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加莉

摘要：戴叔伦是大历年间江南地方官诗人的代表之一，其涉佛诗创作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是大历时代崇佛风尚和个人主体选择交相融合的结果。其涉佛诗思想内涵丰富，或借游栖佛寺之地感悟人生，或于寻赠僧友之际参悟禅理，或追忆往昔之事消散忧愁，或描摹山水之景寄托禅心。戴叔伦涉佛诗不仅带有大历时期诗人共有的创作特色，同时体现出个人创作的独特风貌，在研究唐代佛教思想、诗歌流变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关键词：戴叔伦;涉佛诗;思想渊源;诗歌内涵;人生追求

戴叔伦一生历经盛唐到中唐的时代巨变，“现存诗歌多作于宝应至贞元初期”，此时正值安史之乱结束后的特殊时期，其诗歌创作体现了大历时代独有的特色风貌。以蒋寅先生的《戴叔伦诗集校注》为文本，除去伪作59首，确定为戴叔伦所作“编年部分”140首（除去列入其中又考证疑似为崔法曹所作的《江馆会别》一首）、“不编年部分”48首（除去列入其中的《转应词》一首），“备考部分”54首，共统计出戴叔伦诗歌242首。其中诗题或内容直接涉及佛教的有34首，约占诗集总数的百分之十四，可见涉佛诗在戴叔伦诗歌创作中的比重，这其中有大历时代社会风气的影响，同时也与戴叔伦自身的佛教信仰不无关系。本文仅就戴叔伦诗歌中直接点出佛寺、僧侣等与佛教相关的诗歌为研究对象，不涉及从艺术创作、审美意识层面侧面阐释佛理、表现禅境类的诗歌。

一、涉佛诗的思想渊源

戴叔伦是大历时期的代表诗人，他的涉佛诗创作正体现了这个时代士大夫群体的宗教信仰状况。任继愈先生在《任继愈禅学论集》中提到：隋唐时期，儒释道三教并存，其中佛教对社会影响最大。佛教在唐代的兴盛有其政治原因，它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下加大了对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唐代的士大夫与佛教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这不仅反映在生活方式上，于文学创作中也均有体现安史之乱后，政治动荡、时局不安，很长一段时间内“宦官专政，藩政跋扈”，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政治，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了佛教，希冀从佛禅的精神世界中获得慰藉。与此同时，佛教本土化程度逐渐加深，与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融合，它的理论思想越来越适应统治者的需要，上到皇帝，下到普通民众，都深受佛教思想的熏陶。在接近“佞佛”的中唐时期，“几乎找不到一个对佛教一无所知的士大夫”。時局的动荡不安、崇佛的宗教信仰、谈禅论佛的社会风气，身于其中的戴叔伦自然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诗歌中不免涉及对佛教的论述。

戴叔伦诗歌中表现的佛教思想不仅是大历时代的共性，也与他的家世家风、生平经历不无关系。叔伦身在崇尚隐逸之风的家族，远祖戴安道即以“隐士”著称，至“祖父戴修誉、父亲戴奋用都毕生隐居不仕”。作为精研儒典的士大夫，放弃了儒家崇尚的积极人世思想，真正实现了隐居高蹈的生活，这与其家族的思想信仰有关。佛教讲究心性淡薄、与物无累，隐居山林、远离官场是俗世中人追求佛教清净世界的解脱方式。戴叔伦在诗歌中反复表达对祖上隐居不仕的追慕之情，并将其作为一生的精神追求，终于在晚年实现了短暂的隐居生活。叔伦青年时代从学于萧颖士，萧颖士一身汲汲官场、为君为民，但在儒家信仰外，也有佛、道思想的影子，他在《赠韦司业书》中即提到“评古贤，论释典”之事，可见在研读儒家经典外，也不忘谈论佛典禅理。老师儒释道三家并存的思想对作为门生的叔伦自然也有或多或少潜在的影响。

