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钦方，陈瑛，颜洁花

（陕西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

0 引言

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主要以跨国企业为载体参与世界经济的运作。为更好地抢占国际市场及战略资源，避免国际上已频繁出现并逐渐加剧的贸易壁垒与冲突，提高本国经济的运作效率，各国吸引跨国企业直接投资的竞争愈加剧烈。当今世界，无论是作为OFDI 的投资国还是吸收国，发达国家（地区）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美国作为全球最大和最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其OFDI 的区位分布对世界整体投资格局有重大影响。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数据显示，2017 年，美国OFDI 存量达60 133.35 亿美元，占全球OFDI 总额的19.5%，其中，美国对欧洲的投资额最高（59%），远超对拉美地区（17%）、亚太地区（16%）和北美地区（6%）的投资额，而对非洲和中东两个地区的投资额占比均仅为2%。基于此，本文旨在探讨美国OFDI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OFDI 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与地理、政治和文化密切相关，良好的投资环境能够为东道国吸引外资提供拉力。文化作为投资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作用于OFDI 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模式［1］，亦通过塑造富有东道国特色的人文环境，对跨国企业在当地的经营产生深远影响。

在探讨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CD）与OFDI区位选择关系时，受Johanson 国际化进程理论模型［2］影响，多数文献认为CD 会对OFDI 产生不利影响。GROSSE 等［3］和FLORES 等［4］分别对流入、流出美国的国际直接投资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东道国还是母国，CD 与美国OFDI 均呈负相关。CHOU等［5］在探讨第三国效应和经济一体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时，亦发现中国OFDI 更倾向于流入与其文化相似度较高的东道国；与之相反，THOMAS 等［6］指出，跨国企业与东道国CD 越大，企业越容易进入新兴市场，这与RANDOY 等［7］对挪威跨国企业研究得到的结论一致。VERMEULEN 等［8］发现，文化（信仰、价值观等）差异会促进企业间的学习和创新，CD 为以并购方式进入的OFDI 带来“外来者收益”；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及跨国企业本土化等战略的深入，各国文化不断融合，亦有研究［9-11］表明，CD 与OFDI不相关，由此产生了CD 悖论。CD 带来的“外来者劣势”是指由于受文化差异（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的影响，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投资经营时难以做到“入乡随俗”，故生存率和获利率都低于东道国企业［12］。该劣势主要归咎于CD 增大，跨国企业对东道国环境的感知及解释难度［13］，容易引起母国与东道国企业在市场反应、内部管理等方面出现信息不对称及冲突问题［14］；同时，跨国企业持续不断地复制东道国已有隐性知识是其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的重要环节，而较大的文化差异将干扰隐性知识的复制［15］。CD 带来的“外来者收益”是指跨国企业借助与东道国的文化差异优势，获取的优势开发［16］和优势探索［17］收益。文化的个性化有助于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实施差异化战略，以避开行业的直面竞争；MOROSINI 等［17］认为，CD 的增大为跨国企业提供了获取不同于母国文化的、难以复制的战略性资产的可能。此外，文化的异质性有助于企业员工发生思维碰撞，创新组织管理体系［14］。综合考虑CD 的“外来者劣势”和“外来者收益”影响，殷华方等［18］提出CD 与OFDI可能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并通过对49 个世界重要经济体在29个OECD 国家的OFDI 实证研究，得到CD 与OFDI呈水平S 型曲线关系。綦建红 等［19］在检验CD 与OFDI 关系时发现，随CD 的增大，其对OFDI 的影响逐渐降至不显著，但能通过贸易间接阻碍OFDI，基于此，通过Hansen 门槛模型检验我国对40 个东道国（地区）的OFDI，得到CD 与OFDI 之间呈U 型关系［20］；也有研究发现，我国各省与各国的CD 对各国在我国各省的投资均呈S 型关系［21］，还有研究指出，CD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及跨国企业经营绩效间存在非线性关系［22-23］。此前亦有国外学者［24-25］通过分时段研究OFDI 发现，CD 在前期与OFDI 呈负相关，而后期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因此，CD 对O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需要综合劣势和收益两方面进行考量，二者很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目前基于CD 视角探讨美国OFDI 区位选择的研究较少，部分文献仅将CD 作为普通变量，对其影响OFDI 内部机制的研究不足。文化不仅对政治、经济及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文化的地位也日益突显，在一定程度上，它植根于当地的生活方式与传统价值观，代表了东道国的人文环境，有时甚至对投资和引资起主导作用。因此，准确把握CD 对OFDI 的影响机制，既可为跨国企业投资者及吸引外资的东道国（地区）提供参考，也可扩展经济、地理和CD 的研究范围。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1.1 CD 测度

