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 曄

提要： 中唐以後，科舉風氣漸盛，社會流動日劇，爲庶族文人通過讀書改變自身命運提供了良好的機遇。作爲文類的投書與答書，成爲舉子表述其文學思想，名家展示其學文、作文路徑的重要載體形式。在行卷風氣下的投書、贄文、答書及其文本間性，不僅搭建了低位者與高位者之間的文本對話，更是探究其文學思想之展開方式的關鍵所在。而北宋文人的投以應“答”，巧妙地依托“投—答”這一文類間的競爭體制，借位韓、柳，在確保文學秩序相對穩定的情況下，維繫了唐代古文思想的傳承，推進了宋代古文思想的内在批評。通過對唐宋古文家論文書牘之寫作機制的研究，可重新認識其在整個古代論文書牘發展史中的意義。

關鍵詞： 論文書牘 投答 古文運動 文本語境 寫作機制

唐宋古文家的論文書牘，一直是古代文學批評中的重要文獻。相關研究成果，無論在唐宋文章學領域，還是在古代文學批評史領域，都不算少。然而，或許是“文學經典”本位的緣故，這些研究成果，大多體現出三個較明顯的思維傾向，即重視作者的精英性，文本的獨立性，思想的原創性。當然也有一些成果，關注到了不同文本之間的關聯，及思想、觀點上的傳承或批評，有利於我們從文本間性的視角，作統攝性的觀照。但即使如此，文本獨立背後的文類依賴，學界仍關注較少。投書與答書，作爲現存唐宋論文書牘的主要載體形式之一，其對文學批評的重視與自覺，遠勝過朋友間的日常書簡。而陌生人之間的投答行爲，涉及科舉制度、社會流動、文學秩序等諸多制度因素，其言説語境，要比日常書簡複雜得多，而這種複雜語境對論文内容的約制，是以前研究唐宋論文書牘較少關注的一面。本篇的目的，在於通過對投書、贄文、答書之文本間性的考察，將創作者的論文展開方式，置於唐宋社會及文學秩序的環境中，更深入地討論唐宋古文家論文書牘的寫作機制，及其在整個古代論文書牘發展史中的意義。

一 誰是副文本： 遊學干謁中的贄文與投書

古代論文書牘的發展史，學界梳理得遠未清晰，特别是明清兩代的情況，尚處在管窺蠡測的狀態。但通過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羊春秋編《歷代治學論文書信選》，人民文學出版社編《中國歷代文論選》，黄霖、蔣凡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新編》等多種古代文論選本，我們對元以前論文書牘的存世情況，已可以做出基本的判斷。一般認爲，論文書牘起源於漢代，劉歆與揚雄的書信，被認爲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組構成往復關係的論文書牘；(1)參見康達維《劉歆、揚雄有關〈方言〉的往來書信》，《康達維自選集： 漢代宫廷文學與文化之探微》，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頁119—131。三國魏曹丕、曹植、吴質、楊修、繁欽等人的書信往來，已經表現出文學羣落同聲相求的姿態。(2)有關曹丕、曹植兄弟與其周邊文人的書牘往來，參見汪春泓《吴質〈答魏太子箋〉箋説》，《文學評論》2005年第4期；劉躍進《同盟者的文學活動——讀曹丕與吴質的往還書信(上)(下)》《文章之難，難在知音——讀曹植與吴質的往還書信》《詆訶文章，掎摭利病——讀曹植與楊修往還書信》《“文以氣爲主”的展示——讀曹丕與繁欽的往來書信》，《文史知識》2016年第3、4、5、6、8期。南北朝時期的書信論學風氣，從《弘明集》中的情況來看，應相當興盛，但限於文獻的流傳散佚，存世的論文書牘並不算多。從中唐至北宋，是論文書牘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柳冕、韓愈、李翺、柳宗元、皇甫湜、孫樵、司空圖、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軾等人，皆有相當數量的論文書牘存世，不難發現，無論發生時代及相關作家，還是所討論的話題，都與唐宋古文運動有很大的關係。

唐代古文家的論文書牘，與中晚唐的文人行卷風氣有關，程千帆先生在《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中已有論説：“中唐古文家留下了不少發表自己文學見解的書信，這些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上極可珍視的材料，在當時卻往往是爲了回答向他們行卷的舉子而寫的。”(3)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程千帆全集》第8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72—73。程先生將韓、柳等人的論文書牘，解釋爲面向舉子發表自己的文學見解，無疑是很敏鋭的看法。但或許是以韓、柳爲代表的經典古文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太高，也可能是士子行卷中的那些優秀作品吸引了學者們的眼光，以至於我們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一點，即那些行卷的舉子們，當時遞呈的不止有自己滿意的詩文，還有一通應時而作的投書。