除了时代环境、家族家风的潜在熏陶，戴叔伦的涉佛诗也表现了个人生活经历对佛禅世界的主动亲近。大历时代佛教的兴盛、幼年时期崇佛的家风使戴叔伦从多方面接触到佛教思想。虽然身未皈依佛门，但是早已心倾佛家，在转徙流离途中，每每于佛寺寄居、览招提之景，常与僧人交游唱和，诗中始终透露出归隐之心，樊良枢赞其诗歌日：“结阴寄禅，此真与道沉浮着也。”

二、涉佛诗的诗歌内涵

戴叔伦共有34首涉及佛教的诗歌，诗中多次提到佛寺、僧友，提及的佛刹有荐福寺、横山寺、灵严寺、道林寺、灵台寺、城西寺、招隐寺、东林寺、头陀寺、麓山寺、查溪兰若;交往的僧侣有怀素上人、少微上人、逸禅师、藏真上人、楚僧方外、处上人、道虔上人、嵩律师、行脚僧;会赠的官友有万评事、张秀才、王侍御、尹秀才、皇甫司马、虞沔州、崔法曹、秦征君、徐少府、秦系。其涉佛诗或借游栖佛寺之地感悟人生，或于寻赠僧友之际参悟禅理，或追忆往昔之事消散忧愁，或描摹山水之景寄托禅心。其涉佛诗从内容上主要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寺院暂楱悟人生，庙宇闻钟醒吾身

天宝后战乱频繁，诗人大都与佛寺僧舍联系越来越密切，“或于寺院暂栖，或借读于僧舍，或游历观览招提兰若”，戴叔伦涉佛诗中即有多首直接描写于佛寺棲身的所见所感。叔伦一生辗转多地为官，在流离转徙途中数次寄居佛寺，这片清静之地不仅给他提供了暂时栖身的场所，也由此获得了种种人生体悟。游览、棲居佛寺，所见皆佛家之物，所闻乃磬磬钟声，此情此景不免生发对佛界的无限向往。荐福寺、招隐寺、横山寺、灵严寺、道林寺都是诗人曾游历、暂居过的地方，作于早年时期的《越溪村居》即是诗人由京口至鄱阳避难途中于荐福寺所作，“年来桡客寄禅扉，多话贫居在翠微”深切表达了于乱世中对佛教清净之境的无限向往。诗人游览多个佛寺圣地，于不同时地体验了不同的人生感悟，任湖南转运留后时游历道林寺，生发出“及此烟霞暮，相看复欲归”的无奈之叹;隐居南昌时观览清溪兰若寄托了“远对白云幽隐在，年年不离旧杉松”的归隐之志;因遭谗被冤被召抚州，于途中椟身佛寺，在夜雨、晓灯下与楚僧共话，参悟到“俗虑比虚空”的佛思禅理。此外，诗人巧入横山寺、投宿灵严寺，均在对空灵寂静之景的叙述中深化了淡泊归隐之思。

佛寺是僧侣聚集、宣扬佛义、阐释佛理的特定场所，身近此地的一草一木，心理上自然更易参得禅宗奥义、进入招提之境。除此之外，寺庙的钟声在古典诗歌中也具有特殊的发人深省的含义。杜甫长安求官无望时夜宿龙门寺即发出“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醒”的感慨，希望能从寺庙钟声中参透人生奥义，从而寄寓心理安慰。戴叔伦《听霜钟》一诗亦为闻钟参禅之作：

渺渺寒霜、悠悠长夜，远处传来寥寥钟声，断断续续、似有似无、微若青烟，细听之下余音回荡、久久不散、萦绕千峰，诗人此时夜宿山寺，在万籁俱寂之境闻得此音，不免思绪重重，于钟声的洗礼下感悟禅理、进入佛境。钟音绕梁，似在有无之间，人生沉浮亦不过如此，都是过眼云烟，诗人于寺庙钟声中获得了别样的人生感悟。

