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清“兰亭观”的转变及缘由探析

2020-12-04朱琳

书法赏评 2020年2期

朱琳

导师评述：

朱琳目前是杭师大美术学院美术学专业（书法篆刻史论研究方向）的二年级学术硕士生，她在研二上学期完成的这篇论文经过多次修改得以刊发，是对她前一阶段学习和思考的一个肯定。虽然论文尚有不足，偏于稚嫩，但我非常乐意就此做出评述和推介。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方面：一、该研究基于作者的学术兴趣点，有较明确的问题引领。二、有较扎实的文献梳理和解读，前期的学术训练和研究铺垫起到了支撑作用。三、研究具有较好的持续性，由点至面再至立体，逐步深入。这三方面的看法，当然并非只建立在这单篇论文的基础上。朱琳自入学不久，即显现出格外勤奋好学和善于思考的品质，课外我经常被她“拦截”追问，并不时收到她“塞”过来的额外论文，因此交流更为频繁。

作者对于晚清民国时期的书法教育一直存有浓厚的兴趣，试图梳理此期有代表性的书法教育者及其教育理念、书学思想。前期她在撰写另一论文《李健<金石篆刻研究>中的“古器物图”探析》时，对李健与李瑞清的师承、渊源关系已有一定的认知。李瑞清身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督学，是晚清民国书法教育史上的关键人物，其门人胡小石、姜丹书、李健后来也都身肩上海、南京、杭州等各地教职，因此追索李瑞清的教育理念及书学思想成为下一个目标。作者认为，李瑞清的“兰亭观”虽是其书学思想的一个局部，但先聚焦于这个“点”，进而将视野扩展，探究李瑞清对古代碑帖经典的观念及促成因素，是一个可行的研究路径，有助于全面、系统地把握李瑞清的书学思想，乃至更大范围的晚清民国时期书家的思考和选择。因此，她对《清道人遗集》中的碑帖题跋进行了较细致的解读，又对李瑞清与同时代书家的交游和学术大环境加以考察，最后得出的观点便聚结为这篇论文。朱琳在撰写这篇论文期间，正是学位论文的开题阶段，经过反复验证，她将选题和研究方向仍锁定于“晚清民国书法教育”，因此前期的这些点滴或片段思考，与后期的研究必然有紧密的联系，我期待她能够不断推进，对这一时期的书法史、书法教育史逐步建立起更为立体、深厚的学术认知。

研究生的教学和培养，涉及很多层面的问题。从长远来看，硕士生阶段是进入专业领域、从事学术研究的“起点”，而学术论文的写作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环节。这一环节中，尤其需要培养的，一是问题意识（学术敏锐度和思辨能力），二是文献能力（对文献史料的收集、解读和运用能力）。我作为导师，理当与学生共同努力、不断锤炼。

导师：徐清（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

20世纪初，新、旧学术思想相互交汇，书家、学者的书学观念亦体现出这一时代的印记。李瑞清（1867-1920）作为晚清民国书法史上“金石派”的代表人物，[1]其独特的书画造诣早已为书法界、美术界所关注，其作为金石学家、书学教育者的身份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学术思想也受到了学界的重视。以往研究者对李瑞清及晚清民国书家的探究已取得诸多成果，但是仍有值得继续推进的空间。笔者试以李瑞清有关《兰亭序》的题跋为基础资料，对其“兰亭观”加以分析，借此梳理其帖学观念及促成因素，以期更全面深入地理解李瑞清的书学思想和书学教育理念，进而窥知晚晴民国时期书学发展的特质。

一、李瑞清“兰亭观”的转变

李瑞清早年受翁方纲、阮元、何绍基等前辈金石学家的影响，从事金石拓本的搜集与考订，并据拓本观察古代书体与风格的历史变迁，尤其青年科考时期，对阮元的碑学思想较为推崇。[2]根据夏寿田的记述：

“岁戊戌复相遇京师。余赁庑晋阳寺，髯与清道人同居临川馆。髯与清道人至相得，约为兄弟，朝夕龂龂论书家南北宗，又各出唐宋人画相夸诧，髯得意时，辄声震屋瓦。”[3]