囿于文化的复杂性、多样性等特点，目前对文化还缺乏统一的定义。有学者认为，文化是人们在特定的物质和环境条件下，形成的共同价值观体系和行为方式［26］，HOFSTEDE 将文化定义为在同一社会群体中人们所具有的共同心理过程，能够区分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27］。该定义突出了文化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在管理学领域得到广泛认同。在此基础上，CD 被定义为任意两个国家在文化规范与实践上存在差异的程度［28］。为了更直观地突出各国间的文化差异，国外学者提出了多个文化维度模型，综合考虑模型的权威性及数据的时效性，本文采用的文化维度模型如下：

（1）Hofstede 模型。Hofstede 模型是目前最具权威的文化维度模型，由HOFSTEDE 于1980 年提出，包含6 个维度，前期有权力距离（PDI）、个人/集体主义（IDV）、男性/女性主义（MAS）和不确定性规避（UAI）4 个维度。PDI 指社会实力较弱的人群对于权力在组织中分配不平等现象的接受程度；IDV 指社会整体关注个人利益还是集体利益；MAS指社会中包含男性品质，如独断、竞争更多，还是包含女性品质，如关爱、谦逊更多；UAI［27］指社会群体对不确定事件和非常规威胁的容忍程度。后期加入了长/短期取向（LTO）［29］和放纵与约束（IND）［30］2个维度。LTO 指社会成员倾向于保持长期取向的务实和节俭，是为未来做长期准备还是短期的尊重传统、履行社会责任；IND 指社会对人们相对自由地享受生活和享乐欲望的允许程度。Hofstede 模型较全面地测评了国家间的文化差异，是研究国家间CD 的常用指标。KOGUT 等［31］在该模型基础上提出CD 测度指数KSI，公式为

其中，KSIj为东道国（地区）j与美国的CD 值，n为文化维度数，Iij为东道国（地区）j在i维度的评分，IiUSA为美国在i维度的文化维度评分，Vi为所有东道国（地区）在i维度的方差。

欧几里得度量指数（Euclidean distance index，EDI）也用于测算美国与各国的CD，综合衡量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公式为

式（2）中的各变量含义与式（1）相同。

（2）WVS 模型。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s，WVS）是一项关于人们对社会文化及政治变化理解的全球调查。该调查始于1981 年，涉及社会价值观、科学技术、政治文化、经济价值、社会福祉、宗教、性别、言论等方面。在此基础上，INGLEHART 等［32-33］通过因子分析法提取传统-世俗理性价值观（TSR）和生存-自我表现价值观（SSE）2 个维度。计算公式为

1.1.2 面板校正标准误差（PCSE）模型

考虑各国间文化差异较大，且经检验发现，样本数据存在组内自相关和组间异方差关系，为有效处理复杂的面板误差，本文采用面板校正标准误差方法（PCSE）进行稳健性估计，该方法在保留普通最小二乘（ordinary least square，OLS）估计参数的同时将残差项代入对角矩阵，以修正标准误差，得到较准确的回归估计［34］。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i为东道国（地区），t为年份，β0代表常数项，β1，β2，…，β14为变量回归系数，γ为时间趋势项回归系数，μit为随机干扰项，CDit为基于KSI、EDI、WVS测算得到的CD。

