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正建

涼州是河西重鎮，守關中與西域交通門户，爲歷代所重視。唐朝在此設都督府，又首設河西節度使，重視程度較前代尤甚。關於唐代涼州，傳世史籍中資料很多，相關研究也不少。本文擬就平日閲讀所見敦煌文書中有關涼州的點滴記載，作簡單介評，希望能有所發現或發明。

敦煌文書中有關涼州的記載也不少，本文僅介紹其中三件，並略作分析。

一、 法典文書

敦煌文書中有幾件珍貴的唐代令文文書，其中一件現在定名爲《永徽東宫諸府職員令殘卷》。據劉俊文的解題，此件文書由P.4634 /4634c2 /4634c1，S.1880 /3375 /11446等文書綴合而成，殘存215行(1)劉俊文《敦煌吐魯番唐代法制文書考釋》，中華書局，1989年，180頁。以下關於文書的録文，均見該書。。

在這件令文的最後，有“令卷第六”以及“永徽二年閏九月十四日朝散大夫守刑部郎中上柱國判删定(2)“定”後疑漏一“官”字。臣賈敏行上”和秘書省正字、尚書都省主事等署名，此後有闕文，然後是同修大臣和監修大臣的署名，包括張行實等十四人，以“(長孫)無忌”結束。我們不知道這最後的十四人(3)對照《唐會要》卷三九《定格令》，還少了元詔和王文瑞二人，可能是在闕文之内。署名是令文的每卷之後都署，還是署在令文的全卷之後，如果比照同是敦煌文書的開元廿五年《律疏》名例卷二，則似乎每卷之後都要有修律(令)者的署名(4)劉俊文《敦煌吐魯番唐代法制文書考釋》，132—133頁。。

本件《永徽令》在監修大臣署名之後，還有三行字爲：

213 沙州寫律令典趙元簡初校

214 典田懷悟再校

215 涼州法曹參軍王義

從這幾行署名可知，這件令文原件保存在涼州，具體由涼州都督府的法曹參軍保管。沙州如果需要的話，要派“寫律令典”到涼州抄寫，抄寫完還要校對兩遍，涼州法曹參軍審閲無誤後，在令文上加蓋“涼州都督府之印”(5)據劉俊文《敦煌吐魯番唐代法制文書考釋》，這件令文殘卷，在“騎紙縫處各有一方‘涼州都督府之印’”，180頁。，然後讓“寫律令典”帶回沙州，因此這件文書後來就保存在了敦煌。

還有一件P.2819號文書是《開元公式令殘卷》，内容是對公文書樣式的規定，包括關式、牒式、符式、制授告身式、奏授告身式等，共有六紙，104行。在六紙的紙縫背面各鈐有一方“涼州都督府印”(6)《敦煌吐魯番法制文書考釋》，221—228頁。，也是沙州所存法典來自涼州都督府的證據(7)據郭聲波《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唐代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沙州只在顯慶三年(658)到前上元二年(675)即十七年間隸屬於涼州都督府(1048頁)。如此看來，此件文書是永徽令剛制定後，就由沙州的典從涼州抄回來的。。

唐代前期，律令作爲法典，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從以上敦煌文書殘存的唐代永徽《職員令》和開元《公式令》可知，每當律令修訂完成後，會抄寫數十份，大約由中央頒發到各大、中都督府，其他諸州必須派人到都督府去將新的律令法典抄回來備用。涼州作爲河西重鎮，不僅在政治上有統轄河西各州的職能，而且在律令法典的保存、抄送等方面也有高於其他各州的地位(8)此外，據雷聞先生提示，在敦煌保存的道經中，有些也有“涼州都督府”的印章，説明在宗教經典乃至文化典籍的傳播方面，涼州也有高於河西其他各州的地位。。這是研究涼州政治、法制，乃至法曹參軍職能時要特别注意的地方(9)參見黄正建《唐代司法參軍的若干問題——以墓誌資料爲主》，原載臺灣《第四届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近世中國之變與不變》(臺北，2013年)，後收入《唐代法典、司法與〈天聖令〉諸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149—180頁。。

二、 牒文文書

敦煌文書中具有完整格式的牒文原件很少，其中一件藏在日本，是大谷文書中的一種，即大谷2835號，現在定名爲《長安三年(703)三月停逃户文書》或《長安三年三月括逃使牒並敦煌縣牒》(10)唐耕耦、陸宏基《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録》(二)，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年，326—327頁。以下録文據此書。。本件文書有牒文有判詞，還鈐有“敦煌縣之印”，是一件牒文原件。

