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飞

(上海体育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 上海 200438)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规约全国文艺工作者的纲领性文件，该纲领倡导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力求创造出符合广大人民群众需求的文艺作品。

为进一步强化国家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周恩来在1952年9月23日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上发表《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一文中再次强调：

新的文学艺术，掌握了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既然如此，文艺就必须首先歌颂工农兵中间的先进人物。我们有许多充满了为工农兵服务的热情的作品。今天文艺创作的重点，应该放在歌颂的方面，应该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人物。既然是典型，当然要超过现实中原来的人，不但要把他最优秀的方面写出来，同时要把劳动人民的优点写出来。因为我们创造的典型应该成为人民学习和仿效的对象，学当然是要学优点。虽然人是不免有缺点的，但是在文艺作品中我们应该把人物写得理想一点。[1]

在上述背景下， 除却1960年前后由于领导层着手纠正之前的错误带来的文艺界的短暂繁荣外，整个“十七年”时期的文艺界都被牢牢地镶嵌进了新政权的体系之中。1951年，当时的中央政府更是对知识分子提出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其中“改造”是重中之重，并通过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参加社会实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对知识分子进行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改造。

在当时的文艺政策指导下，“十七年”时期的大学题材长篇小说创作较少，严格说来，只有扎拉嘎胡的《红路》和汉水的《勇往直前》两部尚且值得分析。两部作品不同的表现视角代表着当时人文知识分子不同的价值取向，而文本所遭遇的不同命运也从正反两个方面诠释了“十七年”时期的文艺导向。

一、阶级斗争战场的延续：《红路》

蒙古族作家扎拉嘎胡的代表作《红路》长期以来被忽略，小说自身的确存在着种种缺陷与不足，但它却切切实实是当代文学阶段最早描绘大学景象的长篇小说之一。《红路》最早由作家出版社于1959年11月出版，之后曾获得过内蒙古自治区创作一等奖，可见它在当时还是颇受主流文学界肯定的。

《红路》以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扎兰屯工业专科学校为故事背景，讲述了以额尔敦为代表的共产党势力经过一系列斗争最终战胜了以巴达尔夫为代表的国民党势力的过程。表面看来小说取材于大学，其中也的确写到了具有大学身份的各种人和发生在大学里的种种事件，但无论是其人物塑造还是情节构设，无不是在迎合“讲话”精神，如“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明显的敌我斗争形势、充斥全文的阶级化语言等。从内容上讲，小说主要讲述了以上级派来的军代表额尔敦为首的正义力量，经过一系列斗争战胜了以校长巴达尔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故事，情节陈旧、了无新意。《红路》中所塑造的大学不过是又一片阶级斗争场而已，最大的不同也许就在于将阶级斗争场放在了之前少有人涉及的大学校园这一特定场域，由于扎拉嘎胡对大学的这一定位，使他在作品中大量回避掉了大学本身的质素，如其教学育人和传承文化的基本功能，而更注重其作为一个阶级斗争战场的特性，这也可以算作“十七年”时期对大学想象的特征之一。

《红路》与“十七年”里流行的小说如《红旗谱》《红岩》《保卫延安》《艳阳天》等并没有根本上的不同，都存在着旗帜鲜明的两个阵营，都是在已知结果的前提下去创设一些所谓的“复杂”情节，最后都是我方大获全胜。完全正义的我方与完全邪恶的敌方构成了明显的一组二元对立，至于中间状态即使偶有涉及也多是语焉不详，因而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便构成包括《红路》在内的许多小说的重要特色，而从艺术创作上讲，这其实是该类小说所普遍存在的一个弊病。

(一) 大学教师符号化

作为《红路》故事构成主体的人物形象塑造，看似繁复、丰满，实则也并未脱离简单化、概念化的藩篱。作品里的额尔敦完全符合当时英雄人物“高大全”的要求，他出身普通农家，“父亲是个酿酒工人，母亲是个农民”，从出身来看可谓“根正苗红”，这也为后来一系列英雄事迹的展开提供了大前提。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过程中，他失去了亲爱的妻子，自己也经历了种种折磨与苦痛。无论是面对日本当局的威胁还是面对内蒙古实业家的诱惑，他都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在政治理论方面，他对共产主义有着坚定的信仰和深刻的理解；从领导能力上看，额尔敦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又具备“顽强的斗争意志和清醒的头脑”；在具体的生活事务中，额尔敦始终以一个共产党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心中时刻装着老百姓，在艰难险阻面前能身先士卒，因而当雅鲁河岸的村庄被淹之时，“额尔敦在雨水里走在最前边”，“在关键时刻，不顾自己的重伤，抢救蒙古农民”。额尔敦是一个有着强烈时代感的人物形象，与当时的许多正面英雄人物一样，在他身上几乎挑不出一点瑕疵与不足。

