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彦沁（苏州大学，江苏 苏州 215000）

中国的服饰文化可追溯到五千年前，各个朝代、历史时期都饱含鲜明的特色。中国传统服饰主要以汉服、胡服、旗装为主。西方的服饰文化可追溯至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历史也十分悠久。因为文化不同、历史不同、环境不同，西中方服装的外在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它们都是人类服装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服装就好比一面镜子，它照射出各国各地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内涵。中西方服装差异与中西方文化差异有一定的关系，中西方服装文化差异其实是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历史文化沉淀的产物。

一、简单了解知识考古

米歇尔·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提出知识考古这种分析方式。知识考古是指像考古一样挖掘、深入研究我们认知中不熟悉的事物，去重新解读我们以为自己熟知的事物。知识考古与我们平常使用的历史学研究是不同的，它实际上是抛弃了我们现有的、已知的事物，对其进行重新的深层挖掘和探索，在现存的知识空间里寻找那些藏在时间深处的历史性线索，简单来说，知识考古是一种对知识重新了解，是在还原事物原貌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检查、甄别、辨别，寻找其根源，是抛开“已知”的深入研究。

二、中西方服装异同的主要表现

在中国五千多年历史长河中蕴含着丰富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流传的快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当然它们之间也有相同之处。研究、“考古”中西方服装发展史和观察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中西方服装，单单从服装设计方面我们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也有着相似之处。中西方服饰的异同与中西方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使它们存的表现形式有所差别，也因为中西方文化的共通处使它们带有相似性。文化没有好坏，服饰也没有高低。下面笔者从色彩、外形、图案装饰这三个方面进行对比研究不同文化对中西方服装发展和表现形式的影响。

1.服装色彩上的差异

在服装审美中色彩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是服装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研究表明人对服装色彩的敏感度大于人对服装外形的敏感度，所以色彩在服装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人们最原始的本能是用色彩装饰服装，这也说明对人们而言服装中色彩的重要性。“中式服装色彩偏重伦理，要求服装能维系社会秩序；西式服装色彩偏重感情，重视服装对人心理的调节。”①这是因为中国人重视整体，而西方人则在乎个体。中国人注重整体、伦理，而西方则更在乎个人心之所至想。所以，在服装色彩选择差异上可以反映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可以发现，中国人对服装的颜色的选择和喜爱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密不可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颜色的喜好其实侧面反映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内在文化。在中国古代，传统服装色彩地位受到阴阳五行的影响，五行将青、红、黑、白、黄五色定为分别对应金、木、水、火、土的五种颜色，并把它们推崇为正色，而除了这五种颜色之外的其他颜色被贬称为间色。在中国古代早期，人们认为黑色是支配万物的颜色，是天神的象征色，历史记载秦始皇时期以黑为贵，秦始皇所穿着的衣服都是黑色为主的。红色在中国也受到很多人都喜爱，中国人认为红色代表着吉祥和喜庆，故宫的城墙多用红色。历史记载，晋代推行金德制度，以红色为贵，所以晋代皇帝穿着赤色袍。中国人对黄色的崇尚一部分来自于中国古代早期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周易》中记载，五行学中黄色是中央之土的颜色，所以在那个时期黄色称为正色中最重要的颜色。中华民族源于黄河地区，黄土地是远古时期最初的栖息之地，人们因为黄色是大地的颜色，所以人们都对黄色抱有敬畏的感情，也因为对大地的崇拜，逐渐产生了以黄色为尊的思想。而另一部分则于封建时期皇家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国古代隋朝时期就皇帝就开始穿着黄袍，唐高祖时规定“百官以及百姓不允许穿着黄色衣服”，黄色变成为皇帝专用的颜色，除此之外象征着中国的龙也是以黄色为外表的。中国人把黄色赋予中央集权的象征，在封建帝王时期，黄色是皇家御用的颜色，是权力的代表。由于这种权力效应，黄色逐变为中华民族最热衷的颜色。

