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涛

2019年年底，民航总醫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杨文不幸被患者家属报复杀害。就在这起案件对社会造成的震惊与伤痛还未平复之时，2020年元月初，北京朝阳医院再次出现暴力伤医事件，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再度成为大众关注的议题。

随后，医患矛盾引起的热议很快被突然袭来的新冠病毒“冷却”。武汉封城后，当地医疗资源挤兑严重，新冠患者与患有其他疾病的病人亟待救治，医护人员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依旧守在一线，很多医生、护士被感染，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同时，全国各地前来支援的医护人员不顾个人安危奔赴武汉。抗疫过程中，有太多令人感动的故事。

有人说，在抗击新冠这场大战中，医护人员形象的提升有助于缓解此前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然而很遗憾，我个人对此没这么乐观。我认为，医患关系并不会因此而得到缓和;相反，因疫情而被拔高的形象让大众对医护人员有了过高的期望，当疫情结束、一切回到常态之后，医护人员头上的光环会渐渐褪去，曾经的期望值越高，其后的落差就越大。

平时就有很多病人不满意，认为医生本就应该为患者奉献时间、精力，何况你们已经被神话为天使。人们往往在事不关己时可以为“英雄”和“天使”加油，而牵扯到自己的利益时又是另一种想法：“你们形象那么高大，能在武汉救人，为什么就不能帮帮我？为什么不能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为什么不能免费咨询？”一旦这样的预期无法得到满足，医患矛盾不就产生了吗？

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2月，江苏就发生了两起医患纠纷。连云港市一家县级医院发热门诊，有患者拒不配合检查，将口罩取下，故意向医护人员咳嗽。另一起发生在盐城，患者酒后推搡、辱骂医护人员，还抓伤了一名前来劝阻的医生。4月初，疫情刚刚好转，广州又曝出一名男子因心情不好殴打女护士的新闻。

2003年SARS之后，人们对医务人员的崇敬之心也一度达到高潮，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也曾如此，但这种认知持续了多久呢？疾病与灾难过去没几个月，日常医患冲突又重新开始。历史不断地重复，这次新冠疫情又怎会给医患关系带来本质的改变？

一方面，要严格执行法律法规，依法处理医闹，可以在短期内遏制住医患冲突的苗头;而另一方面，解决医患矛盾背后的根本问题才是更值得期待的。

医患矛盾只是表象，其本质是医疗服务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国内民众长久以来对医疗的期待是“又好、又快、又便宜”。首先，这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力度。2018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提高至6.6%，但仍低于世行统计的2014年全世界平均卫生费用支出占GDP比重的9.9%，短期内这一投入还无法快速增加。中国用有限的投入做到现在的医疗服务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人不买账，觉得“看病难、看病贵”。

在经济管理学中，“又好、又快、又便宜”被称为“不可能三角”，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该如何实现？当这个目标实现不了时，总要有人出面承担后果，这个承担者就变成了和患者直接打交道的医生和护士。这时如果再出现误诊、患者因救治无效而死亡等情况，医护人员就更在劫难逃了。

就在新冠疫情期间，很多医院暂停了正常接诊业务，按照“基本工资+奖金”的收入模式进行分配，这些医院从院长到医生、到基层护理人员，每月收入不超过万元。医生的基本工资为几千元，疫情期间基本业务暂停，多数医院处于亏损状态，奖金也很低，医生只能收到一两千元的奖金，甚至没有奖金。平时医生收入的确不低，但那是他们拼命干活、拼命加班赚来的。

医务人员法定的公开合理收入过低，就会有“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出现所谓“行业不正之风”。医生收红包是要被法律问责的，这是悬在每个医生头上的剑。另一方面，“拿了很多红包和回扣”又成为不给医生涨工资的理由，造成医务工作者“低收入、高风险”的现状。

医患矛盾的实质是人民對医疗健康系统的不满，正是目前的机制导致医院、医生、患者、政府四个参与方的基本利益都没有得到保障。因此，医改还要继续进行，需要综合考虑各方利益和诉求，制定一个最终的目标或规划，然后分步实施，这样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医患矛盾。

我们无法指望一次疫情就能彻底改变医患矛盾背后隐藏的种种问题，但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毕竟医生应该有合理合法、阳光体面的收入，应该得到尊重，而不是既被需要、又被鄙视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