小说中与额尔敦相对的是巴达尔夫。文中交代“巴达尔夫是国民党的老牌特务”，早在日伪统治时期他便加入了国民党，并伙同日本人及国民党特务大肆屠杀迫害共产党员，他正是靠着这些“功绩”，“由教员升为校长，由校长爬上了兴安总省民政厅文教科长的宝座”[2]165。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与国民党兴安总省省党部书记傅国光勾结在一起。巴达尔夫虽然是扎兰屯工业专科学校的校长，却追求奢华安逸，他不仅自己从不打扫自己的办公室，还会因公务员打扫得不彻底、不及时而大发雷霆，甚至大打出手，在就任扎兰屯工业专科学校校长期间，他为了将共产党势力排挤出校园，更是费尽心机，打额尔敦，极尽恶语中伤、拉拢之能事。

无论是作为英雄人物的额尔敦还是恶贯满盈的巴达尔夫，说到底，他们更像是两股力量的代表而非文学典型人物。《红路》表达的也正是二人所代表的两股力量的斗争，至于将其置于大学校园内也更像一种偶然，而正是这种偶然的场景选择，才使得今天的读者得以了解当时人们对大学的想象——与当时的许多领域一样，大学除了场景的置换以外并无其他本质的不同。英雄人物依旧是“高大全”，至于最后的斗争结果，理所当然地是正义战胜邪恶，黑暗势力得到应有的惩罚。

从人物形象塑造角度看，额尔敦和巴达尔夫二人身上作为知识分子的色彩已被无限淡化。小说中虽然写到额尔敦也曾留学日本，并有较高的学术素养，甚至还借其学生敖斯尔之口侧面烘托：“他是个有才华的人，他讲的数学、化学，一听就懂；他讲的政治，听了上句还想听下句，总觉得没听够。这个人物，够得上全能之才。”[2]43但这种介绍几乎完全是出于对其高大形象的塑造之需要而刻意嫁接的，他作为小说里的主要英雄人物，必须全能高大。与额尔敦“一好俱好”的道理相似，由于巴达尔夫的反派特征，使得他在作品里完全是以一副恶魔嘴脸出现，至于其作为一个文学人物形象所本应具有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则被大大简化。

(二) 知识者的悖论

《红路》中对知识及知识分子的蔑视有直接的表达，这一点通过梦博士卓得巴和美丽善良的女大学生梅其其格加以表现。卓得巴在斗争环境里一心梦想着成为博士，加之其名字在蒙古语中又与做梦相似，因此得名梦博士。奇怪的是，虽然卓得巴是整篇小说中最贴近传统意义上知识分子的人物形象，但在小说里他却是极不合时宜的，是应该遭受批判的，就连其副博士的真实性都存在着疑问。梦博士的种种主张都与当时的政策相左，在今天看来，他无疑比额尔敦等完全以政治为指向的人物形象更靠近大学精神本身，只可惜在当时那个极端强调政治的年代只能遭到批判。至于其对学术的爱好与钻研更是被当作缺点而予以指责。从一个纯粹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说，梦博士卓得巴是合格的：他能真心热爱并痴迷于自己的专业，他强调学生学习的重要性。至于他的自高自大与糟糕的人际关系则被无限放大，几近成为不可原谅的缺点。经过一系列斗争与冲突之后，他终于认识到他原本所尊崇的巴达尔夫校长的丑恶嘴脸，然后毅然决然地向以额尔敦为代表的正义力量靠拢，并作了深刻检讨：“我所以这么容易上了巴达尔夫的当，主要是我的名利思想作怪，成名成家的思想迷住了我的眼睛。”[2]317讽刺的是，卓得巴的“改邪归正”，也必须由代表正义力量的额尔敦表示认同方为有效：“你能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很好。”[2]317自此，小说在具体的行文过程中才一改以往的挖苦与调侃转而以正面描述。

