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涛

（河南大学 美术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在人们心目中，苏轼就是符号、象征：一个文人的符号，一种艺术的象征。在北宋晚期，苏轼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巨星，他在许多方面都有建树。从政虽败犹荣，并促成他成为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全科文人艺术家：他是著名的文学家，被后世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宋词的代表人物，为宋代豪放词派的中坚力量；书法为“宋四家”之首，开写意书风之先河；绘画上倡导文人写意风格，为中国绘画审美风格转换的旗手。难怪他那么引人关注，讨人喜爱，以至于在当时、之后，都有对他神化与重塑的倾向。

但是，这些光环毕竟遮掩不住历史的真实与残酷。历史上，置身于宋代政治洪流中的苏轼，身陷党锢之争大漩涡，在变革与保守、述祖制与履新规之间无以抽身。在他步入政坛的几十年间，腾达之时甚少，磨难之日殊多，有时顺风顺水，高官得做，八面威风；有时身陷囹圄，任人摆布，狼狈不堪；更多的是疲于奔命，常怀衣食之忧，在贬谪的路途上沉思浩叹。比如在他被贬黄州之后，房无一间，几乎断炊，不得已自己动手，于东坡之上开荒，自建草庐，始有东坡之号。晚年被谪海南儋州之际，被赶出官屋，不得已于树冠下结茅而居。苏轼的一生在动荡中度日，在被迫害中坚守，在困顿中微笑，在艺术创作中闪光。其苦闷愁肠和满腹牢骚在其诗文中随处可见，而集诗人、画家、书法家等于一身的艺术气质，使之愈挫愈静，常常诗酒相伴，潇洒不拘。正是在一次次磨难与困厄中，苏轼才一次又一次表现出特别的坚毅与豁达。苏轼的遭遇是时代政治的产物，也是文人艺术家的缩影，他成了文人艺术家的典型代表不是偶然的，他的品格精神为不少后世文人称许与景仰。

信息往往以偏离正常值的加法递嬗，苏轼的轶闻趣事像长了翅膀一般，在当时、后世广为传播，愈来愈奇，甚至愈来愈神，并被文人们记录下来。神化苏轼既是宋代文人生活理想和观念的折射，是那个时期特有的文化娱乐方式，也是苏轼非同寻常的现实生活与艺术成就的必然回照。人们用另一种方式塑造了一个别样的苏轼，尤其在宋人浩繁的笔记故事当中，将他神化成了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亦成为今天重谈苏轼不可回避的话题。

一、真实的苏轼

真实的苏轼，字子瞻，号东坡，生于北宋仁宗景祐三年（1037年）①景祐三年主体在公元1036年，但苏轼出生于农历十二月十九日，对应的公历为1037年1月8日。，历经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殁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他卓尔不群，志向高远，却沉浮无绪，大起大落。二十二岁中进士，②按中国古代计年习惯，出生农历某年即为1岁。二十六岁步入仕途，初为凤翔府签判，一个小小的职员，三十六岁任杭州通判，三年后始任徐州太守、湖州太守，壮年得志。而在湖州任上不足三个月，因在谢表中被解读出讥刺时政之辞而为政敌弹劾入狱，几个月后谪居黄州，开始了谪迁不定的游宦生涯。又四年，迁谪颖州，至五十一岁时来运转，先返回东京就任翰林学士，一步登天，又因与同僚政见不合，两年后求取外任，得杭州太守之职，处江湖之远，自在萧然。在五十六至五十八岁那几年，为朝廷所重用，先后任吏部、兵部、礼部尚书及颖州太守。五十九岁起再度遭贬，连降数级，先后谪于广州、海南，直到六十六岁他去世的那年，才从海南放归，北返途中，在盘桓常州期间病殁。

苏轼为政期间，最大的政治风暴是始于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的王安石变法。作为反对派，苏轼力陈变法之弊，因而遭到打压，这一年他四十二岁，正是前途光明、才华横溢的年龄。围绕变法而展开的支持与反对、赞成与抵制，形成党锢之争，一直持续几十年，贯穿着苏轼一生的政治生涯。在他死后十年所立的“元祐党人碑”上，苏轼仍位列第一。立这通碑原意是要终生禁止这些人为官从政，永世禁止官宦之家与之联姻通婚，其政治处境可想而知。因此苏轼的命运起伏是时代使然，是险恶政治生态的写照，当然也与他忠直、耿介的性格相关。他虽然多才多艺、经天纬地，却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他的政治理想与治理能力，必然逊色于他的艺术成就。