從制度文化的角度來説，行卷是贄文在科舉糊名前的一種特殊形態，而贄文是文人拜謁贄禮行爲中的一種特殊方式。在現實世界中，除了文贄之禮外，還有更普遍的物贄之禮，只不過這種形式太過世俗，有傷文人社交禮數。但我們必須承認，無論贄文還是贄物，投書都是必需的一個環節，它是與行卷、贄文同生共長的文類。即使行卷、贄文等風氣不在，投書仍是文人交往中最後堅守的文字堡壘。在中唐至北宋的行卷、贄文風氣大盛的時代，投書被更閃耀的文學文本所掩映，完全可以理解，但反過來，我們不禁要問，當行卷、贄文發揮出表現自我的强大功效的時候，投書是否必然會丢失其文學價值，還是我們在無意識中作出了選擇性失明？而當行卷、贄文逐漸退出文學舞臺的時候，投書及其文學批評的功效，有否可能贏得下一世代文人的關注與垂青？

從審美的角度來説，行卷、贄文有詩有賦，其文學意義遠超投書，這在情理之中。而且，行卷、贄文因諸種逸聞趣事，有更多的機會被史料筆記所記載。但從文人干謁的實際情況來説，首先，得意的詩文作品，可以被反復地遞呈給不同的高位者(如華鎮的《會稽覽古詩》，在三封不同的投書中被提到)，(4)分别見於華鎮的《上侍從書二》、《上道守曾大夫書》、《上湖南運使程大卿書二》，《全宋文》(122)，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298、316、317。但投書的内容卻必須量體裁衣，有的放矢，故在文本功效的唯一性上，投書應該被重視；其次，投書是干謁行爲的必須文本，而行卷、贄文是干謁行爲的自選文本(也可以物謁，或只是書謁)，有行卷、贄文必有投書，但有投書卻未必有行卷、贄文，故在文本産生的優先順序與普遍性上，投書的意義亦勝過行卷、贄文。現存不同文獻的多寡，只能説明詩文因其功能的多樣性，得以因藝術審美上較持久的保鮮度，被更大概率地保存下來，而投書因其功能的唯一性與時效性，甚至因涉及早年的干謁姿態，在作家身後的編集過程中，時而被遺忘或黜落。

由此，我們可依據投書與文學的關係遠近，將文人的干謁行爲分爲六種情況。一類是投書、贄文一同寄獻的形式，根據贄文體類的不同，分爲獻詩賦并投書、獻情事之文并投書、獻論理之文并投書三種情況。另一類是投書、贄文合二爲一的形式，(5)此節重點討論副文本，故在例證上更關注投書、贄文並獻的情況。但事實上，以投書爲文贄的情況，在當時也很普遍，我們熟悉的宋濂《送東陽馬生序》中，即有“生以鄉人子謁余，撰長書以爲贄，辭甚暢達”一句。“辭甚暢達”的評價，也説明投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本來唯贄文方能表現的文學創作能力。根據文學的介入程度，分爲作爲文論的投書(表現文學批評)、作爲文章的投書(表現文學寫作)、作爲文體的投書(唯干謁工具，不表現任何文學寫作或批評能力)三種情況。如果我們從投書、贄文同生共長的視角，來觀察文學干謁的總體變化，就會發現，大致呈現一個文學批評不斷强化的過程。

現存唐宋文人别集中的投書並不算少，考慮到投書與贄文的複雜關係，我們尤需注意兩個環節： 一、 對投書中提及行卷、贄文篇目的案例，應作更細緻的考察，因爲這爲我們對投書、贄文進行批評與創作層面的互文性研究，提供了某種可能；二、 唐代進士行卷的社會風氣，在北宋漸趨消亡，但以文爲贄的文人禮數依然存在，帶有投謁性質的論文書，因考試制度變遷而造成的唐、宋有别，亦需留意。

單就文本而言，韓、柳、歐、蘇等人的論文書牘，有針對性地表達了古文家們的文學思想，體現出鮮明的詩文革新意識，擴大了古文創作及批評在文壇的影響力，這是現在學界的普遍看法。但如果我們考慮書信的發生語境，這些論文書牘，或遞呈高位之作，或示範後學之作，或互通聲氣之作，即使是相同的觀點，也有可能意味着不同的寫作動機與訴求。從這個角度來説，文人的投書論文，是一個起關鍵作用的中介文本，它既與同一作家的行卷、贄文形成批評與創作的互文性關係，又與被投獻的高位作家的答書，構成批評與再批評的互文性關係。甚至，如果這位作家日後成長爲新的高位者，其早年投書與其身分轉變後創作的答書，亦形成文學思想的演變關聯。但無論哪一種情況，我們須認識到，投書論文都是偏弱勢而少被關注的一方。

如果我們將視角從制度文化轉至文學體類，把論文書牘視爲一種獨立的文類，則投書的意義將被重新審視，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論文書牘的發展軌迹。以前更被重視的名家答書，固然體現了高位者的“獎士”自覺，但也是與投書相關聯的諸多文本中的一環。避開投書而單論答書，有孤立闡釋、不論語境的危險。事實上，投書論文及其聯動效應下的答書論文，在八至十二世紀相當長的時間内，成爲論文書牘的主要載體形式，也是“書論宜理”説最對應的創作文類之一。