与之类似，作为学生的梅其其格自入学以来便醉心于学术，奉罗蒙诺夫和居里夫人为偶像，立志要“把我学到的知识，无私地献给自己的民族”，她不仅自己这样做，甚至还天真地多次劝诫自己的好朋友胡格吉勒图和敖斯尔少参与政治活动，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习文化知识上。按照一名大学生的标准来看，梅其其格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是正确且无可挑剔的，然而在当时也是不合时宜的。在那个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没人能完全脱离政治，即使不主动参与政治，政治也会主动找上门来，梅其其格便是这样，一心钻研学问的她本无心于政治斗争，却被巴达尔夫当作攻击额尔敦的工具，进而被卷入双方的斗争旋涡中。柔弱的梅其其格在面对凶残的巴达尔夫时几乎无力招架，在惨遭蹂躏之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满怀着对胡格吉勒图的爱选择了自杀。与敖斯尔、胡格吉勒图、扎布、斯琴等人物形象相比，梅其其格才更像真正的大学生，而他们则更像是更换了斗争场域的政治符号，但作者扎拉嘎胡却为她安排了最悲惨的结局。按图索骥，似乎可以找到这样一条逻辑线索：梅其其格的悲剧实际上正是缘于她对学术的追求！勤奋好学的梅其其格正是为了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而主动靠近巴达尔夫，这才给了老练、奸诈的巴达尔夫以可乘之机，进而导致了悲剧的最终发生。而敖斯尔、胡格吉勒图、扎布、斯琴甚至次要人物巴干等一干热衷政治斗争的同学们则至多不过受了伤，却不至于丧命。悖论的是，后一种形式的斗争无疑比追求学问更危险。

总之，虽然《红路》是当代文学阶段大学题材长篇创作的开山之作，但它与人们所期许的真正的大学题材创作又不完全相同。《红路》中的大学校园不过是当时阶级斗争战场的又一片延伸地，至于它所讲到的故事，所塑造的人物更是根据政治需要而作出的简单图解。这体现了作家的妥协与让步，正是由于作者放弃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体思考，才会有其笔下充斥全篇的政治要素，而学术理想、人生追求则被置于次要地位。扎拉嘎胡这种对“红色叙事”的主动认同，实际上代表了“十七年”时期一大批作家的心态，而这种知识分子对自身责任的背叛才是更大的悲剧。

二、阶级斗争大潮里的不和谐音符：《勇往直前》

在“十七年”为数不多的大学题材长篇小说中，汉水的《勇往直前》与当时主流创作很不协调，它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阶级斗争大潮里的不和谐音符。《勇往直前》一改同时代的《红路》对时代主潮的自觉认同，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描绘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大学活动上，而这些都是当时不值一提的“细枝末节”，更遑论将之作为主要内容大书特书。

《勇往直前》故事所发生的1955—1956年，正值全国热火朝天地在农村开展农业合作化、在城市开展资产阶级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然而这些“国家大事”却被《勇往直前》极大淡化，这也直接导致它在1961年一经出版便被围攻、被批判(1)如地理系六一年级学生学术讨论小组：《〈勇往直前〉一书宣扬了什么？》，载《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64年第2期；刘明川、毕殿岭：《〈勇往直前〉歪曲了大学生的生活》，载《郑州大学学报》1964年第4期；张维耿：《〈勇往直前〉的错误思想倾向》，载《中山大学学报》1964年第4期；林淑莹：《把青年引到哪里去？——评小说〈勇往直前〉的资产阶级思想倾向》，载《新港》1964年第10期；华岱：《〈勇往直前〉是怎样歪曲党的领导的》，载《河北文学》1964年第11期；王昌定：《灵魂深处——评〈勇往直前〉》，载《新港》1964年第12期等都对《勇往直前》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直到20年后的1981年，最早推出《勇往直前》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将之再次出版，可惜已然引不起人们多少兴趣。

