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鑫

（湖北大学 教育楚才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一、初识《乡土中国》，惊于其表

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曾公开表示：“《乡土中国》是讲述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治理结构的代表作，为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提供了重要参考。”[1]足见此书对中国社会和文化领域所具有的非凡意义。不同于其他学术性作品，《乡土中国》这部著作可读性极强，叙述平和，语音质朴，极富有亲切感。其间不乏幽默诙谐、形象生动的言语，虽已然不免穿插不少学术说教和繁琐理论，却常常让人在阅读的过程中茅塞顿开，不仅拍手叫绝。正如在费老试图阐述与“差序格局”有关的概念是，巧妙地以个人为中心，以水波纹为喻来表述和分析，这些波纹形成一个个的同心圆，所有人的同心圆相互交错，就形成了乡土中国的社会关系结构。如此一来，中国乡土社会人际交往的雏形便显现出来。

学术作品须得深入问题本身分析，难免晦涩难懂，而本书却能够跳出怪圈。这得益于费先生独特的写作方式和严谨认真的态度。显然，作品字里行间皆是费老对乡土的深沉热爱，他在创作此书之前，对中国农村土地进行了深入考察和调研。《乡土中国》更像是一幅中国农村社会的素描，且是中国似的笔法，散点透视、写意兼工笔，有理论性的概括，也有生动有趣的生活细节描述。[2]费孝通先生首先以全盘社会结构为研究对象，将整个社会的宏观框架理清，提出诸如“差序格局”、“团体格局”等宏观概念，接着在宏观基础上将广博的中国文化拆分成一个个乡土生活中的真实模块，回归到一个个结构点上，如“男女有别”、“家族”等模块，并结合鲜明的例子来解读。这样由整入散对乡土社会进行勾勒，更能为大众普遍理解和接受。

诚然，这本著作之所以能在学术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必然离不开作品本身超凡的学术价值。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和理念错综复杂，难以建构，想要充分理解并清晰地通过文字表达并非易事。但是费孝通先生另辟蹊径，通过自己的理解来创新词汇，用以概括一个个晦涩难懂的理念。他提出的“差序格局”、“团体格局”、“小家族”、“大家族”、“时势权力”、“长老权力”、“横暴权力”等概念巧妙地概括了乡土社会的基本模型和社会特征，实让读者眼前一亮、反复思索。显然，费老大概也察觉到，社会结构具有复杂性，难以概括，因此他提炼出许多成对的理想型概念相互对应或补充，并辅以鞭辟入里的分析，突现出中国乡土社会特征。无疑，费老是一位高明学者，而他写的《乡土中国》更是像在学术思想和大众生活之问架起了一道沟通的桥梁。[2]

除此之外，《乡土中国》巧用比较研究来深入分析问题。一方面，费孝通先生细致入微地将的乡村和城镇进行对比，让读者对“乡土性”的概念产生更直观的了解。经此一番对比，再佐以理性的分析，自乡土社会中衍生出的“土”、“愚”、“私”等乡土特性更能被理解和认同，在次之前，“土”、“愚”、“私”等词汇总是被冠以贬义和嘲讽的意味，说到底，这些不过是伴随乡土人热爱土地并致力于维系地缘和血缘关系维系所衍生的产物。另一方面，费老采用横纵向对比。横向方面，他将中西两种社会模型相互比较、明确区分，在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和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之间建立联系和比较。面对中西差异，他坦然接受社会学的广泛与多样，并尝试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从中提炼出一些中国化的东西，揭示乡土社会的本质特征。

二、再品《乡土中国》，探其内在

按照费老的说法，乡土社会是“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他强调个人在整个人际关系网中的作用，以个人为中心缔结成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在剖析乡土社会中人际关系结构时，他提出“差序格局”这一重要概念，以一圈圈“同心圆”交接形成彼此联系又各有所差的网络，这边是乡土社会人际关系的架构。费老开篇便分析了乡土社会的形成与特点，这种“差序”关系是建立在民众流动率低、空间较为孤立的基础上的，时间一久自然形成所谓的“熟人”社会，而这种“熟悉”则建立在“地缘”与“血缘”的双重联系之上，并由此产生“家族”这样的血缘团体，两性分工、男女有别等概念也随之衍生。

另一方面，任何一种形态的社会想要良好的运行必得有符合这个社会形态的手段来支撑其运转。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侧重于讨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运作方式，并指出传统礼俗秩序对这个乡土社会秩序建构的重要作用。礼治是贯穿于日常生活的传统，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 ， 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 ， 使人服膺。[3]从某种层面上来讲，人是被动接受礼俗，但是礼俗确实内化于人心的，是不遵从便会“不幸”的。与被动接受相对应的是主动教化。通过“礼俗”的社会化过程，人际关系网也越来越稳定，而乡土社会的秩序也因而得以形成并保持下来。但正因这种缺乏变动的、单继替提的稳定社会秩序，使得年长者成为权威，“长老统治”极其所代表的“教化权力”开始在乡土社会中占据主动地位。反过来，这种教化权力又巩固了礼俗的地位，使得礼俗社会得以稳定延续。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礼俗是一种公认的行为规范，如此一来它与法律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发生重合。与此同时，他也明确指出，道德在乡土社会秩序中担任了至关重要的裁判角色。

