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杨伟 李晓丹

摘要：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和支柱，是立国之本;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提升综合国力、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中国生态环境问题凸显，研究环境规制与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关系是一个社会关切问题。通过文献梳理从理论上分析环境规制对贸易竞争力的影响机理，并利用2008—2017年的动态面板数据，运用SYS-GMM方法分析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在当期抑制了制造业贸易竞争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滞后一期、二期和三期，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贸易竞争力具有积极影响;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利于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提升。

关键词：环境规制;贸易竞争力;制造业;SYS-GMM

中图分类号：F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0）03-0045-09

改革開放以来，依赖于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发展和深化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合作，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和优化。然而，传统的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型制造业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资源和环境的粗放发展方式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付出了高昂的生态代价。“两高一资”不仅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而且以低价和资源消耗为特征的制造业产品遭受广泛的绿色贸易壁垒。为了改善不断遭受损害的生态环境，中国政府出台了诸多相关的环境法规，制定了相应的环境规制政策，力求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提升制造业贸易竞争力。那么，环境保护和制造业贸易竞争力是否能达成共赢？有必要探讨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

环境规制属于社会性规制范畴，是指在环境污染的外差效应所导致的市场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情况下，为确保生态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政府部门通过设立相应标准、发放许可证、收取排污费等方式规范企业的经济发展，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国家的贸易竞争力是一个国家参与贸易竞争和贸易分工的能力，产业的贸易竞争力是一个产业不断扩大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并从中获利的能力。

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意识的逐渐加深，国外学者率先展开了环境规制的相关研究，尤其是与产业贸易竞争力关系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热点之一。Porter（1991）[1]、Lanoie et al.（2010）[2]等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可以同时实现经济效率与环境保护，环境规制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的贸易竞争力。Lanoie et al.（2001） [3]、Rubashkina et al.（2015） [4]等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研究发现：环境规制虽然对企业研发活动有促进作用，但与企业TFP的关系并不显著，环境规制不能提高制造业的贸易竞争力。Boyed和Mcclelland （1999） [5]、Testa et al.（2011） [6]学者认为二者的关系是不确定的，以欧洲国家重度污染行业为研究对象，发现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不利于改善企业经营绩效，长期则存在一定的积极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愈发重视经济快速发展和环境污染日益严峻的问题，国内学者开始研究环境规制与贸易竞争力问题，关于二者关系的研究文献主要在出现在2000年之后，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大致分为四个方面：第一，部分研究认为过于严格的环境规制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贸易竞争力是不利的;尹显萍（2008）[7]研究表明：在中国和欧洲等国家进行产品贸易时，由于欧洲国家的环境规制政策相对更加严格，所以对产品进出口质量要求更高，中国污染密集型产品在中欧贸易中总是处于劣势地位;周力等（2010）[8]基于测算的各产业贸易竞争优势指数，采用RE和FE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贸易竞争优势的静态影响，认为环境规制直接影响到行业的成本，因此不利于成本价格型贸易竞争力优势的获取;臧传琴和王静（2012）[9]研究发现中国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环境规制指数和进出口指数显著负相关，即环境规制指数越高，进出口指数则越低。第二，环境规制和产业贸易竞争力之间呈“U”型关系;傅京燕和李丽莎（2010）[10]基于构建的环境规制指标和污染强度指标，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和产业贸易竞争力呈“U”型关系;李玉楠和李廷（2012）[11]通过构建环境规制强度指数，结合HOV模型建立动态面板方程，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与出口之间呈“U”型关系，拐点左侧时，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不利于产品出口。第三，环境规制与产业贸易竞争力之间呈倒“U”型关系;章秀琴和张敏新（2012）[12]利用贸易引力模型，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不同污染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呈倒“U”型;李小平等（2012）[13]研究环境规制强度等因素对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认为环境规制强度有利于提升工业行业的比较优势，环境规制强度与产业贸易比较优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第四，环境规制与产业贸易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余东华和胡亚男（2016） [14]基于2004—2013年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制造业贸易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环境规制对重度污染行业的贸易竞争力呈负向影响，对中度污染行业的贸易竞争力呈正向影响，对轻度污染行业的贸易竞争力在时间维度上呈“U”型影响;余东华和孙婷（2017）[15]基于2003—2014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技能溢价和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关系，认为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贸易竞争力有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引入技能溢价的中介变量后，随着技能溢价水平提升，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更为明显。

