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传彬

浙江省山明水秀，人杰地灵。位于嘉兴城南的南湖，万顷碧波，湖畔一片芦苇掩映着楼台事阁。1921年7月31日，一只装饰华美的大船在幽静的湖面上荡漾。船上，十几位西装革履的外地“游客”围坐在一张八仙桌旁，边饮茶，边交谈，显得悠闲自得。船头，一位眉清目秀的青年女子警觉地环视四方。

这不是一群普通的游客。这里正在举行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要会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天是最后一次会议。坐在船头放哨的窈窕女子，便是本文要介绍的主人公：党的一大代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同志。

书香之家 与茅盾同窗

1898年，即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领袖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那一年，王会悟出生于鱼米之乡——浙江省桐乡县。其父王彦臣是晚清秀才，靠教私塾养家糊口，王彦臣禀性严厉耿直，对子女及门生要求很严。

王会悟从六七岁起就开始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在她的同学中，还有一个比她大两岁的亲戚，即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茅盾(沈雁冰)。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可是不到一年，父亲病倒了，家塾仍由祖父来教。父亲就把我送到一个亲戚办的私塾中去继续念书。这亲戚就是我曾祖母的侄儿王彦臣。王彦臣教书的特点是坐得住，能一天到晚盯住学生，不像其他私塾先生那样上午应个景，下午自去访友、饮茶、打牌去了。所以他的‘名声’不错，学生最多时达到四五十个。王彦臣教的当然是老一套，虽然我父亲叮嘱他教我新学，但他不会教。我的同学一般都比我大，有大六七岁的，只有王彦臣的一个女儿(即我的表姑母)和我年龄差不多。这个表姑母叫王会悟，后来就是李达(号鹤呜)的夫人。”王会悟的母亲是位贤淑能干的女人。她既要操持繁重的家务，又兼做些手工活以补贴家用。她的刺绣技艺在家乡颇有名气，故一年到头活计不断。这位勤劳善良的妇女共生养了九个孩子，其中有四个因患天花或奶水不足而早夭，王会悟排行老五。良好的家教，使少年时期的王会悟秉赋了父母的耿直、坚忍、颖慧。这对她以后走上革命道路，无疑是一个好的条件。

十三岁办起女子小学

王会悟十三岁时，年仅四十出头的父亲病故，家庭经济拮据，这使她在嘉兴师范学校的学业难以为继，不得不接替父业在家乡教起书来。由于学生又增加了一些，原有的教室已容纳不下，王会悟便向本镇定阁寺的和尚借了一个殿堂，独自办起了桐乡县第一所女子小学。课程设有国文、算术、体育等。办了一阵，名声也不错，乡亲们纷纷议论说：“小王先生教得也不比老王先生差啊。”不久，学生骤增至百人左右。王会悟一人忙不过来了，于是请来茅盾的堂妹沈明霞帮忙。王会悟按学生文化程度的高低编成四个班。她教高级班，沈明霞教初级班。此外，还根据家长要求增设了一位教刺绣的教员。当时，桐乡县教育部门为了表示对这所日益兴隆的女子小学的支持和鼓励，每月还奖给教员五元钱的津贴费。王会悟边教书，边向学生们宣传新思想，倡导新风俗，如反对当童养媳，鼓励女孩子们剪辫子、放脚等。有一次，她发现一个小姑娘把双脚裹得紧紧的，便动员她放开。小姑娘有些为难地说：“脚长大了将来会没人要的(意即找不到婆家)。”王会悟听后噗嗤一笑：“将来社会要进步的，你裹成了小脚以后才没人要呢!”

过了一段时间，镇上一位秀才听说学校有五元津贴，便垂涎三尺。他到处对别人讲什么：“王会悟小小女子，又未受过足够的正规教育，没资格当老师。”他向县里提出由他取而代之，并领取五元津贴中的三元。县里居然同意了。王会悟不堪受人藐视，随之愤而离校，来到了湖州的湖郡女塾半工半读。这个女塾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以学英文为主，与上海的中西女塾是姊妹学校。王会悟去后不久，曾动员茅盾的结发妻子孔德沚也来这里学习了几个月。起初，王会悟边念书边搞清洁卫生。后来，老师发现她中文不错，便念叨给校长听。经考查，校长决定让王会悟为在校牧师的夫人们扫盲，办一个“娘娘班”。这样，教书便代替了做勤杂活。