初唐文人的書信，頗多駢體，此後書信中雖仍有不少駢儷的句式，但整體來説，已屬於散體文寫作。這一書信寫作樣式從駢體到散體的變化，對應了中唐以後數代文學家對古文創作的宣導與實踐。故從文本内生的角度來説，文體形式的開放與自由，確實在某種程度上，有利於更多作家(特别是未第士子)的介入，並推進理論表述的自覺與深入。(6)也有學者認爲，古代議論文中，論理之文與議事之文對駢儷的吸收方式不同。理論性的論理之文，其體制受《荀子》影響較大，對駢儷的吸收頗爲充分與成熟。見劉寧《駢文與説理——以中古議論文爲中心的考察》，《長江學術》2014年第1期。

與文體的自由相呼應的，是作家個體的自覺。作爲文類的投書，其寫作需要一定的頌美技巧，如何得體地讚譽高位者的德行功業，很能見出作家的寫作能力。這一類寫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官僚體制的無形約束，士人的身分、階層、官職品階等，都内化爲文本中的規矩與法則，稍有不妥，投書人希望達成的目的就有可能落空，甚至帶來連鎖的不良反應。只要作者的投書訴求不變，就必須遵守這一套潛在的文本規則。也就是説，個體層面的表達自我的需求，必須適度讓步於社會層面的迎合高位的需求。從這個角度來説，作者已然讓位於讀者，這也是投書不如行卷、贄文受到學界重視的原因之一。所幸中唐以後的投書，在表達自我上，有相當程度的突破，其中論文色彩較强的作品，以張籍的《上韓昌黎書》和李商隱的《上崔華州書》最有名。從李商隱的文字，很能看出他表現自我的意願，而不是克制自己去謹守相關的文類規範：

中丞閣下，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讀經書，七年弄筆硯。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爲文必有師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 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爲文，不愛攘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凡爲進士者五年。始爲故賈相國所憎，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爲今崔宣州所不取。居五年間，未曾衣袖文章，謁人求知。必待其恐不得識其面，恐不得讀其書，然後乃出。嗚呼！愚之道可謂强矣，可謂窮矣。寧濟其魂魄，安養其氣志，成其强，拂其窮，惟閣下可望。輒盡以舊所爲發露左右，恐其意猶未宣洩，故復有是説。某再拜。(7)李商隱《上崔華州書》，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文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108。

劉學鍇、余恕誠先生繫此文於開成二年(837)正月，即李商隱進士放榜的前夕，投獻華州刺史崔龜之作。從文中可見，首先，李商隱對中唐以來的古文風氣，有明顯的不滿。他不滿於“學道必求古，爲文必有師法”，而是追求“行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爲文，不愛攘取經史，諱忌時世”。在這裏，投書的目的不是簡單或迂回地投人所好，而是姿態鮮明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其次，李商隱雖遞呈了行卷，“盡以舊所爲發露左右”，但他已意識到，創作層面的呈現，無法暢快淋漓地展現自己的文學思想，需要論理文字來作補充闡釋，“恐其意猶未宣洩，故復有是説”。“意未宣洩”，或有兩層意思，一是創作無法表現作家的理論思考，二是創作無法讓讀者接收到作家的理論思考，無論哪一種情況，在投書中論文(即“復有是説”)都是有必要的，並被作者充分認識。

由上可見，書牘體式從駢體到散體的變化(形式的自由)，書牘指向從頌揚高位到表達自我的變化(個體的自覺)，都爲中唐以後投書的論文化趨向，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並最終促成宋代的投書文字從功能位到中心位的轉變(理論的自覺)。唐代詩賦取士，重文學表現，投書主要是對行卷文字的一種輔助，起到問候賢達、對詩文進行補充闡釋的作用，從這個角度來説，詩文是干謁的核心文本，投書是其副文本。北宋以後，古文運動的理論深度，較之中唐又推進了一步，使得投書的自足發展，顯露出更充分的闡發個人文學思想及見解的空間；而且，宋代的科舉從重視詩賦轉爲重視經義策論，重理性思辨，加之糊名制度的落實，贄文的文體選擇及其性質，亦有所變化。所有這些因素，都導致北宋的文人，更自覺地將投書視爲表達並承擔文學思想的重要文本，不再只是問候賢達、拉攏感情的功能性文本。如蘇洵、曾鞏、蘇軾、蘇轍等人早年的投書，都以論文的形式干謁，同時附獻論理之文(論、説、序諸體)，足見時風之變。也就是説，投書的論理程度越高，意味着其在干謁行爲中的核心作用越突出。這個時候，雖然是相同的模式，但贄文已不像唐人行卷那樣成爲干謁的主角，而在一定程度上轉爲投書論文的副文本，用具體的文學創作，爲形而上的文學理論作注脚。之所以會發生副文本的换位，一方面，與糊名制度導致行卷、贄文的社會效用弱化有關；另一方面，古文運動的理論化進程，也讓更具論理優勢的書牘，在這種創作與理論共同發聲的場合，逐漸占據作家展示自我的主導位置。我們不妨認爲，投獻型論文書牘的成長，得益於宋代科舉制度的變革及古文運動的再發展。