正色普遍被皇家和达官显贵人士所喜爱，慢慢的正色也演变成权力的象征。这不难看出，在我国服装中的颜色的选择受到了我国传统的封建礼教文化的影响，正色逐渐成为人们衣着配色所喜爱和追求的颜色。中国封建等级森严，皇家贵族地位极高，皇权至上。我们从服装颜色上就可以明显发现：凡是被皇家贵族看中颜色，民间是禁止使用的，如果违反了，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反之，如果一种颜色被皇家抛弃，那么这种颜色也会被平民百姓看作卑贱的颜色。综上所述，在中国古代，对服装颜色的选择来源于对封建礼教制度的臣服，平民百姓对正色怀着敬畏而又向往的心。

而在西方，西方人对色彩的选择来源于个体的情感。他们认为色彩是情感的体现他们往往会按照自身的各项具体特点来做出选择，他们更注重个体，在颜色的选择方面大多不受统治者拘束和约定。西方人认为色彩也是拥有感情的，是表达他们情感的载体，就好比自己内心的镜子的一样。罗马时代，白色和紫色深受西方人喜爱。他们认为白色是纯洁和美好事物的象征，是不可玷污和侵犯的，这也是直至现在西方人普遍选择圣洁的白色作为婚纱的主要颜色的原因之一。需要注意的是紫色，由于紫色染料的制作十分复杂，紫色非常稀缺，通常只出现在国家统治者和皇室贵族身上。与中国古代相似的是紫色只用于国家统治者，是象征着高贵的帝王，这也是一种高度集权的体现。但是这点在西方并没有中国表现得明显。文艺复兴时期，由于人文主义思想出现，人们对颜色的选择越来越大胆，选择的种类也越来越多。就比如：在法国，人们喜欢用白色、丁香紫、蔷薇粉和天空蓝装饰衣服；在西班牙，人们崇尚灰色和玫瑰红；在英国，黑色被英国人追捧，在英国人眼中黑色是神秘而又高贵，黑色有时也会被选用于正式场合比如：葬礼。西方人选择服装的颜色主要还是和他们自己的搭配、喜好和他们的内心有关，有时他们会用热烈红色表达当时自己内心的愉悦，有时他们选择黑色出席重要场合来表示自己对其的重视。西方人选择颜色来自于自己的内心，与中国不同的是他们在绝大多数时候是不受其他条件的约束的。

2.在服装外形上的差异

中国传统服装的更多是在视觉上突出纵向的效果，设计师通常用下垂的线条来展现整体修长的感觉。传统服饰中筒状的袍裙与可以遮盖手部的长袖相结合，在肩部设计的设计上相对含蓄、不夸张、不注重强调肩部线条。中国传统服装形式以前开型的大襟和对襟这两种样式为主。中国传统服装通常采用上衣下裳制和衣裳连属制这两种基本形制，它们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交叉出现，相容并蓄，涵盖面极其广泛。中国传统服饰与西方服装相比更加的含蓄和内敛，其实这些表现形式都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中国人穿着服饰注重含蓄的美，相对比较保守，十分克制对个性的表达。传统的中国服饰和中国著名的山水画一样重视对意象、在乎意境的表达，就如“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这句诗词一样，中国传统服装注重隐约、含蓄的美。虽然这种宽松、不贴身的衣服不能将人体线条和美丽的人体轮廓勾勒出来，但是这种暗藏着人体曲线美的婉约又何尝不是一种别样的美。