苏轼一生总体上可分为两种生存状态，即重用与贬谪，或得意或落魄。又可分为几个时期：第一，中举初起，扬名京师。第二，因诗获罪，贬谪黄州。第三，神宗复用，政治得意。第四，外任苏杭，独挡一面。第五，再次遭贬，流放南隅。最后，垂垂老暮，海南放归，临了病殁于北归路途之中，结束了波澜壮阔的一生。由此可见，苏轼一生跌宕起伏，命运不定，且大多因言致祸，或诗词招灾，而作为诗人、艺术家，他又不可能因此废言、废诗、废艺。比如在乌台诗案中因诗获罪，监禁四个多月之后，被放当天就又作了两首诗，其中有“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句，有愈挫愈“艺”之概。他并非不知道为诗为艺之风险，可是终究改不了诗人气质，出狱后的另一首诗云：“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宋人笔记说：“既作此诗，私自骂曰：‘犹不改也。’”[1]1605因此，他的坎坷经历亦是其艺术家性格、气质所决定的。

真实的苏轼，聪颖善良，平易近人，耿直忠介，为官清正，幽默风趣，喜欢交游，好佛研道，基本都是正能量。他是文人、政客兼艺术家，诗词、书画精妙杰出，作品在当时就很流行。作为文坛和艺坛领袖，其一举一动常牵动时局，也甚得皇家器重。他曾做过哲宗皇帝的侍读老师，贵为尚书、翰林，也曾狱中待命，域外流放，未卜生死。无论他是高高在上，或是焦头烂额，都不改那种真诚品格、浪漫情怀。实际上，正是这忽高忽低、难以捉摸的际遇，造就了他泰然稳健、乐观自适以及文艺化的性格气质，这正是百姓爱戴并不断将其神化的基础。所以，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苏轼，他的洒脱不羁，他的诗人品格，他的艺术气质，一半是真实，一半为渲染。

现实中，嫉贤妒能与选边站队，是政治对手们打压苏轼、欲置之死地的主要原因。苏轼自幼聪颖，过目成诵，是优势，也是灾难。笔记记载，苏轼谪居黄州期间，抄读《汉书》，让仆从随手从中抽取一册，任选一字，“东坡应声辄诵数百言，无一字差缺，凡数挑皆然”，被人誉为“谪仙才”。[1]1617苏轼诗、书、词、文兼擅，就连当时皇帝都钦佩有加。神宗皇帝甚至特意收集他的诗文，置于几案，近侍看到皇上举箸不动，知道多半是因为正看苏文苏诗而忘食。这一方面成全了苏轼，乃至戴罪而不死，也更加剧了群小奸佞对他的迫害打压。这些并不是文人们的演绎。从苏轼的文翰手札中可知，苏轼被贬黄州之时，写了著名的前后《赤壁赋》，影响之大无以伦比，神宗皇帝竟派近臣索要新作文稿。③苏轼在《赤壁赋》文后注云：“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出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钦之有使至，求近文，遂亲书以寄。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又有《后赤壁赋》，笔倦未能写，当俟后信。轼白。”见《中国书法全集·苏轼》（卷33），荣宝斋出版社，1991年，第168页。

二、何以神化苏轼

对苏轼的神化与重塑是从同时代文人、学者对他的崇拜开始的。崇拜之至化为神。崇拜他的人，多数是他的至交好友及大众文人。驸马王诜第一个刻印了苏轼诗集，④书名《王诜刻诗集》。乌台诗案就跟这本诗集有关，也因此牵连到王诜。著名的“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都是苏轼的好友或门人，是当时知名的文人艺术家，他们的个人成就无形中使苏轼这一领袖形象更加高大。尤其是书法家黄庭坚，本来与苏东坡齐名，但对苏轼始终执弟子礼。一次听到有人说其书艺超越苏轼，他诚惶诚恐，避席而立，口念得罪——对苏轼的崇敬之情可想而知。他在题苏轼的画作时，也极尽崇敬之意。在《苏李画枯木道士赋》一文中，黄庭坚云：“东坡先生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东山，其商略终古，虽流俗不得而言。其于文事补裘则华虫黼黻，医国则雷扁和秦。”[2]180而苏轼与僧人佛印、参寥子的交情，与司马光的同事关系、姻亲之好，与神奇道士吴复古的友谊等，一时传为佳话，又不断被人演绎，加速了对他的神化与重塑。

