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干部（简称“村干部”）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②贺雪峰，2015；刘昕，2019；裴志军，2011；杨雪梅、王征兵，2018，他们是大部分政策的最终执行者。根据2017 年12 月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全国有近60 万个行政村（包含涉农居委会），涉及600 万村干部。2019年底爆发新冠肺炎疫情，除一线医护人员和警察以外，基层干部在维持农村秩序、执行隔离措施、保障隔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基层干部工资待遇并不高③陈永刚，2010；贺雪峰，2015；刘昕，2019。2016 年，国家发改委联合多部门发布《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简称《意见》），将村干部队伍、新型职业农民等七大群体作为重点激励对象。《意见》旨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出台差别化收入分配激励政策，逐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带动城乡居民实现总体增收。

部分文献根据早期数据初步回答了村干部是否能够带动农村居民增收，基本认同村干部能力、年轻化、以及农村的民主化程度对居民增收的积极作用④赵仁杰、何爱平，2016；于潇、PETER HO，2014；裴志军，2011。然而，鲜有研究直接以村干部的收入和家庭收入结构为研究对象。目前我们搜集的文献主要是某个小范围的典型调查⑤王征兵等，2009，或者根据一些典型案例的定性推断⑥贺雪峰，2015；刘昕，2019，难以反映全国真正的客观情况。

2007 年公务员法提出建立公务员与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的调查比较制度，然而至今仍然没有建立这个制度⑦2018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2019 年开始执行）仍然保留了“国家实行工资调查制度，定期进行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的调查比较”的相关规定。。我们认为，客观认识村干部相比同类人员的收入状况是瞄准村干部队伍带动全体农村居民增收的重要基础工作。因而，本文重点解决如下几个问题：村干部的收入相比其他人员的差距有多少，家庭收入结构和普通家庭相比有何差异？村干部在带动农村居民增收方面发挥怎样的作用？

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2018 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数据（CHIP2018），包含了详细的村干部个人和所在家庭的特征信息，以及其他类劳动力的同类信息。本文选择其中的农村样本，保留16-59 岁个体，并且去掉了是否基层干部、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关键变量为空的样本个体。去除工作时长、就业身份、收入总额为空的样本个体，共保留12868 个样本，其中共包含663 名乡村干部，作为对比的非乡村干部样本为12205人。

村干部在农村的角色特征及其收入状况

（一）村干部在劳动时间分配方面发挥了更多公共服务角色

根据表1 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第一，村干部平均外出务工时间明显少于非村干部。村干部平均外出时间只有1.47个月，每月外出时间也较短，仅3.93 天。然而，非村干部外出从业活动的时间平均有4.87 个月，平均每月有13.19 天。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村干部放弃了更多的外出从业机会，相当于承担了较高机会成本。第二，村干部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时间更多，在本地从事工资性工作的劳动时间更多。其中，村干部农林牧渔全年农忙时间达到30.44天，是非村干部的1.78 倍；工资性工作包括村委会的职责、村庄事务调节等，全年人均能够达到137.48 天，是非村干部的5 倍多。第三，村干部承担了更多公共工程任务，且更多地承担亲邻帮工任务。这与我国基层干部的现实工作状况是一致的，大多数的民生政策最终都需要依靠基层干部来执行，从事“公共工程”只是大量基层工作任务的一个代表。

（二）村干部的个人收入明显较低

根据表2 可以发现，村干部的个人劳动收入主要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将不同就业身份的个人收入进行对比，当就业身份为雇员时，村干部的个人平均收入低于非村干部，比非村干部低3462 元；但当就业身份为自营劳动者时，村干部个人收入明显高于非村干部，收入均值比非村干部高12066 元，差异十分显著。与此同时，当就业身份为雇员时会获得一定的食物补贴和住房补贴，村干部的福利收入也明显低于非村干部。村干部获得的人均食物补贴平均每月大约80 元，只有非村干部的40.87%；人均住房补贴平均每月46 元，相当于非村干部的43.93%。单从平均收入看，从事工资性工作的村干部待遇明显低于非村干部。

表1 农村村干部与非村干部的劳动时间对比

（三）村干部所在家庭收入构成特征

虽然村干部会大幅减少外出务工时间，个人收入可能相对较低，但是所在家庭的收入并没有显著更低。村干部所在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076 元，高于非村干部家庭的14211 元。其中有两个可能原因：一方面，能够担任村干部，一般意味着所在家庭的受教育程度或能力水平在村庄中处于中等或偏上水平，家庭成员中不担任村干部的个体可或因能力较强而获得更多劳动收入。另一方面，村干部作为村集体的负责人或工作人员，有更多资源，从而在相同能力情况下，使家庭获得更多收入。

