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兴

(华东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上海 200062)

一、研究问题提出

无论从本科教育的硬件与软件的任何侧面看，“双一流”高校都位于我国高教系统的顶端。于是，进入这些高校读书就成为无数高中学子的梦想。参加全国统考并获得高分是获得入学通知书的常规途径。除此之外，还有特殊招生途径。特殊招生包括自主招生、专项招生、保送生、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艺术专业、体育专业和空军招飞等。[1]就招生规模看，其中主要是自主招生(含保送生)和专项招生。自主招生指高校根据政策规定，自己出题并设定选拔标准和招生程序的方式。自主招生的本意是选拔某一方面具有突出特长的学生，以培养创新人才。尽管自主招生一般均要求考生必须参加全国统考，但对统考分数要求相对较低。虽然从2020年秋学期起，“强基计划”将取代实施17年之久的自主招生，但对于考生而言，“强基计划”的自主招生性质并没变。多年来，对自主招生的政策目标达成度，研究者众说纷纭。但从实证研究来看，整体上支持结果居多。从研究结果与本研究的关联来说，有研究认为，在本科阶段，自招生表现出来的综合素质高于统招生；[2]前者在校期间不仅表现了出类拔萃的自主学习能力，[3]其取得的学业成绩也高于统招生。[4]不过，针对自招生的怀疑论也一直没有消停。[5]但这怀疑主要指向自招生与家庭背景的高度相关，也并没有否定他们与统招生二者在能力和学业上的差距。当然，也有谨慎的怀疑者认为很难简单地界定不同就学类型本科生之间的学业成绩孰优孰劣。[6]同时，为扩大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进入一流大学的机会，我国开始实施国家专项计划(2012年)、高校专项计划(2014年)和地方专项计划(2014年)。该类计划允许高校(“双一流”为主)以低于统考分数线或自主选拔形式招收上述学生，其实专项招生是另种自主招生，但目的不同。随着专项招生规模持续扩大，社会开始担心反向歧视，[7]实证研究者也表明专项生很难跟上教学进度，甚至达不到最低学业标准。[8]当然，也有研究对专项生学业表现与发展持乐观态度，[9]但此类研究较少。

对于“双一流”高校本科生来说，学业成绩显然不能仅仅局限于专业课程学习获得的知识和认知能力，从事学术职业的强烈动机和兴趣的养成也是重要侧面。在高等教育已经普及的当下，本科毕业继续攻读研究生是从事学术职业的必由之径，故读研计划确立与否就成为本科生学术动机与兴趣的最有效的外在指标。而且，读研计划确立实际上还能促进专业学习质量。与毕业前才匆匆准备考研的本科生相比，那些较早就坚定地明确考研的本科生投入专业学习的时间和精力相对较多。即使部分本科生毕业后并没有实际读研，其专业学习的收获也会较大。对于“双一流”高校这一组织来说，本科生读研规模也是整体学术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只有立志走学术(academic)和专门职业(professional)之路的本科生越来越多，学校整体学术水平才会更高。调查表明，大部分“双一流”高校本科生实际读研比例(应届和历届合计)已经超过30%。有些“双一流”高校对此并不满足，甚至下达硬性指标，要求下属院系鼓励本科生读研，争取使读研比例超过50%，最好至70%。从宏观政策的预期而言，在准备读研的本科生规模上，自招生应高于统考生，统考生应高于专项生。如果并非如此，那么相应政策就需反思。如果事实确如预期，那么为了促进弱势学生发展，培养措施就需调整和改善。迄今为止，尽管也有研究分析本科生读研计划，[10]但上述的本科生读研计划的多重价值显然并没有被完全意识到，也没有研究者系统分析就学类型对读研计划的影响。