对不幸者的同情可能是最基本的人道，人们对苏轼的喜爱与形象抬升也许跟他本该抚摇直上反而颠沛流离、苦难不断有关。被贬谪、流放、改造是苏轼一生的主题。即是说，他始终被认定为政治错误，可他不知道错在何处。他需要不断检讨自己，又检讨不出问题所在。如果说他的人生是悲剧性的，那也是时代的悲剧。苏轼是生长于民间的大艺术家，又是仕途的迷失者，他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有时连生活都无以自给。他想安居一方，置田造屋，却屡遭驱遣，颠沛流离；他不想再介入政治，政治却不离左右。矛盾痛苦不仅充斥着他的政治生涯，还伴随着他的审美艺术。他的诗文书画等成就，正是在这一矛盾过程中磨炼、滋养、成熟的，并以一种悲凉之美，遗存于中国艺术史的那一页。以书法为例，被后世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帖》，这一诗书合璧的千古佳作，正是他被贬黄州时所作。著名散文前后《赤壁赋》，也是在谪居黄州三年时的珍品。从中可以看出苏轼的苦闷与狼狈、境界与高蹈。初次被贬谪时的苏轼，渐渐与智僧佛禅交厚，或许正是那种禅悦的力量，支撑着他在被贬的路上从一地走向另一地，并保持着相当的旷达乐观。

被流放是一种囚徒般的生活，处在社会的底层，至少在精神上是被无限摧残的。有记载称：“东坡南迁，度岭次，于林麓间见二道人，见坡即深入不出。坡谓押送使臣：‘此间有异人，可同访之。’”[1]1646可见，苏轼被贬海南，一路上是被押送而至的，是流放罪人的身份，尽管有些许自由，那种精神的钳制是可想而知的。苏轼无论多么乐观，始终难以忘掉那个沉重的标签。他唯一的排谴方式，即于天高皇帝远的蛮荒之地，与友人饮酒唱和，从中找到诗题、灵感，以此作为安顿心灵、慰藉不平的方式。好在每一次被贬谪，苏轼都顶着一个卑微的官帽，因此作为著名文人，又非一般囚徒可比：至少他还有言论自由，在重压之下尚有一丝文人的光芒在。

苏轼之所以被当时文人神化，主要还在于他的才情与大度：无耐中的潇洒与达观，窘境中的从容与不拘，坎坷中的坚守与泰然；在于他艺术家的特殊气质：画家之敏锐，乐家之精细，书家之浪漫，文学家之宽博；更重要的，在于苏轼的人品与操守，那种在坎坷磨难中百折不挠的气魄。用现代作家林语堂的话说：“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则是由于他对自己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二则是由于他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他的人品道德构成了他名气的骨干，他的风格文章之美则构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我不相信我们会从内心爱慕一个品格低劣无耻的作家，他的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3]12可见，苏轼文人艺术家的形象，既是真实的，又是他人赋予或想象的，唯其如此，足以见出世道人情对公平、正义的理解与呼唤，对受欺凌者的同情与援应。宋人笔记说：“东坡下御史狱，天下之士痛之，环视而不敢救。”[1]1607在此基础上对苏轼的抬高与神化，是自然而然的。

三、苏轼如何被神化

神化苏轼，首先是从他的出生开始的。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神化进程必然是苏轼成名成家、有了光环之后。宋人笔记中说：“蜀有彭老山，东坡生则童，东坡死复青。”[1]1591山之荣枯与一个人的生死之间有如此关联，实属神奇。以此观之，东坡其人就不同凡响了。据《冷斋夜话》记载，还在苏轼初出茅庐时，苏轼之弟苏辙，和另外两个要好的佛界朋友云庵和尚与聪禅师，三人同得一梦，梦见他们一起出城远迎五祖戒禅师。三人聚在一起刚刚将梦对出，苏轼书至，说他本人已到奉新，离三人所在高安不远。于是三人出城二十里至建山寺迎接。言下之意，三人梦中所迎五祖戒禅师即苏轼，或苏轼即禅师的化身。[1]1591对此说法苏轼并不惊奇，持默许态度，有一次声称他在八九岁时梦见自己就是僧人，说其母在怀他之时梦一僧来托宿，此僧眇一目。当时在座的云庵和尚很吃惊：因为据他所知，五祖戒和尚确实眇一目，其出生在陕右一带，至晚年才来高安游方。苏轼时年四十九，时光倒数五十年，正是苏母怀孕、戒和尚在大愚坐化之时——此可证苏轼就是戒禅师转世。如此，苏轼的禅师形象就自然成立了。