1.1.3 门槛回归模型

当一个经济参数达到或超过某一特定数值时，引起另一个经济参数出现转向其他发展形式的现象，现象的临界值称为门槛值。结合已有研究，笔者认为，CD 与OFDI 区位选择之间不只是简单的正向或负向关系，很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一般的线性回归难以对其进行准确刻画，为此，用非线性的门槛回归模型检验CD 对美国的OFDI 是否亦存在门槛效应。Hansen 门槛回归模型（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的门槛值和门槛数完全由样本数据内生决定，且可借助自举法（bootstrap）估计门槛值的统计显著性［35］。本研究以CD 为门槛变量，建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于特定门槛值λ，构造分段函数，当CD≤λ 和CD＞λ 时，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不同，说明CD 所处不同阈值范围，对美国OFDI的影响存在差异。模型如下：

其中，I（·）为示性函数，将基于KSI、EDI、WVS 的3种CD 依次代入门槛模型，借助stata15.0 软件，设置300个网络格点，进行2 000次自举法门槛回归。

1.2 数据来源

以2000—2017 年美国对52 个东道国（地区）（分别为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孟加拉国、巴西、加拿大、瑞士、智利、中国、哥伦比亚、捷克、德国、丹麦、埃及、西班牙、芬兰、法国、英国、加纳、希腊、中国香港、匈牙利、印度尼西亚、印度、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墨西哥、马来西亚、尼日利亚、荷兰、挪威、新西兰、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新加坡、斯诺伐克、瑞典、泰国、土耳其、乌克兰、越南、南非）的OFDI 探讨CD 对美国OFDI 的影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统计数据，2017年，此52 个东道国（地区）的GDP 约占世界GDP 总量的72.85%，所选样本为2000—2017 年美国对其连续投资，且投资额占美国2017 年OFDI 年度存量的85.25%，代表性强。以美国对52 个东道国（地区）的OFDI 年度存量为被解释变量，以美国与东道国（地区）间的CD 为解释变量，同时，依托国际生产折衷理论［36］、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37］和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38］所涉及的影响OFDI 流入的各类区位因素，将地理距离、经济发展潜力、法制水平、技术条件等区位因素列为控制变量。所有经济数据均以美元为计量单位，且为减小因各国GDP 计算体系、标准、价格等因素不同产生的偏差，GDP 数据由PPP 系数换算得到，见表1。

表1 变量含义及来源Table 1 Variable meaning and data source

2 CD 与PCSE 估计结果

基于KSI、EDI、WVS 指数测算得到美国与52个东道国（地区）的CD（见图1），由图1 可知，除澳大利亚、新西兰外，以俄罗斯、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地区与美国的文化差异最大，其次是非洲及中东地区。CD 与各国的政治制度、传统价值观及生产生活方式等相关；欧洲自东向西与美国的CD 呈明显递减趋势，这与美国的殖民地历史和移民国家性质有关，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存在一定历史渊源。拉美和北美其他地区与美国的文化相似度较高，除地理位置因素外，还有相似的殖民地历史。