虽然从接受史上看，《勇往直前》算不得成功，但在大学题材长篇小说史上它却是一部不可忽略的作品。《勇往直前》“拒不合作”的态度使它与时代拉开了距离，而这恰恰构成了它最突出的艺术特色，它宣示着“十七年”那个阶级斗争如火如荼年代的另一种声音，而汉水“特立独行”的创作方式则代表着与扎拉嘎胡等主流作家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与后者对政治风潮的自觉认同迥异，汉水以创作实绩回应了北宋张载对知识分子“为万世开太平”的重托[3]。《勇往直前》里写到的那些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大学生、自由单纯的大学生活、多种多样的大学校园活动等，虽然在当时因“不合时宜”而被猛烈抨击，但多年后再看，这种“不和谐”音符吹奏出的才真正是大学的声音。汉水以自己的创作提醒世人：即使在“十七年”，大学也并不仅仅就是阶级斗争场。

(一) “本末倒置”的人物塑造

《勇往直前》的故事自1955年夏秋之际大一新生万春华入学报到始，至1956年仲夏丁云生、徐家宝等大四学生毕业奔赴祖国各地结束，以身处华南大学的一批老师和学生这一年里发生的若干小故事为主体内容，并穿插进一些人物的身世经历，从而吹奏出了一曲20世纪50年代大学生们的“青春之歌”。

与之前《红路》中简单化和脸谱化的人物塑造不同，《勇往直前》里的人物存在着明显的“本末倒置”，这里的“本末倒置”指的是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在塑造上的不协调，即小说里的次要人物要比主要人物塑造得更为成功。在“十七年”强调“三突出”原则的指引下，当时绝大部分文学作品里的人物都陷入一片概念化和绝对化模式之中，因而显得极为生硬，虽然《勇往直前》也存在这一弊病，但相比较来说，它还是让人们看到了突破的曙光。

作为华南大学地理系的老教授，方敏真诚且耿直。作为早期的留英学生，他在旧中国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却无处施展，面对混乱的时局意志逐渐消沉，不得已只能将主要精力都用于教书与科学研究。随着时局的变化，方敏积极参加对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活动，但这些大都是出于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而非对共产党和革命的深刻认识。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望与徘徊，在看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后，方敏再次振作精神，积极参加各种学习与思想改造运动，以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于自己心爱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在1955年行将结束的时候，经过深思熟虑他终于向上级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从而完成了一个知识分子身份的转变。

作为学生辅导员的王苹是广东省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兼任党支书和团支书，虽然平易近人却又有强烈的党性原则。日常事务中，她对待自己的同志与同学是亲切和蔼的，给予他们更多的是宽容与引导。如面对大学里所普遍盛行的所谓资产阶级情调和大学生恋爱时，她并没有像许多党务工作者那样一味大加讨伐与批判，而是站在“人”的角度进行引导；同时，她认为作为党的工作者并不应该过多强行“拆散好鸳鸯”，而更应该站在青年学生的角度、采取适当方式予以关心；在对待落后分子张人杰时，王苹也并没有仅凭李世顺的报告就直接对其展开批判和斗争，直至小花出现、证据确凿之时，才彻底将张人杰的老底揭穿，并采取了积极行动以大义凛然的态度将之绳之以法。

从本质上说，无论方敏还是王苹，他们二人身上的“红色”底蕴都很浓重，之前所有的讲述都是为最后的“政治升华”做铺垫。方敏在小说里被塑造为一个正面人物，原因就在于他始终跟随主流政治风潮，并以一颗“红心”时刻追随着党，这不过是对20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所做的注脚而已。而从知识分子自身的责任意识来看，方敏对政治的自觉认同，不仅不能作为肯定他的理由，反而恰恰是他作为知识分子自身独立性丧失的标志。至于王苹，说到底她根本算不得知识分子，她更是一个知识分子队伍里的党务工作者，因此，在此也不能以知识分子标准去要求和衡量。

尽管如此，从“十七年”时期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塑造来说，方敏和王苹还是具有一定的突破性，与其他缺少性格发展变化的人物形象相比，他二人的形象至少已经具有复杂性，如对方敏的塑造就没有像许多作品一样将之一以贯之，而注意到了他性格的发展变化过程：由最初的失望、观望到犹豫，再到后经过深思熟虑终于向上级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而王苹作为一名党的干部，也摆脱了之前文学作品中刻板的形象，与“十七年”里其他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党的工作者相比，王苹显得有些“软弱”，因为她对人对事总是那么宽容，也正是由于这种宽容才使得这一人物更加真实可信。

