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新

摘要：1959年1月，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代表的革命者推翻了巴蒂斯塔反动政权，建立了革命的联合政权。古巴革命政权性质，经过了一个由民族民主革命社会逐渐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毛泽东以“中间地带”论断为视域，以战略眼光和世界眼光认识和肯定古巴革命及古巴革命政权性质推进的世界意义，坚决支持、鼓励和宣传古巴革命，对古巴革命政权性质的推进有一个符合实际的认识演变过程。这个过程是科学的、伟大的，是毛泽东“中间地带”论断外交路线和实践的战略性胜利，是历史上一件不可忽视的大事件，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

关键词：毛泽东;中间地带;古巴革命;社会性质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91（2020）06-046-011

1959年1月，古巴社会剧变，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代表的革命者推翻了巴蒂斯塔反动政权，建立了革命的联合政权。这是当时世界上一件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古巴人民反对巴蒂斯塔反动政权和殖民主义的革命成功时，世界已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东风”力量日趋发展。以“中间地带”论断以及两大阵营对立的世界局势为视域，毛泽东以战略眼光和世界眼光在古巴革命前就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原则。他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原则首先是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其次是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北欧的一部分国家建立关系，再次是对西方主要国家，现在主要是和他们斗争，不忙于建交。他强调，新中国必须加强同亚、非、拉第一中间地带等被压迫的广大经济社会落后国家的团结和合作，支持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政策。[1]（P212）为此，对以卡斯特罗为代表的革命者的胜利、美国“后院”起火，给予极大的关注，表示坚决支持。

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代表的革命者建立的古巴新政权的社会性质，是一个由民族民主革命性质政权逐渐推进为社会主义性质政权的过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以卡斯特罗为代表的革命者建立的新政权的性质及推进社会性质演变的认识，也有个符合实际的相应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是科学的，尊重历史的，是毛泽东“中间地带”论断外交路线和实践的战略性成果，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件不可忽视的大事件，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对此，应该给予重视，进行全面、广泛、深入地研究。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美国与苏联冷战对峙局面的形成、加剧，国际政治格局剧烈变动，日趋复杂化。世界上许多国家谈论着美国的反苏战争准备，普遍认为“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怎样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苏对抗、复杂国际形势，成为一个必须尽快解决的历史性课题。对此，毛泽东以伟大战略家的独特政治视角和世界眼光，提出了看法，很好地解决了这一历史性课题。

1946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2]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著名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中间地带”论断。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论断时，世界上还没有形成社会主义阵营，对立的是社会主义苏联与美帝国主义，中国当时属于“中间地带”国家。当时毛泽东提出的“中间地带”论断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论断紧密相连，构成了相当长一段时期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毛泽东“中间地带”论断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国际斗争中有了更明确的独立主张以及更加鲜明的主体意识。对中间地带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国家人民反帝、反殖民、反封建斗争给予特别关注，寄予希望。这对以后认识古巴革命、古巴革命后社会性质推进奠定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明确向世界宣布“一边倒”外交政策，中国已不属于“中间地带”国家，世界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冷战，国际形势发生了复杂重大变化。为此，毛泽东审时度势，丰富和发展了“中间地带”论断，明确提出“两个阵营”和“两个中间地带”论断，并且以世界大政治家的睿智提出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战略重点放在“美国的后院”的构想。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谈到：美国反共，是把它当作个题目来做文章，目的是首先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段，占领处在中间地带的广大国家。“美国在北美洲处在这个中间地段的那一边，苏联和中国处在这一边。”[3]（P158-160）在这个谈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不属于“中间地带”国家，中国与社会主义苏联处在一边，是社会主义阵营一员。

1957年11月，毛泽东进一步阐释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个资本主义阵营，当中还有一个中间地带。帝国主义阵营中间，德、意现在不想打仗，英、美、法不合作。中间地带有十三亿人口，两个阵营都在争夺。现在看起来，他们大多数是倾向我们的。[1]（P249）继而，毛泽东指出“全世界有二十七亿人口，二十三亿就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世界的主力，”[1]（P572-573）强调要争夺“中间地带”的亚、非、拉力量。1958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武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结合历史与现实指出，“一九四六年我们就说，美国是抢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中间地带。那时候，中国还是中间地带，我们的革命还没有胜利。现在形势很好。中间地带，包括欧洲的英、法、德、意，整个亚洲，整个非洲。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方。”[1]（P556）

