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良

1998年秋，仲厚、叔和先生昆仲偕亲属从海外返锡，拜谒惠山的孝祖祠，物是人非，已非幼时印象，幸存的享堂亦徒有四壁，不禁怆恻动怀，忆及其父绎之先生嘱咐：“祠堂保养，有赖尔等后辈！”于是与有关部门反复商议，由仲厚、叔和、季平三兄弟出资重修。按明弘治十七年修建规模，重建永锡堂、成志楼及祠丁房。享堂内孝祖坐像已毁，重塑而改为铜铸，并置龛座。北墙建为碑廊，陈列自元至今初刻及重刻之孝祖祠碑记十通。仲厚先生以耄耋之年督其事，费尽心力，历八年方竣。刻《重修孝祖祠记》述其始末。[1]其间，三兄弟复有整理华氏家族文献之设想，于2005年12月，出资以家藏贞固公手书《黄杨集》原迹及识跋、明清十六名家书录栖碧公花卉诗手卷，付苏州古吴轩出版社影印精装出版。[2]

一、关于《黄杨集》手录本和花卉诗卷

《黄杨集》是元朝中期至明朝早期无锡名士华幼武的诗集，在明清两代乃至民国，或是刊印或是传钞，不绝如缕，虽有冠以前缀者，但集名却始终未变。

华幼武（1307—1375年），字彦清，号栖碧，世居无锡梅里乡之隆亭，随曾祖父友闻迁堠旸。[3]父铉，又名也先，一作野仙，字子举，仕元由宿卫授都功德使司都事，谢病归，殁年二十六。[4]母陈氏，名明淑，抚孤持家，矢志守节，至正二年（1342年）获旌表。吴县俞贞木有墓志，邑志入列女传。[5]

华幼武，一生大致可以其47岁，即至正十三年（1353年）时老宅毁于大火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6]前一时期他基本是在家乡度过的。当时社会相对安定，家道殷实，继承先业后又勤于治生，蓄积益厚。但他雅志恬淡，不尚奢靡，无意于仕进，元丞相周伯琦等屡荐之，皆不就。事母至孝，构贞节堂奉娱颐养；另构春草轩，取唐人孟郊《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意，以示不忘抚育之恩。为人敦厚和易，敬亲睦族，尊贤礼友，乐善多施。后一时期反元义兵纷起，时局动荡，他不得不携家避乱，迁徙无定所，辗转于苏州、常熟、吴江之金泾、长洲之周庄及常州等地，间关羁旅，野行舟宿，饱尝颠沛流离之苦。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中秋虽一度回到梅里草堂废墟，但只作短暂逗留。明王朝定鼎南京后，江南富民类多迁往濠州落户，他重返故里。因旧址荒圮，命诸子择地另营新第，未及竣工而逝。[7]华幼武喜读书，工翰墨，尤好吟咏，老而弥笃。后至明初，华幼武聘请谷阳陈子贞坐馆课子，相与论诗，晨夕推敲，遂为师友交。曾手注杜甫诗，凡章句起结、景物意象莫不详辨，能得其大要，声名日隆。一时之名贤如张雨、王逢、倪云林、张着、张翥、黄溍、郑元佑、杨维祯、陈基、陈谦、俞贞木等，多乐与相往还。华幼武有著述两种，《杜诗评钞》已佚，仅《黄杨集》传世。

华悰韡（1341—1390），华幼武次子，名贞固，字公恺。他幼年好学，通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熟读诸子百家。洪武三年（1370年），他遵照父亲华幼武的旨意，从堠旸迁居荡口。他苦心经营，使荡口日益发展，成为富庶之地，也成了华氏的一块发祥地。[8]朝廷下诏，几次要华悰韡任孝廉通经儒生，他都不从。

华幼武存诗五百又四篇、诗余三篇、文二篇，《黄杨集》中录有古诗、排律、律诗、绝句等二百七十多首，畅抒胸怀，尤其叙述了自己飘泊江湖的经历。本文要论及的《黄杨集》，是华幼武次子华悰韡工楷手录遗稿一百又四篇的手录本。该本底稿曾先后四次失而复得。[9]弘治八年（1495年），华氏后人第一次将失散的稿本购回，即请当时名士祝枝山、文征明、唐寅、都穆等人题跋于后，另又延请一些名士选录华幼武部分花卉诗。清代该收录本失而复得后，其后人仿效先人又请清代名士识跋和抄录华幼武花卉诗。