为了便于进行更具体的对比，表3 单独列举了三类非村干部家庭：（1）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家庭，即经营净收入为0、财产净收入为0 的家庭；（2）不从事第二、三产业经营活动的家庭，他们主要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即第一产业经营净收入不为0，第二、三产业经营净收入为0 的家庭；（3）从事第二、三产业经营活动的家庭，即第二、三产业经营净收入不为0 的家庭。比较村干部所在家庭与非村干部劳动力所在家庭的收入构成，可以发现这样几个特点：

表2 农村村干部与非村干部的个人主要劳动收入对比

第一，村干部所在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不从事第二、三产业经营活动的家庭，与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第一类家庭相比，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不大。不从事第二、三产业经营活动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2501 元，是所有情况最低的。这表明非农经营活动在农村居民增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村干部所在家庭的第二、三产业经营净收入远低于非村干部第三类家庭，第一产业经营净收入高于非村干部所在家庭。其中原因很可能是村干部在时间分配上较少外出务工，较多地从事本地农业劳动。

第三，村干部的工资性收入较高，但低于第一类非村干部家庭劳动力（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家庭）。这说明，村干部所在家庭劳动力的工资性收入总体上的偏低，这个特征与前一部分的统计结果是一致的。

第四，村干部的财产净收入相对较高，达到633元，远高于非村干部家庭。背后反映的情况可能是村干部所在家庭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更高，一般金融知识越多，财产性收入相对较高。

更好的村干部是否能够带动集体增收？

进一步关注的问题是，更好的村干部是否有利于同村居民增收。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非村干部农村劳动力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对数）、个人经营净收入（对数）和个人工资性收入（对数），核心解释变量是同村村干部的受教育年限、年龄、年龄平方等。为了尽可能减少遗漏变量问题和内生性问题，模型中仅保留有村干部的村，并且加入了这些控制变量：劳动力个人性别、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工作经验平方、婚姻状况、是否健康、全年工作时长（对数）、兄弟姐妹个数、所在家庭储蓄（对数）、家庭抚养负担、耕地面积和区县虚拟变量。

表3 农村村干部与非村干部所在家庭人均收入构成对比

于潇、Peter（2010）认为“村干部的基本特征对于农民收入具有显著影响，村干部的受教育程度与农民平均收入呈正相关关系”，高梦滔、毕岚岚（2009）也提出“村干部知识化有助于农村居民增收”。按照本文的模型结果，村干部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对应同村劳动力的个人可支配收入越高，个人经营性收入也相对更高，但对同村劳动力工资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如何解释这个结果？一方面，村干部知识化有利于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增加，村干部知识化能够更好地支持因地制宜特色种养，促进农村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另一方面，村干部知识化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程度不高，这可能是由于工资性收入拥有岗位较为固定和增长幅度有限的特征，村干部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很难有效提高农村地区工资性收入的上限水平。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以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为背景，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2018 年数据，研究了村干部的劳动时间安排、收入状况和对农村居民增收的影响。主要得到两个方面发现：第一，从统计数据看，村干部牺牲了外出务工时间，降低了个人劳动收入，导致个人收入不足以弥补机会成本。村干部在基层工作中承担了较多公共责任，然而部分地区交通通讯条件较差，村干部往往还需要承担较高的交通和通讯费用。这会进一步降低村干部在已有收入水平下的实际福利。第二，从回归模型结果看，能力较强的村干部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增收，会显著改善同村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此结论与已有文献通过其他数据和模型的发现基本一致，表明通过对村干部的能力提升和激励能够带动居民增收。不过由于村干部的经济回报相对较低，经济状况较差地区的优秀劳动力流失严重，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乡村发展。

表4 村干部个人特征与同村劳动力收入关系回归结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认识村干部的经济待遇和在居民增收中的角色？许多公共政策的最终落实需要得到基层工作人员配合，例如精准扶贫工作包含贫困户识别、信息收集、贫困户对接等大量琐碎工作。2019年中共中央十九届四中全文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中央政府对我国政府治理体系建设的要求大幅提高。与此同时，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加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等“三农”问题是2020 年一号文件强调的重点工作，如果没有良好的基层管理体系，即便有完美的顶层设计，上层政策也难以在基层落地。

结合本文研究结果，村干部规模庞大，绝大多数不属于财政供养人群，简单提高待遇不一定能够发挥很好的激励作用，反而增加地方财政负担。考虑到村干部的工作特点，激励措施可以与其具体工作责任挂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报酬方面尽可能按工作强度提供弹性报酬。例如对于临时性工作任务，增加相应补贴标准；对于交通不便或与基层居民联系紧密的状况，按实际需要增加交通和通信补贴，降低不必要的个人经济负担等。其目的是保持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让贡献多、真正做出实绩的人获得应有补偿，同时也防止优秀基层人才流失。二是提高村干部带动居民增收的能力。上级政府机构一方面可以建立村干部培养体系，提升管理技能，介绍各地区发展经验；另一方面，依托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从顶层设计角度为乡村谋划有效率、可持续的发展框架，减少村干部承担经济风险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