關於這件文書，從格式上進行詳細研究的是日本學者内藤乾吉(11)内藤乾吉《中國法制史考證》，有斐閣，1963年，235—237頁。。内容方面，由於牒文涉及逃户、客户等問題，爲中國學者所重視，研究者衆多。下面是牒文的節録：

長安三年(703)三月括逃使牒並敦煌縣牒：

1 甘涼瓜肅所居停沙州逃户。

2 牒奉處分，上件等州，以田水稍寬，百姓多

3 悉居城，莊野少人執作。沙州力田爲務，

4 小大咸解農功。逃迸投詣他州，例被招

5 攜安置。常遣守莊農作，撫恤類若家

6 僮。好即薄酬其傭，惡乃横生構架。爲

7 客腳危，豈能論當。荏苒季序，逡巡不

8 歸。承前逃户業田，差户出子營種。所收苗

9 子，將充租賦；假有餘賸，便入助人。今奉

10 敕，逃人括還，無問户第高下，給

11 復二年。又今年逃户所有田業，官貸

12 種子，付户助營。逃人若歸，苗稼見在，課

13 役俱免，復得田苗。或恐已東逃人，還被主人

14 詃誘。虚招在此有苗，即稱本鄉無業。

…………………………………………縫，背面署“澤”

15 漫作由緒，方便覓住。此並甘涼瓜肅百姓

16 共逃人相知，詐稱有苗，還作住計。若不牒

17 上括户採訪使知，即慮逃人訴端不息。

18 謹以牒舉，謹牒。

19 長安三年三月 日 典 陰 永牒。

(下略)

這件文書的年代是武周時期的長安三年(703)，内容是説沙州的逃户逃到甘、涼、瓜、肅四州，投靠到“莊”中爲主人“農作”，他們待遇低下，類似“家僮”，“好即薄酬其傭，惡乃横生構架，爲客腳危，豈能論當”，現在括逃使要讓這些逃户回到沙州。

關於逃户、莊客的性質和待遇，以及後續處置，研究衆多，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内。我們關注的是，當時河西五州即甘、涼、瓜、肅、沙州中，看來只有沙州人多地少，或税負沉重，導致逃户衆多，而其他四州包括涼州則是“田水稍寬，百姓多悉居城，莊野少人執作”。將沙州和其他四州相比，可知只有沙州人是“力田爲務，小大咸解農功”，無論是否成人，都會幹農活，而其他四州的人則多住在城中，不幹農活，要雇傭沙州人來幹農活。這個信息對於瞭解涼州人在唐代武周時期的生活環境和生活狀態，是十分重要的。以前我們讀王維《涼州郊外遊望》中“野老纔三户，邊村少四鄰”(12)《王右丞集箋注》卷八，中華書局，1961年，151頁。，或《涼州賽神》中“涼州城外少行人”(13)《王右丞集箋注》卷一四，266頁。等詩句，總覺得涼州城外過於荒涼，但是否還有一種可能，即當時涼州人多“居城”，城外“莊野”自然就人少了(14)當然，王維所處時代晚於此件牒文的時代，此處只是推想而已。。

此外，從這件文書還可知，當時已經將甘、涼、瓜、肅、沙五州作爲一個整體看待(15)據郭聲波《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唐代卷》，長安三年(703)時涼州都督府只督涼、甘、肅三州(1039頁)，可見當時人觀念和行政區劃關係不大。又據該書，涼州作爲河西節度使治所，下轄武威、張掖、酒泉、晉昌、敦煌五郡，始於至德元年(756)，終於廣德二年(764)(1039頁)，即只存在了八年。，以下一件文書則表達得更爲清晰。

三、 占卜文書

敦煌占卜文書中有一件“手決一卷”(P.2632)殘卷(16)此殘卷以及以下提到的P.3288號占卜文書等，都包含有被定名爲《西秦五州占》的占卜書。關於《西秦五州占》，有趙貞《敦煌遺書中的唐代星占著作——〈西秦五州占〉》(見所著《歸義軍史事考論》，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260—271頁)，但此文是在介紹内容的基礎上(没有給出録文)，着重研究占卜方式，與本文主旨不同。，由於其中提到“白衣爲主”，歷來受到研究者的重視。以下是這件文書節録：

(前略)