二、《黄杨集》识跋和花卉诗卷墨迹分析

识跋，又称题跋，泛指古代书籍、书画、碑帖以及古器物拓本的题识文字，或考源流、或钩史乘、或品辞藻、或赏技艺。识跋之体兴于宋，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等人皆为开风气之先者。东坡曾跋欧阳修《试笔》云：“此数十纸，皆文忠公冲口而得，信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画，皆有自然绝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迹也。”[10]据此可知，识跋实为雅人深致的风流韵事，而识跋之书法又往往称得上“合作”，这种重在文辞内容而非纯为艺术的识跋书法，以风雅为资，兴之所至，反而给书写者提供了与尺牍类似的、可以随机发挥才情志趣的绝好媒介。自宋以后，识跋渐成文人学者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历久不衰。而识跋这一形式，也为书法艺术提供了沟通学术与艺术的新的拓展空间。时至今日，古代那些集识跋与书法、融学术与艺术于一体的书画、碑帖，已经成为追忆风流、赏析毫芒、窥斑知貌的重要载体。

《黄杨集》手录本识跋和花卉诗卷的书写者共有34人，其中明代16人，名录如下：祝允明（1460—1526）、文壁（1470—1559）、唐寅（1470—1524）、钱福（1461—1504）、杨循吉（1456—1548）、都穆（1459—1526）；聂大年（1402—1456）、王锡爵（1534—1610）、范允临（1558—1641）、陈元素、文震孟（1574—1606）、杜大绶、许令典、陆凤锡、陆士仁、赵均（1591—1640）。

清代以后18人，名录如下：朱选、熊伯龙（1617—1669）、邵弥（？—1642）、孙竑禾（1598—1672）、顾翃（1785—1861）、杨象济、唐员、顾文彬（1811—1898）、秦缃业（1813—1883）、华学易（1808—1883）、华鸿模、华文川（1861—1938）；金祖静、吴树萱、邹方锷、蒋禹迈、郑步云、杨懋珩。

识跋者中，地域分布看，苏州、无锡、常州、松江等吴地书家占据三分之二。从身份看，以书画名世的有11人；书画和文学兼工的6人；鉴赏家1人；官员11人；隐逸名士2人；其它3人。从书体风格式样来看，字体多样，风格多彩，其中楷书12幅，行书19幅，草书4幅，隶书1幅，篆书1幅。几乎涵盖了魏晋以降的楷、行、草诸体，洋洋大观，令人叹为观止。

已故国学大师、文物鉴定家启功先生在他的书画文章中曾谈到过历代书法识跋。他认为，因书法收藏者或位高权重、或因斥资重金购得，而求吹捧之题跋，名家名士也有不得已被逼着去题跋的，他们只有在题跋中闪烁其辞，用春秋笔法隐晦地暴露书作真伪。[11]研读《黄杨集》手录本的识跋，臧否诗文，鞭辟入里；观点探讨，亦能直陈得失、绝不虚掩，言辞间，情真意切，显然不存在启功先生所说的借题发挥、夸饰有加的成分，也正是从这点看，把《黄杨集》识跋和花卉诗卷墨迹作为分析明清时期文化活动的一个强有力的佐证就显得真实而有价值。

纵观《黄杨集》识跋，内容涉及以下方面：

一是对《黄杨集》的版本勘识。文壁识云：“无锡华顺德示余《黄杨集》写本，盖其远祖栖碧翁所为诗，翁之子贞固所手书也。前集五十篇，陈方子贞为叙，续集五十七篇，陈子平为叙。”；华鸿模则从版本学角度记述《黄杨集》从明至清的版本变化以及《黄杨集》的传奇经历。清顾翃辄云：“元华栖碧先生《黄杨集》及《续集》，为序二，为诗百有七，钞之凡十九楮，先生之子贞固公所书。”

二是对栖碧公诗词的赏析。都穆在跋中评价：“其诗清妙绝尘，列于作者迄今百有余年，而翁之诗则已入梓传之四方。”孙文川认为栖碧公诗“温柔敦厚、意味深远，多弦外之音旨”。唐寅、朱选等的识跋则对栖碧公诗中反映的的元末时局动荡、颠沛流离的生活由衷感喟。