苏轼还喜穿衲衣，笃信自己的前身就是出家僧人。宋代笔记《春渚纪闻》载，在杭州，苏轼与参寥子同登西湖寿星寺，同行者有寺僧廉方丈，苏轼顾谓参寥子说：“某生平未尝至此，而眼界所示，皆若素所经历者。自此上忏堂，当有九十二级。”派人数之，果如其言。又曰：“某前身山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属耳。”[1]1598有此一说，之后苏轼每到该寺则解衣盘礴，历久方去。有侍者曾远远望见苏轼背上有黑子，状若星斗，引前人说法：“志金骨，记名仙籍。[4]94宋人笔记又载：“哲宗问右珰陈衍：‘苏轼亲朝章者，何衣？’衍对曰：‘是道衣。’哲宗笑之。及谪英州，云居佛印遣书追至南昌，东坡不复答书，引纸大书曰：‘戒和尚又错脱也。’后七年，复官，归自海南，监玉局观，作偈戏答僧曰：‘恶业相缠卌八年，常行八棒十三禅。却着衲衣归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⑤《冷斋夜话》（卷七）。见周勋初主编《宋人轶事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646页。又有记说，苏轼南行时，带一轴弥陀，说：“此轼生西方公据也。”这一年苏轼将殁，即是说他至死都认为自己是戒和尚的转世身。

佛禅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它本身就有一种神性、不可知性，将一个人与佛禅挂起钩来，尤其在转世托生方面，必然会增加许多神秘感。历史上夏商周的鼻祖们都是生而有异的，或履巨人足迹而孕，或吞食鸟卵而生，无外乎将之神化、特殊化。苏轼被神化的初步，也是从出生转世开始，即是说他不同凡俗，因为来历不同。别人的附会与他自己的首肯，都在增加着他神性的光环。也许在他只是一种玩笑，而在文人笔下却神乎其神了。实际上，在其后苏轼的大量诗词文赋中，不少都与佛禅有关，那不过是他的一种用心罢了。

神化苏轼，再就是才名。苏轼的机敏在他初入科场参加科考时就已经显露出来，成为佳话。宋人笔记曾反复记载其省试答卷中有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之事，文字虽有出入，经过却很分明：作为主考官的欧阳修与梅圣俞，皆不知此典出处，欧阳修对该卷宗大加赞赏，因怀疑是自己的门生所作， 为避嫌将之录为第二名。苏轼考取后来谢，梅圣俞问他卷中典故出何处，苏轼竟说“想当然耳，何必须要出处”，使这位考官目瞪口呆。[1]1593得知此事的欧阳修却称赞他“善读书，善用书，他的文笔，必独步天下”，这与未来苏轼的成就相吻合。苏轼不过是胡诌，却诌得可以，以此骗过了数位考官，这说明他机智，善于联想。那么，真相公布后何以还获得激赏？大概不过是冲着他的名气，故意抬举。苏轼少年即负盛名，令人闻则生畏。据记载，苏轼与其弟苏辙初次赴都下考举，同时参加召试者众多，有一天，相国韩公对客人说：“二苏在此，而诸人敢与之较试，何也？”“此语既传，于是不试而竟去者十盖八九矣。”[1]1594少年二苏的名声如此撼人，应有夸张、抬高的成分。

作为真正的诗人词客，苏轼多产，而其才华之高，还常常表现于在梦中作诗为词，时有佳作。宋人笔记《侯鲭录》记载，苏轼自己说曾自蜀中应举，途经华清宫，梦见唐明皇令其赋《太真妃裙带词》，觉而记之，有四句：“百叠漪漪水皱，六珠縰縰云轻。植立含风广殿，微闻环佩摇声。”如此经典，不过是诗人日积月累、朝夕构思的结果，但一经渲染，原本再正常不过的诗歌创作就非同一般了。

至于平日诗酒相酬，信手拈来之趣闻，在宋人笔记里随处可见，足见苏轼才思之敏捷，功底之深厚。有次苏轼泛舟西湖，有美妇慕名索诗题句，苏轼一向来者不拒，立成“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之名句。宋人笔记中记载，苏轼在黄州每有饮宴，酣醉淋漓，诗词佳作常常指人而成，见事而立。在苏轼即将离开黄州的一次酒宴上，有位名叫李琪的营妓取领巾乞求书诗。“公顾视久之，令琪磨砚。墨浓，取笔大书云：‘东坡七岁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即掷笔袖手，与客笑谈。坐客相谓：‘语似凡易，又不终篇，何也？’至将撤具，琪复拜请。坡大笑曰：‘几忘出场。’继书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一座击节，尽醉而散。”[1]1620这种场面，颇有故弄玄虚、表演秀的成分，似乎在杯酒相酬、儿戏玩笑之间，别人苦思冥想而不得的佳诗，他则倾刻写出，不神何谓？