37 西秦日食占子日食，四州自立白衣人爲主，不歸帝，吉，歸其位，即令萬人死牛馬，貴

38 粟帛，相煞。 丑日食，酒泉晉昌粟不煞(熟？)，秋仲月有外國兵來至城，慎之。

39 寅日食，注： 敦煌一州猛獸食人民，秋七月，鋭兵猛將至城相罰，詐言好心和，有後相煞之意，有陰

40 謀之事。 卯日食，旱。注： 酒泉人不識其親主，不識敬君子，不敬父，共相魚肉，十羊九牧，上下

41 不相歸順，秋孟月，必壞城破邑。 辰日食者，注： 晉昌五月有外國兵詐言降和，煞人

42 損畜。 巳日食，注： 敦煌，七月秋，外國兵内與外人通，應者細作人，危城破邑。 午日食，注：

43 張掖武威，春孟月，注： 萬人死，白衣自立爲主，番憑陵，食粟少，食肉多。 未日食，酒泉

44 晉昌外國兵和使往來，後有陰謀之事。 申日食，注： 敦煌二千石，下人煞主，萬人流亡，不相

45 歸從反逆，粟三年爲定。 酉日食，酒泉，注： 秋七月下旬，城人煞將自亂，不過廿日反定。

46 戌日食，晉昌秋七月，有外國兵來，不須出兵野戰，注： 煞將亡士。用賢良言，大吉。 亥日食，

47 酒泉秋八月，外國兵來，先憂後喜，二千石舉賢則能，大吉。

(中略)

101 武威熒惑(符(17)“符”無法移録，詳見圖1。)(此符，所有日月食暈耳閞闘及暝雲氣臨城惡災，占之

者即須用五星符，朱書桃木七寸，書此符安之，吉。

102 張掖太白(符)置四門厭攘，大將須清齋沐浴，着新浄衣，手自執

符，丁在四門上入土二三寸，呪： 我是所由，專守此城，大吉。

103 酒泉鎮星(符)城中倉生，我視之如赤子，我今占見日月暈食，及

惡氣色注我城中流亡，辰夕憂惶，寢食不安，伏

104 晉昌辰星(符)願具之五星，我之知了各攝惡氣，我自修善，轉禍爲福。

呪訖，大將須三七日用賢良，召臣取義，

105 敦煌歲星(符)布恩恤下，矜孤敏窮，思下士渴，用此穰之

事，所有災亂，便自消滅，更不爲災。)

(中略)

手決一卷

咸通十三年八月廿五日于晉昌郡寫記(訖？)

這件文書有明確紀年，即咸通十三年(872)，内容豐富。關於其中的各類信息，筆者將另文探討，這裏只分析其中的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這件占卜文書中多處提到“自立白衣爲主”，因此受到研究敦煌“金山國”專家的青睞。首先是王重民1935年發表的《金山國墜事零拾》，認爲“白衣”云云，是金山國立國前的祥瑞表現，並引此件文書中的九處“白衣”爲證(18)王重民《金山國墜事零拾》，原載1935年12月北平圖書館館刊九卷六期，後收入《敦煌遺書論文集》(中華書局，1984年)。此處據《敦煌遺書論文集》，92—93頁。，説“可知白衣讖説，在五涼傳佈之廣，與民間注意之深”。從咸通十三年看，“是年張議潮卒，張淮深代守歸義，正是西陲安謐之時，而白衣謡讖，已如是之盛，則其潛在勢力之大，不難想見”。(19)前引王重民文，93頁。後來唐師長孺寫《白衣天子試釋》，又認爲“白衣爲彌勒教之服色，起源當在元魏之世。而白衣天子亦爲彌勒教之謡讖”。(20)唐長孺《白衣天子試釋》，原載《燕京學報》第三十五期(1948年12月)，後收入《山居存稿三編》(中華書局，2011年)，此據《山居存稿三編》，20頁。20世紀末，楊秀清著《敦煌西漢金山國史》，總結了關於“白衣”的各種説法，贊同李正宇的意見，認爲“張承奉的‘白帝’‘白衣天子’仍然是中國古代漢民族傳統的五行思想的産物。據西方屬金，其色尚白的五行之義，‘白帝’者即所謂‘西方之帝’，‘白衣天子’即西方之天子。”(21)楊秀清《敦煌西漢金山國史》，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年，74頁。此外，前引趙貞文認爲文書中的“白衣”可能與唐代史籍中民間的“白衣會”有關。文章認爲此類占卜文書中“‘白衣’的出現，似乎更多地强調了改朝换代和除舊佈新的‘革命’意義”。文章也認爲“白衣”問題仍然没有得到解決(270頁)。

