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我国杂技主要以人体为材料构筑艺术形态，将人体的自然形态转换为超常状态的艺术，以精进技艺为主，注重人体潜能的开发与极限的挑战，在这基础上形成审美功能，很少承担叙事与抒情的功能。但是，随着艺术多元化的创新发展，杂技表演已不限于单纯的人体技艺展示，为了增加观赏性与审美性，杂技融合了舞蹈、音乐、戏剧等多种艺术元素，形成协同发展之势。

近年来，广西杂技的发展实现了新的突破，不再局限于杂技本体上的创新，而是进行多元素、多文化的融合与发展。不论是在技艺上、叙事表达上，还是审美效果上，广西杂技都致力于质量上的提升，挖掘本土的民族文化及其他文化元素，进行融合创新。广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我们从“那”来》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品的一部跨界融合创意杂技剧。该剧以壮族“那”文化为背景，融合了“那”文化的歌、舞、音乐、“非遗”等艺术特色，通过杂技的形式展现出来。壮族的田和土地，叫“那”（壮语：na）。“那”文化，即壮族的土地文化及与此相关联的文化。壮族人民据“那”而作，以“那”而居，孕育了丰富多彩的“那”文化。该剧以四季为引，由四个章节铺开，即《那·春语》《那·乡野》《那·纵歌》《那·时光》，以此呈现壮族人民在不同时节中的生活状态，在展现精湛人体技艺的同时，也以“那”文化为依托，展现了广西杂技剧在跨界融合创新方面的新发展。

一、本土元素和融合创意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①创新，是当今杂技文化发展的关键，杂技需要不断地推陈出新，才能焕发出新的活力与生机。

广西杂技借助本土的文化优势，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形态，从单一的杂技表演形式，逐渐转型为跨界融合的多样化表演。形式的多样融合包括杂技、舞蹈、音乐等艺术形式的跨界融合，文化的多元融合是在遵从以杂技表演为主要形式的原则上，注入民族文化、神话传说、童话等元素，提升杂技在精神文化上的“软实力”输出。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多民族的融合也是文化的融合，这给广西杂技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肥沃的文化土壤，打造出一系列具有地域性与民族性兼具的特色杂技作品。杂技剧《我们从“那”来》主要传承壮族的传统“那”文化，精心打造广西壮族的“那”家园景象，以此凸显杂技跨界融合的别致美感。

1.“那”文化的表意之窗

杂技需要演员克服自身的障碍，挖掘人体器官功能技巧的潜力，通过对“物”的非凡掌握，突现人的本质力量。就杂技艺术本体而言，它对人体无疑是具有极大挑战性的。人的身体具有两大特性，即保存生命与表达意义。在跨界融合的创新转型中，杂技的特性，即表达意义的特性表现明显。广西杂技融合本土元素，对民族文化，如传说、歌舞、习俗等内容进行了阐释与传播，具备表情达意的功能。杂技发展为表意的窗口，其内容与形式都是极为重要的组合成分，而这也构成了杂技剧《我们从“那”来》的语言体系。

在《我们从“那”来》第一篇章《那·春语》的《拔节》中，便采用了以柔技和顶技为主的表演形式，展现了人体的柔韧度与平衡能力，模拟着自然界中冉冉而起的生命力。它并不局限于单纯的人体技艺表演，而是融合了多种艺术形式，即舞蹈的编排与音乐的渲染等，使其审美性与叙事性都大大增强。而民族性则是该剧的语言核心，其表意也侧重于民族叙事，取“那”之文化，“那”之元素，进行舞蹈与杂技的融合，丰满杂技表演的情感与叙事效果，营造出极具审美性的艺术情境。

壮语质朴的观念贯穿在整个“那”文化里面，因此“那”也象征着家园。在《我们从“那”来》的四个篇章中，整个布局从道具到服装，乃至情境的打造，都具有壮族人民生产生活的气息，质朴而又宁静，如《那·春语》中的《稻草人》、《那·纵歌》中的《丰收鼓舞》。

此外，该剧的表意性还体现在杂技动作所勾勒出的画面上。在《拔节》中，杂技演员展现柔技模仿春虫生长时，肢体蠕动的柔软形态在空间中所勾勒的，便是如画一般的形态。杂技表演也如哑剧，无法用言语表意传情，但利用肢体动作，展现出柔软优美的线条、流畅自然的曲线，形成可用眼睛解读的审美性肢体语言。它的场景打造也依托于广西壮族的生产生活环境，植根于广西的土壤。其中的人与春虫都属于自然界的生命体，但在身体构造上又截然不同。人违背自身的身体构造去追求柔软程度的极致，做到模仿另外一种生物形态的生动性，是人对自身限制的一种反抗与抗争，也是壮族人民对大自然、“那”家园的爱与融合。由此可见，《我们从“那”来》借助杂技剧的形式，在舞台上搭建起审美沟通的桥梁。透过这个窗口，使观众在欣赏杂技表意的精湛技艺时，也能深刻地感受到壮族人民的生活状态与美好的家园景象，其景之优美，意之饱满。