比之方敏的性格变化，郑丽芳和徐家宝的转变更加明显。郑丽芳美丽、内敛、优雅，追求漂亮的穿着和安逸的生活享受，抵触各种在当时看来是“革命考验”的挫折，然而这些“缺点”却因一次大病而彻底消除。病愈后的郑丽芳对之前许多自己漠视的事物都有了兴趣，待人接物的眼光和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她的主要精力不再是梳妆打扮，而代之以学校的种种文体活动和生产劳动；她还积极收听广播，关心祖国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文章和报道；她主动给自己的哥哥、姐姐写信，动员他们帮助自己劝说作为资本家的父亲，让父亲主动捐出他所藏的黄金。

与郑丽芳相似，徐家宝也出身优越，他生性聪明、为人处世圆滑，在学习等方面表现得很是慵懒，除了上大学报志愿时动过一丝脑筋用以挑选专业外，他对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没有好好思考过。进入大学后，徐家宝凭借自己圆滑的处世风格很快在华南大学站住了脚；对于学习，他并没有太多的追求，因而成绩总徘徊在过得去的境地；他与落后分子张人杰是“无所不谈的朋友”……后来为了得到郑丽芳的青睐，徐家宝洗心革面、从头做人，成为一名符合当时审美标准的大学生。

从人物塑造角度来看，郑丽芳和徐家宝二人性格的前后转变显得过于突兀，且转变动机也有些牵强，但与《红路》中单一式的人物塑造相比，已是巨大进步。同时还应该看到，无论是作为教师的方敏和王苹，还是作为学生的郑丽芳和徐家宝，他们都不过是作品里的次要人物，万春华、黑蛮丁云生、李世顺才是小说里真正的主人公。但从艺术效果上看，后者却比前者逊色不少，他们又陷入了之前“红色叙事”的窠臼——突出政治因素，性格塑造脸谱化，这种主次人物艺术效果的强烈反差，也构成了《勇往直前》“本末倒置”的人物塑造特征。

女大学生万春华是《勇往直前》里的主人公之一，小说便是以她的入学为开端的。出身革命干部家庭的万春华，童年时期经历过战乱，遭受过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甚至有过饥寒交迫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后万春华掀开了自己人生的新篇章，她怀揣着对大学的向往与对人生的追求、带着父母的嘱托于1955年进入华南大学地理系就读，临出发前父亲送她的刘胡兰塑像是她的精神支柱，日后的学习和工作过程中，她也的确以革命女烈士刘胡兰为榜样，严于律己、辛勤工作、真诚待人，入学后不久便被任命为团团支部副书记。在日常学习中，单纯善良的万春华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春姑娘”，她最早发现室友郑丽芳发病并及时将之送到医院给予妥善安置，还率先为其输血；在面对系常务张人杰的追求而造成的“风言风语”时，万春华始终保持着内心的理性与冷静，并最终拒绝了狡猾的张人杰；在工作方面，出身革命干部家庭的万春华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为同学、为社会的服务中去，尤其自她被任命为团支部副书记后，对自己更是高标准、严要求，兢兢业业地帮助书记李世顺开展各项工作。

在《勇往直前》里，黑蛮丁云生最特殊，因为他是小说里最具有政治色彩的人物形象之一。抗战胜利前，丁云生便已饱尝人间辛酸，先后经历了丧父、姐姐受辱等挫折，抗战时为活命又不得不辗转流离、四处逃难，抗战胜利后他们一家的生活不仅没得到改善反而陷入又一轮泥潭中，他也在这一时期失了学。失学后的丁云生无奈地选择了离家出走，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小兵、也在鄂西北来凤一带流浪过，当过养路工人，后来还是回到了家里，经历过种种苦难后，丁云生立志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但其间又遭遇了恋人受辱并离开的打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才通过参加解放军文工队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正是因为参加了文工队也才有了进入华南大学的机会。丁云生在新社会获得了新生，但过去的阴影却长久以来挥之不去，生活中一旦遭遇挫折或困难他就会自暴自弃，后经上级党组织和同学们的不断帮助，他日渐进步并向党组织靠拢，也真正开始了生活的新篇章。更为重要的是，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在李世顺爱人刘蔚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失散多年的恋人——小花，从而向完满的人生又迈出了一步。

