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珂 沈国荣

（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一、引言

外宣文本主要涉及的是国家时事政治的对外传播，其翻译文本风格多较正式。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国际交流日益增多，这对我国的外宣翻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国际交流涉及领域广，这也对外宣翻译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需要外宣翻译工作者了解各领域且翻译技巧的综合运用程度都需较高。时事政治中涉及民生、国家法律政策等，且读者层次不一。时政外宣的译本要综合考虑受众及原文本意义之上进行分析翻译。外宣翻译工作有其特有的规律，对翻译工作者有着特殊的、更高的要求。而外宣翻译工作者每一张口，或每下一笔，都要以沟通为目的,需要具备厚重的中外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知识功底,而不能仅仅为了完成翻译而翻译，真可谓难度大，要求高。[1]（黄友义 2004：27-28）

翻译活动简单地说，是同一个文本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翻译之外无原文; 原文只能在翻译中。”[2](袁伟 2001:130-137)翻译原文的过程也是译者对原文进行再创作的过程。意向性（Intentionality）是一种心灵代表或呈现事物、属性或状态的能力。译者翻译的过程也是其思维认知对原文理解展现的过程。“一带一路”的外宣文本翻译中既要贴近原文意思，又要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在这多方因素的考虑下，译者进行翻译文本时会对“一带一路”原文本进行适当的再创作。

二、文献回顾

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外宣翻译进行研究。不少学者从翻译策略方面进行了研究。外宣语言具有严肃性、严谨性等。外宣翻译时，译者大多采用直译、增译的方法。在《政治外宣翻译信息传递原则与策略研究》中作者杨恺研究了外宣翻译中要进行适当的翻译补偿与删繁就简。在政治术语与国词俗语的外宣翻译中要进行释译。

意向性理论主要被运用于心理学、文学作品分析及教育学领域等。如在教育学领域，学者赵华娟指出：在意向性行动理论中，塞尔十分重视行动者在行动过程中的意图和意向，并突出其主观能动性。同样，在教育的过程中，教师也要关注主体（学生）的意向性，并以此为基础指引他做出实际行动，使学习主体逐渐加强道德与行动自觉。从意向性角度分析其对教育的实际作用。在文学作品方面，不少学者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分析意向性对文学作品中人物角色性格形成的影响等。

国外的不少学者也对意向性进行了分析与研究。胡塞尔提出意向活动有四个要素:第一，意向活动的主体；第二，活动的内容；第三，意向活动的对象；第四，用何手段来履行意向活动或在何方式下意向的对象是此活动的对象。国外也有学者这样分析翻译活动：原文与译文的关系在传统译论中，尤其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被视为被摹仿与摹仿的关系，因为“翻译是摹仿的一种特殊的有限形式”。[3]( Hermans 1985: 103)胡塞尔说:“我们把意向性理解作一体验的特征,即作为对某物的意识。”[4]（胡塞尔 1996：210）国外学者对意向性的研究，多为现象哲学领域，思维逻辑研究，文学领域等。鲜有从意向性与语言翻译领域相结合的。

“一带一路”是中国近年来最新提出的战略方针，国际新闻中，其外宣语翻译也是十分重要的部分。此外，国内外学者也已从归化异化等不同翻译方法中对外宣文本进行过分析，而目前为止，少有学者从基于心智的意向性角度，对我国的外宣文本进行分析。本文将从意向性角度出发，通过“一带一路”新闻翻译实例，对时政翻译进行分析比较。

三、意向性

意向性是语篇翻译的七大标准之一。意向性最早是由西方哲学家提出来的，是心理学所研究的范畴。哲学家布伦塔诺对意向性有一段论述：“意向性指心理行为的独特性或某一内涵的对象性。人的每一个心理行为都是指向某一对象。”[5](J.Marias 1967：373)布伦塔诺的意向论实际上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先声，它指出的意向也就是意义的对象性：语言的意义总是有所指而发的。在翻译过程中，意向性涉及三个翻译主体：原作者、译者和读者。笔者认为，翻译活动中处处体现着意向性，不仅仅是原文作者创作需要意向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受意向性指导。在实例中分析意向性对翻译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1.原作者意向性

翻译几乎时刻都要面对文本的心理问题，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对文本字面意义进行探索，达到忠实原文的效果。同时，也要准确把握文本中所蕴涵的文化心理等。翻译学视角中，译者将语言作为关注的主体，语言中又将意义作为关注的主体。翻译过程中，最核心的主体有三个：原作者、译者和读者。可以说，译者的翻译过程就是对各种意向性选择适应的过程。（J.Marias 1967：373）

例1：英格兰西北部有一个名为麦克尔斯菲尔德的小镇，以丝绸制造著称，被誉为英国的“丝绸之都”。该镇与中国的交往有400多年的历史，是古代“丝绸之路”在欧洲延伸的最西端。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一带一路”正成为引领中英合作的“主旋律”。首先，政策对接“深”。

Macclesfield, a town in the North-West known as the “silk capital of England”, has had interactions with China for more than 400 years and is regarded as the Western end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in Europe. Fastforward to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 designed to revive the ancient trade route, is becoming the mainstream of China-UK cooperation.