可知，李瑞清在赴京师科考（1898-1899）期间，曾与曾熙反复讨论阮氏的南帖北碑论。李瑞清的《玉梅花庵书断》中，也有与阮元南帖北碑论相近似的言论：“书学分帖学、碑学两大派，阮云台相国元以禅学南北宗分之，帖学为南派，碑学为北派。何谓帖学？简札之类是也。何谓碑学？摩崖碑铭是也......碑学之中兴，自阮相国始，以南北分宗，其论甚辩，然究不确。阮既倡碑学，至邓石如、包慎伯是其后劲，今之书家，莫不人人言碑矣。邓书全从碑入，包则手写帖而口言碑，然著有《艺舟双楫》，于碑学颇多发明，不能谓为无功也。”[4]他又论说道：“南朝士大夫雅尚清淡，挥塵风流，形诸简札，此帖学之萌芽也。唐太宗好《兰亭》，于是又唐一代书家，无不学王者。苏灵芝欲展《兰亭》为碑，此以帖入碑之始。其书实伤婉丽，所谓俗书之祖也。”[5]这表明李瑞清早年颇受阮元书论及碑帖发展观的影响。而对于《兰亭序》，李瑞清在阅读了阮元以及光绪学人李文田（1834-1895，字仲约）的考证、著述后也深有感触，《兰亭序》文本内容和文字书写的真实性一度成为他关注的重点。

李瑞清《跋自临兰亭序》（1912年后）云：

“余生平不解《兰亭》，颇为沈乙盦先生所诃。然不能违心随声雷同以阿世。顺德李仲约侍郎，有三可疑之说，如道人胸中所欲语。今世所传《兰亭》与《世说新语》所载多异，‘莫春’作‘暮’，‘禔’作‘禊’，‘畼’作‘畅’，唐以来俗书也，晋代安得有此？此余所大惑也。”[6]

李文田曾在《兰亭序跋》中，从文本角度指出《兰亭序》有三个可疑之处：一是《兰亭》用笔与现存的晋碑不同，唐以后《兰亭》并非是梁以前的《兰亭》；二是《兰亭》的篇幅比《金谷序》的较长，应是隋唐人根据晋人偏好而任意添加；三是《兰亭》与《世说新语》的注所引不同，且与王羲之文集不相应。[7]李瑞清不仅对李文田的质疑表示认同，还进一步举证了“暮”“禊”“畅”三字，认为它们是唐代以后出现的俗字，不符合东晋的字形写法，因此《兰亭序》的真实与否令人疑惑。

然而，李瑞清在鬻书沪滨期间（1912-1920）对《兰亭序》的态度已开始产生变化，他并不一味地纠结于《兰亭序》的真或伪，而是逐渐倾向于从更宏观的书法史层面，对其书学地位和价值加以认知，并以自己的理解来临写《兰亭序》。

这种变化是逐渐产生和深化的，在上文引述的这段李瑞清《跋自临兰亭序》中，他还说道：“顷见曾季子、郑苏戡所临《兰亭》，郑则自运，尽变其面，曾则以率更法为之，‘定武’嫡派也。余则略参以篆隶笔作此。”[8]李瑞清看到曾熙临《兰亭》得欧本笔法之精妙，而郑孝胥则完全改变了《兰亭》原貌、纯出自运，因此他也尝试以另样的方式来写兰亭，即参用篆隶笔法。1914年，李瑞清在跋《定武兰亭肥本》时，强调了《兰亭序》的笔意古法：

“自来言帖者莫不首推《兰亭》，宋时士大夫家刻一石，游丞相一人刻五百之多，故以定武石刻为第一，以为不失古法，而肥本最为难得。此本墨色黝古，用笔浑厚，犹有钟元常风度，如‘欣’字末画翻落，章草笔也。‘向’‘因’‘固’诸字，汪容甫先生谓似《始平公》，非得此本，何以证其言之非诬。”[9]

李瑞清称赏《定武兰亭肥本》保留了钟繇的笔法风貌，收笔的翻出体现了章草笔法。此后，李瑞清在1915年《跋兰亭六种影印本》中，又对《兰亭序》存世版本有所梳理和探讨：

“《兰亭》为书道一大关捩，茧纸既入昭陵，‘定武’欧模耳，只能以之求《化度》，右军真面不可复见，仍当于唐贤中求之。唐人摹《兰亭》者以欧、褚最称于世。余曾见虞摹于徐叔鸿丈斋中，薛摹素未之见。薛本自褚出，而此本独凝静绝，无褚法，于此或反可以想象右军‘玉枕本’实从‘定武已损本’出。‘颖上本’世传为褚书，与‘神龙本’殊，然有烟霏雾结之妙，可宝也。”[10]