有鉴于此，本文拟定量分析“双一流”高校三类本科生读研计划的异同。具体分析以下三个递进关联的侧面：第一，“双一流”高校本科生读研计划的整体特征；第二，就学类型与读研计划的双变量的相关性；第三，在控制其它可能变量的前提下，就学类型对读研计划的独立影响。然后，从上述分析结果出发，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调查概要、数据整理与分析程序

为获得针对上述问题的详细数据，本研究综合使用了问卷调查和多种形式的访谈调查。

问卷调查使用网络问卷，以9所“双一流”高校(4所一流大学，5所一流学科高校)的在校本科生为对象。调查结合了随机分层和目的抽样等多种取样方式，收集于2018年4～5月的时间内。最终获取样本5812人。去除非1～4年级20人，共5792人。

在调查问卷中，与本研究相关的问题条目除读研计划之外，还包括个人属性、家庭背景、入学前学业准备、在读的高校/学科/学级和学业成绩等变量。根据统计分析的要求，对各变量进行了适当整理。本科生读研计划的整理结果见表1，其它各变量的整理结果见表2，表3。

访谈调查采取结构式和半结构式相结合的方式，分两次进行。第一次访谈在问卷调查之前进行。这次访谈主要是用于确定必要的样本规模和可能的取样程序。以本科生辅导员(3人)和学生管理部门负责人(3人)为对象，结构式访谈为主，半结构式访谈为辅。第二次访谈在对调查数据进行初步统计分析之后进行。这次访谈主要是在统计分析结果基础上，确认进行因果关系推测的合理性。以本科生(20人)、高校任课教师(3人)和学生事务管理部门人员(3人)为对象，结构式访谈为辅，半结构式访谈为主。

统计分析包括三个递进程序：首先，统计描述就业(不读研)/国内读研/国外读研的本科生规模与比例；其次，使用χ2检验分析就学类型与读研计划的统计关联；再次，使用多变量多元逻辑回归控制其他变量的统计影响，析出就学类型的单独的统计影响。

三、本科生读研计划的整体特征的统计描述

本科生读研计划以调查问题“请问您本科毕业后最希望选择的发展方向是：就业/国内读研/国外读研/还没有想好”来获取。在5792名本科生中，回答“还没有想好”的本科生有202名。从样本中剔除这些本科生后，毕业后有明确发展方向的本科生为5590人。

在5590名本科生中，计划毕业后读研的为70.61%。这个数字远高于国内同类既有调查的结果。[10]其背后可能存在三个原因：第一，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迅速扩张，所以，选择读研的本科生自然越来越多。第二，九所样本高校均位于我国研究型大学排行榜的中上层，其本科毕业生读研率一直比较高，个别学校早就超过了50%。 第三，这是计划而非实际入学。鉴于当前研究生弃读频现，[11]实际读研规模可能要略低于这个数字。但是，若与前述的部分“双一流”高校的发展目标相比，这个比例应该说比较接近客观现实。

近年来，“双一流”高校本科生选择毕业后国外读研的比例逐年升高。[12]本调查的结果再次佐证了这个趋势。在3947名计划读研的本科生中，选择国内读研的为65.80%，国外读研的为34.20%。尽管计划国外读研本科生总人数明显低于国内读研，但仍然占据了计划读研人数的三分之一。其原因值得研究者进一步全面和深入分析。访谈调查结果的初步分析表明，目前，我国社会普遍认为，国内与国外同类高校的学术水平在某些侧面尚存在明显差距。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双一流”高校的本科生毕业后选择国外读研。尽管这种认识未必正确，但国内读研和国外读研的区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读为读研计划的质量差异。