革命情侣

王会悟在学校中接触了大量的新思想、新文化。她最爱读的杂志，是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她拿起笔来，用白话文大胆地给陈独秀、李达、恽代英等她所敬佩的社会名流写信，表示赞成采用白话文，拥护他们的革命主张。陈独秀在回信中兴奋地说：“没想到我们的新思想都影响到教会学堂了。”他夸奖王会悟“胆子大”，勉励她“多读点书”。

五四运动后不久，王会悟来到了新思想荟萃、先进人物聚集的上海。她找到上海学联，旋即被介绍到黄兴夫人徐宗汉(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那里做文秘工作。其间，李达作为留日学生总会的代表回国办事，与“女联”有些来往，王会悟与李达便在工作中相识了。在接触中，李达坚定的革命信仰和渊博的学识使王会悟敬佩不已；王会悟要作为新女性的革命热情和强烈的求知欲也使李达产生了深深的爱慕之情。紧张的工作之余，他们常常带上三个牛舌饼（这就是他们的午饭或晚饭)，依偎在淞沪炮台边，遥望滔滔的黄浦江水和江上来往的船只。李达经常向王会悟讲述推翻封建制度，争取妇女解放，以及组织共产党的道理。有一次，李达对王会悟说：“现在中国首要的事情是要组织共产党，这样才能真正搞起革命来。”当时，李达经常写文章针砭时弊，为抢时间，字迹往往比较潦草，王会悟总是帮他抄清。

1920年下半年，李达和王会悟这一对志同道合的情侣，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陈独秀家的客厅里，举行了一个革命化的婚礼，婚宴的操办人是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

她建议“一大”由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过程中，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实际上起到发起组织的作用。由于陈独秀于1920年11月受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任教育厅长去了，因此，党的“一大”具体的筹备工作则多由李达和李汉俊二人负责。从1921年5、6月份开始，李达和李汉俊分头通知各地代表来京沪参加建党会议，食宿及确定开会具体地点等后勤事务则交由王会悟操办。代表们来沪后住哪儿合适呢?王会悟打听到法租界蒲柏路有一个“博文”女校，七月中旬学校已放暑假，教室闲着。她认为这个地方不错，不会引人注目，于是找到校长黄绍兰说：“有个学术团体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一个学术讨论会，想在贵校借宿一下。”黄校长痛快地答应了，并递给王会悟一本“捐册”。“一大”结束后，王会悟捐了二十元，实际上等于房租。

学校自然没有床铺，王会悟上街买了些芦席铺在楼板上。好在时值盛夏，芦席作褥倒也凉爽惬意。除上海代表住在家中，年龄最大的两位代表何叔衡和董必武分别寄寓湖南会馆和湖北会馆外，毛泽东、邓恩铭、王尽美等七八位代表便安排在这里。广东代表陈公博(后脱党)则带着新婚夫人住进了大东旅社。

开会的地点，王会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不理想。后来，她想到了李汉俊的家。李汉俊当时寄居在法租界的一所洋房里。这所房子里的主人是他的胞兄李书城(国民党的一位军事部长，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左派)。恰好，李书城当时不在家，携家眷到外地避暑去了。

“你是怎么想到我这里的?”李汉俊微笑着问前来与他商量开会地点的王会悟。他们是老相识了，彼此说话毫不拘束。“借你哥哥的牌子嘛!”王会悟风趣地答道。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一百零六号(现兴业路七十六号)李汉俊家召开了。

代表们开会时，王会悟在门口负责警戒。7月28日上午，王会悟像往常一样在楼下后门门口望风。突然，她发现一个年轻人手里托着件尚未抖开的湿衣服急匆匆地从厢房里跑出来，直奔楼上。当时代表们正在二楼开会，会议室的大门就对着晒台。王会悟连忙问正在为代表们准备午饭的大师傅这人是谁。大师傅回答说：“大概是少爷家的朋友到楼上晒衣服吧。”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王会悟觉得此事有些蹊跷。她想，应该上去汇报一下，因为不管怎么说，毕竟来过人了。王会悟赶忙跑上楼，把坐在门口附近的翻译杨明斋(山东人，在俄国入党)喊出来，向他简单叙述了刚才发生的意外情况。杨明斋马上回屋翻译给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听。有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警惕性很高，当即宣布休会，匆匆收拾了自己桌上的文件便走了。当时讨论正在兴头上，有些代表觉得这是否有点大惊小怪了。张国焘则带着责备的口气冲着李达嚷嚷：“王会悟怎么搞的?把会给搞散了!”意见归意见，共产国际派的代表起身走了，会议不便继续进行，大家也就随之散去。

中午十二点左右，王会悟正在家里做饭，李达回来了，面有愠色。他指着王会悟的额头说：“你是怎么回事?今天搞散会议，你可要负责啊!”