我們來看宋人的具體情況。華鎮是北宋文人中現存投書較多的，有近七十篇。其中有三十篇投書，明言獻詩文以修贄見之禮，可見他勤於此道，也積累了一些思考。在《上侍從書》中，他對贄文的普遍效用，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物贄之禮不行於時久矣。人或爲之，則矯激而近名。近世進見於公卿大夫者，往往以文爲贄。或搜摭經傳，援古驗今，以示其識習；或論次德猷，紀載事業，以極其稱頌；或摛英吐奇以求售，或含淒茹恨而自憐。人情萬狀，難遍以一二舉也。要之動有攸趣，無或妄作，則善矣。若某之所宜執於門下者，摛英吐奇則未敢，含淒茹恨則無之，惟當搜摭經傳，援古驗今，論次德猷，紀載事業而已。然念經傳之微言，今昔之事變，則閣下飽聞飫見者也，其復言之，得無熟爛而不足采乎？是猶鼓韶樂於禹、稷、皋陶之前，雖美而不在所述。斯既不可以爲已，若德猷之高明，事業之宏大，又非單見淺聞之士所能窺測而形容者也，某則言之，得無識其近不見其遠，知其一不知其二，疏闊崖略而不能備悉乎？是猶論弦聲於昭文、靖節之前，雖樂而不如兩忘也，故又不敢。謹録所爲雜文一十八篇，賦一首，古詩一十五首，爲一帙，以備贄見之禮，并序其説以進。伏惟少加矜察，如賜觀焉，幸甚幸甚。(8)華鎮《雲溪居士集》卷二二《上侍從書三》，《宋集珍本叢刊》(28)，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頁268上、下。

雖然其投書對象尚難考證，但華鎮對物贄與文贄的區别，以及文贄在文辭表現上的三個層次，有相當清晰的界説。較之文贄的風雅，物贄“矯激而近名”，爲文人所不屑，故不在其討論範圍内。而在文贄當中，最下者“摛英吐奇以求售，或含淒茹恨而自憐”，或賣弄辭藻，或訴説身世，背離了良性的文、道關係；其上者“搜摭經傳，援古驗今”，然易流於“美而不在所述”；其中者“論次德猷，紀載事業”，又易流於“樂而不如兩忘”。雖然華鎮自謙説這三種寫作方式，他或未敢，或未可，但至少他明白優秀作品如何成長的層級關係。他固然難以免俗，一而再、再而三地投獻自己的詩文作品，但已自覺認識到，“序其説”是讓高位者領會其精神的一條便捷路徑。與李商隱直白地表達其文學主張不同，華鎮並没有系統地表述其創作趨向，而是對怎樣的贄文才是佳作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如果説李商隱是站在自己的視角上，那麽，華鎮則站到了評論者的視角。這固然與李商隱作爲變革者的姿態有關，但華鎮在理論思考上的層次感，比李商隱更豐富，也是一個確然的事實。他甚至有代替高位者預設評價標準的嫌疑。投書的論文效用及其闡釋深度，在這裏被進一步放大了。

由上不難看出，投書的論文意識趨於自覺後，它與贄文的關係便開始發生變化。這一現象指向的終極之問，是作者對文學創作與批評之關係的認識。贄文與投書，到底誰在爲誰提供闡釋的注脚？不同的答案，反映了不同的作者理念。這固然與制度文化的變遷、論文書牘的崇理趨向等密切相關，但唐宋古文運動背後的“宗經明道”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投書論文的發展方向，必然會在文、道關係上交纏與深化。我們以王安石的名篇爲例：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

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並，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

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托以爲作文之本意。且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爲器也。不爲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某學文久，數挾此説以自治。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其試於事者，則有待矣。其爲是非耶？未能自定也。執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9)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七七《上人書》，《王安石全集》(7)，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1369—1370。

這篇《上人書》，可與王安石《與祖擇之書》對觀。劉成國將兩封書信一同繫於慶曆六年(1046)，(10)劉成國《王安石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158。可從。《上人書》開篇“嘗謂”諸句，其中觀點及具體的文辭表述，皆可在《與祖擇之書》中找到對應。王安石與祖無擇的通信策略，是在先有接洽的情況下進呈贄文，故有“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之語，在得知對方的閲讀需求後，才“謹書所爲書、序、原、説若干篇，因敍所聞與所志獻左右”。(11)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七七《與祖擇之書》，《王安石全集》(7)，頁1371。在這裏，作爲贄文的“書、序、原、説若干篇”，與作爲投書的“敍所聞與所志”，起到了創作與批評相互闡釋的作用。再考慮到《與祖擇之書》中説“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則在某種程度上，這組贄文也爲二人在前一次交流中的討論話題，提供了可資驗證的創作文本。