神化苏轼，又着眼于他乐观放达。对苏轼的神化，自然会与其放达洒脱的行为方式关联起来，以示其不同凡俗。宋人笔记记载，苏轼在黄州得赤眼病，逾月不出。有人怀疑他得了重病，相传他已经死了。好友范景仁在许昌闻听消息，举袂大哭，要去具重礼吊唁。有人劝止后，即遣仆人到黄州递书信相询，苏轼看后大笑不止。之后在海南时，中原久不闻苏轼消息，都以为他已死，而他在海南正诗文抒怀，闲来为《论语》《尚书》《易经》三书作注呢！把死这种人人避讳的事当玩笑，借以解颐，也只有潇洒不羁者才能做到。

苏轼作为当朝名人，一举一动颇受皇宫关注。也是因为听到传言东坡已死，钟爱他的宋神宗惋惜不已。《春渚纪闻》说：“裕陵将进食，因叹息再三，曰：‘才难’。遂辍饭而起，意甚不怿。”[1]1616皇帝都如此厚爱，苏轼如何能不声名鹊起？

苏轼的达观还在于他身处逆境而能排遣，宽怀以待。传说苏轼在黄州眼疾痊愈后，与数位客人饮酒江上，后独归寓所，但见江面际天，风露浩然，于是作“夜阑风静豰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词句。⑥见周勋初主编《宋人轶事汇编》，第1615页。全词云：“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词引自《苏轼全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99页。第二天，传出苏轼夜作此词后挂冠江边，驾舟长啸而去，正如歌辞中所言。当时的郡守徐君猷十分惊惧，因为他有看护苏轼的责任，怕失“罪人”，急忙前去拜谒，谁知苏轼此时正鼾声如雷，大睡未醒。该词传于京城，连神宗皇帝都怀疑苏轼是否真的八方仙游去了。

苏轼最好的诗词当数他写给弟弟苏辙子由的，如以“明月几时有”为首句的《水调歌头》。而给苏辙最好的诗作当数他罹难狱中、生死未卜时所作。宋人笔记说，东坡被拘于御史狱中，看守狱卒十分照顾。苏轼意为自己必死，便为子由赋诗两首，嘱狱卒秘藏，待他死后转呈其兄弟。后出狱被贬，子由得见其诗，“以面伏案，不忍读也”。其一云：“圣主宽容德似春，小臣孤直自危身。百年未了先偿债，十口无依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不了因。”[1]1605—1606难舍之情令人动容。据称狱卒不敢隐瞒，将诗献于皇上，神宗皇帝“初固无杀意，见诗益动。自是遂益欲从宽释”，之后贬之于黄州。苏轼得罪而不死，一是罪不至死，二是他心胸坦荡，其三便是他的才华。正是这几点，使得皇帝不忍杀、不愿杀。可以说，因为一身正气、才华横溢而赢得皇权的理解与支持，是苏轼在政治斗争中始终困而不死的根本。无论他身陷囹圄，还是东山再起，其中既有迫害的势力，也有上方保护的能量。因此，来自宫廷的一些传闻，无疑加速了对苏轼人格形象的神化。

宋神宗死后，七岁的哲宗继位，宣仁皇后（英宗皇后，神宗之母）监国，王安石变法一派失势，苏轼重受重用，官至翰林学士。笔记记载，一日薄暮宫中召见，宣仁皇后问他因何从团练副使升为翰林学士，一步登天，苏轼对说，是皇上皇后知遇，或大臣们提携等。宣仁皇后却说，如此提拔，是已故神宗皇帝的意思。“帝饮食停匕箸，看文字，宫人私相语：必苏轼之作。帝每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学士，上仙耳。”[1]1626苏轼不觉失声痛哭，皇后与小皇上亦泣。之后，皇后命撤御前金莲烛送之归院。如此恩重，如此渲染，苏轼的名声确然难于寻常了。

这样的特殊关照非止一次。据记载，苏轼自杭州奉召归京城，过宋（今河南商丘），使臣等他人散去，密语苏轼说：“某出京师……到官家处，引某至一柜子旁，出此一角，密语曰：‘赐与苏轼，不得令人知。’遂出所赐，乃茶一斤，封题皆御笔。”[1]1640—1641这个“官家”即宋哲宗，尚未独立掌管朝政而能如此优待苏轼，自然会让神化苏轼的力量插上翅膀。