三是对贞固公书法的评析。都穆在识跋中说：“须足下作蝇头楷，以铁手腕发之，令人益想见。”唐寅说，读了贞固公手书，感觉栖碧公“词气宛然在目”。

四是对华家儒学传家的礼赞。熊伯龙说：“其家数百年来仁孝之泽，于是乎在间可宝也。”邵弥则说：“先辈文章品艺溢于心目，夫岂寻常书画之可比拟哉？”更多的则是对华家历代子孙至孝情怀的褒扬。

三、《黄杨集》识跋和花卉诗卷墨迹传达的书学内涵

翻阅《黄杨集》手录本，贞固公笔势雅正、气息醇厚的小楷与16人的题跋、18人手书的花卉诗卷构成了高度和谐的艺术统一，这种珠联璧合的艺术范式，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境界，达到的“人书合一”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深度，吸引观览者置身于古意盎然的艺术空间，仿佛与包括贞固公在内的35人面对面交流唱和、泼墨挥毫。恰如刘熙载所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12]掩卷深思，《黄杨集》识跋和花卉诗卷墨迹至少传达出下列明清书艺密码。

一是为明清吴地书艺界交游之气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明代中晚期，文艺思潮此消彼长，声名卓著者屡见不鲜。其中翘楚之材，更是辐辏左右。在苏州、无锡、松江一带，以祝允明、文壁、唐寅为代表的“吴门书派”声华意气尤其笼盖海内，人们以书法相互切磋，往来同学。吴门书法名流首推文征明，当时，士大夫、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诸多阶层的人们主动往来，书家们过从甚密，诗文书法的切磋志趣和以词翰相商的交游态度，形成了明中晚期书法发展的鲜明特征，这种局面后世持续延展，一直延续至清代以后。这种交游对当时吴门书法创作发展起了推波助澜促进作用，以祝允明、文征明等人为代表的吴门书法的繁荣到式微、代之为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松江派，这种风格更迭，就贯穿了“交游“之风。《黄杨集》第一次和第三次的失而复得，华家子孙正是在这种交游风气下，延请当时名流识跋，书录华幼武花卉诗，这本难得的《黄杨集》手录本和花卉诗卷，反过来也成为明、清两季书家交游之风盛行的有力佐证。

二是直观地呈现出明清吴地书法风格之流变。《黄杨集》手录本识跋和花卉诗卷墨迹是对明中期至清代以来吴地书法艺术的一个立体展示，34位书家的墨迹风格的多样性，能够全面呈现出吴门书派由盛转衰，松江书派的勃兴，清代帖学的式微，甚至台阁体、馆阁体在明清士子中的流行等等书法风格的流变现象。16位明代书家中，涵盖了祝允明行草的狂放不羁、文征明小楷的规范整饰气度。18位清代书家中，董其昌的恬淡飘逸的书风可以说影响广泛，在为数不多的篆隶作品中，也已经可以窥见碑刻厚重的影迹。而众多的小楷，包括贞固公手书，都能读到文征明小楷之风笼罩下的严谨整饰之意，从为数不多的官员识跋中，可以窥见明清两季规整划一有失个性的台阁、馆阁之风。

三是传达了书法艺术是儒学传播的重要载体。欧阳修认为，只有贤人的书迹才能留存久远。这种观点强调的就是真正的书家，其书艺与思想内涵是密不可分的，书艺与道德修养并重。因为书迹受人喜爱，对其人其思想观览者也会发生“爱屋及乌”的连锁效应。正如苏轼在中国书法史上首次明确提出“论书及人”的批评观点。将栖碧公、贞固公放之历史长河，其历史地位微乎其微，但由于《黄杨集》识跋和明清文人手录花卉诗卷，其诗文中传达的“至孝”的儒家思想也随之传播流传，呈现出艺术关照学术的传播途径，使得后人在饱览书艺之余，追思华家“孝道”持家的儒学理念，感念“栖碧公幼年失怙，事母至孝，于堠阳构贞节堂、春草轩奉母颐养，并示不忘养育之恩”的情怀。也正是《黄杨集》识跋中对“元末春草轩毁于兵燹，贞固公于鹅湖复建之，以为家族娱亲养老之所，并立《家劝》十则，诫子孙耕读敬诚，孝德家风，奕世不坠。”的褒扬，使得后人评价华氏祖先，一致认为可以“传列儒林，祀升瞽宗，明德盖宏远哉！”[13]