毛泽东以战略眼光和世界眼光判断世界形成“两个阵营”后，又与时俱进提出“两个中间地带”论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战略重点放在“第一中间地带国家”即美国的后方亚、非、拉国家，寄希望于美国的邻近国家“起火”。1956年10月，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时讲到中间地带的重要性问题，他说：“在这个地区的一边是社会主义阵营，另一边是美国。中间地带从英国一直到拉丁美洲。这个地带有最多的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个地带包括三种性质的国家。第一类是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第二类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有的已经取得民族解放，有的正在争取民族解放，像你们就属于第二类国家;第三类是在欧洲的不拥有殖民地的自由国家。这些中间地带的国家，两边都怕”，“在这些中间地带国家之间存在著一些内部纠纷”[1]（P13）。应该重视这些矛盾。

1958年7月31日，毛泽东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时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三个主义，一是社会主义，一是民族主义，一是帝国主义。现在帝国主义同民族主义打仗”，“在保卫和平的口号下，在亚、非、拉美三洲到处酝酿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到处都是干柴”[1]（P390）。同年8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阐释“三个主义”论断。他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三个主义：我们叫社会主义，纳赛尔、尼赫鲁、苏加诺这些人叫民族主义或者叫中立主义，还有一个帝国主义。后面这两个都叫资本主义，但是资本主义分裂为两派，一派是民族主义，一派是压迫别的民族的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中间这一派民族主义，本来是帝国主义的后方，但因为它又反帝，就转化为我们无产阶级的后方，社会主义的后方。[1]（P411）同年9月2日，毛泽东会见巴西记者时继续阐释说，民族主义国家的中立，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我们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已经独立的国家看成朋友，把还没有独立、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也看成朋友。我们支持它们。”“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都曾经是或者仍然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和仓库。现在后方造反了，许多国家已经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的共同历史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发展民族文化”，“目前国际局势很好。”“西方世界的太阳是傍晚的没落的太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太阳是早晨的上升的太阳。”[1]（P431-433）强调二十三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是世界的主力”[1]（P572-573）。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国家有三类，在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同共产主义比较接近，帝国主义现在主要是在向民族主义进攻的论断相当重要。这个论断是对世界大格局的独到认识，发展和丰富了“中间地带”论断，预示着“两个中间地带”论断将要产生。

1962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时将中间地带国家划分为四种类别，即殖民地国家，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垄断资本的国家，真正取得了独立的国家，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然是附属国的国家等。[3]（P486-487）1963年，毛泽东又将四类中间地带国家明确划分为“亚非拉中间地带”国家和“欧洲中间地带”国家“两个中间地带”国家。1964年，他进一步指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强调将战略重点放在亚、非、拉中间地带国家即“美国的后院”，特别是美国的邻近后院。[13]（P506-509）由此，毛泽东“两个中间地带”论断明确提了出来，“中间地带”论断又有了丰富和发展。这个思想发展脉络清晰，是深刻认识世界局势及亚、非、拉国家的重要性的產物。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思想家，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的伟大道路上，总是能根据新的实践不断创新理论、发展思想，不断为实践提供新的指导思想，用不断创新的理论指导不断发展的实践。20世纪60年代，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逐渐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此时，毛泽东以世界革命眼光，提出“两个中间地带”论断，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摆脱两面受敌，寻找新的战略发展空间有极重要的指导意义。毛泽东“两个中间地带”论断，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强加给他国，主张世界各国人民要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应该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策略，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策，反对霸权主义。这是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策略，是认识古巴革命及政权性质推进的着眼点。

由上述可知，毛泽东“中间地带”论断，为中国外交工作确定了战略目标。一是中国必须加强同亚、非、拉等被压迫的广大经济落后国家的团结和合作，支持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二是中国必须继续坚持和加强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任何大国的控制，捍卫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三是必须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继续改善和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赢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国际环境。这一时期，中国除把希望寄托在第一中间地带国家、加强同第一中间地带国家的联系和合作外，当然也重视同第二中间地带国家的联系与合作。这就是毛泽东以“中间地带”论断为视域认识古巴革命和政权性质推进的独到的战略眼光和世界眼光。