苏轼名声之大远播域外，这神化的力量还来自异域。苏轼的才学及艺术风范传至北方辽国，此地对他的敬仰与神化更甚。宋人笔记载：“元丰中，契丹使人俱能诵苏子瞻文。”[1]1627又有记载云：“子瞻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芸叟题其后（指辽国所刻《大苏小集》诗集）曰：‘谁题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儿问大苏。’”[1]1628无论是敌对还是睦和，在他国刻印苏轼诗集，本身就非同小可。这件事后来得到验证：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宋廷派苏辙出使辽国，辽人竟问大苏学士安否。苏辙十分感慨，在经过涿州时寄诗与苏轼云：“谁将家谱到燕都，识底人人问大苏。莫把声名动蛮貊，恐妨他日卧江湖。”苏轼得诗后当然很高兴，随即次韵和之：“毡毳年来亦甚都，时时鴃舌问三苏。那知老病浑无用，欲向君王乞镜湖。”[1]1628“乞镜湖”有返乡归家之喻，语出唐代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之二：“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苏轼越谦逊，抬举的人越多。此类诗文传唱，在那个年代自然既是文人佳话，又是神化苏轼形象的催化剂。

诙谐幽默机智的性格，也是重塑苏轼的一种力量。不拘常规，雅谑玩笑，足见苏轼的机智超群，同时增加了他身上的神话色彩，更多的还含有对他独立人格的褒奖。在旧时代，文人之间的乐趣主要是戏谑、幽默，这些是需要智慧的。多部笔记记载，东坡善嘲谑，曾有同事吕微仲体态丰硕，每每戏之曰：“公真有大臣体，此《坤》六二所谓直方大也。”吕微仲后拜为宰相，东坡在书写任命制词中仍不忘开玩笑。一天东坡拜谒吕微仲，后者方昼寝，迟迟不出。苏轼不能忍受，相见之后看到座位旁边有一菖蒲盆，里面养了一只绿毛龟，苏轼便说，此龟易得，但是六眼龟不易得。丞相问六眼龟出于何处，他说：“昔唐庄宗同光中，林邑国常进六眼龟儿，号为‘六只眼儿分明睡，一觉抵别三人觉’”。转弯抹角地把吕微仲骂了个狗血淋头。[1]1631这样解气是解气，难免会得罪人。好友顾子敦身体肥硕，苏轼号之为“顾屠”。顾子敦做京尹之时，与众手下同集慈孝寺，顾子敦凭几假寐，东坡在案上大书 “顾屠肉案”四字，以几个钱币掷案上，顾子敦惊觉，苏轼则说：“快片批四两肉来。” 众人皆大笑。[1]1633显见苏轼的智慧活泼。

幽默是一种天分，不仅能调节气氛，还会展现一个人的真实内心。苏轼的幽默风趣，恰恰说明他是一个热爱生活、思想活跃、不甘寂寞的人。在宋人笔记中常能看到，无论生活如何困窘，他都会借机雅戏，开心开怀。苏轼与刘贡父要好，尝对刘说他与苏辙在科考时日享“三白”，食之甚美，连世间八珍都忘却了。问何为“三白”，苏轼说只是“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白饭”，贡父大笑。过后很久，刘贡父寄书简邀苏轼吃饭，号为“皛饭”。苏轼乘兴致而赴食——他向有美食家称号，著名的东坡肉、东坡羹就是他的发明——案上只有盐、萝卜、白饭。苏轼始悟朋友是以“三白饭”相戏笑，“投匕筯食之几尽，将上马，云：‘明日可见过，当具毳饭奉侍’。”刘贡父估计又为戏耍，却不知“毳饭”为何物，便如约而至。闲谈过午，仍不见上饭，刘贡父“饥甚索食”，苏轼只说“少待”。如是者三，刘贡父说：“饥不可忍矣！”东坡才缓缓地说：“盐也毛，萝卜也毛，饭也毛，非毳而何？”原来时语“毛”与“无”音近，“三毛饭”即三无饭。刘贡父捧腹大笑。当然最后仍是丰盛大餐，二人大快朵颐，抵暮方散。

