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光鑫 陈 坚

2019年9月1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堂，远眺英雄山上“红旗飘飘”主题雕塑。在纪念堂内，习近平总书记听取革命烈士事迹介绍，高度评价他们的贡献。他强调，这次考察第一站就是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目的是在即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缅怀革命先烈，告慰革命英灵。我每次到革命老区考察调研，都去瞻仰革命历史纪念场所，就是要告诫全党同志不能忘记红色政权是怎么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么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就是要宣示中国共产党将始终高举红色的旗帜，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先辈们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随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了解鄂豫皖苏区的革命历史。他强调，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员、干部要多学党史、新中国史，自觉接受红色传统教育，常学常新，不断感悟，巩固和升华理想信念。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鄂豫皖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创建的根据地之一，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诞生了多支红军部队。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敌后抗战的前线。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落脚地。“二十八年红旗不倒”的奇迹，见证了鄂豫皖地区光荣的革命历史。

红旗漫卷鄂豫皖

“冷天无衣裳，热天一身光。吃的野菜饭，喝的苦根汤。麦黄望接谷，谷黄望插秧。一年忙四季，都为财主忙。”这首民谣，是20世纪初期鄂豫皖边界地区人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中共一大后，在董必武、陈潭秋的领导下，鄂东黄冈县成立了党小组，以后的鄂豫皖边区，逐渐有了共产党的活动。1924年秋，边区党组织为了培训农运干部，派10多名党员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这些党员回到鄂豫皖后，成为党组织领导农民运动的骨干，有力地推动了党组织和农民运动的发展。

大革命时期，党领导鄂豫皖边区建立了农民协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和减租减息斗争。北伐军到武汉后，鄂豫皖边区近20个县的农民协会得到了迅速发展，会员达200万人，并由秘密转为公开。1927年初，鄂豫皖党组织派大批党员进入武汉黄埔军校（后改为中央军政学校）和农讲所学习，培养武装斗争和农运骨干。4月，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精神传达到鄂豫皖边区，在“推翻地主豪绅的封建统治”、“一切权力归农会”口号的鼓舞下，鄂豫皖边区农村出现了农民当家做主的新局面。

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大门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11月，中共黄麻特委领导了著名的黄麻起义，成立黄安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为保存革命力量，起义军转移到黄陂县木兰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后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为后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28年10月，中共湖北省委决定组建中共鄂东特委。中共鄂东特委提出“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向中共中央建议把黄安、麻城、光山、商城、六安等县划为鄂豫皖特区，以形成整个大别山区域的武装割据局面。1930年4月，鄂豫边、豫东南、皖西3个地区的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组成以郭述申为书记的中共鄂豫边特别区委员会。6月，鄂豫皖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宣布成立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甘元景任主席。这样，就形成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从1930年冬到1931年夏，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先后打破国民党军队的两次“围剿”。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从中央派到鄂豫皖的张国焘、陈昌浩等在根据地贯彻“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一度开展大规模的肃反斗争，杀害了包括红一军原军长许继慎在内的大批干部和战士，造成巨大损失。

1931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鄂豫皖地区的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军第四方面军（简称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全军近3万人。这是继红一方面军之后组建的有进行战役作战能力的一支重要部队。这期间，根据地内的游击武装得到迅速发展，建立起赤卫军等多种地方武装。广大农民群众纷纷行动起来，以人力、物力支援红军作战。“小小黄安，人人称赞；锣鼓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流传于黄安的这首歌谣，反映了根据地军民团结、共同对敌的动人情景。

鼎盛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以新集（今河南新县县城）为首府，以大别山为中心，东接江淮平原，西扼平汉铁路，南濒长江，北带淮河，面积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50万，主力红军4.5万余人，建立了26个县的革命政权。

由于张国焘等领导人积极执行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关于攻打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方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没有打破国民党第四次“围剿”。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余人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实际上放弃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来，红四方面军历时两个月，行程3000里，到达川陕边，开辟了川陕边革命根据地。