（二）佛寺别友话情深，方外寻僧参禅理

大历时期社会动乱，朋党倾轧，百姓颠沛流离，下层地方官命运朝夕难测，朋友之间会聚不定，别友赠诗已成常态。据蒋寅先生《戴叔伦年谱简编》，戴叔伦一生足迹遍布江南各地，官场上遭遇起起落落，从入刘晏幕府到任两南盐运使、被贬东阳令，再到抚州刺史期间谗冤被谤，一生历经宦海浮沉，常与官友赠诗话别，流露深深真情。诗中涉及的官友有万评事、尹秀才、秦系、崔法曹、徐少府等，赠诗别友的地点又多于佛刹古寺，佛门之地或许更能激发诗人对官场沉浮的感慨。赠别友人如：“何事灵台客，狂歌独不知”，赞扬万评事心向佛门、志怀高远;“飘蓬惊鸟那自定，强欲相留云树间”，抒发对尹秀才前途未h的担忧牵挂;“不肯低头受羁束，远师溪上拂缨尘”，表达对秦系抛却俗世、皈依东林的欣羡赞赏。时光流转，从过去送友人他行到而今友人送己，叔伦终于辞别官友、隐居南昌，《抚州处士胡泛见送北迥两馆至南昌县界查溪兰若别》云：“挥袂千里远，悲伤去住心。”贞元二年，诗人将多年隐居之意化为现实之行，此番隐逸之举是失望至极的无奈抉择，对过去的官场生涯已了无牵挂，只是与君情谊共长存。又如《江乡故人偶集客舍》一诗为诗人羁旅途中与友人偶遇所记，秋高月满，已是深夜时分，诗人与友人夜话往昔，“还作江南会，翻疑梦里逢”写出了诗人的无奈，世事无常，经历了重重的别离后诗人而今竞不敢相信此时的再会是真实场景，似梦非梦的现实让诗人怅然若失，想要在这长夜共饮一杯，只怕晓钟催人，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此时相聚的珍重和即将离别的不舍。

除了与官场友人的交往外，叔伦也与僧侣保持密切往来，怀素上人、少微上人、藏真上人、处上人、道虔上人、嵩律师、行脚僧等都是其交往的对象。《送少微上人人蜀》、《送嵩律师头陀寺》、《送道虔上人游方》、《赠行脚僧》等诗均在歌颂上人修行学问中流露出个人对鹤林的向往，贯注着浓浓的同去之怀和不舍之情。同时，诗人对佛教的信仰始终存在，常于山间野寺寻僧问禅，长夜共话，如《题武当逸禅师兰若》：“经山涉水向何处，羞见竹林禅定人。”此诗为奉天返江西寻僧途中所作，诗人因被官场名利所累而自感羞于面对超脱俗世的逸禅大师，側面展现了对佛门可望而不可得的心理。此外，《与虞沔州谒藏真上人》、《登高迥醉中乘月与崔法曹寻楚僧方外各赋一绝》、《新年第二夜答处上人宿玉芝观见寄》等诗均为寻僧以参佛义、味禅境之作。

（三）竹林深深散愁尘，精舍幽幽寄心隐

戴叔伦常在涉佛诗中铺叙为官生涯的坎坷经历，字字句句凝结诗人一生的悲欢离合，侧面表现了对佛教的向往。他诗歌中的佛教思想贯穿始终，《抚州对事后送外生宋垓归饶州觐侍呈上姊夫》一诗作于贞元三年隐居南昌时，此时诗人年近花甲，早已摆脱名利束缚、回归自然本心，诗歌叙述了自安史之乱、永王磷兵乱爆发后为避难而背井离乡的不幸经历，“京口附商客，海门正狂风。”自京口出发，忽发狂风巨浪，诗人忧心不已，幸而守得云开，“云开方见日，潮尽炉峯出”，船至湖中，远处忽现香炉峰。自然界的风浪象征着战乱的爆发，云散日出则预示着内心的平静，“香炉峰”上寺庵林立，诗人在远观佛教名山中消散满腹愁绪。“石壁转棠阴，鄱阳寄茅室”，抵达鄱阳后，又于寺院楱身，诗人与佛寺的联系始终紧密，不仅在此安身，也于此清净之地获得了心理上的慰藉。