与丁云生相似，李世顺也有惨痛的童年经历。在经历了流浪与当学徒之后，李世顺不到14岁就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四九年，他随部队南下，到武汉后，转到地方工作，跟首长当警卫员，日日夜夜，四处奔忙，帮助农民翻身，五〇年入团，五二年入党……因为不会读书写字，他在生活中已经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他心里明白，在书本里有非常广阔的天地，有丰富多彩的知识，有无穷无尽的力量”[4]59。在首长的亲切关怀下，李世顺经过在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补习顺利进入工农速成中学(2)所谓工农速成中学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国家为在较短的时期内培养、提高工农干部而设立的一种学校，招生对象是18岁以上、35岁以下的具有相当于高小毕业的文化水平的工农干部，其任务主要是招收一些参加过革命或产业劳动的工农干部和工人中的优秀分子，对他们教授以中等教育程度的文化科学基本知识，使其具备进入高等学校继续深造的能力，甚至将之进一步培养成新中国建设所需要的高级人才。，原本只认识一两千字的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以优异的成绩在工农速成中学毕了业并进入华南大学地理系。但由于自己文化基础太差，进入大学后的李世顺一时难以适应。这引起了一些老师和同学们的不满，在他们的白眼中，李世顺坚守着“要做生活的主人”的信念，将学习看作是锻炼自己的机会。对李世顺来说，对党的信仰和忠诚是第一位的，无论是上大学、选专业，还是克服学习上的困难，党都是支撑他的最大动力，他所有的努力和坚持更多都是为完成上级交给他的任务。

虽然万春华、丁云生、李世顺是《勇往直前》的主人公，但从艺术效果上看他们却显得性格单一，缺乏多样性，所以尽管他们符合当时的时代需求，但相较于方敏、王苹、郑丽芳、徐家宝等具有初步复杂性的人物来说，显得过于单薄、无力，而这种“本末倒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者汉水的复杂心态——想有所突破，但又忌惮于强大的外界压力而犹豫不决。

(二) 校园描写的亮色

除了一系列大学生形象外，汉水从自己的真情实感出发，用笔描绘自己所理解的大学，这也带来了《勇往直前》里“不合时宜”的情节，当时文学作品普遍盛行的阶级斗争与敌我矛盾情节，被作者最大限度地淡化处理，即使小说中最为激烈的针对敌对分子张人杰的批判与斗争，与其他小说里的动不动就“拳打脚踢”相比，他们对待敌对分子的态度也算是宽容和仁慈的。

《勇往直前》是最早对单纯而温馨的大学生活场景加以细致描绘的长篇小说之一。小说开篇便是充满温情的迎接新生场景：码头上挂着“热烈欢迎新伙伴”的横幅，人群中都高呼着“欢迎你，新同学万春华”；入学后不久，方敏教授便作为教师代表向同学们作了“怎样做一个大学生”的报告，之后便是团员大会，“上千的青年团员，有的三五成群，有的整个支部，歌唱着、谈着、笑着，从各个宿舍汇集到大礼堂来。礼堂像节日一样的洋溢着欢乐，洋溢着朝气。一排排的座位，慢慢被热烘烘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填满了；屋里充满了青春的歌声、呼声、话声、笑声”[4]35。团员大会后，是由众师生参加的联欢会，之后还有热闹的交谊舞会，1956年新年临近时，华南大学更是搞了一场热闹的迎新年晚会。此外，还有颇受学生们欢迎的化装舞会：“礼堂门口连阶梯都被密密麻麻的人封住了……礼堂比任何一次晚会都布置得漂亮。五颜六色的灯光辉耀着，中央堆了一个大花坛，空间交织着彩色纸线，台上装置的是天安门美丽的夜景，‘满怀信心迎接1956年’的金字在蚕茧上闪闪发光。戴着各式各样面具和头饰的教工同学们，随着华尔兹音乐旋舞着。”[4]216这些在“十七年”被看作“离经叛道”的活动在当时的小说作品中是很难看到的，通过这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那个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复杂年代，大学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生机与活力。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汉水对于整个“十七年”时期都“唯恐避之而不及”的爱情不仅没有回避，而且更从人性和人情出发，塑造了一批处于甜蜜爱情中的年轻人，并表达了自己的爱情观，“恋爱虽然是私生活，但对个人对集体的影响都很大，应该关心。特别是党团组织，更应该关心自己同志和青年们的成长和幸福。这种关心，不是为了拆散好鸳鸯，而是为了帮助人健康、正确地生活，爱得更美满”[4]163。