图1 52 个东道国（地区）与美国的CDFig.1 CD between 52 host countries（regions）and the US

2.1 对CD 的检验

首先，对变量进行共线性诊断，结果显示，变量的VIF 值均小于10，故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在平稳性检验中，所有变量均通过了ADF 检验和LLC 检验，实现一阶单整，变量平稳，可进行下一步分析。PCSE 的估计 结果如表2 所 示，KSI（-0.136）和WVS（-0.383）的检验结果一致，CD 与美国OFDI呈负相关，表明美国更倾向对与其文化差异较小的国家或地区投资。究其原因，相似的文化背景有助于美国熟悉东道国环境，降低投资成本与风险。2017 年，美国对欧洲直接投资存量占总投资存量的一半以上，而对非洲和中东地区的直接投资仅占2%，这一事实也与检验结果一致。值得注意的是，EDI 的CD 系数（0.142）为正，表明CD 与美国OFDI呈正相关，解释了美国OFDI 流入与其CD 较大的亚太地区的现象。一定程度的文化差异能够促进美国OFDI 发挥差异化产品优势，激发创新创造能力。基于不同测算方法的CD 二次项系数也存在差异，KSI 二次项系数（-0.005）和WVS 二次项系数（0.036）所显示的CD 与美国OFDI 的关系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EDI 二次项系数（-0.048）在1%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表明CD 二次项与美国OFDI 的负向关系。基于KSI、EDI、WVS 3 种CD 及其二次项的检验结果，发现CD 与美国OFDI 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而非简单的正、负向关系，CD 很可能存在门槛值，需进一步检验与分析。

2.2 对控制变量的检验

距离加权的经济规模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美国OFDI 与东道国（地区）的经济规模呈正相关，经济规模越大，对美国OFDI 的吸引力越强［39］，而美国和东道国（地区）之间的DIS 对FDI 的流入有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潜力（RGDP）对美国OFDI 的影响为负，原因在于经济增长率较高的东道国（地区）大多是发展中经济体，新兴势力增速可观，但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软硬件设施低于发达经济体。市场规模（PO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简单而言，人口越多，形成的市场规模越大，但对于人口基数庞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购买力却较低，实际市场规模较小，对美国OFDI 的吸引力较弱。双边贸易额与美国OFDI 在1%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表明美国进出口贸易与吸收美国FDI 呈互补关系。经济自由指数（EFI）对美国OFDI 表现出强烈正向作用，EFI 每提高1 个单位，美国OFDI 增加约2.6 个单位，东道国（地区）的EFI 越高，跨国企业进入并扩大业务的阻力越小。法治水平（LAW）作为形成良好营商环境的基本保障，对美国OFDI 有促进作用。2000—2017 年，政府清廉程度（CPI）位居前10 的芬兰、新加坡等国家的CPI 均呈下降态势，但排名仍靠前，故美国对其直接投资仍保持上升趋势。在3 次回归中，教育水平（EDU）对美国OFDI表现出不统一的正负向关系，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EDU 并未对美国OFDI 产生直接影响。汇率（EXRATE）对美国OFDI 表现出明显的负向关系，即在该研究阶段美元贬值反而使其OFDI 活动增加，这与资本自身存在的避险特点有关，美国国内资本发生“外逃”现象，使OFDI 活动增加。东道国（地区）对外资开放度（OPEN）越高，外资进入障碍就越小。OPEN 对美国OFDI 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完善的基础设施（AT）能有效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AT 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美国OFDI 更倾向流入基础设施较好的东道国（地区）。技术条件（TECH）虽与美国OFDI 呈正向关，但影响微弱，表明美国OFDI 多是基于东道国（地区）的资源、市场等优势的，对TECH 的要求不高，但需达到基本承接水平。

表2 PCSE 估计结果Table 2 Estimation results of PCSE

3 门槛回归检验与分析

基于PCSE 估计的CD 及CD2回归系数显示，CD 与美国OFDI 呈非线性关系，表明CD 对美国OFDI 的影响很可能存在门槛效应。为进一步探讨二者的关系，本文将CD 作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KSI、EDI、WVS 均通过单门槛检验、未通过双门槛检验，表明CD 存在1 个门槛值。限于篇幅，本文仅给出以KSI 为门槛变量的检验结果趋势图，见图2。