在上述研究中，学者们从不同研究视角得出近似，甚至是相悖的研究结论，这些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为本文提供了方法借鉴与经验佐证。但是，以往研究往往忽略贸易竞争力的惯序性，本文将制造业贸易竞争力指数和环境规制强度的滞后期引入计量模型，采用2008—2017年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利用广义矩估计SYS-GMM方法，展开环境规制影响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分析和讨论，以便更全面的验证二者的相关性，这也是本文的贡献和创新之处。

二、理论机理

（一）环境规制导致企业运行成本上升

环境规制导致企业运行成本上升进而影响贸易竞争力。其一，当政府加强环境规制时，各种规制政策和措施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对资源的获取和使用，提高原材料成本，并改变生产要素的投入，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进一步影响到下游企业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其二，环境规制的强化意味着政府加强对环境污染排放量的监管和控制，企业必须在排污许可制度下生产，进而提高企业的交易成本，从而规避政府部门可能的处罚。其三，当环境规制政策不确定时，企业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可能会延迟投资和新产品开发，从而增加企业的决策成本。

（二）环境规制下差异化生产改变市场结构

在环境规制政策的影响下，企业生产产品的结构发生变化，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增加清洁产品的生產。为了适应环境规制的要求，满足消费者的不同偏好，企业需要生产差异化的产品，形成差异化的产品市场结构，影响产品市场规模，进而对贸易竞争力产生影响。

（三）环境规制促进创新

“波特假说”认为实行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和措施，可以刺激企业的补偿生态创新行为，提高企业绩效，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环境规制对企业进行生态创新有激励作用，企业进行生态创新可以提升竞争力，因此，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综上所述，政府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其目的是将“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落实到每个企业;政府通过实施环境规制的不同政策手段保护生态资源，环境规制通过不同途径影响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不是简单性的促进或阻碍，而是环境规制可能通过不同影响因素共同作用于贸易竞争力的结果。

三、环境规制和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现状

（一）环境规制现状分析

1.环境规制概况

一国对污染治理的投资额代表该国政府部门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与规制力度，表1刻画了2008—2017年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情况。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日益严峻，政府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逐年递增，由2008年的4 490.3亿元上升至2017年的9 539.0亿元;反映了政府部门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环境规制能力的增强与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具体来看，对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最多，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稳定上升，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所占份额相对最少。

2.环境规制强度的测算

环境规制强度不可直接获取，不同学者对环境规制指标的测度不尽相同，当前学术界对环境规制强度的测度主要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指标是人均收入水平，这种方法从不同地区异质性的视角研究环境规制对行业竞争力的影响，认为环境规制强度和某一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之间有较高相关性，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则该地区的环境规制就越严格、强度就越大。第二种方法以人均污染控制成本或单位产出的污染控制设施成本作为环境规制的替代变量，认为某行业或某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越高，则人均污染控制成本或单位产出的污染控制设施成本相应也越高。第三种方法采用各种污染物排放的变化量衡量环境规制强度。鉴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从2011年起对部分污染物排放量统计不完整，如：各行业的废水、废气排放量、污水去除率和排放达标量等，因此无法用第三种方法来度量环境规制强度。进一步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参考李小平等（2012）[13]，本文采用第二种方法，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二）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现状分析

1.制造业发展现状

（1）进出口额持续增长

制造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从表3中可以看出，2008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出口额持续增长，十年间增长了6 550.27亿美元;制造业进口额方面，总体上保持了缓慢的增长，十年间增长了5 202.85亿美元。

（2）进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结合表4可知，2008—2017年制造业出口产品结构相对稳定，其中，通用设备制造业一直是出口最多的制造业，其出口额占制造业出口总额的比例从2008年的26.04%增加到2017年的28.92%。从2008—2017年制造业进口产品结构来看，各行业占比有升有降，通用设备制造业从2008年的32.21%上升到2017年的33.98%，金属制品业从2008年的10.52%增加到2017年的11.94%，而仪器仪表制造业从2008年的9.64%下降到2017年的7.51%。总体而言，中国制造业进出口结构表现出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占比持续升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占比持续降低的特征，进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2.制造业贸易竞争力测度

测度贸易竞争力的方法较多，常用的有贸易竞争力指数TC、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MS。

（1）贸易竞争力指数

贸易竞争力指数是指一国某行业的进出口贸易差额占该行业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于兼顾了进出口数据，TC指数成为分析贸易竞争力的有利工具。计算公式为：

（2）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是被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测量一行业国际竞争力的有效指标，虽然可以通过计算某行业的相对出口而测算出其在世界出口中的地位，但是因为只包含行业的出口额而忽略进口额，因此存在一定的缺陷。计算公式为：