读研计划会随在学时间推移发生不同程度变化。本文数据尽管为截面数据，不过因数据样本代表性较高，故也可以通过横截面的年级差异间接地推测时间序列的变化趋势。分年级看，整体读研计划呈现波动而非一直下降趋势：二年级先略微降低，三年级又回升，四年级再明显降低。国外读研比例的变化基本也是如此。这些变化趋势颇能反映“双一流”高校本科生学术追求心理的实际变化。入学肇始，刚刚适应之后，作为精英学生，个个信心满满，自命天之骄子；但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面对竞争激烈的残酷现实，学术激情中的水分和空想成分就被挤了出来，计划读研的本科生比例逐渐降低；不过，这些本科生毕竟综合素质较高，所以很快就能根据现实条件对学术期望和学习行为加以相应调整，使其回复到旧有水平；然而，到了大四，为各种现实所无情制约，读研计划就又明显降低。

在调查对象的有效样本中，统招生为3801名，占71.42%。专项生和自招生分别为843名和678名，各占15.84%和12.74%。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样本中自招生数量确实不少，但其实专项生的规模更大，可见宏观政策对公平倾斜的向度、力度与效果。不过，本研究最关心的是不同就学类型间本科生读研计划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那么，不同就学类型间的本科生读研计划究竟有无差异呢？以下，将分析就学类型与读研计划的双变量的统计相关性。

表1 “双一流”高校本科生读研计划的描述统计

四、就学类型对本科生读研计划影响的χ2检验

鉴于国内读研与国外读研的内在性质有所不同，这里把读研计划细分为两个嵌套的“二选一”的递进选择：就业(非读研)/读研和读研之中的国内读研/国外读研。

(一)就学类型对读研与否选择的影响

首先，通过χ2分析检验不同就学类型间的读研计划差异。表2表明，在p<.001水平上，不同就学类型间的读研计划呈现统计显著性。具体而言，与专项生的不读研34.88%对读研65.12%相比，统招生的是不读研28.60%对读研71.40%，自招生的是不读研21.98%对读研78.02%。随就学类型变化，计划读研的本科生规模逐渐增加，且增幅异常明显。

(二)就学类型对国内读研/国外读研选择的影响

其次，通过χ2分析检验不同就学类型的国外读研与国内读研的差异。表2表明，在p<.001水平上，不同就学类型间的差异呈现统计显著性。具体而言，与专项生的国外读研15.30%对国内读研84.70%相比，统招生的是国外读研33.75%对国内读研66.25%，自招生的国外读研54.25%对国内读研45.75%。随就学类型变化，国外读研的本科生规模增加，且增幅异常明显。另外，这个层次的读研计划的差异比上一层次更明显。尤其是自招生这一类型。

表2 就学类型对读研计划的统计影响：单变量分析的结果

五、本科生读研计划影响因素的多变量多元逻辑回归分析

(一)其它可能的影响变量的统计特征

就学类型之外，影响本科生确立读研计划的因素主要有四类：个人先天属性、家庭背景、入学前学业准备和高校学习经历。个人先天属性主要有性别、年龄和智商，本文选用性别。家庭背景被认为是影响学习动机和兴趣的最重要因素。[10]但是，家庭背景构成要素复杂，随时空条件而不断变化。不同研究根据研究目的，所使用选择的家庭背景指标略有不同。本文选择城乡、东中西部、父亲学历和父亲职业作为指标。学业准备以高考成绩为指标，并把不同省份的总分百分化。高校学习经历包括专业学习成绩和影响成绩的学习环境。学习环境以高校类型、学科类型和年级为指标。上述各变量的特征如下表3所示。

表3 其它影响变量的统计特征

(二)多变量分析的统计模型选择

本研究中的因变量是本科生读研计划，具体有非读研、国内读研和国外读研三类，所以多元逻辑回归最合适。多元逻辑回归实际上是多个二元逻辑回归的组合。与单个二元逻辑回归相比，它的优点是：不仅可以比较不同解释变量在同一方程中对同一因变量的统计效应，而且还可以比较同一解释变量在不同方程中对不同因变量的统计效应。本文以非读研为参照，把读研计划化为：国内读研/非读研和国外读研/非读研两个二元选择。

以“国内读研/非读研”为例，二元逻辑回归模型的数学方程的表记为

β3Ge+β4Fe+β5Fp+β6Ep+

(1)