三、细究《乡土中国》，援疑思理

《乡土中国》这部作品更像是一幅恢弘的乡土社会全景图，细节处也勾勒得生动有趣，值得细思。

诚然，费先生在书中以“水波纹”比喻差序格局，落笔十分巧妙，但是却容易给人带来误解。水波纹是平的，同在一个水面上，那么差序结构是否也是无差的、平等的？对于这个问题，费先生在似乎也并未能在书中给出答案。阎云翔先生对此发表过评论。他认为差序格局包含着上下尊卑的差等，包含着纲纪严明的差等，而非温情脉脉的有序社会。任何形态下的社会都无法真正做到整齐无差，社会本身是存在分工的，而因分工不同所以权力分配有差、地位有别。正如书中所提到的“男女分工”、“性别差异”，从某种层面上讲，男女地位的差别也与双方各自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同而有所差别。另外，人有智愚之分，才能与经验也各有高低，这便注定了社会中人皆有等级的分野，而“时势权力”、“横暴权力”和“长老权力”亦是在不同情况下获得特权和更高等级地位。这些等级关系渗透于人际关系网络的各个节点中，是乡土社会差序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存在。

此外，在解释“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时，费孝通比较了乡土社会的结构与游牧民族的不同来解释格局的差异，并指出在乡土社会中每个人可以在土地上自食其力的生活。但是这真的成立吗？且不说社会上存在一些联合或团队，就说“家族”与“家庭”对于整个社会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人们的劳作生活无不是脱离不开“家庭”纽带，在自己的小家庭中存在男耕女织，在相对大一些的家族单位中有也存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群体以这些小团体为基本生活单位，彼此依靠、互相帮助、各有分工。很少可以发现一个人就可以自食其力的，不需要他人的帮助的，而且生活不仅仅是物质的生存， 还有心理和精神的需要，也只有群才可以满足这种需要。[4]由此观之，并不仅仅游牧民族才依赖于合作生活群体，乡土社会中群体生活依然是有必要的。而面对团体生活模式的需求，乡土社会如何良好处理和维持这种模式呢？这就要依赖于私人道德和礼俗观念的约束。显然，以上两点皆是以个人为主体，个人的道德水平高低、个人是否具有礼俗观念、个人与他人联系深浅等此类标准都使问题重新回归到个人，于是人们的关注点不可避免被重新带回到私人基础上，进而忽视了群体生活的必要性以及对合作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强调乡土社会是差序的而非团体的，事实上，这里费先生只是想强调一个“倾向性”和“偏重性”，乡土社会在差序格局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但并非非此即彼。

不可否认，在不同时期，“礼治”与“法治”受重视的程度高低有别，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是单纯对立关系，此消彼长、水火不容。事实上，二者更多时候趋近一种相互帮助、互为补充的关系。不同形态下的社会，对社会秩序的要求不同，所采用方法亦不同，在倚重其中一种方式时，并非意味着彻底放弃另一种，而当原先的方式无法更好地解决出现的问题时，另外一种方式变成了救急良药。由此观之，“礼治”与“法治”本为一体，不过是一种为维系社会秩序而衍生的手段。

显然，社会始终处在转型和变迁中。一方面，血缘范围骤缩，大家庭逐渐被小家庭取代，亲缘关系被弱化，乡土社会中“血缘”纽带遭遇冲击。另一方面，社会流动性日渐增强，外出务工人员越来越多，迁户现象频繁，原有“地缘”纽带被频繁的流动人群冲散。同时，传统社会的封闭空间被打破，中外交流愈发紧密，新思想新行为方式被带入传统中国，旧有的依赖于经验指导社会生活的“礼俗”无法解决突现的问题，传统乡土社会也就无法照旧运行。社会转型以毋庸置疑，但也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现今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存在及其价值。费老在书的开篇就写到“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句话就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中虽阶级众多，但是从根本上讲，都是由乡土社会分离出去的，即使现在社会变迁迅速，乡土性突出表现在基层，但是那些分离出去的阶级没有一个不或多或少带有“乡土性”特质，他们的言行举止都潜移默化中沾有乡土社会的痕迹。

结语

不得不说，费孝通打开了乡土中国的心世界，通过种种细致的观察与调研，并带着自己的思考与感受，一步步走近中国深处，将乡土社会的整体构建完整地展现在世界面前，对中国人的“乡土性”进行了透彻地分析，费老欲借“乡村社会学”这个讲台来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不愧为一代社会学大家。总结《乡土中国》为什么会受到广泛重视和欢迎？不仅在于这本书的主题、内容以及写法，还在于本书自身带有的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更在于费老字里行间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殷切盼望。费孝通固然是一位十分严肃的学者，但也是一个极负责人的引导人，他为千万万读者呈现出一个清晰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其中包括实地社区研究、社会结构分析、比较研究等实用可行的方法在内。大概正因如此，这本由仅仅寥寥十四篇短小文章构成的《乡土中国》才能时刻紧扣读者内心。如此佳作岂能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