考慮到《上人書》與《與祖擇之書》在觀點及文字表述上的因襲痕迹，筆者認爲，王安石在慶曆六年赴吏部候選之前，通過與祖無擇的書信往來，權衡贄文與投書的分寸關係，爲向更尊貴的高位者投書作準備。這位賢達雖難以考證，但當時王安石身居京師，則此人很可能直接關係其政治命運。將贄文與投書一起遞呈，也符合後學文士向未曾相識的前輩行文贄之禮的基本規範。在這封信中，王安石明言贄文十篇是爲了讓高位者賜教，“使之是非有定”，而這個“是非”的具體内容，就是王安石在投書中一再强調的“文者，禮教治政”，“文者，務爲有補於世”的觀點。可見在同時遞呈的贄文、投書兩類文本中，已呈現出創作爲批評服務的傾向。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當時的文學干謁行爲，表述文學思想及觀點，比表現文學創作成就，更能吸引高位者的關注。另外，我們也要認識到，當贄文的文體形式不再是詩、賦、記等抒情之體，而是書、序、原、説等論説之體的時候，投書論文的意義，將在很大程度上變成對觀點學説的總括性提煉，而非對創作經驗的轉换性總結。王安石固然是一個極端的個案，但宋代士大夫之官僚、學者、作家三位一體的身分結構，使得多數人很難擺脱政治、學術的思維模式，對文學的批評，無論存在於贄文還是投書之中，都是他們相當重視且大力宣揚的一種維度。

二 “語人以文”： 獎士之禮與名家學説的展開方式

文人投獻之行爲，説到底是士大夫“獎士”文化的一個側影。士子投獻需有請益的姿態，前輩受贄也應有獎士的風度。所謂“獎士之禮”，既包括高位者公開地提攜、推薦與表揚後學，也包括私人通信中的指導、批評與商榷。前一種途徑，因受益直接，較受史家們的關注，但在嚴格意義上，這是政治史、社會史的視角，是有關文學制度、文學秩序的外部研究；而後一種途徑，看似高位者給予的支援不夠，但至少擺脱了利益的糾葛，以文字交的形式來傳道解惑，屬於立足於文學本位的獎士之法，自有其可敬、可取之處。

較之投書的被冷落，由於名家資歷、聲望及理論成熟度的加持，高位者的答書，相對來説更被學界關注。如前所言，將韓、柳等古文家的論文書牘，視爲他們面向行卷士子的答疑文字，而這種作書答覆的行爲，又在很大程度上擴大了古文學説在士子中的影響力，程千帆先生早已指出。但僅僅明白這些書牘是名家“回答向他們行卷的舉子而寫的”，顯然是不夠的。我們還要追問，這些指導型論文書，他們所回應的，是舉子的投書論文，還是投獻的詩文作品？他們所指導的，重在具體的作文之法，還是形而上的“文以明道”思想？

所謂的“語人以文”，語見王安石的《上人書》，指的是韓愈、柳宗元的論文姿態。王安石在這封投書中，對古文運動的先驅韓愈、柳宗元發起了挑戰。至少體現在兩個層面： 一是用投書的形式，論説韓、柳在給舉子答書中“語人以文”的内涵及其局限，在體制上表現出一種不懼權威的膽識。二是將韓、柳的“語人以文”，解釋爲“語人以其辭”，認爲他們未言及“作文之本意”。雖然王安石的書信不可能起韓、柳於九泉，但被投獻的高位者，收到這樣的書信，無疑是有壓力的。他是否認同韓、柳通過答書來指示作文之法，又如何理解“語人以文”四字的論文内涵，由於文獻的缺失，我們無從細究。但王安石的批評式投書，爲我們考察名家學説如何在給舉子的答書中展開，提供了一些可取的思路。

名家答書中的理論總結，是對行卷所遞呈的文學文本的總結式評價(以批評回應創作)，還是對投書所表述的文學觀點的回應(以批評回應批評)，由於舉子行卷及投書的缺失，多數情況，我們已難作出判斷。只能説這兩種可能，都有具體的案例可證其實。曾鞏的《答李沿書》，開篇云“辱示書及所爲文”，可知贄文、投書都有收到，信中提問“夫足下之書，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質者則辭也，無乃務其淺，忘其深，當急者反徐之歟”，(12)曾鞏《曾鞏集》卷一六《答李沿書》，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258。則答書主要針對投書而發；蘇軾的《與謝民師推官書》，云“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横生”，(13)蘇軾《蘇軾文集》卷四九《與謝民師推官書》，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418。可知其中品評，實就贄文而論。總的來説，同爲“語人以文”，若介紹作文之法，多針對贄文有感而發；若闡發爲文之道，多有與投書針鋒相對的意見。但考慮到年輕的投書人常有“淺俗而不明”之類的困惑，則無論投書人希望收穫的，還是答書人有意示範的，大多會指向具體的文法，而非抽象的文道。王安石之所以對名家答書“語人以文辭”大爲不滿，與這一現象在北宋文壇的普遍化不無關係，其論雖在唐代之韓、柳，實際指向的或是更普遍的當代風氣。