二

1959年1月，拉丁美洲的古巴社会剧变，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革命者推翻了巴蒂斯塔反动政权，在圣地亚哥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由于这个政府不批准革命者拟制的法律。1959年2月，革命力量迫使乌鲁亚蒂政府辞职，推举多尔蒂科斯任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担任革命政府总理。革命政府主要是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7·26运动”所领导的革命力量为中心的联合政权，古巴新政权实施了社会和经济的重大变革。革命联合政府一成立就立即宣布解散旧议会和特别法庭，取缔反对革命政府的政党，废除一切旧法令法规，没收反动分子的财产，改组旧军队、建立革命武装部队，清除新政府和其他机构中的巴蒂斯塔分子，逐步建立新的革命秩序，扩大社会民主。随即，临时政府颁布了以1940年宪法为基础的国家大法，着手改造旧的经济制度，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实行土地改革、城市改革和发展工业的政纲，宣布把美国公司和当地大、中资产阶级的财产收归国有。对外执行反对帝国主义、维护国家独立的政策。这些变革遭到敌对势力的各种反对。1961年4月16日，古巴人民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击退了受美帝国主义支持的雇佣军的进攻，卡斯特罗在数万人民群众集会上宣布，古巴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这标志着古巴革命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同年，“7·26运动”与人民社会党、“3·13革命指导委员会”合并为古巴革命统一组织（1965年革命统一组织改名为古巴共产党）。这表明古巴革命政权开始有了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

对于当时古巴革命政权的性质，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以“中间地带”论断为视域，分析后认为，非洲、拉丁美洲现实的革命运动，只应该是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虽然古巴事件是当今世界一个重大事件，不过以卡斯特罗为首的革命者建立的古巴革命政权，现在应属于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争取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民族民主革命政权，尚不属于社会主义性质政权。

1959年1月21日，毛泽东会见墨西哥前总统、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卡德纳斯，谈到古巴革命胜利时说，“我们对拉丁美洲很感兴趣，拉丁美洲人口多，经济水平和我们接近。”古巴“新政府对美国态度很坚决。我们认为古巴事件是当前一个重大事件，亚洲人应该支持他们反抗美国”，我们人民要互相支持。[1]（P573-574）同年1月27日毛泽东会见格罗提渥总理时指出，世界发生了几件大事，“整个非洲、拉丁美洲是很有希望的，应该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并提。它们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后方造反了，帝国主义就孤立了”，“古巴革命和刚果反殖民统治的斗争，美国很紧张，艾森豪威尔惊慌不安。”[1]（P579）2月27日，毛泽东会见非洲喀麦隆等四国代表团时再次指出，非洲人民团结起来作斗争，这是很大的事业。“整个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跟着帝国主义走的人，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在非洲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要犯错误。目前非洲这种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般说来，整个非洲的斗争还是长期的。”[1]（P594）毛泽东此段话，看起来是在讲非洲国家，实际上也是在讲拉丁美洲，在讲古巴革命政权性质。

1959年9月28日至10月10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会见应邀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和国成立十周年活动的世界八十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团，并和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及外宾一起，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进行交谈。[4]（P184-200）很显然，这时中共领导人没有把古巴视为社会主义国家。10月5日，毛泽东会见巴西、阿根廷、古巴等十七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毛泽东说，你们来是对我们党的支持，感谢你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开辟道路”，“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开辟道路，必须有领导权，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毛泽东还说，世界革命形势，“全体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各国的党都需要和平，再过十五年和平时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可能超过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世界的前途属于人民，不属于资产阶级。”[4]（P184-200）毛泽东这样讲话，实际上是说在当今世界局势下，古巴革命政权无论从理论准备、思想准备，还是从组织准备看尚需推进，希望古巴领导人推进古巴社会性质演变。

1960年5月30日，毛泽东致信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明确说：“古巴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赞扬和尊敬。” “中国人民和我本人，一直非常关心你所领导的古巴人民革命斗争。”[4]（P406）同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关于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两点建议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明确说“社会主义阵营十二国”，没有把古巴包括在社会主义阵营内。[5]9月23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听取邓小平汇报中苏两党会谈情况时，毛泽东指出：“布加勒斯特会议对我们是一次突然袭击，他们是事先作了安排的，做成了圈套。他们散发了一个谴责中国党的通知书，除了散发给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以外，还分别给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看或念给他们听。”[4]（P452-453）11月19日，毛泽东会见格瓦拉率领的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再次指出“你们影响了拉丁美洲，甚至亚洲、非洲。你们在相当时间内社会改革不要进行得很急，这样做恐怕对争取拉丁美洲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更有利。”[4]（P481）非常明确，1960年，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坚持认为，古巴革命政权还不属于社会主义性质。