在公式(1)中，P为某本科生相对于不读研而选择国内读研的概率。β0是常数项，Sex、Re、Ge、Fe、Fp、Ep、Un、Di、Ar和G分别是性别、城乡、东中西部、父亲学历、父亲职业、高考分数、高校类型、学科类型、专业成绩年级排名和所在年级。β1至βk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Exp(B)=eβ为某变量对p值变化贡献的统计效应值。比如，在表4中，男性国内读研可能性就是女性国内读研可能性的e-0.512=0.599倍。即实际上男性读研可能性低很多。

(三)多元逻辑回归的分析结果

1.就学类型的独立的统计影响

在统计控制了其它的可能变量的影响后，就学类型的“纯”的统计影响自然就凸显了出来。很明显，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下的这个影响与双变量χ2分析的结果明显有所不同。首先，专项生、统招生和自招生之间，在国内读研选择上，尽管仍然存在着系统差异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具有任何显著统计意义(p<0.05)。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差异的方向性：不是统招生国内读研的可能性高于专项生，而是专项生的国内读研可能性高于统招生，具体为1.202倍。其次，在国外读研上，三者差异与χ2分析的结果相似：不仅具有统计显著性，且差异巨大；专项生的概率仅仅是统招生的0.663倍，而自招生则是统招生的2.221倍。

2.其它因素的独立的统计影响

除就学类型外，学业成绩、家庭背景和年级的影响也颇为特别(表4)，值得将来深入分析。

首先，学业成绩影响微弱。社会对专项生、统招生和自招生之间差异的基本共识是：三者学业存在明显差异。专项生在知识贮备和学术能力上要低于后两者。自招生的知识贮备与统招生相当或者稍低，但学术能力要明显优于后者。否则，怎么参加自招呢？本科生专业成绩和入学时高考成绩是三者学业差异的最有力的两个表征。理论上，二者应该对本科生读研计划有远远超过其它因素的影响作用。但本文的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其实不然。在排除其它各种因素的影响后，入学时的高考成绩和在校期间的专业成绩年级排名都仅有极微弱的统计影响。尤其是高考成绩，根据统计原则，其影响可忽略不计。

表4 就学类型对读研计划的统计影响：多元逻辑回归分析的结果

其次，家庭背景影响显著。除个别情况外，城乡、地区、父亲学历和父亲职业大都对本科生读研计划有统计影响。其中，城乡和父亲学历的影响尤其显著。著名教育社会学者布尔迪约认为家庭居住地和父母学历是家庭文化资本的重要指标。[13]由此可见，读研作为本科生走向学术职业的必经之路，家庭既有的文化资本积累仍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再次，在学年级影响复杂。从国内读研的选择来看，随学年升高，计划读研的本科生人数逐渐减少。这符合高等教育升学期望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14]但是，从三年级到四年级的减少程度尤为明显。这与调查的时间节点有密切关系。在问卷调查进行的4、5月份，四年级本科生已经确定了是否被录取为研究生。所以，四年级的读研计划与读研的现实可能性几为同义词。由于我国近年考研竞争激烈，原本具有读研计划的部分本科生这时候因为未被录取而打消计划很正常。与国内读研相比，国外读研随年级升高下降得更为剧烈，并且下降开始更早。当然，获得国内读研资格而不去入读的本科生近年也逐渐多起来。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首先，样本“双一流”高校本科生读研计划的整体水平较高，国外读研比例更高，但国内读研和国外读研比例均随年级升高而明显下降。其次，尽管就学类型与读研计划的双变量相关分析的结果呈现统计显著性，但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因素后，就学类型对国内读研失去了统计影响。不过，就学类型仍对国外读研存在显著影响：自招生的可能性高于统招生，统考生的可能性高于专项生。这对相关政策有一定启发意义，主要两点如下。