王安石没有明説韓、柳“語人以其辭”的是哪些書信，從現在學界普遍認可的十餘篇韓、柳論文書牘來看，二人的論文姿態，未必像王安石所説的那樣，汲汲於文辭、文法而已。

韓、柳的論文書牘中，對具體文本的批評並不多。韓愈在《與馮宿論文書》中，有“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之句，(14)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三《與馮宿論文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196。算是提到了馮宿行卷的篇目，但其目的在以此爲引，感慨古文不合時俗、從學須安於寂寞諸事；柳宗元在《復杜温夫書》中，花了一些篇幅，以虚詞的使用爲例，討論文章如何雕字煉句的問題，但考慮到此書極其嚴厲的批評姿態，柳宗元自己又“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15)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三四《復杜温夫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890。則他在寫作技巧上的這些建議，並非其爲文所長，亦非答書的重點所在。由此來看，更合理的解釋是，王安石對“文辭”及其另一端的理解，與韓、柳及北宋其他古文家有所不同。

王安石對“文”的理解，在“禮教治政”“有補於世”，在宋代文人中，屬於較極端的觀點。他眼中的“文辭”，包括文學的一切形式及其技巧。且不論韓愈主張的“用文必尚其能”，必爲王安石所輕視；即使韓愈對“師文”“用文”之層次的拆解式示法，恐怕在王安石看來，也是“語人以文辭”在教學層面的一種變通。如《答劉正夫書》曰：

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有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説耳。(16)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三《答劉正夫書》，頁207。

韓愈在信中將“師文”與“用文”區别對待。“師文”對應學文之法，“用文”對應作文之法，也就是説，如何向古人學習，與如何付諸創作實踐，是兩個層面的事。所謂的“師古聖賢人”，固然有李商隱那樣“行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爲文”的未予認同者，但總的來説，仍是唐宋古文家及相當多的儒家文人可達成共識的觀點。但在“學道必求古，爲文必有師法”的内部，到底是學古人文意，還是文辭，不同作家有不同的看法，韓愈給出了師其文意的方向。他多次在答書中提到“師其意，不師其辭”，“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17)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三《答李秀才書》，頁176。但正如前所説，在韓愈眼中，“師文”與“用文”是有區别的，在“用文”上，他主張“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能自樹立，不因循者”。也就是説，他雖主張師法古人，卻也承認古人留存至今的唯文字而已，在其他答書中，也表達過“著書者，義止於辭”，(18)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二《答張籍書》，頁132。“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的觀點。(19)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二《重答張籍書》，頁136。既然文字不能完整地表達作者思想，那麽，作爲讀者，在學文一事上，抓住古人文章之意髓即可；但在作文一事上，考慮到文字又是延續作者思想的唯一路徑，作爲作者，理應“用文而尚其能”，將文字的功效發揮到極致。並且要做到“自樹立，不因循”，保持一種“造端置辭”的創新姿態。一言概之，基於學習者和創作者的不同，韓愈爲後學指示的學文、作文之法，在對文、道關係的認識上，是有所不同的。

柳宗元的態度亦相近。對待古人文字，他主張“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但他接着説，“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20)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三四《報崔黯秀才論爲文書》，頁886。很坦然地面對了文字作爲思想傳承之必須載體的事實。故他在不同書信中，一再强調“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21)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三一《答吴武陵論非國語書》，頁824。，“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22)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三《與楊京兆憑書》，頁789。認爲通過對文辭的運用，可以盡己所能地將“道”表達出來。雖然韓、柳對“道”的理解未必一致，但他們都承認文字在載道一事上的功能唯一性，以及在二者轉换中的功效有限性。其不同在於，韓愈對文辭的追求在“自樹立，不因循”，而柳宗元則主張“以神志爲主”，以“不泥”“不溺”“勿怪”“勿雜”爲規矩。

與王安石同時代的古文家，如稍長的歐陽修，或同輩的蘇軾，雖然他們在總體上表現出尊韓抑柳的傾向，甚至認爲柳宗元是“韓門之罪人”，但他們在給後生的答書中，其“語人以文”的方式，依然近於韓、柳。也就是説，古文家之間的觀念差異，主要還是在對“道”的理解及其與“文”的關係上，至於怎麽去學文，怎麽去作文，王安石並不關心，甚至認爲這是誤人子弟；而歐陽修、蘇軾等人，並没有擺出“道”不同不相爲謀的先入立場，願意平和地發表自己的見解：

聞古人之於學也，講之深而信之篤，其充於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其爲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今之學者或不然，不務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爲華，張其言以爲大。夫强爲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有限則易竭。又其爲辭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鮮克自立。此其充於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夫欲充其中，由講之深，至其深然後知自守。能如是矣，言出其口而皆文。(23)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卷七《與樂秀才第一書》，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1024。