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巴西共产党代表团等，说到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团结时，他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阵营十二个国家党的团结，还有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即八十一个党的团结。”[4]（P531）显然，世界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包括古巴。同年7月25日，毛泽东应古巴《革命报》要求，祝贺古巴人民“七二六”武装起义八周年。毛泽东指出，“古巴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并且大大地鼓舞了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6]（P6）同年8月16日，毛泽东会见加納总统恩克鲁玛，恩克鲁玛说加纳要同社会主义阵营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毛泽东说，有两个方面，一是同西方，一是同社会主义阵营和其他国家。“要像古巴那样使经济为自己服务，就会有宽广的活动范围，逐步减少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开辟贸易途径。”[6]（P8）9月28日，毛泽东会见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毛泽东指出，“我们是兄弟国家，是好朋友。”[6]（P31-34）10月2日，毛泽东再次会见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指出“三种力量代表一个方面。反动势力代表美国，革命力量反映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革命力量的利益，中间力量反映中立国家利益。”[6]（P31-34）非常明确，1961年，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还是认为，古巴革命政权还不属于社会主义性质。

1962年1月3日，毛泽东同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谈话时指出：“古巴革命的性质，我认为，古巴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和反对巴蒂斯塔集团、买办资本、封建主义的斗争。今后它走哪个方向还得看。它反帝、反封建是肯定、坚定的。”[3]（P488）此后，毛泽东多次会见古巴代表团，也没有说过古巴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同年5月15日，毛泽东在《关于不参加苏联东欧七国领导人会议的批语》中，也只说社会主义阵营有十二国，没有古巴。[7]

1961年4月，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国内群众大会上宣布古巴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以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表态认为古巴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原因有：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当时世界局势整体决定着非洲、拉丁美洲第一中间地带国家的革命，理论准备、思想准备、组织准备等尚需推进，只应属于争取民族民主独立革命，不属于也不应该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包括古巴革命。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古巴革命政权发展方向看来是社会主义，不过现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战略方针政策尚在推进，形势尚待继续观察。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事情明摆着，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很响、很亮、很香，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都有。亚、非、拉许多第一中间地带国家一闹独立、一革命，就把国家冠以“社会主义”名称，实际上并没有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掌权，影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声誉。所以，就中国共产党已经掌握的资料分析，还不可能凭卡斯特罗的声明作出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判断，为此，对古巴革命政权的性质的认定，仍处在观察发展的阶段。不过，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对古巴革命却是给予了极高评价，明确赞赏、支持、宣传，对卡斯特罗不断推进古巴革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高度注视，积极引导、鼓励。

1959年3月3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见拉丁美洲的古巴、智利、巴西等十五个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指出中国的事业是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你们的事业也是我们共同事业的一部分，你们每有一个胜利，我们就高兴。我们要团结成一体，全世界人民要大团结。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大部分。这三个洲的国家是西方世界的后方。这个后方现在已经不稳固了，革命斗争特别旺盛，蓬勃地开展起反帝斗争了，比较容易冲破帝国主义的统治。美国想统治世界，战线拉得很长，它又不能不顾到拉丁美洲这个后方。拉丁美洲和非洲一样处在反帝斗争的前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也有民族资产阶级，共产党如果搞得好，可以而且应当与他们结成同盟。[1]（P618-620）很明确，毛泽东是在表示支持、鼓励古巴革命。同年3月4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见美国共产党领导人杰克逊时指出，1958年1月至1959年2月，世界上发生了对美国不利的十件大事，1959年1月古巴革命胜利就是一件。“古巴革命是在美国身边放炸弹。不能把它看作只是古巴的事件或只是拉丁美洲的事件，这也是世界性的事件。”[8]5月15日，毛泽东会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十六国和地区代表团、智利政界人士时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友好的”，“整个拉丁美洲二十个国家，见了这些国家的人，我就高兴，我感到平等。还有非洲人也是一样。”[4]（P50-52）10月7日，毛泽东会见拉丁美洲十二个国家的客人，共七十七人。毛泽东又说，你们来参加我们这个国家庆祝纪念活动，对于我们是很大的支持。“中国人民在克服许多困难之后，才取得独立。所以，我看亚洲、非洲和你们拉丁美洲，与我们过去的地位大体上是相同的。现在你们正在发展你们的事业，发展民族独立的事业和民主的事业，我们向你们表示祝贺，祝贺你们的胜利。”[4]（P204）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充分肯定古巴革命的世界意义，鼓励古巴革命推进。