由图2 可知，基于KSI 的CD 门槛值为3.969 3，即CD 值落在该值的左侧和右侧时，其对美国OFDI的影响不同。

表3 给出了KSI、EDI、WVS 对应的门槛值、各区间对应的回归系数及显著性水平。由表3 可知，CD 对美国OFDI 的影响均具有门槛效应，且在CD值小于等于门槛值时，回归系数为正，在CD 值大于门槛值时，回归系数为负。参考MAGNUSSON等［40］以美国为母国的研究，即在测度CD 时，基于Hofstede 文化维度理论的KSI 测算方法优于其他替代性方法，故此处以KSI 为例进行说明。

图2 以KSI 为门槛变量的检验结果趋势图Fig.2 Trend chart of threshold variable KSI test results

当CD 值小于3.969 3 时，CD 作为正向因子促进美国对该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活动；一旦CD 值大于3.969 3，美国对其的直接投资将显著减少，且在该阶段，CD 对美国OFDI 的阻碍作用远超过前一阶段的促进作用，故CD 与美国OFDI 呈倒U 型关系。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BEA），2017 年美国对荷兰（CD=1.623 1）的累计投资额达9 367 亿美元，远超过与美国CD 值仅为0.020 5 的澳大利亚，而韩国（CD=4.777 2）累计吸收的美国OFDI 不及中国（CD=4.078 5）的一半，这一事实与检验结果相符。图3 给出了以KSI 测算得到的各国与美国的CD。由图3 可知，52 个样本中，大部分国家（地区）与美国的CD 低于门槛值3.969 3，这与美国曾是英国殖民地的历史有关。此外，美国的移民国家性质以及发达的文化产业也有助于增强美国与其他国家间的文化交流，进而缩小CD。值得说明的是，这一3.969 3 门槛值是借助门槛回归模型经数据分析得到的，该值位于倒U 型曲线的拐点，在该拐点周围分布的国家有中国（CD=4.078 5）、埃及（CD=3.679 9）、巴基斯坦（CD=3.969 3）、罗马尼亚（CD=3.781 3）、斯洛伐克（CD=3.691 5），说明美国OFDI 对CD 较为敏感，二者间的关系容易发生方向性转变。这些国家可以通过市场、劳动力、资金等其他优势减弱美国OFDI 对CD 的敏感性，降低二者关系转为负向的可能。

表3 门槛效应估计与检验结果Table 3 Threshold effect estimation and test results

CD 与美国OFDI 呈倒U 型关系的主要原因是CD 带给跨国企业的“外来者劣势”和“外来者收益”，二者的叠加作用导致CD 对OFDI 产生较为复杂的影响。根据DUNNING［36］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当企业同时拥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时，其会选择国际直接投资。美国作为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发达国家之一，当其与东道国（地区）的CD 小于门槛值时，虽然两国文化存在差异，但CD较小，有利于美国OFDI 的进入。原因有三，第一，美国跨国企业生产的与东道国（地区）相近但不同的新产品可能更易获得当地消费群体的关注，此时，CD 越大，越能突显CD 带来的产品差异化优势，促使美国OFDI 有效避免来自当地同行业的正面竞争；第二，囿于文化异质性，美国跨国企业员工势必需要整合来自于东道国（地区）人员的多种思维、行为方式，有助于企业增强学习能力，激发创造性思维，探索更高效的组织技能和管理系统；第三，企业的战略性资产是独特的、难以复制的，具有文化嵌入性，适当的CD 增加了美国跨国企业获取与本国文化显著不同的战略性资产的可能性，有助于扩充跨国企业的隐性知识储备，增强企业竞争力。

图3 基于KSI 的各国（地区）与美国的CDFig.3 Cultural distance between countries（regions）and the US based on the KSI index