中式传统服装把人体都藏了起来，绝不裸露半分肌肤。服装强调宽松、不贴身，重重叠叠的内衣外衣，一层又一层就像灯罩把人体都罩了起来。与西方的服装相比较，传统中式服装显得呆板、笨重、不方便。西方人注重人体美学，他们勇于表现自我，敢于展现自己的美丽，他们标新立异、与众不同，所以西方服装与中国传统服装相比多为“大胆狂放”。西方人重视人体曲线美，所以西方的服装多是为凸显曲线和人体线条为主的。西洋服装样式上的演变过程是从古希腊时的披裹式开始，而到中世纪的以披裹式的非成型类衣和前开式的半成型类衣结束的。与中国传统服饰不同的是，传统西式服装在外形上重视视觉上的横向感。传统西式服装常采用横向扩张的肩部轮廓、来达到视觉上的横向冲击。西方设计师喜欢使用硬领、膨胀夸张的袖子来达到向外放射的效果。

与中国传统服装相比，西方传统服装设计比较开放、夸张而且有起伏、层次。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西式服装都崇尚紧身、袒露的，部分西式服装也讲究遮挡——西方传统服装也有裹身款。这种服装是立体剪裁的，强调与人体紧密贴合，才能达到勾勒人体完美曲线和充分彰显人体的体型的效果。西式服装的造型不论是袒露还是裹身，都是为了一个目的——突显人体线条、关注和崇尚人体形体美。

从结构上看，中国传统服装无论袍、衫、襦、褂，通常只有袖底缝和侧摆相连的一条结构线。中国传统服装采用中国传统的平面直线剪裁方法，无起肩和袖窿部分，平铺在地上就像纸一样平滑，强调宽松和舒适的着衣体验。而西方服装多采用立体剪裁方法来达到与三维的人体相吻合的效果，这种立体剪裁方法将人体当作一个立体的多面体，利用打褶和省道处理等服装工艺手段，细心考虑人体从上到下、从前到后各个方面的凸凹起伏关系，是更加人性化的剪裁方法。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多注重意象的表达，运用平面的直线与曲线的裁剪方法使衣服达到舒适又不完全贴合身体的效果。中国传统服装不裸露、不张扬、不凸显线条，在遮体的隐约之中含蓄地显现了流畅婉、温情流动的人体曲线美。中式传统服装的造型意识是节奏化的，人体在宽松不紧贴的衣服里与行走之间流露气韵展现出高级的线条美，是一种含蓄耐人寻味的美丽，与西方直接的表达是不同的。我国传统的服装空间造型是借“虚与实”、“明与暗”的节奏表达出来。

西方服装文化在中世纪以后才逐渐萌生了空间意识这颗种子。这反映了西方人对空间的探求心理，渴望占据更多的空间，所以西方人喜欢增大服装的体积，比如在衣服中填充物品等等。他们把服装当作扩大占据更多空间的一种工具。这种夸张的服装造型使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个体、个体与整体之间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从西方人的服装空间造型中反映了西方人的宇宙观，也反映了人与自然万物、心灵与环境、主观与客观的对立性。由于东方与西方不同的哲学、美学观念在服装上体现出了不同的造型形态，也体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精神气韵和文化内涵。在中国传统的社会及家庭教育中，服装行为规范被看作是修身养性的重要内容之一，这长期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穿着爱好和生活。中国人在着装方面更多考虑道德伦理的内容，用服装掩盖人体美、不暴露，以此达到儒家的道德要求。中国传统服装注重表现人的精神、气质、神韵之美，并不强调突出形体而是在乎内在。而西方服装文化是多元化的，它是包罗万象的、接纳一切个性的。综上我们不难看出，不同文化影响下，服装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

西方服装与东方服装在样式、外形上的差异也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思想上封建的，特别是在女性服装上表现得格外明显。西方思想开放，个性差异突出，西方人在服饰的穿着上标新立异、追求个性。西方文化是开放的、包罗万象的，在西方一切“奇怪”的事物都是可以被接受的、被容纳的，这在西方五花八门的服饰里得到极大体现。西方服饰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让人眼花缭乱，就如充满贵族气息的哥特式风格、绚丽华美的洛可可风格、变化丰富的浪漫主义风格、华丽而又含蓄的维多利亚风格等等。这些精美又集聚个性的西方服饰，都体现出西方人对个性的追求。