(一)相关招生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当前的自主招生和专项招生均需要不同程度的反思与完善。读研计划的确立与坚定化是“双一流”高校本科生学业发展的重要指标。从对本科生读研计划形成的促进作用来看，自主招生并没有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与此同时，专项招生却远超预期。有研究者认为自主招生效果不佳是因为自主招生的实施机制不完善，导致所招非其人。[6]其实，访谈调查表明，真相更可能是，自主招生根本就无法按照理想设计去实际运行，至少在当下不可能有尽如政策预期的实施机制。另一方面，有研究者认为专项生学业优异是弱势群体独有的底层文化资本发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15]不过，访谈调查表明，这更可能与我国本科教育教学的相对刚性的制度设计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刚性制度设计尽管看似与目前流行的“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有所冲突，但客观上实则更能发挥“学生为中心”的实际效果，一定程度地控制原有的学业基础多样性对学习结果阶层分化的影响，削弱学习过程中的学业成绩不平等再生产的规模。这主要是因为，整体上，弱势群体本科生缺乏对本科专业课程学习的针对性目标、核心内容和有效方法的明确而准确的自我调适性认知，而一定程度的课程与教学的刚性制度设计恰好提供了一个有径可循和有法可依的强制性学习框架体系。不管上述效果的生成机制如何，研究结果都预示着从源头上两个招生政策均急需反思与调整。当然，自主招生目前已经处于调整中，尽管具体方向尚不明朗。但是，专项招生的正向功能尚未得到理论界的积极关注与适当评估，自然也就没有任何调整的可能性。如果二者的调整能够提上议事日程，那么首选的方案应是自主招生规模适度缩小和专项招生规模逐渐扩大。

(二)准确把握读研计划的时代价值，并采取相应的促进措施

促进读研计划确立并保持其在本科学习过程中的稳定性。这应是“双一流”高校同时提升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有效手段之一。在高等教育普及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本科培养质量明显下降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16]“双一流”高校也未能独善其身，这进而导致研究生培养质量普遍下降。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双一流”高校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必须从本科阶段入手。[17]随着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和审核招生方式逐渐展开，研究生入学考试今后可能不再成为本科生读研的制度制约手段。读研与学术追求将变得几乎纯粹取决于个人的动机和兴趣。然而，学术动机与兴趣绝非天成，而是个体长期与学习环境互动后不断磨砺而成的个人学习体验升华的必然结果。这虽然首先需要本科生能够树立明确而坚定的学术追求计划，但个体学术追求计划从无到有并由弱变强却更需要外在制度的强力扶持。

然而，“双一流”高校目前不仅明显缺失相应的制度推进措施，大部分高校也似对该制度的现实缺失和建立紧迫性毫无警觉。与从事应用型职业技术和通识型本科教育的大多数“非双”高校截然不同，“双一流”高校的本科教育的事业主体已经不可能再是终结型教育。即使“双一流”高校选择毕业即就业的少量本科生实际上也主要面向专门职业岗位，而这些岗位所需知识与硕士研究生教育课程的内容有高度近似性，这也是国外专业硕士发达的根本原因所在。所以，“双一流”高校本科教育理应把服务于研究生培养作为重要目标。

当然，高校运营中的惯性行为也是外部制度和文化环境的产物，所以把制度的缺失和建设迟滞的责任全部推给高校也属武断。试想，目前哪个“双一流”高校敢于面对外部社会，勇敢地宣称：“本校鼓励本科生读研”？在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高等教育话语体系里，本科生考研本身似乎就自带某种原罪色彩。然而，在至少30%而至多70%本科生毕业后均读研的“双一流”高校里，如何为读研做准备的系统教育和指导不仅缺失而且被漠视实属不可思议！ 总之，今后的相应制度建设必须从相关高等教育话语体系改变入手。但主流话语体系再造实属官方意识形态变革的下位事业，而意识形态变革唯有通过顶层设计的积极介入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