以上幾説各有道理，但也有可繼續討論的地方。

其一，以上幾説大致都把“白衣”當作祥瑞，與唐朝建立之前的“白鳥”“白雀”祥瑞結合起來一起討論，但如果細讀以上占卜文書，“白衣自立爲主”云云，分明是一種災難的先兆，是當地人民所深深擔心發生的事情。舉例如下：

占日闘：

1 未日闘者。酒泉崔氏欲立爲主，白衣爲主。城人相煞，反者二百人，不出其年春季月上旬。

按：此處説明，在酒泉，無論崔氏欲立爲主也好還是白衣爲主，後果是城人相煞，反亂者有二百人。

2 申日闘者。注： 晉昌張、衛、吕氏白衣爲主，不出秋八月上旬，反者五百人死。

按：此處説明在晉昌，白衣爲主的話，會有反亂者五百人死。

3 戌日闘者。注： 敦煌自立白衣爲主，不歸帝位五年，死者萬人，不出其年夏季月。

按：此處説明如果敦煌自立白衣爲主，會造成“死者萬人”的後果。

占日食：

4 午日食，注： 張掖武威，春孟月，注： 萬人死，白衣自立爲主，〔外〕(22)補“外”字，見下引S.2729V號文書。番憑陵。

按：此處説明在張掖武威，白衣自立爲主的前提是萬人死，後果是外蕃憑陵。

占日閞：

5 正月白虹閞日，注： 酒泉白衣人自立其君，四日，外國兵來，煞人害畜，粟貴奴婢賤，人民流亡，二千石用忠直賢良。

按：此處説明在酒泉，白衣人自立的後果是外國兵來，殺人害畜，挽救的方法是用忠直賢良。

6 八月閞，注： 武威張掖二州，〔臣煞〕(23)補“臣煞”二字，見下引S.2729V號文書。其君，萬人聚，白衣自立侯王，夏三月事發，亂不過四月五月即定，二千石須依法度理人，大吉。

按：此處説明在武威張掖，白衣自立侯王是一種反亂，但一兩個月就可平定，方法是地方長官要“依法度理人”。

占光不明

7 十月不明，注： 武威人民自立白衣爲主，萬人死，期半年。

按：此處説明如果在武威自立白衣爲主的話，會有“萬人死”。

從以上占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當日闘、日食、日閞、光不明等異常現象出現時，河西人民擔心的是各種災害。這些災害中首先就是各種人會自立爲主，包括白衣人自立爲主。占辭認爲這一後果會造成大量人民死亡，要用“依法度理人”或“用忠直賢良”等辦法挽救。從中我們看不出“白衣爲主”之類的表述是一種祥瑞，因此將其理解爲祥瑞，理解爲給金山國成立造勢，可能並不妥當。

其二，王重民文從此件文書所署日期爲咸通十三年，便認爲此時是張淮深主持歸義軍時期，所以“白衣爲主”云云反映了歸義軍時期此類勢力的强大。但是我們知道，“手決一卷”中的這些占卜文字，實際抄録自其他文書，例如 S.2729V 號文書。按S.2729V號文書殘存317行左右，内容包括占日闘法、占日食法、占日耳法、占日暈法、占色氣法、占月光不明法、五星符等，内容與《手決一卷》基本相同(24)參見黄正建《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訂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38頁等。。即以上述幾條而言，S.2729V號文書雖有殘缺，但文字則與《手決一卷》基本一樣(25)關於S.2729V號文書，劉永明從道教角度進行過研究，參見劉永明《S.2729背〈懸象占〉與吐蕃時期的敦煌道教》，載《敦煌學輯刊》1997年第1期，103—109頁。：