3.在服装图案上的差异

在对图案的选用上，中西方服装也表现出截然不同、各具特色的选择。在中国，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不管是绫罗绸缎还是粗麻麻衣，我们都可以看到象征吉祥的图案。中国人喜欢通过装饰上图案选择来表达对图腾崇拜和敬仰。中国人通常选取龙凤呈祥、九龙戏珠、喜鹊登梅等图样来表达对美满生活的希望。在中国我们常将象征美好祝福的图案运用在服装上，这是我们的美好愿望，也是一种对吉祥的期待和渴望。明代服装装饰图案的等级标识性体现了中国人在装饰设计审美上追求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的“道化”精神。

西方服装上的图案演变也是不断变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喜欢将花草图案用在服装上；路易十五时期，由于洛可可风格的影响，西方人喜欢使用S形或弯曲的藤蔓的图案；而近代西方人则流行选用野兽派的图案。

三、导致中西方服饰差异的原因分析

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文化蕴含着深厚的服饰文化，在这些历史文化的沉淀积累下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审美和服装形态，中国服装更多强调“物我合一”，这与西方是背道而驰的。西方服饰文化强调主观与客观相分离，认为 “物”与“我”是相对立的。所以，中国传统服装多以宽衣为主，而西方则以勾勒表现人体线条美的衣服为主。中西方对服装的差异其实是中西方文化在在道德观念上的差异。中西方文化差异从本质上来看，中国是整体文化，而西方是个体文化。在思维上。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局部的，是两极化思维方式。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整体的，不偏不倚的。

在个人价值观上，西方人注重以自我，自己是一切的中心，一切事物都是围绕他们自己展开的。西方人认为，有个人才有社会，自己本身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个人高于整体。中国人的价值观更强调整体，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以整体为核心。因为不同的文化和历史环境，西方人文化上的道德观念和我们中国人文化上的道德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是基于儒释道文化建立的复合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包括道家的道德思想，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忠诚和仁爱等等道德准则的标榜和约束。这些都是中国人所独有的道德观念。这些道德观念和准则，有效的维系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的稳定。而西方的道德观念是基于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的基础上建立的，其道德观的建立从文化传统、经济结构、政治制度、人际关系方面，使得近代西方的伦理道德体系都表现为主动外求的伦理体系。西方道德主要表现在：追求个人主义，崇尚自由，敢于冒险，诚信外向、坦率直白。所以中西方服装差异与其文化密不可分。

结语

在中国古代，服装常被视作权力和地位的一种体现。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十分重视礼仪和制度，中国人的服装是礼仪文化的外在表现。中国传统服装在设计上注重“天人合一”，强调内在的追求。中国传统服装遵循一种规律、一种规范，这是“道化”的审美观。

西方人的服装文化与中国大不相同，西方崇尚人体美，要求服装能更好地勾勒出穿着者人体美和线条美。在西方人的眼里，人体线条是美的。因而服装设计审美上要求服装的造型和服装的穿着能够充分地、完美地反映人体的优美体态，可以说是一种“人化”的审美观念。中、西服装设计这种“道化”和“人化”的审美观念的不同在千百年来中西各朝代服装设计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本文从服装的造型、色彩、装饰三方面来比较处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明代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设计审美观念，这种“道化”和“人化”的不同便可略见一斑。

从知识考古都角度看，我们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为什么要研究其文化？因为中西方服装差异受文化影响。过去我们在讨论服装时，更多地选择去做一种具体内容的描述，用一个个相同或不同的陈述去概括、去表达，却可能忽略了文化这样一种本质的探究。因为了解中西方服装差异之所以要探究中西方文化差异，不仅仅是那些似乎已经被前人总结得差不多的具体意义使然，背后还有着很多更深层的逻辑、意义和话语表达，有待进一步探索。

注释：

①陈东生，甘应进.新编中外服装史[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