叔伦诗中还有大量涉及对佛寺周边竹林山水的描摹，善于在寂静清幽的山林景致中寄托向禅之心。如《游清溪兰若》即以细腻的物色描写勾勒寺边幽景，其明净淡泊之意、镜花水月之境，与叔伦论诗所倡的“蓝田日暖、良玉生烟”的诗家之景相切合，体现了恬淡无争、自然洒脱的禅宗风格

西看叠嶂几千重，秀色孤标此一拳。丹灶久同荒宿草，碧潭深处有潜龙。灵仙已去空崴室，到客唯闻古寺钟。远对白云幽隐在，年年不离旧杉松。

此诗为诗人辞官归隐南昌时所作，其所摹之景清幽纯粹、所抒之情闲适隐逸。此外，诗人笔下还有“空门寂寂澹吾身，溪雨微微洗客尘”的竹林精舍，“露涵松翠湿，风涝浪花浮”的横山寺，“偃腹虚簷外，林空鸟恣啼”的灵严寺，“野鸟啼还歇，林花堕不飞”的棲鹤寺，诗人对景物描写信手拈来，均以清新自然的诗笔勾勒出竹林山水的清幽风景，在清净之境中晕染恬退之心。

三、戴叔伦涉佛诗的独特性

戴叔伦作为大历贞元年间的代表诗人，其涉佛诗创作不仅具有大历时代赋予的共同特征，同时也体现了个人创作的独特性。其涉佛诗多为游棲佛寺、寻僧赠友之作，集中于个人生活的描写;诗歌思想复杂，融合了儒释道三家，人世与修道的矛盾始终贯穿整个创作过程。作为大历贞元时期的代表诗人，戴叔伦诗歌集中于个人生活的描写，较少对国家时事的关注，其涉佛诗则单纯表达个人对佛教的信仰和闲适隐逸生活的向往。大历诗人倾向于“以生疏、冷漠的眼光与心态对待社会”。此时诗人的关注点相比盛唐时期发生了转变，诗歌中较少涉及对国家命运的感慨，而是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了对个人生活的描写，同时增强了诗歌中表现的隐退恬淡之心。杜甫作为深受儒释道思想影响的伟大诗人，诗歌中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怀，这在其涉佛诗中也有深切体现。禅诗《山寺》（野寺根石壁）实则表达了对时事的讽刺，“借游寺而讽喻章彝心不在王室”，这与戴叔伦涉佛诗纯粹表达对清净佛法世界的向往大有不同。此外，杜甫登慈恩寺塔表达对时局的感慨：“迥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于始兴寺诵出对妻儿的担忧：“妻儿待米且归去，他日杖藜来细听”都是不同于戴叔伦涉佛诗的表现。

作为传统的士大夫阶级，戴叔伦在宗教信仰、诗歌思想上都与皈依佛门的诗僧的纯粹性有很大差异。佛家倡导“佛法只是平常心，心无造作”，而对于“时宦时隐”的中唐士大夫来说，儒释道思想的复杂性使得他们始终在仕与隐问摇摆不定，身体上践行儒家的“出世”理念，身在官场为君为民，心理上则表现出对佛教超现实世界的无限向往。不同于皎然、寒山等中唐诗僧，戴叔伦涉佛诗除了表达对佛教宁静淡泊生活的企慕外，也曾在诗中明确表达出为官与隐逸问的矛盾，《游道林寺》：“及此堙霞暮，相看复欲归。”此诗作于湖南转运留后期间，诗人在游道林寺时内心获得片刻宁静，但夜幕降临时仍不忘返回现实世界，惠康野叟评其曰：“不能脱俗累者”。又如《题横山寺》中的“自缘归思促，不得更留迟”，也直接表达出诗人自始至终免不了俗世的羁绊。