李氏认为：学书者可从唐代书家的模本中，窥探右军书法面貌，其中尤以欧阳询和褚遂良的临本最为著称；“玉枕本”虽然没有体现褚遂良的笔法，但体现出笔法的凝静，应是出自“定武已损本”。

1915年，曾熙在题跋中提及：他与李瑞清“共几研廿有四年，前道人尚有南北之见，今则服膺予论”。[11]曾熙认为书学应沟通南帖北碑，他的书法善用汉隶圆笔、融合方圆，故自称南宗。这条记录也佐证了这一时期的李瑞清已由服膺阮氏的南帖北碑论，转为认同曾熙的观点。曾熙在《跋清道人节临六朝碑帖》中，也针对阮元南帖北碑论提出过自己的见解：

“《晋书》《南北史》皆唐人所修，阮于《北史》所称崔悦、卢谌等善隶工草，则信为有家法，右军传中善篆隶书为古今之冠则疑，援史品题，谓世不传右军隶法则可。至疑右军不能为隶，大令不解榜书，所谓非惑也，乃谬也......阮氏执南宋以来辗转勾抚，真伪混杂之阁帖，几疑江左风流，尽出渡江衣带一帖，何异见今日僧子诵经，即奉为如来法耶......近敦煌石室经卷，见有北朝书章草，以证沙简中晋人手札，并可悟南北行草同源之妙，惜阮氏不及见也。”[12]

曾熙指出：阮元因时代局限，未能对新材料进行研究，对王羲之认识存在缺憾，南北碑帖论也多有偏颇。这样的见解和认识，对李瑞清原有的碑学观念有所撼动。

李瑞清在《跋裴伯谦藏定武兰亭序》中，更直接地表明了自己对《兰亭序》的肯定：

“有唐书家无不宗右军者，犹宋书家之无不学颜，国朝书家之无不学董，其风尚然也。虽时代递嬗，所师各殊，然无不推右军为不祧之祖。右军行书于世者，无丰碑巨碣，但有笺简、尺牍之属。其最著者，世称《兰亭修禊帖》，其时欧、褚诸家均有模本。欧模极近右军，今所谓‘定武本’是也，历代书家无不宝之，奉为模范。余学北碑二十年，偶为笺启，每苦滞顿。曾季尝笑余曰：‘以碑笔为笺启，如载磨而舞，所谓劳而寡功也。’比年以来，稍稍留意法帖，以为南北虽云殊途，碑帖理宜并究......论古今书法之源流变迁，使知此帖为古今书学一大关键，要非阮芸台奋其私说所能革命也。”[13]

李瑞清认识到：虽然时代递嬗，但王羲之书法依旧是书家学习和继承的“不祧之祖”；结合自身二十年的学碑经验来看，纯以碑派笔法书写简札，容易板滞，因此临习法帖、碑帖兼涉，方是通途；《兰亭》是书法发展史的关键节点之一，其价值绝不是阮元北碑南帖论可以抹杀的。这段题跋也印证了曾熙所说，李瑞清对阮元北碑南帖论的前后态度发生了转变，由服膺转为质疑和反思，对帖学标杆《兰亭序》的态度也因此随之转变。

综上，李瑞清在1912年鬻书沪滨后，没有将《兰亭序》的研究内容局限在单一的考证层面，对《兰亭序》的态度也不再是单纯的质疑真伪，而是转从书法源流发展史的研究角度出发，以书法史观念重新看待《兰亭序》的传承脉络，肯定《兰亭序》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并提出要以篆隶笔法临写《兰亭序》的见解。

二、内因：李瑞清对书学源流发展的再认识

在阮元、何绍基南北书派论的影响下，李瑞清与其他的金石学家前辈一样，在研究中注重字义的考证、名物的解释，以及拓本校对、考证；与前人不同的是李瑞清更为注重对书法史源流的考述，[14]这也成为促使他日后能够反思、修正碑帖观念的契机。且李瑞清在南京任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时（1903-1911），与端方交游圈中的金石学家、碑帖收藏家颇多交游，有机会寓目并参与校对大量的拓本，饱览端方、杨守敬、王孝禹等人丰富的收藏，[15]为其书法史源流的考述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拓宽了其学术视野。