（3）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

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反映了一国某行业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比例，MS指数越大，贸易竞争力越强。计算公式为：

由于RCA指数和MS指数都只包含了行业的出口额，而TC指数同时包含了行业的进出口额，能更全面的考察制造业贸易竞争力，因此，本文选择TC指数作为衡量贸易竞争力的指标。经过计算得到2008—2017年制造业行业的TC指数，见表5。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指标说明

1.模型构建

影响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因素不仅包括环境规制，可能还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本文利用2008—2017年的制造业面板数据，将环境规制强度作为解释变量的同时，纳入相应的控制变量，以降低可能出现的遗漏偏误。另外，考虑到前一期的贸易竞争力可能会对后一期的贸易竞争力产生影响，即制造业贸易竞争力可能存在惯序性，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2.指标说明

（1）被解释变量

贸易竞争力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时考虑进出口贸易数据，本文将贸易竞争力指数TC作为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指标，相关数据见表5。

（2）解释变量

环境规制强度ERI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本文以人均污染控制成本或单位产出的污染控制设施成本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替代变量，某行业的污染控制和单位产出成本越高，该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越大，相关数据见表2。

（3）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SIZE作为影响某一产业贸易竞争力的因素，企业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业的竞争程度，企业规模越大，规模效益越高，规模经济促进了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提高;本文采用行业工业产值与该行业企业数量之比加以衡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资本密集度CAP可能影响某一产业的贸易竞争力，在其他所有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一个产业拥有的资本越多，它的生产率就越高，该产业的贸易竞争力可能越强;本文选取行业固定资本存量与行业总产值的比率表示资本密集度，数据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劳动生产率PRA越高意味着成本的节约和竞争力的提升;本文选取行业产值与行业从业人员之比加以衡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二）实证结果分析

由于个体效应的存在，加之环境规制与贸易竞争力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使得面板模型具有内生性，严格的外生条件无法满足。因此，本文从动态角度检验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影响，构建了一个包括被解释变量滞后期和解释变量滞后期的动态回归模型;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采用SYS-GMM方法进行回归估计，回归结果见表6。Sargan检验的P值分别为0.368、0.329、0.346、0.423，说明计量模型设定合理、工具变量有效;AR（1）检验P值分别为0.021、0.018、0.015、0.029，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上拒绝“计量回归模型不存在一阶序列相关”的原假设，即存在一阶序列相关;AR（2）检验P值分别为0.118、0.124、0.131、0.152，表明接受“计量回归模型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的原假设。以上检验和回归结果表明采用SYS-GMM估计方法是有效的。

考虑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滞后效应，本文分别验证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当期、滞后一期、滞后二期和滞后三期影响。回归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当期制造业的贸易竞争力产生了负面影响，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环境规制强度，制造业的贸易竞争力就会降低0.0574个单位，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是，在滞后一期、滞后二期和滞后三期，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贸易竞争力都有积极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相应的增加0.0879、0.0539、0.7008个单位，且分别通过了1%、10%、1%的显著性检验。从回归结果来看，在滞后一期、滞后二期、滞后三期，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贸易竞争力都产生积极的影响;控制变量企业规模、资本密集度和劳动生产率对制造业贸易竞争力均有正向影响，与预期结果一致。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简单促进或阻碍，随时间的发展而变化。环境规制在当期对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产生负向影响，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抑制了当期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提升。在滞后一期、滞后二期和滞后三期，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贸易竞争力有积极影响，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利于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提升，在滞后三期时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贸易竞争力促进作用更大。另外，企业规模、资本密集度和劳动生产率等均对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对策建议

1.提高环境规制水平

滞后期的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正向影响的确存在。如果政府部门的环境政策力度与形式适当，可以实现环境保护与制造业贸易竞争力提升的双赢局面。因此，应适当提高环境规制水平，不仅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而且符合绿色消费的需求，促使制造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转变，提升制造业的贸易竞争力。

2.给与创新研发资金和政策支持

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需要资金与政策支持。政府应鼓励企业进行物质资本的积累，鼓励企业提高生产率并实现规模生产，鼓励企业积极从事研发和创新，將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同时，政府应在企业的创新研发上给与更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将资本、市场和生产效率等因素对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正向效应发挥到最大。

3.完善环境规制管理体系

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需要完善的管理体制加以支持。中国建立的环境规制制度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但环境规制管理体系仍然存在诸多不足，部分环境规制措施一定程度上以单一提升产业成本为代价，缺乏有效的管理和引导，可以在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健全和完善环境规制管理体系，丰富环境规制监管手段，加强市场机制在环境规制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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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卢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