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燕林

《开垦荒田荒地的办法》

中央苏区时期，随着红军队伍的壮大和各级苏维埃政府机关的设立，脱产的公务人员不断增多，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再加上干旱、水涝等自然灾害频发，造成粮食连年歉收，奸商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而国民党“困死”“饿死”苏区军民的政策，加剧了苏区的粮荒和饥荒。不少地方有钱买不到粮食，有的群众没有粮食吃，甚至出现吃树叶的现象。粮荒不但使贫苦工农群众感到困难,还严重影响到红军部队及政府机关的给养。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毛泽东是如何战胜粮荒，带领苏区农业生产逆势飘红的呢？

垦荒造田兴水利

中央苏区地处赣南、闽西偏远山区，地少田稀，要克服粮荒，必须垦荒造田，扩大耕地面积。在毛泽东等人的倡议下，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3年发布《开垦荒田荒地的办法》，并规定凡有荒田荒地的地方，区、乡政府应发动群众，组织开荒队，有计划地去开荒，各开荒队可以根据竞赛规则进行竞赛，优胜者由区、乡政府给予奖励。

毛泽东带领苏区军民开垦荒地，成绩喜人。在夏耕运动中，福建长汀红坊区仅用十几天时间，就把全区所有的荒田开垦出来自红屋区也在十几天内，开垦了众多荒田。据党中央机关报《斗争》1934年2月20日的报道：“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荒田可惊的日益增加，而在苏区，则荒田日渐被消灭。根据中央土地部的大约的统计，去年在中央苏区（江西、福建、粤赣、闽赣四省）消灭了二十一万担，与闽浙赣合计，共消灭了三十二万担。这是苏维埃经济建设上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苏区群众积极开垦荒地，增加耕地面积，改善了自己的生活。

毛泽东很重视农田水利建设，他在“二苏大会”上首次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重要论断。1933年4月，中央土地部在《夏耕运动大纲》中明确提出：“水是稻田的命脉，无水则人工肥料都成了白费。”毛泽东带领苏区军民兴修水利，战果累累。以瑞金为例，到1934年4月，全县“水利的兴发，已经到了下述的程度，根据九个区的统计，田地总数34175担，灌得到水的有31938担，换句话说，94%的田受到水利的灌溉”。由于水利设施的逐步完善，从而有效地保障了农作物的收成。

提早春耕树典型

“一年之计在于春”，搞好春耕是农业生产的头等大事。然而在国民党“围剿”的战火中耕种，广大工农群众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1933年，为了迅速完成春耕工作，毛泽东向苏维埃政府建议在全苏区提前春耕，并设法加快生产与工作速度，于最短期内，使苏区粮食增产，以巩固红军的给养及改善工农群众的日常生活。

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了《为提前春耕集中力量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第十八号训令，要求各级政府务须协同各群众团体如雇农工会、贫农团等，以最大努力动员群众，在农历正月内把所有的土地犁好，一切河圳修好；播种栽秧，至少要比往年提前一个月进行；各地群众要实行耕种互助，人工、种子、耕牛、农具都要互助，以便迅速进行春耕工作；红军公田及红军家属的田地，务须发动群众优先耕种，不可荒芜寸土等。

训令发出后，苏区群众积极响应。1933年春耕期间，中央苏区的工农劳苦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春耕竞赛。1933年5月，为了总结春耕运动经验，掀起夏耕运动高潮，毛泽东亲自在瑞金武阳主持召开了“春耕生产运动赠旗大会”。中央土地部代部长胡海、秘书王观澜以及于都、兴国、瑞金、长汀等各地代表参加了此次大会。会上，毛泽东将书有“春耕模范”的锦旗赠给武阳区和石水乡，树立了春耕生产的先进典型。

互助合作促生产

毛泽东通过调查发现，农具缺乏、耕牛不足、劳动力不足等问题是制约苏区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改变这种局面，就要建立耕田队、劳动互助社和犁牛合作社。

1933年，临时中央政府正式颁布了《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对苏区的劳动互助社从组织机构、组织方法、互助方式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主要有耕田队、劳动互助社和犁牛合作社三种。耕田队主要是针对耕牛紧缺，为了集中耕牛突击耕田而组织的，在苏区比较普遍，负责人分别由村代表担任，往往以自然村为主体组成。劳动互助社是在耕田队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在组织管理上，它又比耕田队更具特色，互助内容更加广泛。犁牛合作社也是农村农业生产互助组织之一。1932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春耕问题的训令》中，指示各级政府要帮助农民建立耕牛站，并总结推广了瑞金石水乡的经验。1933年2月24日，临时中央政府又发布了《关于组织犁牛社的办法》《关于组织犁牛合作社的训令》。1934年春，瑞金县建立了37个犁牛合作社，兴国县建立了72个犁牛合作社，长汀县建立了66个犁牛合作社。犁牛合作社很好地解决了当时耕牛不足的困难，调剂了农村生产劳动力、耕牛和农具，保障了农业生产不误农时。

同时，毛泽东还要求区、乡苏维埃政府干部进行广泛热烈的宣传动员，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互助精神,以解决目前粮食短缺的问题。他要求区、乡政府要领导谷米多的乡去帮助谷米少的乡、谷米多的村帮助谷米少的村、谷米多的人家帮助谷米少的人家，使苏维埃群众在阶级互助的意义之下，打破富农奸商的操纵，解决青黄不接的困难。