下午两三点钟，李达到李汉俊家探听消息。四点多钟他回来。一到家，李达就向夫人道歉说：“很对不起你，今天错怪你”原来，散会后不久，便来了两辆警车，好几个法国巡捕冲进李汉俊家，追问上午聚会干什么。精通日、英、德、法四国外文的李汉俊，用流利的法语答复巡捕：上午来了几个教授讨论意大利文艺复兴问题。巡捕扑了空，又未抓到什么把柄，只好悻悻地走了。李达讲完事情的经过后，竖起大拇指对王会悟说：“你今天立了大功!”

会议停了两天。在此期间，少数代表秘密相聚，商量另择开会地点之事，王会悟也参加了。大家提了好几个方案，有的建议在上海找个旅馆，有的则主张到杭州西湖。代表们经过认真分析后认为，在上海，这么多人聚到一块儿，容易引起警特的注意(当时，警察和宪兵多方侦查集会地点)；到杭州西湖，无异于入虎口，因为那里是达官显宦的游乐场所，护卫军警较多。王会悟冷静地想了想，觉得自己的家乡是个比较理想的地方，于是开口说道：“我今天又要多嘴了，我来出个主意吧。离我们桐乡不远的嘉兴有个南湖，那个地方景色秀丽，但不像杭州西湖那样引人注目。我们不妨租一只画舫，扮作逛西湖途经嘉兴的游客。”

董必武听后首先拍手赞成：“王先生提的这个建议好!她是个靠得住的人，是个有知识有思想的女孩子，我们应该相信她。”

“我也觉得这个地方比较合适。”何叔衡接着说。

两位年龄最大，阅历较深的代表率先赞成了王会悟的建议，其他同志再未提出更好的方案，会议地点的转移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7月30日晚，李达派王会悟去上海火车站打听去嘉兴的车次。次日拂晓，代表们西装革履，各自买票，分乘几节车厢前往嘉兴。列车八点多抵达嘉兴站。王会悟安顿大家在张家弄鸳湖旅馆歇息，洗脸、吃早饭。随后，请旅馆的账房先生帮忙租画舫。原准备租条大的，但已被人头天预定完了，只好花四元五角钱租了条中号的，并花三元钱定了一桌酒菜，连同小费在内共付了八元。离开旅馆前往南湖时，王会悟向旅馆借了副麻将牌，并对账房先生说：“请给留两间好点的客房，如果这里好玩，我们晚上再回来住。”

到南湖之后，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等代表由王会悟陪同先到烟雨楼玩了一会儿，其目的是观察一下船停靠在哪里比较合适。代表们到船上开会时已近十一点钟，开了一个小时的会便在船上吃午饭。

当时非代表仅王会悟一人，坐在船头放哨。那天游客不多，湖中来往的船只不过四五条。临近傍晚，湖中游船只有两三条了。这时，远处传来嘟嘟嘟的响声，代表们疑是巡逻艇，决定临时休会，拿过桌边的麻将牌假装打起麻将来。后来了解到这汽艇是城内某绅士的，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接着进行完最后的议程。会议结束，代表们离开画舫时，已是暮霭沉沉，渔火点点了。

《妇女声》——妇女解放的第一只号角

党的“一大”结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办了我党最早的一个妇女刊物《妇女声》(半月刊)，创刊日期为1921年12月10日，王会悟则是这家刊物的主要负责人。协助她办报的，还有后来成为瞿秋白结发妻子的王剑虹等人。社址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三七五号，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出版。

王会悟为办好这张小报花费了大量心血，常常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她除了负责组稿、审稿外，还经常亲自撰写稿件，几乎每期都载有她的文章，最多的一期达到四篇。王会悟在《妇女声》上连续发表了《本年世界妇女运动概况》《介绍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新动向》以及《湖南女工之觉悟》等文章。当时，党中央的一些负责同志对办好这一刊物十分关心。陈独秀、李达以及沈泽民、邵力子等都为该报写过稿。党中央宣传主任李达更是经常过问《妇女声》的编辑发行情况，一有空就帮助改稿子，校清样。