歐陽修的這篇答書，是典型的“語人以文”的書信。他對作文之法的認識，基本上屬於一種自然論，“充於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知自守，言出其口而皆文”。這與韓愈“用則必尚其能”的能動論，有不小的差别。雖然他們都强調文須“自立”，但歐陽修認爲“爲辭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鮮克自立”，而韓愈説的卻是“自樹立，不因循”。也就是説，他們認識中的讓文自立的方式截然不同，歐陽修反對“不規模於前人”的附世變態，認爲這樣的文章難以自立，而韓愈的“奇詭”文風，正是在“不因循”的基礎之上自立起來的，並成爲後學的宗法對象。較之韓愈對文作爲載道唯一工具的被動重視與刻意經營，歐陽修對文的態度，及對文、道關係的理解，無疑更通達而圓融。考慮到歐陽修《歸田録》中自言以《國史補》爲法，而著名的“元和以後，爲文筆則學奇詭於韓愈”一句，(24)李肇《唐國史補》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頁57。正出自李肇的《國史補》，則無論歐陽修自己如何看待韓愈文風，至少他瞭解世人對韓愈文風的整體認識。雖然歐陽修的本意，有可能旨在扭轉作文以新奇相尚、險怪艱澀的時代文風，但考慮到慶曆及稍前的士子文風，同樣以韓愈相號召，(25)有關“太學體”的研究，曾棗莊、葛曉音、東英壽、祝尚書、吕肖奂、朱剛等學者有不同見解。但將之理解爲北宋慶曆年間及稍前的一種險怪文風，且受韓愈文風的一定影響，這一大致判斷，應可成立。那麽，我們不妨將歐陽修在答書中的示法，視爲北宋中葉古文家對唐代古文運動及其流變調整的縮影。

如果説歐陽修希望改變的，是作爲前朝人的韓愈對當代文壇的影響，那麽，蘇軾在《答張文潛縣丞書》中希望改變的，則是作爲當代人的王安石對文壇的影響。他們都反映了名家答書在主動回應、引導當代主流文學思潮中的責任感，但若仔細比較歐、蘇二例，亦可見外在環境所造成的名家學説之展開方式，頗有不同。蘇軾在信中對王安石的批評相當直接：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顔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黄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26)蘇軾《蘇軾文集》卷四九《答張文潛縣丞書》，頁1427。

這篇答書作於元豐八年(1085)，正值“元祐更化”的前夜。蘇軾並没有全盤否定王安石，認爲“王氏之文，未必不善”，在創作層面還是予以認可的。但他毫不忌諱地批評了王安石的文學觀，“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而他寄予厚望的，正是以黄庭堅爲首的“蘇門四學士”，有此諸人在，“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蘇軾在信中强調的，依然是學文之法，應當“見古人之大全”，而不是王安石所指示的“學同天下”。

不難發現，在對時代文風有所不滿的時候，名家答書傾向於將論文重點放在學文之法上，其所指示的文章宗法對象，正反映了他們的文學思想及價值觀。無論是歐陽修“聞古人之於學”，還是蘇軾“見古人之大全”，皆有此意。他們的不同，在於同爲“正-反-正”的展開方式，歐陽修通過對“今之學者”的泛指批評，給出了“古人之於學”的具體路徑，即“欲充其中，由講之深，至其深，然後知自守……言出其口而皆文”，或“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者輝光，施於事者果毅”；(27)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卷六九《答祖擇之書》，頁1010。而蘇軾通過對“王氏”的確指批評，給出了一個相當抽象的答案，“古人之大全”到底是什麽，仍需要學生在開放式學習中領會。以上展開方式的不同，既與批評雙方的時間距離、觀念距離以及書信雙方的親疏程度有關，也取決於作者對文壇走向之迫切性、政治氣氛之緊張感的認識。

同樣是示法，韓、柳對學文之法和作文之法都給出了建議，歐、蘇卻只在學文之法。之所以會這樣，或與唐人對文、道關係的理解，與宋人不同有關。歐、蘇皆强調爲文的自然，歐主張内生的自然，蘇主張隨物的自然，在此邏輯關係下，作文之法隨從於學文之法，學文成自然作文順。而韓、柳對文、道的理解，是“文以明道”的關係，這決定了他們對作爲傳世載體的文之形式，持一種戰略輕視而策略重視的態度，反而在論文書牘中留給作文之法相當的篇幅。王安石批評他們“語人以文辭”，應當從廣義的文之形式而非狹義的文之修辭來理解。當然，同爲批評韓、柳，王安石的針對點和指示方向，與歐、蘇大相徑庭，由此構成兩兩批評的關係，也反映了北宋古文運動内部的不同文學理念。

無論“學文”還是“作文”，都只是“語人以文”的一個方面，於情理而言，示法内容越具體、精細，越能凸顯“文”較之“道”的相對獨立性。單就對文學形式的探索來説，韓愈的實驗精神勝過歐陽修，但歐、蘇等人，因主張文與道之和諧，爲文學在精神層面的獨立與發展，爭取了更大的空間。既避免了“文以載道”有可能導向的唯工具論思維，在一定程度上，也彌合了作爲形式的文與作爲工具的文之間的裂縫，緩解了韓愈文風之奇詭形式與崇道主旨所造成的某種張力。從這個角度來説，歐、蘇的自然，不僅是句法結構及文辭表意上的自然，同樣指向文、道關係的自然。所有這些，都爲文的生存空間及其獨立性的延展，創造了更好的條件。