概括地说，《勇往直前》写到的爱情大致有如下几组：历经风雨考验而终成眷属的丁云生与秦小花；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舍身奋斗的李世顺与刘蔚；有过美好经历却最终没有走到一起的吕扬与那位写信的姑娘；甚至徐家宝对郑丽芳的追求、张人杰追求万春华不得转而追求郑丽芳也可以归入爱情描写中。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止步于简单的情节架构，而是在文本中较为生动、详细地写出了各自在爱情中的状态。如小说中说吕扬对恋人的认识：“她是我心灵中保藏了七八年的珍宝啊！我不能没有她，如果少了她，我生命的这一部分，将是一团漆黑的空虚……”[4]110吕扬“是用整个赤子的心，虔诚渴慕着一位可爱的少女”，虽然最后两人并没能走到一起，但在“十七年”时期，汉水如此直白地表达爱情已属难能可贵；而写到丁云生收到日思夜盼的恋人小花的来信时，其神态也很传神，“一边惊喜回信怎么到得这样快，一边用发颤的手赶快拆信”。简短的语句形象地写出了丁云山急切又惊喜的神态。

汉水一改当时万千的红色叙事和对“高大全”人物的塑造，而将笔触延伸至大学师生，并刻画了他们身上的种种性格发展过程，同时还“离经叛道”地仔细描绘了大学校园里处处流露着温情和洋溢着欢快气氛的大学生活动，甚至长期以来一直被压抑的爱情主题也在小说里有充裕的生存空间……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勇往直前》最具艺术价值的地方。

然而，吊诡的是，我们今天所肯定的这些内容在当年却是遭受非议最多的地方，如署名刘明川、毕殿岭发表于1964年第4期《郑州大学学报》的文章《〈勇往直前〉歪曲了大学生的生活》中说道：“这部小说严重地歪曲了大学生的生活，狂热地宣扬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情调。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予以严厉地批判，以肃清它在读者中所起的恶劣影响。”[5]署名地理系六一年级学生学术讨论小组的《〈勇往直前〉一书宣扬了什么？》中更是以地理系学生的身份言辞激烈地指出：“在小说里，作者大肆宣扬了资产阶级爱情至上的反动观点，严重地歪曲了党团组织，丑化劳动人民子女和党员干部形象，美化资产阶级‘小姐’，意图宣扬‘合二为一’的阶级调和论。把党培养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大学，竟然描写成了一群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追求吃、喝、玩、乐的少爷小姐的‘自由’乐园。”[6]而张维耿在《〈勇往直前〉的错误思想倾向》一文中更是认为：“《勇往直前》并没有反映出大学生们在党的领导下沿着红专大道飞奔前进的沸腾景象。与此相反，它到处充斥着异性追逐、打打闹闹、嘻嘻哈哈的空虚庸俗生活的画面，掩盖了学校中的阶级矛盾，散布了大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毒素，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了极坏的影响。”[7]虽然这些所谓批评的声音看起来都那么义正词严，然而细究之下就会发现，他们不过是当时所一直强调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又一注脚而已。

与《红路》相比，《勇往直前》凸显了知识分子对于外界政治力量的反抗、对于个人意志地听从，在“十七年”为数不多的大学题材的长篇小说中已然是“鹤立鸡群”，但其不足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如小说的主要内容都由大学活动穿插个人经历组成，作为大学里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课堂及授课情况的情节却并未给予充分考虑。

三、结语

在整个“十七年”时期，《红路》和《勇往直前》虽然声音微弱，却也是人们认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学状态，探索当时知识分子精神风貌的重要途径，前者与“十七年”的主流作品保持着一致步调，不过是故事背景被替换成了大学而已；而后者却将目光集中到了与时代主潮“毫无干系”的细枝末节。扎拉嘎胡和汉水上述两种不同的创作其实代表着“十七年”时期作家们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

总之，作为当代文学阶段大学题材长篇小说启蒙阶段的代表性作品，《红路》和《勇往直前》称不上完美，但考虑到时代因素，这些不足之处似乎也可理解，而从另一角度说，这些不足也可算作其某一方面的艺术特征，同时，这些不足也为后来者提供了经验和进一步开拓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