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帮派文化·边缘族群·认同焦虑
—— 论张作骥早期电影中游走于社会边缘的帮派/青年男性

2020-12-05孙力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孙力珍(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引 言

作为“后新电影”导演的代表,张作骥曾以副导演的身份跟随侯孝贤完成了《悲情城市》等多部影片的制作,也帮助虞戡平解决过很多片场出现的难题。他不仅“从侯孝贤那里学习到了如何挑选和处理演员,让演员的表演充满真实感到几乎纪录片的风格,也从虞戡平导演和香港电影导演那里学到了非常专业而有效的排片方式”[1]。但是张作骥首部电影《暗夜枪声》(1994)的拍摄并没有那么顺意。在与香港导演张之亮的合作中,张之亮因考虑到商业因素而要求干预影片后期制作,并主张把香港人难以听懂的闽南语换掉。也正是这个原因,张作骥强烈否认《暗夜枪声》是自己的作品。此后,张作骥开始拍摄一些台视的系列纪录片。其中“《烈火青春少年档案》,是关于青少年犯罪实际案例探讨……后来他继续追踪这些犯罪的青少年真实的生活和环境,于是被他们带到了关渡平原,有了拍《忠仔》的灵感”[1]。

从《忠仔》开始,帮派文化与边缘族群是张作骥试图平衡商业卖点与艺术追求的重要元素。在《忠仔》(1996)《黑暗之光》(1999)《美丽时光》(2001)《蝴蝶》(2008)等表现社会边缘群体的影片中,帮派文化始终充斥其中。但与传统帮派电影不同,张作骥电影的帮派角色,既不像吴宇森的《英雄本色》中因对抗“邪恶势力”而携手共进的“兄弟情谊”,也不像弗朗西斯·科波拉的《教父》中呈现出固定的类型特征——个人自由与权力腐化之间的对抗,更不像日本导演北野武《四海兄弟》中强调忠诚与勇武的男性气质。

登录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