《妇女声》虽因种种原因只刊出了十期，但作为党领导下的第一家妇女刊物，它对传播世界各国妇女运动的最新消息，介绍中国妇女运动的先进经验，引导、团结广大受奴役受压迫的中国妇女反抗吃人礼教，砸碎封建枷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培养妇女人才而奔忙

1921年10月间，陈独秀和李达商议，想在上海创办一个半工半读的女校，以培养妇女人才，开展妇女工作，同时也可安置各地来沪的党员家属。当时，党组织尚处于地下，直接出面办校诸多不便。根据党的委托，王会悟找到徐宗汉，对她说：“陈独秀、李达他们为了提高妇女的觉悟，想办个女校，打算用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徐宗汉是位受过教育，思想进步，性格爽朗的女子，听后连连说好，并慷慨地捐献了部分桌椅。

学校是租用的，校址在南成都路辅德里六三二号(今成都北路七弄四十二号)。该校的办学方针、课程设置多由李达筹划，编班、聘请教员等大量教务及行政管理工作则主要由王会悟协助办理。经过一番准备，1922年2月10日，上海平民女子学校正式成立了。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为《妇女声》平民女校特刊号所写的《平民教育》一文中祝贺说：“惟希望新成立的平民女学校作一个风雨晦冥中的晨鸡。”李达、沈泽民、邵力子也分别撰写了《平民女学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这不是慈善事业呢》《平民女学的前途》的文章，庆祝党领导下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学校的诞生。

全校招收了二三十名学生，按不同文化程度编成高级、初级两个班。高级班专收曾受过中等教育，渴望追求革命真理并准备投考高等学校继续深造者；初级班专收年长失学或经济困难无法入学者、外地来沪的党务工作者家属，以及为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愤而离家之女子，多经党内同志宣传介绍而入校。

为解决学校经费及学生学费问题，这所学校还设了一个工作科。此部下设成衣组与编织组。成衣组代客裁做一般衣裤；编织组织出的袜子，编出的桌布围巾等均由专人拿到市面上销售。王会悟担任了工作部主任一职，她和高君曼既是高级班的学生，又是初级班的国文教员。

平民女校的教学内容很丰富。王会悟在《入平民女学上课一星期之感想》(载于《妇女声》第六期)一文中较全面地介绍了当时教员上课的情况：

“各教师所选的教本，都是适应新思潮，又合于平民的。国文教员邵力子先生，他所选的国文是从现今报纸上，杂志上，小说上所载的名著、译文及评论的一类文字，和那贵族女学所受的什么节妇传，什么太史公牛马走的文章，真有天上人间之别了。作文教员陈望道先生，他的教法与一般国粹先生完全不同，他第一教我们作文法，他说，先前的作文是重文字，现在的作文是重意义的。他的讲解亦非常透彻。国语文法教员张守白先生，讲义是他自己编的，非常详细明了。英文教员是沈泽民、沈雁冰、安立斯三先生。泽民先生教我们读本，雁冰先生教我们文法……数学教员是李达先生，教授法也极好。经济学教员是李希贤先生，教育学教员是范寿康先生，理化教员是周昌寿先生，这三位先生是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的。社会学教员是陈独秀先生，讲得非常明了。此外，还有两小时的讲演，是本校教员轮流讲演的，讲的都是关系我们平民女子切身的问题，这一课别的女学是没有的，也可以说是平民女学的特点了。”

除了陈独秀、李达亲自任教外，还有一些党的负责同志，或是从苏联回国的同志，在上海停留期间，也到平民女校讲演。如刘少奇、张太雷、恽代英、施存统等经常到校向同学们作政治和时事讲演。有的讲军阀割据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关系；有的讲中国必须革私有制的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有的讲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工人为何要团结等。同学们特别喜欢听从苏联回国的同志介绍苏联的见闻。这些演讲都起到了阐发革命道理，启发学生阶级觉悟的作用。

平民女校还成了当时党的一个联络点。因学校公开，外地有人来找党中央，便先到平民女校去，如刘少奇从苏联回国就是到平民女校联络的。党内有些会议也在学校召开。

1922年秋冬，李达到湖南自修大学主持教务，王会悟随之同行，平民女校就作为党的一项工作交由蔡和森和向警予办理。

由于种种原因，几个月后，学校停办了。平民女校存在时间虽仅一年，但却为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妇女干部。如初级班的钱希钧(毛泽民之妻)、黄玉衔，高级班的丁玲、王剑虹、王一知等。