诙谐、幽默使生活充满达观与智慧，恰如一个传奇，给苏东坡这位艺术家披上一层神秘色彩。宋人笔记中很多故事，展现的就是他作为“人中仙”的超凡拔俗，以至于愈传愈神。

神化苏轼的力量，最奇特的是一语成谶，灵异非常。比如苏轼被贬黄州，或在徐州任上建造黄楼，或最后谪居海南，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是时局使然，可人们在苏轼的诗词里似乎找到了先兆，牵强附会，增添了不少神性色彩。《墨庄漫录》云：“东坡知徐州，作黄楼，未几黄州安置，为定帅，作《松醪赋》，有云：‘遂从此而入海，渺翻天之云涛。’俄贬惠州，移儋耳，竟入海矣。在京师，送人入蜀云：‘莫欺老病未归身，玉局他年第几人。’北归果得提举成都玉局观。三事皆谶也。”[1]1645虽然建徐州黄楼与被贬黄州、入海诗与贬谪海南实属牵强附会，他北归时举为成都玉局观显然是皇家对他格外施恩，但是，民间多以为人事有知，因缘前定，谶语成真。这一方面说明了人们对苏轼的热爱与关注，另一方面也强化着对他神化与重塑的进程。有记载说：“子瞻元祐中知杭州，筑大堤西湖上，人呼为苏公堤，属吏刻石榜名。世俗以富贵相高，以堤音‘低’，颇为语忌。未几，子瞻迁责。”[1]1638此言苏轼因在西湖修筑苏堤而不能高就，反而遭贬低迁。又如关于谪居海南，附会者甚多，似乎苏轼早有预感。宋人笔记载苏轼有《游金山寺》诗，其中云：“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意谓南迁儋州的预兆。苏轼又尝作赠潘谷诗：“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潘谷后来数年因醉酒坠井而亡，似乎也应了东坡谶语。

神化苏轼，多源自于对他不公遭遇的同情，所以许多诡异故事，不少来自他被贬谪的路上。宋人笔记说，苏轼自定武谪赴黄州时，夜宿分风浦，三鼓时分，突然有五百仆役奉上司命，欲夺其所乘舟船——原因是他无权再享用官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如果此处无船，一家十几口人寸步难行。于是苏轼恳请领头者宽限一日，要星夜兼程到星江，天亮之前还船，于有人家处再买舟。获准后，苏轼默默祷告，祈求顺风神灵哀怜，助他如愿，否则，再见到恶使，就该露宿江浦了。话未了，有风掠耳，登时升帆，满帆风饱，顺风顺水，半顿饭功夫，直达目的地。[1]1646或为巧合？或为神助？或为其人已神？

如此灵异轶事在苏轼北归途中也曾出现。据《独醒杂志》，苏轼北归，至岭下，肩舆折杠，便于附近的龙兴寺求大竹竿，寺僧许诺并招待以饭。苏轼乘兴为诗，云：“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江西十八滩。”[1]1654十八滩即赣石，水浅难过，有时能令船客滞留月余。东坡至赣江此滩，盘桓数日，临行发舟，突然一夜之间江水大涨，赣石全没于水下，险滩变通途，只一日而至庐陵。过江后苏轼自谢云：“舟行江涨，遂不知有赣石，此吾龙兴寺诗之谶也。”如此自我标榜，更助长了民间对他的神化。

就连苏轼之死，在宋人笔记中都带有几分神秘色彩。据记载，苏轼迁谪海南儋耳，久之天下盛传他已仙去。七年后，旧时同僚章惇（字子厚）也被贬于雷州。章惇两面三刀，心狠手辣，是残害元祐党人的祸首。苏轼北归至南昌，太守说：“世传端明已归道山，今尚尔游戏人间耶。”苏轼则说：“途中见章子厚，乃回反耳。”[1]1655意即章子厚也在死途，他还没死，我就回来了——多么有趣的调侃！

在北归途中，苏轼染暑疾卧床，亡故前数日，梦中作一诗寄人，云：“舜不作六器，谁知贵玙璠。哀哉楚狂士，抱璞号空山。……至今不贪宝，凛然照尘寰。”“觉而记之，自不晓所谓。东坡绝笔也。”显然这绝笔诗得于梦中，实有铮铮之概。“东坡初入荆溪，有‘乐死’之语，继而抱疾沉卧，对来问候的惟琳老人说：“万里岭海不死，而归宿田里，有不起之忧，非命也耶？然死生亦细故尔。”看来他对死亡已有所觉察，也有所准备。过了两天，“将属纩，闻根先离”，即已无听觉，惟琳叩其耳大声说：“端明勿忘西方！”苏轼则曰：“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语毕而终。[1]1658惟琳往西方极乐世界指引，苏轼却说那乐处并非没有，只是非个人力量可行。客观之中，透出几多无畏与通达，与其平日性情相合，表现得同样不同凡俗。无论古今，论及死，人或将死，均好语相加，祝福入天堂或往生极乐世界，这也是死者本人的最大愿望，而对于平时好佛喜禅的苏轼来说，在弥留之际说出顺其自然的话，非同一般。