蒋寅先生在《大历诗风》中将戴叔伦、刘长卿等人归为江南地方官诗人，他們由于长期辗转为官，有着丰富的人生体验，诗歌创作体现着该群体的共同创作风尚。但同为大历时期的江南地方官诗人，戴叔伦涉佛诗在归隐的态度上也表现出与刘长卿、韦应物等人的不同。赵红爱作者在《论戴叔伦的仕隐与诗歌》一文中认为刘长卿、韦应物等大历诗人多将隐逸作为逃避现实的借口，一旦真正实现归隐山林，落寞无助自然会多过自由欣喜，但戴叔伦则与众不同，除了在任期间常常于诗歌中抒发归隐之思，在晚年更是先后隐居于南昌近郊、润州金坛，贞元五年又上表请为道士，可谓身体力行的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隐”。戴叔伦34首涉佛诗除了上述《游道林寺》、《题横山寺》两首体现了仕与隐问的矛盾，其他都是真诚、纯粹地表达对佛法世界、隐逸生活的向往。

以上从大历诗风的共同特征、中唐诗僧的纯粹思想、地方官诗人的不同特色三个维度比较了了戴叔伦涉佛诗创作，可知其独特性集中体现在对个人生活的关注、贯穿入世与修道的矛盾、对归隐持有真诚的态度三个方面。

四、涉佛诗体现的人生追求

戴叔伦作为大历贞元年问的代表诗人，其涉佛诗创作体现了不同阶段人生追求的变化。蒋寅先生认为大历诗人消解了仕与隐之间的矛盾，将“吏隐”作为人生追求，这与禅宗的修行方式有相同之处。禅宗更注重心灵上的信仰，身体行为上则不受传统佛教戒律的束缚，大历诗人大都吸收了禅宗思想，虽身在官场却始终保持对佛教的虔诚和向往，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受儒释道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在人生追求上的矛盾心理。作为大历时期的代表诗人，戴叔伦一生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寺庙僧院给他提供了一片清静之地，在此可以获得短暂的世俗解脱。叔伦一生即在处于“吏隐”的状态，他将毕生心血赋予官场，在任期间政绩卓异、深得民心，但其诗中又常常流露出归隐之思，每每经过佛刹古寺总能勾起心中潜存的信仰，从而触发人生感怀。

据蒋寅先生《戴叔伦年谱简编》可知，诗人一生历经宦海沉浮，多次调任为官，早年由于出色的政治才能被刘晏、李皋赏识推荐为官，后又因政绩卓异受德宗褒奖，与此同时，也经历了人生的“三落”：刘晏罢相改任京师诸卫，刘晏被贬调任东阳令，遭谗被冤被召抚州办对，三次贬官谗冤的经历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打击。经历了大起大落，儒家的“人世”思想促使他一生为官为民，佛教的“出世”思想又使得他在官期间不时萌发解甲归田的想法，终于在晚年实现了隐退田园的理想，786年秋至788年秋近三年时间隐居于南昌近郊、润州金坛。理想与现实的差异、入世与修道的矛盾、人生得意与遭遇低谷的落差促使他不断自我反思。坎坷的仕官经历与佛教的长期滋养又使得他对“出世”由向往到矛盾进而最终实现，人生选择也经历了从半生的“吏隐”到晚年的身心俱隐。创作生态的变化、儒释道思想的此消彼长也反映在其不同时期的诗歌创作中。早年避地饶州时所作《越溪村居》就表达了对佛禅寺庙的关注;任湖南转运留后期间作涉佛诗6首，虽然此时身在官场但心中早已萌生归思，常于羁旅途中棲身寺院、调任期间寻赠僧友，与佛教的关系愈加紧密;兴元元年至贞元四年这五年时间作涉佛诗15首，在确定编年的23首涉佛诗中占有一半以上，可谓创作的高峰期;隐居南昌近郊、润州金坛两年问又作了近十首涉佛诗，诗中反复表达“卧向白云情未尽。任他黄鸟醉芳春”的闲适之情，这与其晚年佛道思想的加深有关，佛、道二家均主张自然清静，摆脱名利束缚。叔伦一生对佛教的信仰态度处在不断变化中，早期将佛教的“四大皆空”作为消解现实苦恼的良药，在俗世生活中面临挫折时企求在此获得心理上的解脱：到了晚年则从身体、心理上真正践行了“出世”思想，实现了潜心归隐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