1960年，毛泽东多次会见古巴代表团以及亚、非、拉其他国家的各种代表团，多次谈到古巴革命的世界意义，号召世界人民支持、学习古巴人民。同年4月29日，毛泽东会见古巴人民社会党总书记罗加时说：“古巴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有世界意义的革命。你们在美国身边钉了一个钉子，援助了世界的革命，援助了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古巴人民不怕帝国主义，在这点上你们破除了迷信。我看了你们党的纲领草案，认真地看了一遍，使我了解了你们古巴的全貌。看了这个文件我很高兴。这个纲领不但对古巴有影响，而且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有影响。我很赞同你们的文件，是革命的文件。”在这次会见中，应罗加的要求，毛泽东还对纲领的一些具体内容发表了看法，强调“你们斟酌实际情况去处理”，要照顾你们的客观实际情况，不要照搬我们，并且鼓励、支持古巴领导人继续推进社会性质演变。[4]（P381-382）5月3日，毛泽东会见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十四国及地区的工会和妇女代表团，他指出，我们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斗争就是对我们的帮助。“过去是我们怕帝国主义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的时代。”美帝国主义有钱、有枪炮、有原子弹，我们比它穷，所以它欺负我们。“但是我们有民兵，古巴也有民兵，民兵比原子弹还厉害。”[4]（P386-387）5月7日，毛泽东会见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以及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和代表。毛泽东指出，“古巴人民原来是手无寸铁，而巴蒂斯塔政权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国那么大的国家支持它，又离得那么近，但是人民团结起来就把巴蒂斯塔赶跑了。这么个小国敢于在美国身旁搞革命，所以研究古巴的经验很有必要，古巴的革命有世界意义。”强调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学习古巴人民。[4]（P388-389）8至10日，毛泽东会见智利工人统一工会代表团、古巴军队总督察加尔维斯少校和夫人等十个国家代表团和人士时又指出，古巴的人民、拉丁美洲的人民，全世界的人民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我们要互相学习，互相交换经验，尤其古巴的经验。”[4]（P390-392）“古巴革命是有世界意义的，对整个拉丁美洲有很大的影响。我们非常高兴古巴这一次革命，问题是怎么样把你们这个革命巩固下来。你们要彻底革命，要抵抗帝国主义，就要依靠工人和农民这个最广大的群眾。”过去，我们对古巴的问题注意不够，今后要加大支持力度。会见古巴军队领导人时，毛泽东还答应给卡斯特罗写一封信，表示对古巴革命政府的支持。[4]（P390-392）5月30日，毛泽东致信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指出“古巴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赞扬和尊敬。”你们的斗争大大增强了世界人民、特别是拉丁美洲人民斗争的勇气和胜利信心。“在革命胜利以后，你们又英勇地抗击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进行着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繁荣民族经济所必需的土地改革和其他改革。”“中国人民和我本人，一直非常关心你所领导的古巴人民革命斗争。”[4]（P406）7月23日，毛泽东会见古巴工人联合会代表团，赞赏古巴离美国近，人口只有六百五十万，但敢于和美国斗争，而且掌握了政权。“这不仅对拉丁美洲，而且对全世界，特别是对亚洲、非洲有影响”，“古巴革命发展的道路，我们认为很好。”并应邀又给卡斯特罗写一封表示支持的信。[4]（P434-435）

1961年，毛泽东继续强调古巴革命的世界意义，坚持号召世界人民支持和向古巴人民学习，鼓励古巴人民坚持革命。1月至6月，毛泽东除参加庆祝古巴革命胜利两周年活动，还多次会见古巴来华访问的领导人和代表团，鼓励古巴领导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指出敢于与美帝国主义斗争很好，但是也要讲策略。[4]（P515-579）4月1日，毛泽东会见古巴青年代表团时说：“你们革命胜利，我们很高兴。你们政府的名字也取得很特别，叫作古巴革命政府，有?革命二字”。[4]（P515-579）鼓励古巴人民“革命”。这个“革命”二字，有把社会性质推进的含义。7月至12月，古巴领导人和代表团多次来中国访问，世界许多国家的代表团，也经常访问中国，毛泽东会见他们时，都指出古巴革命的世界意义。7月25日，应古巴《革命报》请求，致词古巴人民祝贺“七二六”古巴人民武装起义八周年，说：“古巴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并且大大地鼓舞了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将永远得到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6]（P6）9月28日至10月2日，毛泽东两次会见古巴总统多尔蒂克斯。说：“我们是兄弟国家，是好朋友。对于美国来说，古巴是一个意外，不是一个愉快的意外。你们的朋友很多，不孤立。”“世界在变化，现在非洲在变化，看来拉丁美洲也可能在起变化。”[6]（P31-34）