苏轼一死，传闻四起，神乎其神，更是重塑其文人艺术家形象的良机。有人说：“苏子瞻前身为五祖戒，后身为径山果。”又有人说：“按子瞻辛巳岁殁延陵，而妙喜实以己巳生。岂先十余年，子瞻已托识他所耶！总是一个大苏，沙门扯他做妙喜老人。道家又道渠是奎宿……余戏为语曰：‘大苏死去忙不彻，三教九流都扯拽。’”[1]1659将苏轼说成是五祖和尚的化身，这与他的神秘出生相应，似乎顺理成章；又把他说成是死后转托为妙喜老人，可能与他那首诗有关，其中有“净名毗耶中，妙喜恒沙外。”⑦诗名《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之八）。依笔记记载，妙喜于苏轼死前十年即已出世，苏轼怎么能与他牵连在一起呢？连时人都不信此妄语，而这些无稽之谈，却很有效地重塑了苏轼的文人形象。

结语：永远的东坡

抬举、神化苏轼，在当时即已风行，与几位文坛领袖是分不开的。如欧阳修，先是苏轼科举时的主考，选贤举良，传为佳话；后来欧阳修对苏轼多加赏识，自愧弗如。据载，东坡诗文落笔即为人们传颂，每一篇到欧阳修处，欧阳修皆终日为之喜悦。一日与人论及苏轼，欧阳修叹言：“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果如其言，之后几十年苏轼名声大盛，“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1]1664苏轼文辞愈来愈受欢迎，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其死后与日俱增。《老学庵笔记》云：“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1]1666苏轼真的像神一样开始被膜拜、景仰，尤其在他的四川老家。

原来一起成名的“三苏”，在苏轼死后只有苏辙在世，这昆仲二人的名望日盛一日，许多佳话至苏轼亡后仍不绝于世。《墨庄漫录》云：苏轼在海南时，有一当地人士名姜公弼者从学。苏轼曾为其题诗句云：“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姜公弼求完整四句诗，苏轼则对他说：“等你登科之后，再为你补齐。”之后姜公弼由广州入贡举进京师，可苏轼已然死去，于是他便谒于苏辙门下。苏辙则替兄补诗，将苏轼二句融入其中，堪称绝作：“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力长。”[1]1673前后相合，天衣无缝。助兄成名，苏辙可谓不遗余力。前文已述，在苏辙出使辽国时，兄弟二人的盛名就已经传遍天下，加之二人诗词唱和，难说兄助其弟，还是弟助其兄，也难说是有意还是无心。

民间如此，宫廷也不例外。苏轼殁时的当朝皇帝是徽宗赵佶，对苏轼崇敬有加，相关传言越来越离谱。有这样一则记载：政和年间，即苏轼逝世十年后，徽宗在宝箓宫做醮筵，主醮道士伏地久久方起。皇上诘问原因，这个道士诌道：“适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毕。”徽宗惊讶不已，又问：“奎宿何神为之，所奏何事？”道士说：“所奏之事不得而知，然而这个奎宿官，却是本朝之臣苏轼。”[1]1658由于他诌得神乎其神，昏庸的徽宗皇帝坚信不疑，经常玩赏苏轼笔墨，致使一纸千金。而此时还实施着的严禁苏文的皇命，成了一纸空文。后世的皇帝则逐步加码，抬举苏轼不遗余力：“至乾道末，上遂为轼御制文集叙赞，命有司与集同刊之，因赠太师，谥文忠”。[1]1666到了一百六十年后的南宋，苏轼成为上下咸爱的历史名人，他的文人艺术家形象光彩照人，皇上亲自撰文赞赏，又赠封号以嘉其能。

所以，苏轼文人艺术家形象在北宋时的神化与重塑，绝非一人之力。才华横溢，诙谐幽默，诗文艺术皆臻奇妙，加上公众之爱，友人相推，官家偏爱，异域崇拜，使得真实与虚诞交织，历史与传闻错杂，苏轼之名望便不胫而走。在20世纪之初，我国曾评出千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杰出人物，苏轼居其首。千百年来，作为艺术大家的苏轼一直称颂于人间，自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