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少数部队先后组成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红四方面军撤出后，鄂豫皖地区的形势骤然恶化，国民党疯狂进攻，叫嚣要“血洗大别山”。据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边区“大小村落，鸡犬无声，耕牛绝迹”，农民“逃生无路，水草捞尽，树皮剥尽”。

为摆脱困境，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的红二十五军共2900余人，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从河南罗家冲出发，开始转移。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途经4个省，转战近万里，到达陕西延川县永平镇，同陕甘红军会师，成为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

此后，鄂豫皖边区的党组织重建红二十八军，发展游击师、独立团、战斗营等地方武装，尤其是普遍成立独创的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便衣队，主力红军、地方武装便衣队相互配合，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独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使革命的红旗始终飘扬在大别山上，直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局面形成。

武装斗争策略的形成

领导鄂豫皖军事斗争的徐向前后来回忆：当时“敌强我弱，形势逼人。我们就那么点人，几百条枪。四周都是敌人，凶得很，整天要消灭你，逼得很紧。弱小的红军，要生存下去，得解决在强敌面前，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问题，攻击和防御的战术原则问题”。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成之前，黄麻起义的队伍遭到反动派围攻、镇压，被迫转到木兰山上打游击，艰苦至极。起义部队如何生存下去成为迫在眉睫的关键问题。

1929年12月，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军事问题决议案》总结的红军游击战术是：集中作战，分散游击；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敌情不明，不与作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这些作战原则，为红军战略战术原则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红军人少武器差，自然无法打大仗，必须靠多打小仗取胜，积小胜为大胜。战争是最大的学校，战场是最好的课堂，大部分红军指战员和战士都是在战争中边打边学习。当时任团政委的李先念首次参与指挥一个团参加黄安战役时，没有任何指挥经验。他诚恳地对团长吴云山说：“我没打过正规战，只是打过游击，但我不怕死。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看地形，上前沿，冲锋陷阵，我都跟你去。”整个战斗过程中，李先念跟着团长，问这问那，虚心求教，认真学习判断敌情、行军布阵、通信联络、选择地形、构筑阵地、配置火力、攻击防御、战斗动员、战地鼓动、后勤供应等组织指挥的本领。几仗打下来，李先念对布阵防御、诱敌深入、伺机反攻、两翼包抄、分割歼敌、猛打猛追等战术，已完全掌握。

在军队建设上，当时，部队各级都建立了党组织，实行党代表制，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部队设士兵委员会，官兵平等。《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军事问题决议案》规定红军的任务是：一、发动和帮助白色区域内的民众的各种斗争；二、坚决实行土地革命；三、夺取反动武装；四、保障和扩大苏维埃区域。

正是由于红军是一支人民的军队，得到了群众的真心拥护，所以红军能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顽强地坚持下来。有封鄂豫皖红军士兵的家信中这样写道：“红军到处帮助群众分配土地，肃清反动势力，帮助群众的武装组织和训练，所以每到一处便有成千上万的群众，举行欢迎会和慰劳会。红军士兵家里的田，无人耕种的时候，大家争着帮忙。在每一次大会上，农民都亲热地叫出‘我们的红军’。红军士兵也说：‘这一支枪不是我的，也不是上级官长的，是谁的呢？是工农阶级的，也是全世界工农阶级的。’”

抗日前线和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落脚地

抗日战争时期，鄂豫皖成为敌后抗日的重要游击区。留在大别山地区坚持斗争的游击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认为，华中在战略上是联系华北和华南的枢纽，这里的游击战争和群众武装力量有广阔的发展余地，对于整个抗战前途关系甚大。

