求签等信仰活动便有了固定场所，民众对胡公的信仰便成了一种社会宣示。作为精神内容的意义如果不转换为具有一定物质形式的符号，是不可能在时间和空间中得到传播和保存的。[8]在这其中，庙（殿）及其中的高大胡公塑像，便以一种虚拟的“在场”代替了胡公神的“不在场”，增加了“一切都在胡公神视界”的庄严感。法国著名诗人马拉美说，“如果冥思默想却不留痕迹，那它总归会逐渐消逝的。”[9]“由于保留了痕迹，才使个体的记忆客观化，具体表现出它的社会性，并在不同的个体中体现出来。”[10]

台州尽管不是胡则生前任职所在地，但也经民间选择而成为胡公信仰区，以建庙立祠方式参与了胡公信仰的构建，成为浙东胡公信仰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沾亲带故，与“我”相关——胡公信仰的心理认同

杭州、严州、温州等地，利用胡则曾在这些地方任过地方官的经历，杜撰出了胡则在任期间，曾给当地百姓带去恩惠的传说。至于那些与生前胡则扯不上关系的地区，如缙云、海宁等地，其信仰可能是受产生于婺州的胡则信仰的影响而出现的。[11]在台州，民间以各种传说构建了胡公的形象，实现了胡公神的本土化。

一种为“友谊说”。《方山胡公庙简史》载：方山下胡崷村季氏祖先季孟宾与胡则同朝为官，前者为吏部侍郎，后者为兵部侍郎，互相倾慕。卸任后，胡则与季孟宾同游方山，胡深为方山美景吸引，表示死后愿长伴方山。胡则去世后，季孟宾嘱咐子孙为胡塑像立庙，后季氏第八世孙季斯可完成祖先遗命，独资建成胡公庙。胡崷村季氏宗谱里，也有这个记载。第二种为“亲眷说”。仙居皤滩古镇胡公殿内碑文记载：“胡公之妻陈氏思兰是皤滩人士，对胡公具有敬爱之心。之所以在南宋期间建造胡公殿。”范仲淹作《胡公夫人陈氏墓志铭》，说陈思兰出身“金华郡之令族”。[12]目前尚无证据证明陈思兰是皤滩人。第三种为“祖先说”。黄岩高桥街道高桥头村，流传着胡则为村民老祖宗的传说，村里建灵福庙就是祭祀他。据历代《黄岩县志》，灵福庙始建于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13]第四种为“断案说”。天台白鹤天宫自然村村民说，胡公为官时曾路过天宫村，断案时无案桌可用，就拿一块石板代替，这块石板至今还保留在天宫庙。

上述各说是胡公信仰在台州传播的主观因素，它们拉近了信众与胡公神的心理距离，让胡公信仰获得了传播的心理基础。这与胡公在宁波等地变成水神是同样的道理，即胡公神借此实现了本土化。“改变或重新编撰传说，使胡则的生前义行、死后灵异传说与各个地区挂上钩，由此这些地区也有了祭拜胡公的理由。”[14]

三、庙会兴盛，神人共娱——胡公信仰的行动体现

胡公崇拜对民间产生深远影响的另一表现，就是庙会的举办。以天台为例，“每年农历八月十三胡公寿诞之际，各庙均举行规模盛大的祭祀和庙会活动。”[15]天台方山胡公庙会始于1723 年，胡公寿日之时，从农历八月十一晚上开始演戏，八月十二演出通宵达旦，八月十三结束。时至今日，天台方山胡公庙会、白鹤天宫自然村胡公庙会依然盛行。仙居朱溪悬空寺也举办庙会，只是没有演出，信众活动以祈福为主。

胡公庙会既为信众提供了互相交流、沟通感情、自我净化的机会，也增加了集体拜祭的庄严感，将个体活动上升为集体一致行动，更能增加神灵崇拜的同理心。民间信仰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对自身系统内个体与群体的能动作用：民间信仰对信徒个体（群体）具有个体社会化功能、心理调适功能、交往交流功能。[16]每逢庙会活动举行时，许多村民借机聚在一起唠起了家常，同时一些出外打工的村民也加入了进来，胡公信仰事实上提供了一个村落领域交流的难得机会。[17]藉由庙会，信众实现了自我认同、群体认同，达到了内外和谐，其积极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宗教通过某种特定的仪式把社会价值观念神圣化,使人们按照既定的社会秩序来约束自己,使行动规范有序,从而对社会起控制作用。这种超自然的神秘主义对人们的心理具有调节作用。[18]一种说法认为，举办庙会是为了取悦胡公神，如果胡公庙所在村并没请戏，那么胡公自己也要化身为老者以村民名义请戏。但从实际功能来看，娱神根本上也是出于信众的主观需求，毕竟个人愿望的满足是靠神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