S.2729V

1 ]爲主。注： 城人相煞，反者二百人，不出其年春月上旬。

2 ]氏白衣爲主，不出秋八月上旬中旬，反者五百人死。

3 戌日闘者。注： 敦煌自立白衣爲主，不歸帝位五年，死者萬人，不出夏季月。

4 午日食，注： 張掖武威，春孟月，注： 萬人死，白衣自爲主，外番憑陵。

5 正月白虹閞日，注： 酒泉白衣立其君，夏四月，外國兵來，煞人害畜，粟貴奴婢賤，人民流亡，二千石須用忠直賢良。

6 八月日閞，注： 武威張掖二州，臣煞其君，萬人聚衆，白衣自立侯主，夏四三月事發，亂不過五四即定，二千石須依法度理人，大吉利。

7 十月不明，注： 武威人民自立白衣爲主，萬人死，期半半(26)後一“半”字當衍。年。

兩相比較，除個别字不同外，兩件文書内容基本相同，當出自同一底本(27)故兩件文書可以互校。。在此件S.2729V號文書最後，寫有“大蕃國庚辰年五月廿三日沙州□[ ”字樣，可知這件文書抄於吐蕃佔領敦煌時期。“庚辰年”應是800年(28)前引黄正建書，39頁。，下距抄於晉昌郡的《手決一卷》的872年還有七十餘年，距金山國建國還有一百多年。顯然這件占卜文書中提到的“白衣爲主”云云，不是金山國建國的謡讖根據。

綜上，《手決一卷》中提到的“白衣”之類，只是抄録了流行於河西的某種占卜文書，其中提到的“白衣爲主”乃至“張、劉、周、趙、吕、宋、衛、李、徐、梁、郭、崔、王”(29)前引王重民文只舉出李氏、宋氏、劉氏的爲主爲王，就認爲“此數氏者，並是五涼鼎族，其勢力足以左右社會”(94頁)，而没有注意此外還有張、周、趙、吕、衛、徐、梁、郭、崔、王的爲主爲王，因此他的説法恐怕還是值得商榷的。爲主，都是一種因日暈等天變預示的災難，並非祥瑞也非吉兆，不能説它們是金山國建國的祥瑞和吉兆。此外，它們早於抄寫《手決》咸通十三年的七十餘年前就已經在河西流行(30)從占卜文書中的“二千石”等看，很懷疑此類文書早在唐朝之前就已流行，不過到唐朝又進行了改編而已。詳細論述請見另文。，説明對“白衣爲主”的擔心早就是當地人心中的共識，也不會成爲金山國建國的謡讖根據。

以上是要討論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從此件占卜文書《手決一卷》中，我們可以看到那些占日耳、日暈、日食的文字，大多冠有“西秦”字樣，因此可以將其與唐前成書的《荆州占》等以地區占卜爲名的占卜書類比，定其名爲《西秦占》或《西秦五州占》(31)前引黄正建書，37頁。。前面提到，與《手決一卷》此類内容相同的文書有S.2729V號文書，此外還有 P.3288 號文書和P.2941、S.5614號文書。其中前三件文書都長達100餘行，後二件分别是27行和52行。綜觀這五件文書，内容基本相同，但定名略有差别，若綜合而言的話，其中許多都冠有“西秦”字樣。例如“西秦日食占”(P.2632)、“日暝西秦”、“西秦占日暈法”(P.3288)、“懸像占西秦日耳法”、“西秦日暈占” (S.2729V)、 “占西秦日闘法”、“占西秦日暈”(S.5614)，可見此類占卜書是以“西秦”爲占卜範圍的(32)最近劉子凡從研究胡運觀的角度涉及這一文書，認爲其中關於“外國兵”的占卜，代表了河西當地士人對於外族勢力的認知與預測(劉子凡《唐代胡運觀考》，《唐研究》第二十四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3月，63頁)。。

“西秦”爲何？我們知道，在五胡十六國時期，由乞伏國仁建立過西秦，共四主，建國十七年。其疆域爲“西逾浩疊(今青海省樂都縣東)，東極隴坻(隴山)，北距河，南略吐谷渾”(《讀史方輿紀要》)(33)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305—306頁。若據《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四册，西秦的西邊只到金城(今蘭州)，中華地圖學社，1975年。，遠在涼州東邊，顯然與此類占卜文書中的“西秦”不符。

此類占卜文書中比較完整的是P.3288號文書。文書在囊括占日食日暈日耳等各種占卜術之前有一個總標題，是“立(玄)像西秦五州占”，可知西秦包括五州。此類文書在占光不明之後，又都畫有一個“五星符”，即： 武威熒惑、張掖太白、酒泉鎮星、晉昌辰星、敦煌歲星(34)武威爲何與“熒惑”相應，乃至其他四州爲何分别與“太白”等星相應，也是值得探討的有趣問題。。可知這裏的五州應當分别是武威、張掖、酒泉、晉昌、敦煌，也就是涼州、甘州、肅州、瓜州、沙州。從占卜内容也可看出，無論占日食日暈還是占日耳、占光不明，都涵蓋這五個州，因此可知此件文書中的“西秦”或“西秦五州”即指涼、甘、肅、瓜、沙五州(35)前引趙貞文認爲此處的“西秦五州”提法借用了漢代的地理區域規劃，只是把漢代的“金城”改爲了“晉昌”。由於河西五郡位於戰國“秦地”邊界的西部，故有“西秦”的稱呼。261頁。。