武汉沦陷后，中共中央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为适应敌后抗战的需要，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中共豫鄂边（豫南）、鄂豫皖、鄂中、鄂西北、豫西等区党委；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1939年11月，新的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成立，边区各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这支部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创立了以白兆山、大悟山为中心的豫鄂（也称鄂豫）边抗日根据地。后来，这支部队发展为新四军第五师。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面对日、伪军的“扫荡”“蚕食”“清乡”，鄂豫皖敌后抗日军民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开展艰苦的斗争，大力发展民兵和地方武装，促进了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在鄂豫皖建立中央局，“直接受中央领导，管理现在五师活动范围之内党政军及河南区党委与河南军区”。鄂豫皖解放区即中原解放区，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六大战略区之一。由于据险地而扼要冲，中原解放区成为国民党军首先进攻的解放区。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军向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李先念等指挥中原军区部队，展开了著名的中原突围战役，采取灵活战术，杀出国民党军30余万大军的重围，胜利拉开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留在鄂豫皖地区担任掩护任务的部队，继续在大别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国民党军转入对陕北、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后，为粉碎蒋介石企图把战争放在解放区打的阴谋，毛泽东开始考虑实施外线出击、进军中原的战略计划。

毛泽东后来说：“如果执行旧方针，八、九、十月不派出各战场部队，继续内线作战，敌人吃我小米，烧我房子，人力物力不能持久。蒋军北进，保持他江南、中原充裕力量，则我虽可打些胜仗，由于经财困难，华北各解放区可能不保，不能支持。”邓小平也说：“中原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正当敌人的大门，其中大别山是大门边。”“中原形势决定于两个山，一个是大别山，一个是伏牛山，敌人最关切的还是大别山，它比伏牛山更重要，中原要大定就要把大别山控制起来。”

能不能打到外线去？历史的重任落在了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身上。

1947年6月30日晚，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渡过黄河的命令，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渡河后，晋冀鲁豫野战军连战连捷，打开了挺进大别山的通道。鉴于战场形势变化，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从8月7日起，刘邓大军分三路向南疾进，提前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

在渡汝河时，敌人在河对岸严阵以待，后面的追兵只有50里的路程，刘伯承严肃地说：“自古狭路相逢勇者胜。”他用拳头捶着桌面，高声地重复着：“狭路相逢勇者胜啊！同志们，明白吧？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以进攻的手段对付进攻的敌人，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只要我们坚决勇敢，不怕牺牲，就一定能打过去。这次战斗考验着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看你这党员够不够分量！野司要从这里渡河！”邓小平接着说：“情况就是这样，千钧一发啊！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以外，没有别的出路。桥断了，再修！敌人不让路，就打！今天过不去汝河，后面敌人明天就赶到了。我们决不给敌人以时间！过不去就得分散打游击，或者转回去，这就是说我们完不成党中央和毛主席赋予的战略任务！在最紧急的关头，正是考验我们共产党和革命军人的时候，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和牺牲，坚决打过去！”部队经过整整一夜的拼杀，终于打开了前进的道路！

刘邓大军以锐不可当之势，先后跨越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等重重障碍，经过20多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于8月末进入大别山区，完成了一次无后方依托，以长驱直进插入敌人战略纵深为特点的特殊形式的进攻行动。

到当年11月底，刘邓大军经过艰苦战斗，共歼敌3万余人，并发动群众建立了33个县的民主政权，初步完成了在大别山区的战略展开。12月30日，刘邓大军与陈谢、陈粟两路大军各一部在河南确山地区胜利会师。从此，鄂豫皖、豫皖苏、豫陕鄂、桐柏、江汉5块新解放区沟通联系，初步形成了拥有3000万人口的新的中原解放区。这对于改变整个战争形势“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承认，由于中原战场的失利，“全盘战略形势，乃从此陷于被动”。

邓小平形容这次行动是“鄂豫皖子弟兵的大回家”。他向部队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解放”。

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后，为打破僵局，刘邓大军主动转出大别山区，统一指挥陈谢部队、陈（士榘）唐（亮）兵团，先后取得洛阳、宛西战役的胜利，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原战场的形势，扩大和巩固了平汉路以西的解放区。此后，三路大军驰骋中原，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中原防御体系，恢复和扩大了中原解放区，并夺取了中原决战的胜利，大别山全境也获得解放。

二十八年红旗漫卷，大别山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胜利来之不易！徐向前曾深情地说：“红四方面军主力一部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留在那里的红军和群众进行了长期的、英勇不屈的斗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大别山区红旗飘扬，武装斗争从未间断，一直是我党我军的重要根据地之一。从黄麻起义到全国解放，英雄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付出的牺牲、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永垂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