当CD 高于门槛值时，美国与东道国（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过大，不利于美国OFDI 的进入。究其原因，首先，由于二者在宗教信仰、消费习惯、传统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差异，东道国（地区）消费群体可能难以接受来自于美国文化的全新产品，甚至出现抵制情绪，产品差异化优势不明显；其次，鉴于隐性知识的隐含性、文化性和复杂性，过大的文化差异促使美国跨国企业在复制东道国（地区）已有的隐性知识时受东道国文化的干扰，导致其对核心知识的理解出现偏差，可能带来损失；最后，CD 过大导致美国跨国企业对东道国（地区）环境感知和解释的障碍增大，企业需要付出更高成本，在复杂、陌生的新环境中获取和理解信息，将增加对外投资的信息成本。同时，跨国企业的高效运作离不开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协调和配合，由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二者在市场反应、内部管理等方面容易出现不一致甚至发生冲突，增加对外投资的管理协调成本。综上，在“外来者劣势”和“外来者收益”的综合影响下，CD与美国OFDI 呈倒U 型关系。

4 结论与讨论

CD 是影响美国OFDI 的重要因素，本文以Hofstede 文化维度理论和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为基础，测度了KSI、EDI、WVS 3 种CD，利用PCSE 模型估计2000—2017 年美国在52 个东道国（地区）OFDI 的面板数据，结果显示，CD 与美国OFDI 并非呈简单的正负向关系，而可能存在门槛值。为进一步探究二者的内在作用机制，对CD 进行了Hansen门槛回归模型检验，发现在“外来者收益”和“外来者劣势”的共同作用下，CD 与美国OFDI 呈倒U 型关系。当CD 小于门槛值时，CD 与美国OFDI 呈正相关，一旦超过门槛值，两者关系就转为负向。

不同阈值区间的回归系数存在明显差异，当文化差异较小时，CD 对美国OFDI 的促进作用远小于差异较大时的阻碍作用，体现了美国OFDI 对CD 的敏感性。值得说明的是，依据门槛值对样本进行分类，发现落在第一个阈值区间的样本数量明显多于落在第二个阈值区间的，表明美国OFDI 对文化差异的容忍范围较宽，在该范围内，CD 越大，美国OFDI 活动越频繁。因此，美国跨国企业的OFDI 有如下表现：（1）美国OFDI 更多地聚焦在诸如欧洲、北美等与之CD 较小的地区。例如英国、荷兰、加拿大等国，文化的相似性能够让美国的跨国企业迅速适应东道国（地区）的整体环境，降低文化整合风险。同时，这些国家稳固的经济基础、良好的社会环境亦会促进美国OFDI 的收益；（2）CD 自左向右临近门槛值的东道国（地区）是美国OFDI 重点流入的区域，如墨西哥、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等，美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发挥了产品差异化优势，依托当地的市场、资源优势及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降低对外投资成本；（3）目前，中国、韩国、乌克兰等与美国CD 较大的国家为美国的投资潜力国，这些国家通过持续提供贸易互惠政策、增设友好城市等加强与美国的文化交流，逐步缩小CD，推动美国OFDI 的流入。

在我国现有的讨论CD 与OFDI 关系的相关研究中，多将文化与制度、地理距离等因素共同考量，得到的结论也多为负相关关系，缺少CD 对OFDI产生影响的深度分析。而单从文化视角展开的研究很少，殷华方等［18］和綦建红等［20］专门探讨了CD与OFDI 的关系，均证明了CD 与OFDI 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这与本文研究结果一致。本文以美国为母国，实证了CD 与美国OFDI 存在倒U 型关系，同时对CD 出现“拐点”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与阐释，发现当CD 较大时，其对美国OFDI 的阻碍作用远大于距离较小时的促进作用，体现了美国OFDI 对CD 的敏感性，这在国内的研究中还未得见。同时，各国文化各具特色，CD 对OFDI 的影响也无法同日而语。因此，从地理区域层面丰富了CD 与OFDI 的区位选择研究。

本文的不足之处是，在基于CD 视角探讨其对美国O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时，利用并整合了HOFSTEDE 的6 个文化维度测算国家间的CD，未将各维度单独列入核心解释变量，而HOFSTEDE［27］曾指出，在某些特定情境下，个别文化维度可能更具影响力，因此，缺乏对各文化维度更深入的微观分析，这也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