1962年，毛泽东继续强调古巴革命的世界意义，坚持号召世界人民支持和向古巴人民学习，表示永远支持古巴革命斗争，鼓励古巴人民不断推进革命。这一年，毛泽东还是多次会见古巴领导人以及古巴各种代表团。3月30日，毛泽东会见古巴军事代表团和古巴著名黑人歌唱家伊格西奥·维亚，指出：“第二个哈瓦那宣言是一个革命的宣言”，世界各国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6]（P96）9月7日，毛泽东会见古巴旅行团时说：“我们拥护古巴革命，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古巴，希望古巴在斗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相信古巴革命会取得胜。”拉丁美洲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前景，就是古巴革命的前景，中国革命的前景。随后，毛泽东会见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波多黎各、阿根廷等国代表团时，在介绍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经验后，指出：我们是在一条战线上的，“古巴经验也是如此。你们到中国来找经验，中国有些经验可以给你们参考，但是离你们最近的经验，那就是古巴的经验，你们应该研究他们的经验，就是研究他们怎样由曲折的道路走向胜利的。”[6]（P144-146）此后，许多亚非拉国家领导人和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毛泽东在会见他们时，都劝他们，中国革命和建设，有些经验可以供你们参考。世界发生了变化，“你们最好是学习古巴的经验，古巴离你们很近，古巴革命比较新，没有像中国革命经过二十多年”。[6]（P183-285）很明确，毛泽东这时不认为古巴革命已经推进到社会主义，但是却表示看好古巴革命前景。他关于学习古巴革命的谈话，概括讲了四个大问题。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坚决支持古巴革命，鼓励古巴人民推进革命;二是古巴革命是当时世界的重大事件，具有重要世界意义;三是要结合本国的实际，不能生搬硬套，生搬硬套是要吃亏的;四是学习基本经验。

三

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变化很快，国际力量在重新组合，有两种力量，一种是革命力量，是革命的工人阶级同革命人民的重新组合。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裂，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受到影响。一种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反革命联盟的重新组合。世界形势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处于这种国际形势，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國主义的威逼、封锁、制裁、颠覆下，在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声援、支持和鼓励下，古巴革命领导人和人民，经受住大风大浪包括加勒比海危机的考验，旗帜更鲜明，目标更明确，意志更坚定，将革命政权性质推进到了社会主义性质。这是一个伟大的推进，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给与了充分肯定，承认古巴革命政权确实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性质了。

1962年10月，苏美争霸世界加剧，围绕古巴革命政权，制造出加勒比海危机。为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连续发表社论、声明、文章，谴责美国对古巴的战争挑衅政策，严正声明坚决支持古巴政府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保卫古巴革命。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世界人民动员起来，支援古巴人民，粉碎美国战争挑衅》。10月3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保卫古巴革命》，再次表达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古巴人民的革命是从七支步枪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在他们的字典中就没有‘屈服这个词。古巴人民的革命经验证明：被压迫人民的觉醒和团结，是最伟大、最可靠的力量。决定历史命运的，是觉悟了的、敢于斗争和敢于胜利的、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而不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自以为了不起的任何武器。古巴人民既然能够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巩固了革命的成果，推进了革命的事业，也就一定能够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援下，依靠自己的英勇顽强的斗争，抵挡住任何袭击，保卫住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全世界的革命人民，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都站在古巴人民一边。在反对全世界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中，古巴人民是决不会孤立的。我们中国人民，对于面对着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古巴人民，怀着最崇高的敬意，表示最坚决的支持。中古人民是经得起任何严重考验的革命战友，不管在怎么样的惊涛骇浪中，我们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都永远同古巴人民站在一起，为保卫古巴的革命而斗争到底。”[9]从中国共产党已经解密的文献资料看，这篇社论是首次公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式承认古巴革命政权已经推进到社会主义性质。要注意“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巩固了革命的成果，推进了革命的事业，也就一定能够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援下，依靠自己的英勇顽强的斗争，抵挡住任何袭击，保卫住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句话的用词，准确概括了古巴革命政权性质推进的过程。此后，毛泽东在会见古巴领导人和各种代表团以及其他国家代表团时，一直坚持把古巴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即使是在中苏大论战中也如此。

