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尹家民

毛泽东与李达：对话四十载

□ 尹家民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会见李达，右一为王任重

1.让李达睡在自己的硬板床上

李达，1890年10月2日生于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永州市冷水滩区)一个佃农家庭。1911年，李达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读书。1913年赴日求学，后因病回国。1917年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即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开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李达回国，夏天在上海与陈独秀、陈望道等人共同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2年，李达应毛泽东的邀请，回到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一职。1923年秋，由于种种原因，李达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此后，李达先后在湖南、武昌、上海、北平、广西等地的大学里任教，教授唯物主义哲学。其间，他埋头于著述，写出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社会学大纲》3本书。毛泽东如获至宝，仔细阅读。毛泽东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写信称赞李达是“真正的人”。毛泽东在延安讲“山沟里出马克思主义”，也讲“零陵出马克思主义”。据毛泽东自己讲，《社会学大纲》他就读了10遍，还做了许多眉批，《经济学大纲》已读了3遍半，也准备读10遍。

1939年，毛泽东与周恩来委托李达的一个学生去征询李达是否愿意去延安，李达当即表示：“只要有一碗饭吃，我都愿意去。”此时负责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出国治病。而留在南方局的负责人博古却误会了，以为李达是在“拿一把”，于是生气地说：“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就这样，李达错失了去延安的机会。周恩来回重庆后知道这个消息，对博古这种做法很不解，说：“干革命难道就不吃饭吗?李达这个话的意向是无条件地愿意去延安嘛!”毛泽东对此也感到十分惋惜。随着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节节胜利，1948年，毛泽东在西柏坡给正在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的李达去信说：“吾兄乃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盼兄速来参与经营。”李达接信，自然明白毛泽东的意思，兴奋不已。

随后，这个“公司”的“董事长”毛泽东又两次电示中共华南局护送李达去解放区。1949年5月14日，李达在华南局的护送下到达北平。5月18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李达。李达那时因胃穿孔出院才不久，身体尚未完全恢复，谈着谈着就有点支撑不住了。毛泽东看到他那疲惫的样子，就留李达住下。在毛泽东一再坚持下，李达睡在了毛泽东的那张硬板床上。对于这份难得的殊荣，李达从双清别墅回来后，便向他的零陵小老乡唐棣华讲起了严光“加脚于帝肤”的故事。李达不无得意地对唐棣华说：“严子陵加脚于帝肤，忘其尊贵。我可没有忘其尊贵加脚于帝肤。因为我要秘书另外找房子，是毛主席自己不让。”

1949年12月2日，李达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他也是被中央人民政府最早任命的一批大学校长之一。也是在这个月，李达又接到毛泽东的邀请，让他到中南海叙谈。在这次谈话中，李达郑重地提出了重新入党的请求，并检讨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过错。

对于李达的这一请求，毛泽东并不感到意外：“鹤鸣兄，你早年离开了党，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是不对的，这是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但是，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你现在能认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也是很好的。”

不久，李达正式履行了手续。后来，李达意味深长地说：“从此我‘守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52年11月，李达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

2.毛泽东称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李达非常喜欢这两篇文章，并决定解说这“两论”。1951年上半年，他写完了《〈实践论〉解说》。他是一边写作，一边在《新建设》杂志连载。这年3月，李达将部分打印稿寄给毛泽东审订。27日，毛泽东即回信说：“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1952年，李达又接着写了《〈矛盾论〉解说》。此文也同样得到了毛泽东写信支持。这期间，李达对毛泽东佩服至极，对于毛泽东渐渐走向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理论，不但没有异议，还仍然扮演着毛泽东口号的解说者。

1956年7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到武汉。再次见到毛泽东的李达，惭愧地说：“润之，我很遗憾，没有和你们一同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毛泽东不同意李达的话：“你在国统区，冒着生命危险宣传马克思主义，也是难得的呀!你还遗憾什么?我看你是黑旋风李逵(笔者：因繁体字达与逵字十分相像，又加之李达的犀利风格，早年就有人戏称他为“李逵”)。但你可比他李逵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而你鹤鸣兄却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之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算起，到全国解放，可称得上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哪个没有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

李达见毛泽东这样评价他，更感到不好意思，忙说：“当时，要是听你的劝告，不与陈独秀赌气而离开党，说不定我还真的与你去爬雪山、过草地了。”

毛泽东见李达仍不愿原谅自己，忙又开玩笑地说：“鹤鸣兄，你虽然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但你那几‘板斧’也叫那些自称是学术权威的人难受了。特别是不久前，你砍胡适的那一板斧，是何等的痛快!”