意向性可以分为言传意向性和意会意向性两种。原作者通过意向性向译者和读者传达自己的意图，让文章具有意义和生命力。若文本的创作没有原作者的意向性，那么文本就是语言符号的堆积而已，将无任何意义可言。[6]（周晓梅 2007：74）首先，此例中作者为读者提到“丝绸之都”的来源，给读者提供了新信息，即原作者言传意向性的体现。其次，原作者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来传达中英“一带一路”合作的美好愿景。如：政策对接“深”。此表达准确又形象地表达出了中英双方为实现“一带一路”战略合作中双方做出的政策性努力与支持。给读者一个形象的比喻，即原作者意会意向性的体现。

2.译者意向性

严复曾提出，翻译要做到：信、达、雅。若要达到“雅”的层面，译者需对文本进行再创作。这个过程，译者从自身角度出发，在考虑原作者及读者感受的基础上，加入自身心理进行再创作的过程。而译者再创作的译文的准确性与否，又受译者翻译能力、教育程度的高低等。译者通过自身相关学科知识，对原作者的创作意图进行揣摩与探索，加入自己的想象力及专业知识等，对原文本进行再创作。诸多实例表明，外宣翻译文本中的文字的修改调整更多的是受译者主体意向性的约束。

例2：英国议会成立跨党派“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小组，推动为“一带一路”合作提供政策支撑和法律保障。中英相关机构联合公布《“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致力于强化对投资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推动“一带一路”投资绿色化。

The all-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on the BRI Initiative and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is looking into policy support and legal guarantees.Joint principles have been issued to address th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risks of BRI and encourage green investment.

作为翻译主体译者的意向性是多角度的。译者意向性的体现不仅受限于原作的意向性，还受限于读者意向性。从某种程度上说，翻译是一种再创作的过程。[7]（覃海晶,邱进 2018：58）译者翻译的文本既要忠实原作，又要一定程度上进行改写，使其既保留原作的文本意义，又易被读者接受。首先，译者在翻译时受原作者意向性的约束。此例中的英译文中多采用了直译法。如“中巴经济走廊小组”的翻译就采取了直译法，忠实原文，且采用了专有名词，使原作者的意向性得以体现。其次，译者在翻译时还受读者意向性的约束。这是一篇时事新闻，受众者广泛，涉及各个教育程度及社会阶层。所以译者在翻译时，既要注重语言风格的正式性又要考虑措辞可否被大众所接受。如：推动“一带一路”投资绿色化，译者译为了“encourage green investment”，并没有采用字对字的直译，因为在翻译中“能传达原作的意思或意图的译作就能代表原作”。[8](赵彦春 2005:147)此句翻译旨在准确传达出国家“一带一路”投资的走向。

3.读者意向性

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视角来看，翻译是文化层面的转换，是原作者、翻译发起人、译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交际。而这种互动不是仅限于语言层面的“符码转换”过程，而是一种更高层面的文化转换活动。[9](贾文波2007:9）读者的意向性在翻译过程中也对译者产生着影响。读者是评价和接受主体。但由于他国与本国文化存在差异，读者对文化及其知识层面的接受程度不同，也就造成了对原作客观理解的偏差。译者在选择译作语言时也会充分考虑读者的“集体意向性”。

例3：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一大批合作项目落地生根，首届高峰论坛的各项成果顺利落实，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

Thanks to the joint efforts of all of us involved in this initiative, a general connectivity framework consisting of six corridors, six connectivity routes and multiple countries and ports has been put in place. A large number of cooperation projects have been launched, and the decisions of the first BRF have been smoothly implemented.More than 150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ave signed agreements on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with China.

例3中“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的翻译并没有直译，作为其他国家参会人员不一定会理解中国提出的“互联互通架构”到底所指何意。故译者在翻译时为了更好地使读者接受，适当地增译 了 a general connectivity。“connectivity” 一词能够体现出中国与其他国家一起合作，共同面对风险的态度与决心。伽达默尔的文艺解释学强调对作品的“理解”，这种理解就是读者(或者观赏者)与作品的“视域融合”，实际上也就是对作品的意向性建构。[10]（陈本益 2002：65）因此，在新闻翻译中译者也需考虑读者意向性制约因素。“六路”的翻译没有直译为“six roads”而是译为了“six connectivity routes”，更好地传达出了中国的战略决策，国际参会者可能对中国的方针政策术语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是“six connectivity routes”准确传达了中国提出的与各国合作的途径。

四、结语

时政外宣是外宣文本中较特殊的一类。涉及国家政治较多，且权威性较强，受众广。本文从意向性视角重新审视了时政外宣翻译文本中的措辞、风格选择等。意向性让我们在翻译时，关注到了译者的主体意向性、原作者及读者的意向性。译者翻译文本时的措辞、语言风格的选择不仅受自身意向性、知识的影响，还受原作者和读者意向性的约束。其中，译者自身意向性是主导因素。笔者认为，在翻译文本时，我们除了翻译策略的应用外，还要注意主体意向性对文本指向性的影响，这有助于我们充分理解文本意义。时政外宣翻译中，译者应当以准确传达国家战略、方针为目的，维护国家利益，充分体现作为国家宣传者的译者意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