1963年2月21日，毛泽东会见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他说：“古巴人民是好同志、好朋友、好人民，古巴党是好的党，古巴有好的领导者。”“古巴国家小，只有几百万人口，离美国又那么近，但是革命胜利了，还站住了，所以人们很注意。有些拉丁美洲的人来中国研究革命经验，我劝他们先去古巴，先去研究古巴的经验。”[6]（P194）4月26日，毛泽东会见朝鲜代表团谈到“会见了古巴同志”[6]（P212）。1964年9月30日至10月30日，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会见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庆祝活动的各国党政代表团。明确称这些党政代表中有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包括古巴。[6]（P413）在会见罗马尼亚代表团时，点名指出：经济互助委员会，索性扩大，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参加，包括中国、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组成一个平等、互助的经济互助委员会。[6]（P416）从1965年起，以后虽然古巴与中国在对待有些问题方面有分歧、有争论，不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我们很理解古巴的处境”[10]，仍然承认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历史，应当尊重。事物的发展不是无缘无故的，人的认识发展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1962年下半年认为古巴革命政权已经完成由民族民主革命政权推进到社会主义政权的进程，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基本依据是：一是古巴革命领导人卡斯托罗等“开头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在斗争实践中、“经过重大的事变”，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6]（183）他们确立了古巴革命政权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是由多党联合执政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推进到了由社会主义性质的“古巴革命统一组织”执政政权（后改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古巴共产党”）。“古巴革命统一组织”指导思想明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自己国家的实际相结合为原则，实行民主政治，群众基础牢固，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号召力。三是实行坚决的社会经济改革。消灭私有制，建立以国有为主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除在城镇继续完成私有制改造，还在农村实行第二次土地改革，坚决消灭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经济基础，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四是以民为本，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人民生活，给人民切实的实惠。实行医疗卫生、教育全免费等福利制度。这实际是古巴革命政权稳定社会和增强国内向心力、凝聚力的重要保障。五是为打破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经济制裁、封锁、禁运、破坏，创造国内良好的经济环境，拟加入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六是站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坚决与美帝国主义斗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颠覆、威胁、侵略政策;支持、支援世界各国特别是亚非拉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与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七即如卡斯特罗概括性指出的：古巴革命有两大支柱，一个是古巴共产党，一个是永远是党的最忠实、最守纪律、最听从指挥和最坚决的拥护者的革命武装。[11]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公开承认古巴革命政权已是社会主义性质政权，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了。由此可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1962年下半年承认古巴已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实践依据、理论依据，而不是偶然认识，随心所欲。

总的来说，毛泽东以“中间地带”论断为视域，以战略眼光观察国际局势，认为古巴革命是沿着“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革命的胜利，巩固革命的成果，推进革命的事业，到保卫社会主义政权”这条道路走过来的，即由民族民主革命政权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政权的，是正确的，完全符合实际。对古巴革命及其革命推进给以坚定支持、积极鼓励、广度宣传、高度评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决策，这个决策是正确的，是英明的。

中古社会主义兄弟般关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奠定的。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给予了充分肯定。2019年1月1日，古巴革命胜利6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致电，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熱烈祝贺。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60年来，在古巴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古巴政府和人民艰苦奋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伟大成就，中国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高度赞赏和祝贺。中古两党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取得丰硕成果，我们成为好朋友、好同志、好兄弟。我高度重视中古友好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关系继续阔步前行。”“古巴党和人民正致力于进一步更新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古巴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实现新发展。”“我愿同你一道努力，推动中古关系不断向前迈进。”[12]很清楚，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古巴的评价与毛泽东对古巴革命及古巴革命推进的评价，是一脉相承的。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三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93.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四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204.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92.

[8]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0.

[9] 保卫古巴革命[N].人民日报，196-10-31.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426.

[11] 毛湘麟.卡斯特罗称赞古巴军队是党的最忠实拥护者[N].国际先驱导报，2006-8-15.

[12] 就古巴革命胜利60周年习近平向古巴领导人致贺电[N].人民日报，2019-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