這就提示我們，在唐朝人的眼中，涼、甘、肅、瓜、沙五州是一個區域、一個整體，或者説是一個共同體，休戚與共，聯繫緊密。前述長安三年的牒文，也是將逃户問題放在這五州的範圍内(36)劉琴麗《隋唐涼州州鎮長官拾補》據開元十五年(727)《唐延州膚施縣令于士恭墓誌》、聖曆元年(698)《于遂古墓誌》《隋書·于宣道傳》、開元二年(714)《唐平州刺史于尚範墓誌》等，考證出于宣道在隋朝大業年間曾任“涼甘肅瓜沙五州諸軍使(事？)，涼州刺史”(《“交流與融合： 隋唐河西文化與絲路文明”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123頁)，則早在隋朝，涼甘肅瓜沙五州就是一個整體了。不過，查《舊唐書》卷四〇《地理三》，隋朝時並無瓜州，到唐高祖武德五年(622)，纔分隋敦煌郡之長樂縣“置瓜州”(中華書局，1975年，1642頁)，因此墓誌所謂“涼甘肅瓜沙五州諸軍事”一語恐不可靠，但起碼可知，在聖曆元年(698)和開元十五年(727)時的唐人，已經視此五州爲一個整體了。討論的(37)前引趙貞文認爲“《西秦占》的出現，很可能揭示了西秦五州地區在政治上的獨立與割據特徵，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唐政治的衰敗”。(269—270頁)不過問題在於，我們不能斷定《西秦占》撰寫於中唐時期。一個證據是此處多稱“郡”，顯然是唐天寶年間的産物；此外如前面所説，從其占辭中大量的“二千石”而非“刺史”“郡守”等看，又很像是沿襲了唐代之前的用語，因此其最初編纂成書可能會更早。這樣看來，説這一地區具有獨立和割據特徵恐怕言之過甚，但作爲一個聯繫緊密的共同體區域，則是可以成立的。。

現在我們的一些歷史行政地理著作，往往忽視了這一地區的共同體特點，將這五個州分爲武威郡(涼州)都督府(下轄張掖郡和酒泉郡)與晉昌郡(瓜州)都督府(下轄敦煌郡)兩部分論述(38)郭聲波《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唐代卷》，1035—1050頁。。這樣劃分當然有根據，也是不錯的，但如果考慮到當時人的看法或當時人的心理感受，似乎應該將涼甘肅瓜沙五州當作“西秦”這樣一個整體或共同體來論述，换句話説，我們應該重視唐代“西秦”的歷史，應該把唐代的“西秦”地區單獨提出來作爲一個區域，綜合研究這一“西秦”區域具有什麽特點，爲何被當地人視爲一個整體。這樣的研究也許會更加符合歷史的實際吧。

四、 小結

從上舉三件敦煌文書，我們既可以看到涼州在唐代具有的高出他州(如沙州)的政治和法律地位(39)但從另兩件文書即牒文文書和占卜文書，我們卻看不到涼州高於其他各州的跡象。例如《西秦五州占》中的“五星符”，涼州對應的星是火星熒惑，而甘州對應的是太白金星、沙州對應的是歲星(木星)，從星象學角度看，太白金星或歲星似乎比火星熒惑要更重要一些。，也可看到在社會經濟習俗方面，它與甘、肅、瓜州相似，卻與沙州不同，城居者多，務農者少。特别是通過牒文文書以及占卜文書，我們知道了在唐朝當時人或當地人的眼中，涼、甘、肅、瓜、沙五州應該是一個可以稱爲“西秦”的整體或共同體(這一共同體不包括伊州和西州等)，聯繫緊密。我們在理解涼州乃至其他四州的社會歷史時，應該將它們放到“西秦”這個較大又有所限定的區域中觀察和研究，也許只有這樣，纔能更進一步認識包括涼州在内的“西秦”五州的歷史特點(40)本文由2019年9月提交甘肅省武威市召開的“交流與融合： 隋唐河西文化與絲路文明”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修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