四是表明书法佳构与书写内容自古以来互为表里。《黄杨集》手录本是一本诗文集，以书法式样呈现，这种方式在历代并不鲜见，但同出一手，出色展示书艺诗文的很多，如兰亭序、寒食诗帖等，诗文和书法往往双管齐下，实为上乘。但《黄杨集》手录本与之不同的是，识跋和花卉诗卷虽分属多人，但书艺和诗文合璧、相得益彰的实不多见。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源于识跋者们对栖碧公诗文内容的高度认同和高度推崇，由此才平添一段风韵，使诗文与书法获得双美。这其中有书者与栖碧公诗意短暂的相聚中的共鸣，如“只尺黄杨树，婆娑枝干重。叶深团翡翠，根浅踞虬龙。岁历风霜久，时沾雨露浓。未应逢闰厄，坚质比寒松”一诗，表达出的栖碧公独立特行、傲骨凌霜，这与聂大年、王锡爵等所倡导的气节何其相似乃尔？再如许多诗中表达的隐逸情怀，这与杨徇吉、郑步云等人的思想也是互相契合的。正是书者心意与文意的相激相厉，也使得书者与与书写内容情感相互激荡，达到至美，正如刘熙载《艺概·书概》云：“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14]

四、结语

《黄杨集》手录本和花卉诗卷艺术佳构对于当代的借鉴意义在于：这种历史悠久而具有高度人文内涵的艺术形式，传达着对具有悠久文化积淀的古老艺术的通史性把握，勾勒着传统人文精神的心路历程。尽管今天印刷业蓬勃发展，专门从事书法研究与创作的专业队伍也在不断扩大，但由此形成的雅文化氛围，不应该淡出书法艺术领地。从《黄杨集》手录本和花卉诗卷中，现代人窥见的艺术风雅和书学内涵，也启迪后人要不断返回传统，去发掘其中可以借鉴的艺术品质和形式，启迪现代书家只有兼具扎实国学功底和深厚艺术修养，才不至于使昔日胜景成为隔日黄花，也才能使当代书法艺术保持源源不断的生机和活力。《黄杨集》手录本和花卉诗卷也用事实说明，文化不是静态的，是具有传承性的，就是一个活的流体，是沟通人与人、上代与下代、群体与群体、社区与社区等共存关系的一种社会活动过程。

注释

[1]见2012年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黄杨集》，沙无垢撰《元栖碧先生〈黄杨集〉识语》。

[2]2005年苏州古吴轩出版社影印出版的《黄杨集》，书前有原件珍藏者华仲厚、叔和、季平昆玉所作英文序一篇，华幼武、悰韡父子画像各一帧；书后附聂大年、王锡爵、文震孟、金祖静等明清名家所録幼武花卉诗十九幅。

[3]堠旸，今无锡坊前镇。

[4]《南齐书》卷五十五、《南史》卷七十三有传。

[5]据《无锡县志》记载吴郡陈谦撰《贞固华先生墓表》。

[6][7]见《常州府志》、《无锡县志》载俞贞木撰《栖碧处士圹志铭》。

[8]参见明代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延祥乡役田记》，文中说：“区之田，可十余万亩无他姓，皆华氏田。”

[9]据华氏后人讲述“四次失而复得”指的是：弘治8年（1495年），华氏后人第一次将失散的稿本购回，即请当时名士祝枝山、文征明、唐寅、都穆等人题跋于后；嗣后，底稿散入无锡秦家，因秦华为姻亲，复归华氏；清初，底稿散失，于嘉庆23年方从书估之手购回；清末，第四次散失的底稿为华翼伦购得，1948年由后人携去台湾。此底稿历经磨难，却保存完整，于数年前由华氏后裔捐赠无锡博物院。

[10]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四期，张海明《欧阳修<试笔>相关问题考释》。

[11]见中华书局1999年版《启功丛稿》。

[12]见刘熙载《艺概》。

[13]据《无锡县志》记载《贞固华先生墓表》。

[14]见刘熙载《艺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