自19世纪末起，甲骨文、西北简牍等新材料的陆续出现，引发学界的髙度关注，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收藏家、学者的图录、研究著作相继出版，这些成果同样引起李瑞清的关注。[16]

出于梳理书学发展史的契机，以及朴学家整理古代文献的促动，李瑞清对所见到的古代文字、图像材料进行整理比对，即：对商周甲骨文、金文，秦汉篆隶、六朝隋唐楷书进行追本溯源、划分流派；并将研究范围拓展到钱币、砖瓦、镜铭、度量、权衡、陶器等器物上，对阮元的关于古代书体、风格考据式的研究范围进行拓展，至尚未得到充分关注的商周青铜铭文也成为书法研究的内容，尤其是新发现的文字材料如甲骨文、西北简牍也被他及时纳入到观照的系统中，这为李氏在阮元的研究基础上进行推进和反思，提供了新的佐证材料。此后，李瑞清对商周迄于隋唐的书体与书法风格，进行大量深入的分析，并将此研究方式延伸至唐宋以至于清代的书法墨迹中，使其在研究的范围和方法深度上，都对于阮元的相关论述有了更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入，[17]为自身客观认识《兰亭序》的书学地位和价值，提供了可能性。

李瑞清在进行书法史源流考述的过程中，对商周迄于清代的书体与书法风格，进行分析和梳理派别，注重对钟繇和“二王”书迹的推研，提出：“《宣示》《力命》平实微带隶意，皆右军所临也，无从窥太傅笔意。”[18]并在1918年李瑞清《跋曾农髯夏承碑临本》时言：“有晋王逸少世所号书圣者也，王师钟繇，钟实出中郎，是中郎为学书祖。”[19]可知李氏认为：钟繇下启王羲之，而师承蔡邕，王羲之楷法师法钟繇，实则是学习蔡邕笔法，王羲之书法师承蔡邕传袭隶法。在李瑞清《匡喆刻经颂九跋》中，也曾提及：“‘字似欹而实正’，此唐太宗赞右军书也。其实亦从商、周钟鼎中来，此秘惟《鹤铭》《龙颜》、郑道昭、《张黑女》及此石传之，其要在得书之重心点也。”[20]李氏将王羲之书法可得唐太宗称赞，归因为字的欹正关系处理取法于商、周钟鼎，得书之重心点的正确方法，再证王羲之楷法上承篆隶的主张。王羲之作为“二王”书法群体的开派者，李瑞清对其楷法溯源，实源于对整个“二王”帖学系统梳理的需要。《临右军帖》言：“世之言草书者称二王，实大令支流耳。大王法孙过庭，后惟赵子昂略涉其藩，世传但素师派也。”[21]并在《临大令送梨帖》中补充：“大令草出于篆，然其纵者已开唐派，余独憙此。”[22]由此可证，王献之草书出于篆，取其变化纵式的怀素开唐派草书。这一观念的产生，促使李瑞清将“二王”帖学取法上溯篆隶，置于书法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此外，李瑞清在1912年后，以遗老身份蛰居海上，鬻字卖画为生。初至上海时生活频遇窘境，[23]为鬻书糊口满足时人的购书需求，多取法“二王”书迹。[24]此时期对“二王”书迹的大量临摹，对其客观定位《兰亭序》有一定促动性。

三、外因：时代观念促使与交游学者影响

李瑞清“兰亭观”转变的缘由，与其对新材料的关注有密切关系，[25]同时也因受到沈曾植、曾熙和郑孝胥等人碑帖观念的影响。20世纪初期，随着甲骨文和《流沙坠简》等书法新材料的出土，使得书家对书法史发展研究进入更深层的领域。郑孝胥曾言：“自《流沙坠简》出，书法之秘尽泄，使有人发明标举，碑学者皆可循之以得其径辙，则书学之复古，可操卷而待也。其文隶最多，楷次之，草又次之，然细勘之，楷即隶也，草亦隶也。”[26]并题唐临绢本《兰亭序》曰：“米老所称‘转折毫芒备尽，与真无异，非深知书者所不能到’或指此本。唐人一代笔法不能越此。若更欲向上，需从隶草中求之矣。”[27]可见《流沙坠简》的出现佐证了郑孝胥楷、草书溯源隶法，于隶草中求古法临《兰亭》的观点。李瑞清在《跋自临兰亭》中，也提及观看郑孝胥所书《兰亭序》，故其参篆隶笔法临《兰亭序》，且此时期，郑孝胥与李瑞清的交游较为频繁，尝共宴、论书画文字源流发展，[28]可见二人在《兰亭序》的研究方面互有参照。