李达走后，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梅白乘兴问毛泽东：“主席，你能否公开评价一下李达同志，或者把你刚才说的话发表出去?”毛泽东回答说：“他是理论界的鲁迅，还要我评价什么?历史自有公论。”然而，这以后，李达的思想与毛泽东的许多想法与做法渐行渐远。

3.思想步伐开始不一致，对话变成了激烈的争论

1958年4月6日，在武汉的毛泽东由李达陪同接见武汉科技界人士。据担任过毛泽东国际政治秘书的林克回忆说：“当时毛泽东刚刚读了李达的新著，直言不讳地对他说：‘我们年纪都大了，你比我还要大6岁。人老了思想不能老。你现在写的东西就不如过去写的有生气了。你那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尽是抄书本上老生常谈的东西，没什么创造性，缺少自己的新见解。’”这些话显然有些不准的地方，但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毛泽东已经不满意李达的理论了。

当时，中共湖北省委创办的《七一》杂志准备刊发一篇文章，题目是《学习马克思，超越马克思》。毛泽东让梅白就此问题去征求李达的意见。李达并不知道这篇文章已得到毛泽东审批并肯定，看后非常生气地说：“马克思死了怎么超越?恩格斯也没有说要超越马克思!比如屈原的《离骚》，你怎么超越?我们应当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大跃进”中，经中共湖北省委批准，鄂州县委大门口贴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李达知道后给梅白打电话，指出这是唯心主义，还提出要见正在湖北视察的毛泽东。毛泽东是1958年9月10日由北京直飞武汉，下榻在东湖宾馆见李达的。

李达开门见山地说：“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通不通?”

毛泽东悠然地说：“这个口号有两重性。举长征的例子，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克服有时候看起来不可能克服的困难。人想飞敢飞，于是有了飞机，人想日行千里，于是发明了火车。”

李达打断了毛泽东的话，说：“你的时间有限，我的时间也有限，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个口号是不是?”

“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毛泽东有些不悦。

李达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一个人要拼命，‘以一当十’可以，最后总有个限度，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要有一定的地形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能无限大的。现在人们的胆子太大了，润之，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顿了顿，他说得更激烈了：“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发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受大灾大难了!”

毛泽东也有些激动：“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有些发烧了，也有摄氏百把度的。”

在场的梅白见此情景，赶紧出来打圆场说：“口号可以由省委取消。”

李达仍坚持说：“口号可以取消，思想不取消不解决问题。”

两位老熟人终于争得沉默下来。也许他们都觉出对方的固执，已难于抹平思维隔阂。在回家的路上，李达似乎意识到自己今天太情绪化了，便对梅白说：“小梅，今天也许我不该发这么大的火，在你们面前没有给润之面子。我这是心里急呀!润之他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写得何等好啊!想不到他现在把主客观颠倒到如此程度!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就不能正确地改造世界。”

梅白返回东湖宾馆后，一字不漏地把李达的那番话转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略深思一会儿后说：“我记得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64，但不耳顺。刚才，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现在回想起来，他说得有道理。你转告鹤鸣兄，就今天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谈。当然，那是心平气和地谈。你再转告他，‘六十而耳顺’，我感谢他的逆耳忠言!”

不久，梅白见到李达，就如实地将毛泽东那些发自肺腑的话转告了他。李达听后深有感触地说：“还是润之的气量大。我当时也是太激动了，在你们这些小辈面前，没有给他留一点面子。再怎么说，他是我们党的领袖啊!以后见面时，我会向润之解释的。”

4.李达与毛泽东最后的对话是向他求救

1965年底，李达调到北京，就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正当李达全力投入工作时，思想文化战线上又掀起了大批判运动，李达被列为“反动学术权威”。据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后来回忆说，他曾3次请示毛泽东，问“李达可不可以批判”，毛泽东前两次均未表态，直到第三次表示在校内批判一下，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又指示王任重“要照顾一下”。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7月18日，好心人劝李达去找毛泽东诉说冤情，李达想了想说：“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找他，他也不会见我的。”也就在这一天，中共湖北省委作出《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

19日下午，李达的血压和尿糖都升到了极限。看守的刘某劝他坦白交代，低头认罪，李达讲：“我过不了这一关，快死了，斗死算了。我顾不得别人了。死了拉倒，后代也不管啦。”量完血压，他回书房又怒气冲冲地说：“叫我回乡，带回去斗，我不去，要带就带死的回去，我就死在这里。”他拉着夫人石曼华的手说：“你去东湖，给毛主席送封信，救我一命。”夫人说：“我出去买菜都有人跟着，我怎么去得了啊。”

随后刘某进来，李达对他说：“你帮我一次忙，不知肯不肯，就帮这一次忙。”

刘某问：“什么事?”

李达说：“我血压这么高，随时都可能脑溢血，今天气喘病又发作，这是心力衰竭的征兆。我76岁了，死了算啦，你帮我一个忙，救一条命，毛主席在武汉，给我送封信到毛主席那里去。”随即，他用毛笔亲笔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送呈毛主席 武汉大学李达。”信纸上写：“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 七月十九日。”

刘某不敢擅自将信直接送到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宾馆，而是交给了武大工作队。8月10日，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毛泽东看到了李达的这张条子，上面写着：“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毛泽东用特制的粗红铅笔在条子上作批：“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同日，陶铸又批 ：“即送任重同志。”毛泽东的批示起了作用，当权者们允许把李达“押送”去医院，化名“李三”(有李达三家村之意)看病。在这里，他并没有得到好的照顾。李达很不理解，愤愤地说：“等运动结束后，我们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告状!”

然而，他的生命很快发出了最后的信号，8月24日死在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1971年夏天，毛泽东南巡。他在湖南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现在看来还是李达正确，他是反对林彪搞顶峰的。”

正是毛泽东关于李达的隔空对话，终于使李达“问题”出现松动。1974年1月13日，武汉大学举行了李达同志追悼大会。

1978年11月12日，党中央批准公开发表毛泽东给李达的3封信的手迹，让世人再次看到这两位党的最早创立者之间的对话，看到了他们曾经深厚的友情。

（摘自《湘潮》2016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