“你们是真正的人”

1922年底，李达应毛泽东同志之邀到长沙湖南自修大学主持教务，王会悟带着出世才几个月的大女儿李心田随同前往。他们先到清水塘毛泽东和杨开慧夫妇的住所暂住了一个多月。当时，开慧正怀着岸英，毛泽东同志讲话十分幽默。他见王会悟给孩子做的衣服前面长，后面短，解大小便都挺方便，就风趣地说：“你这件衣服也是革命嘛!”毛泽东同志还关切地问王会悟：“我们湖南饭你吃得惯吗?你到湖南后打算做么子?听李维汉同志说，你的英文很好，就留在这里教书吧!”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王会悟便在湖南自修大学补习学校教起英文来。

1923年夏，李达由湖南到上海与陈独秀商谈国共合作问题。由于他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反对以整个团体加入国民党，与陈独秀发生了很大的分歧。争执中，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又有所表露。李达未能采取正确的斗争方式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回到长沙后愤而中断了同陈独秀主持的中央的联系，随后，离开了党的组织。20年代中后期，李达夫妇回到上海。李达到商务印书馆做文字翻译工作。

李达夫妇在白区非常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仍积极为党工作，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1931年，李达到暨南大学任教，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受到青年学生们的热烈欢迎，教室经常挤得满满的。“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在一次讲演后，遭到特务暴徒的毒打，右臂骨和右锁骨都被打断，住院治疗达七个星期之久。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达曾想到延安去，为党做些工作。他在重庆找到组织部长博古说：“你去延安要什么条件?”“我只要有口饭吃。”李达回答说。博古听后冷淡地把他打发走了。过后博古对周恩来同志讲李达来过了，说他想到延安，居然还向党要条件。周恩来追问：“他要什么条件?”“他说要有口饭吃。”周恩来气愤地拍着桌子说：“他说有口饭吃，就是没有条件嘛!你为什么要赶他走呢?”

这以后，李达先后在北平大学、中山大学任教，王会悟均伴随同行。由于李达坚持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唯恐“赤化”。教育部长朱家骅下令解除李达的教授职务，并通令全国各高等学府均不得聘用李达。在这种情况下，李达不得不到湖南老家躲避了几年。1937年5月李达的名著《社会学大纲》出版后，李达立即将此书寄给毛泽东同志指正。毛泽东同志十分高兴地阅读了十遍，作了详细的眉批，并向延安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推荐了这本书，指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一本这样的书是十分难得的。在这本书里，凝聚着王会悟的不少血汗(主要是抄写、印刷、发行)，所以毛主席在写给李达的信中热情地称赞他们夫妇：“你们是真正的人。”

1945年，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时，重庆妇女界开会欢迎毛主席。当时，王会悟和二女儿李心怡正好在重庆参加进步活动，因此，也参加了隆重的欢迎大会。会议中间毛主席向别人打听“王会悟同志在吗?”当主席听说她在时，连忙说：“请她不要走，留在这里。”散会后，王会悟被请到主席住处。她紧紧握住毛主席厚实温暖的手，激动得流下了热泪。毛主席亲切地询问了李达夫妇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及蒋管区的现状。谈话中间，警卫员几次催请主席说另有客人求见，主席总是说“呆会儿去，再谈一会儿。”就这样，他们促膝长谈了好几个小时。

王会悟和二女儿在重庆期间，周总理和邓大姐对她们母女也很关心。总理曾派工作人员将从延安捎来的小米和红枣送给她们。1946年春节，总理还派人接她们母女到红岩新华日报社一起吃年饭。

1949年，李达应毛主席的邀请来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毛主席亲切地对李达说：“我们解放啦!快把会悟她们接来吧。”不久，李达和王会悟这一对时聚时离的患难夫妻，在北京又重逢了。经毛主席、周总理和李维汉等老一辈革命家证明，刘少奇同志介绍，李达于新中国成立前夕，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全国解放后，李达历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被推选为第一届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为发展党的教育事业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编写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深入浅出，受到普遍欢迎。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十年浩劫之初他反被诬为“反毛泽东思想的最凶恶的敌人”，1966年8月24日在武汉含冤逝世。

而王会悟老人则一直在北京和平里一所普通的居民楼里过着安宁的晚年生活，直到1993年10月20日逝世。王会悟老人一生未曾身居高位要职，但她为党、为妇女解放事业所作的贡献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