2.“那”文化的民族审美

民族审美是民族群体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的审美心理与价值取向。壮族是广西少数民族中最大的一个民族。杂技剧《我们从“那”来》中原生态山歌、壮民族器乐、木偶等，包括“那”文化的核心，都力求体现浓郁的壮族文化韵味。民族审美与民族信仰具有共同的作用，即维系民族团体的发展与延续，是保证民族凝聚力、提供民族归属感的重要力量支撑。该剧的文化底蕴则是“那”，这与壮族的民族信仰——信奉土地神有关，同时也与壮族人民的农业生产劳动相关。在此基础上，壮族的民族审美也形成了以“那”为主的价值取向，即自然与和谐的纯朴状态。

杂技剧《我们从“那”来》以季节的更替铺开叙述，且在每一章节中都选取了几个生活情态作为文化要素，如春的插秧、夏的鱼与荷、秋的丰收与冬时讲故事的岁月静好。在《那·乡野》中《鱼与荷》展现出夏日灵动有趣的画面，在《那·时光》中《星星颂》展现出静谧且温馨的情境，在视觉与情感上都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审美享受。《我们从“那”来》纯真、自然的艺术画面，具备“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艺术特色，以及灵动、自然、诗意的审美效果。通过杂技表演，展现壮族“那”世界中的真、善、美，让人们在这艺术情境中找到共鸣。

二、“那”文化与现代舞台

包容其他元素，融合发展，是杂技创新的优势之一，也是杂技具备“对话”功能的基础。目前，广西杂技最普遍的特征之一便是以跨界融合的方式进行展演。在这一过程中，杂技利用现代舞台的优势，改变传统套路，以杂技剧、主题晚会等形式展演，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杂技之前所达不到的艺术审美效果。《我们从“那”来》就是结合现代舞台艺术，在技艺表现上积极创新，既丰富了审美空间的构建，也增强了观众融于艺术情境的在场感。

1.审美空间的可读性

现代杂技审美空间的构建有赖于杂技剧场的营造。随着时代的发展及观众审美情趣的变化，为杂技提供了新的发展道路，即传统杂技走向现代舞台艺术表演形式的转型。在特定的空间内，注重各元素的配合，即舞台灯光、音效、服装、道具、布景等，这些元素共同打造舞台效果，便可构筑出审美化的艺术空间。在这一审美空间中，“那”文化作为审美核心，传达着壮族人民的精神需求与生活状态，成为《我们从“那”来》的审美底蕴。由于在舞台上的叙事性表达、诗情画意美好家园的场景打造，以及审美共性的积淀，“那”的文化因子也是可读的。

2.剧场打造的在场感

在剧场中，观众的观看行为是剧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被容纳在剧场话语中，也是杂技生成为杂技作品的关键步骤。剧场的交流模式带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幻象性，这为杂技剧造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们从“那”来》的场景打造围绕田园式的风格展开，从布局到服装、化妆、道具，皆以壮族人民的农家风为主，其舞台的造景造势也紧扣主题。观众置身在特定的场景中观看演出，也是演员与观众的直接交流。该剧主旨即是用杂技动作构画生活之美，演绎壮族人民在田埂中创造快乐的景象。观众在这种特定的情境下观看，身临其境，以“内”聚焦的视角出发，体验壮族人民在田野劳作中的幸福，重温乡土情怀。这种剧场的现场体验感，让观众自身也成为了审美的一部分，促成了艺术情境塑造的可能性。因此，舞台效果的表现力也成为了增强审美在场感的要素之一。

三、跨界融合的创新意义与价值

新世纪，广西杂技开启了本土杂技用文化名片“说话”的功能。它的创新意义与价值在于：

1.对民族文化的新式书写与传承

在电子信息时代，跨国、跨界融合与交流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文化的多元化冲击打开了各类艺术相互借鉴与交融的大门。在这一潮流中，杂技“杂”的特性在转型中增加了与其他艺术门类相融合的可能性，例如舞蹈、音乐、戏剧等。《我们从“那”来》将其他艺术元素注入杂技中，以杂技表演的形式展现壮族文化，是一次突破与创新，彰显了杂技表演形式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致力于讲好“那”的壮族故事，展现“那”家园的精神风貌，成为了民族文化的新式书写与传承。

2.广西杂技面向世界与未来

近年来，广西杂技的发展实现了新突破，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形态，即不再局限于杂技本体上的创新，而是进行多元素、多文化的融合与发展。不论是在技艺上、叙事表达上，还是审美效果上，都致力于质量的提升，挖掘本土的民族文化元素，进行融合创新，提升杂技在精神文化上的“软实力”输出。在网络发达的时代背景下，“快餐式”文化曾一度膨胀，而少数民族人口少，其文化也较偏为小众，少数民族文化的挖掘与传承，转入市场面向大众时，则成为一股新鲜的活力，刺激市场的审美需求。

《我们从“那”来》蕴含着壮族怡然自得的稻作文化，展现的是壮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中精神风貌，是快节奏的生活中恬静美好的精神家园的愿景。从广西杂技的现代转型来看，该剧完成了跨界融合的创新需求，也根植民族文化的土壤，对“那”文化进行了新式书写，注入民族审美的新活力，并将其推向市场，在世界舞台创建民族文化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