沈曾植较李瑞清年长，对碑帖皆有研究，处于清末书坛，深受阮元重碑抑帖，以及康有为贬卑唐碑的思想影响。1913年底或1914年初，沈曾植曾写给罗振玉的信中提及：“汉竹简书，近似唐人，鄙向日论南北书派，早有此疑，今得确证，助我张目。”[29]新材料的出现，引发沈曾植对阮元南北书派论的反思和研究，促其开始重新审视书法源流和传统书学理念，尝试将碑与帖进行融合，成为这一时期“碑帖融合”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30]李瑞清在《跋自临兰亭》曾言：“余生平不解《兰亭》，颇为沈乙盦先生所诃。”[31]从沈曾植对于李氏的批评，及沈增植不采用南北书派论的明显界定和尊卑态度来评价鉴赏兰亭，并认为《兰亭序》有风骨神采，可借《兰亭序》从唐人模帖中追溯晋人书风等观念，皆佐证沈增植对《兰亭序》的认同。[32]李氏曾言：“年来避乱沪上，鬻书作业，沈子培先生勖余纳碑入帖......酷暑谢客，乃选临淳化秘阁、大观、绛州诸帖，不能得其笔法者，则以碑笔书之，不知他日沈、秦两先生见此，如何论之？必有以启余。”[33]故在李氏居于上海期间，沈曾植作为书学前辈对李氏给予相应指导，其碑帖融合的观念对李氏产生了一定影响。

曾熙是促使李瑞清“兰亭观”转变的重要推手，除前文中有关阮元南帖北碑论偏颇的论述外，曾熙尝与李瑞清、谭延闿等书家学者共同赏定《兰亭》诸本，曾熙善比较不同版本之优劣，论其存本源流。[34]据李瑞清1915年《跋兰亭六种影印本》中，版本分析的详尽程度可知，此期间与曾熙的探讨，使李氏对《兰亭序》的认知逐步深化。同年十一月，曾熙云：“共几研廿有四年，前道人尚有南北之见，今则服膺予论，因书其后。”[35]在此后李瑞清的论帖题跋中，也流露出与曾熙相近的学术思想。种种皆表明，在曾熙对于阮元南北碑派论的否定下，李瑞清形成了新的碑帖观念，也使其对《兰亭序》的书学地位给予肯定。

在20世纪初新、旧学术思想相交汇的特殊历史时期，新材料与新视角的出现打破了碑帖间的界限，从而将研究者从碑与帖何为上的纠结挣扎中解放出来。客观而言，李瑞清受所处时代对《兰亭序》研究材料和方法的局限，其“兰亭观”也并非完美，但体现出李瑞清对书法史源流研究的高度重视；代表了同时代书家对于《兰亭序》的认识变化，暗含着书学者对碑帖关系的新审视，以及关注新材料所带来的书学研究群体性变化。李瑞清的“兰亭观”虽只是其书学思想的一部分，但作为一个重要的聚焦点，有助于我们更系统、深入地把握李瑞清的书学思想，乃至更大范围的晚清民国时期书家的思考和选择。

注释

[1] 《<清道人遗集>前言》，（清）李瑞清著，段晓华点校整理：《清道人遗集》，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6页。

[2] 王东民：《以古为新—金石学传统下的李瑞清书画研究、创作与教育》，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第56页。

[3] 夏寿田：《题曾熙山水册十二帧》，王中秀、曾迎三编著：《曾熙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年版，第50页。

[4]（清）李瑞清著，段晓华点校整理：《清道人遗集》，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156-157页。

[5] 同上，第157页。

[6] 同上，第150页。

[7] 李文田：《兰亭序跋》，水赉佑编：《<兰亭序>研究史料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版，第826页。

[8]（清）李瑞清著，段晓华点校整理：《清道人遗集》，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150页。

[9] 李瑞清：《题定武兰亭肥本》，水赉佑编：《<兰亭序>研究史料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版，第824页。

[10] （清）李瑞清著，段晓华点校整理：《清道人遗集》，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149页。

[11] 王中秀、曾迎三编著：《曾熙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年版，第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