此外，毛泽东还提倡妇女参加农业生产，以缓解苏区劳动力的不足。苏区时期，由于大部分青壮年男子参加了红军或赤卫军，耕种主要靠妇女。农业生产中的许多重活如犁田、耙田、莳田等过去妇女不干的农活，都落到了妇女身上。“有组织地调剂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是我们农业生产方面的最基本的任务。”为了帮助妇女学习和掌握主要农活技能，乡苏维埃设立了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请有经验的老农教授她们。苏区广大劳动妇女发扬顽强的革命精神，克服重重阻力和困难，学习掌握了犁田、莳田等农业生产技术，较好地解决了劳力不足的问题。在1934年的春耕运动中，福建“已学会犁耙和莳田的妇女，有一千六百多，在兴国今年1月全县还只有三百三十六个妇女会犁耙，到四月底就有一千零八十多人了，瑞金全县学习犁耙和莳田的妇女，共有一千四百八十八名，学会的已有三百四十八人……这里的比较也是惊人的，瑞金模范的武阳区，去年冬时只有两名妇女会犁耙，现在就有一百零四名会犁耙了，还有一百九十四人正在学习”。当时苏区流传一首客家民歌：“春风吹来百花鲜，多少细妹学犁田。女人赛过男人来，亲哥看了笑连连。”中青年农村妇女解开裹脚布下水田，当上了农业生产的主角。

调剂余缺稳粮价

奸商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加剧了苏区的粮荒。为此，毛泽东建议各级苏维埃政府设立专门的粮食管理、经营机构，积极开展粮食购、存、调、销业务，调剂余缺，打击奸商；平抑粮价，稳定市场。

一是倡办粮食合作社。粮食合作社是集合雇农、贫农、中农以及其他劳苦群众的股份而成立的，它与消费合作社做粮食零星门市买卖不同，主要任务是预储大量的粮食，调节苏区粮食价格的高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粮食产量，同时反抗富农奸商的投机剥削，充实红军以及政府机关的给养，改善劳动工农群众的日常生活。苏区每个乡都成立了粮食合作社。

二是建立谷仓。到秋收的时候，政府将谷子放在各乡保存，红军以及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准备了很多现款，秋收后用来收买粮食，免得富农奸商操纵。

到1934年2月，中央苏区由群众集资创办粮食合作社1071个，拥有社员24.3904万人，股金24.2097万元。为了确保苏区军民用粮安全，临时中央政府于1932年12月通令各地，要求有计划地限制粮食出口，禁止主粮改作副食用途。一系列举措打击了奸商操纵粮价的行为，稳定了苏区谷米的价格。

广种作物保供给

毛泽东在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还提倡广种棉花、油菜、烟叶、甘蔗、蔬菜等经济作物，以保障苏区军民日常供给。1933年1月，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土地人民委员部联合发出《为发展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的布告提出：“发展农业生产的要项：第一是米谷，第二是杂粮（番薯、豆子、花生、麦子、高粱等），第三是蔬菜，第四是棉花，第五是竹木，第六是木梓，第七是烟叶，第八是牲畜（猪、羊、鸡、鸭等）。这些生产，一半是人民的粮食，一半是工业原料，是发展苏区的基础。”

苏区群众热烈响应苏维埃政府号召，广种杂粮蔬菜特别是早稻播种前即可收获的杂粮蔬菜，如玉米、豇豆、麦子、豆角、苋菜、空心菜、匏瓜等，以补充谷米不足。在粮食多余及足够自给的地方，群众多种杂粮蔬菜，把谷米都节省出来，经过粮食调剂局的采买，供给粮食缺乏地方的群众与红军。正如毛泽东1934年在“二苏大会”上总结苏区农业生产形势时指出的：“红色区域的农业，现在显然是向前发展的。1933年的农业产品，在赣南闽西区域，比较1932年增加了15%（一成半），在闽浙赣边区则增加了20%。川陕边区的农业收成良好。”1932年和1933年，江西苏区会昌、宁都等县的稻谷产量，均连续比上年增长20%。“在杂粮种植方面，1933年已经超过革命前的水平，如果米谷的收成只增一成，杂粮的收成一般都增加二成，有的县份增加三成甚至四成。”据《红色中华》1933年5月9日的报道，福建省苏区境内麦、菜、豆等杂粮种植增加了80%，其中福建省汀东县增加了几百担，兆征县增加了2.1万余担，宁化县种油菜有1.9万担。与此同时，棉花等经济作物生产也获得良好收成。1934年，中央苏区棉花“增种到16078担，增长的10492担，即占十分之六……成绩最好的是瑞金、胜利与公略”。

正因为各项工作到位、措施得力，苏区农业在大灾、战乱之年依然逆势飘红，苏区军民的吃饭问题得以解决。1933年，中央苏区农产品比上年增长15%，闽浙赣苏区更是高达20%。在“二苏大会”上，毛泽东自豪地宣称：“苏区农民的生活是有了很大的改良……大多数的农民过去一年中有许多时候吃不饱饭，困难的时候有些竟要吃树皮、吃糠秕，现在则一般不但没有饥饿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丰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