其實，論文書牘的發生語境與展開方式，除了身分差别、文學思潮、政治生態等原因外，基於物質媒介的傳播方式，也是重要一環。從印刷文化的角度來説，中唐至北宋時期，無論從客觀條件，還是主觀意願來説，文人生前都難以刊刻文集，我們不禁要問，在投書、答書中闡述自己的文學思想，除了近在眼前的嶄露頭角與示法後學外，是否還有進一步的傳播效力？在一些論文書牘中，作者會提及自己的其他書信，這到底是某些論文書已成爲公共文本，還是隨信附上以前作品作爲文贄之禮而已？如柳宗元的《與楊京兆憑書》中，有“中心之悃愊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一句，(28)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三《與楊京兆憑書》，頁790。應是他將自己以前的投書，作爲滿意的文學文本，獻贄給新的高位者；而其《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中，有“其大説具《答韋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一句，(29)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三四《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頁880。則是在示法後學的答書中，指示自己的觀點在某篇舊文中已經闡釋，建議參考。如果説作爲年輕人，在投書中附呈滿意的文字，是情理之舉；那麽，作爲文壇前輩，在答書中有否可能附上自己曾經示法他人的另一篇書信，恐未必然，他也完全可以在新的答書中擇要闡釋。(30)如蘇軾的“文章金玉”説，在其論文書牘中被多次提及。《答劉沔都曹書》中有“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一句(《蘇軾文集》，頁1430)；《與謝民師推官書》中有“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一句(頁1419)；《答毛澤民》中有“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諸句(頁1571)。若果真如此，不排除名家的某些論文書牘，在其生前已經成爲公衆文本，以抄本的形式進入傳播渠道，成爲後學求法的門徑之作，故作家才會直率地給出“具見往觀”的示意。

如前所言，一方面，投書、贄文、答書，隨着言説語境的不同，都有可能變成另一作品的副文本；另一方面，一旦作者明確地將投書或答書視爲自覺的論文書牘，這些書信便有可能化身爲新的經典文本，通過副本的傳抄進入公共領域，開啓在私域之外的早期傳播歷程。投答行爲中的副本與副文本之關係，固然反映在作者與讀者的即時互動中，但我們也須承認，文學思想的發展演變，未必可以確保嚴絲合縫的代有傳承，昔日的舉子並没有義務在成名後承擔起答書示法的責任，讓前賢學説無休止地發揚下去。這個時候，借助投、答這一穩定的文體競爭關係，形成超越時空的文本對話，是讓學説傳承、變化並在批評中激發出新生命力的重要方式。唐、宋古文運動之關聯，雖然已是老生常談，借此角度，亦可作一别樣的觀察。

三 應“答”： 北宋舉子對韓、柳書牘的借位與超越

這裏的“應答”一詞，不是並列結構，而是動賓結構，並非回答之義，而是回應答書之義。當然，筆者真正想討論的，亦非舉子收到名家答書後的二次投獻，而是指北宋舉子的不少投書，不只是面向高位者的闡論式投書，同樣還有針對前代名家的批評式投書的情況。换言之，他們采用與前代名家商榷的寫作形式，闡論自己的學説觀點，給高位者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由此形成的投書、應答、投以應“答”的遞進關係，就不再是具體的投書者與高位者之間的書信往復，而是不同代際的投書者與高位者之間的文本對話。後來的舉子們，通過投以應“答”的獨特方式，既維繫了獎士、贄文在禮制上的穩定，又促成了投獻型論文書牘在文本生成上的永久循環。

北宋的年輕舉子們，面對韓、柳的示法遺産，需要有一個態度。他們可以全面接受，也可以在批判性接受中有所創新。但初露頭角的古文新鋭們，能夠表達意見的有效途徑，其實没有那麽多。考慮到論文書牘是前代先賢示法後學的一種重要方式，那麽，出於文體形式上的呼應考慮，以及批評前代名家學説可能造成的心理衝擊與輿論影響，年輕文人在投書中與前人觀點商榷，不失爲發表自己獨有觀點的一種方式。

韓、柳對北宋古文運動的影響深遠，北宋舉子在投書中論及韓、柳，是很普遍的現象。但論及韓、柳，未必是與韓、柳作文本對話，即使發生文本對話，所對話的韓、柳作品也未必是論文書牘，(31)在投書中引述韓、柳具體文論作品的情況，在宋人中不少見。如宋初穆修《答喬適書》云：“其書之問則曰：‘將學於今，則慮或淺陋；將學於古，則懼不取名於世，學宜何旨？’引韓先生《師説》之説，以求解惑。”《宋集珍本叢刊》(2)，頁409上。但在嚴格意義上，這只構成文本對話，並未構成投以應“答”的文體對話。在嚴格意義上，只有投以應“答”，才算建立起超越時空的兩種文類的聯動。北宋早期的王禹偁，在其論文名篇《再答張扶書》中有這樣一段話：

子又謂：“六經之文，語艱而義奧者十二三易道而易曉者十七八。”其艱奧者，非故爲之，語當然矣。今子之文則不然。凡三十篇，語皆迂而艱也，義皆昧而奧也，豈子之文也過於六籍邪？若猶未也，子其擇焉。子謂韓吏部曰：“僕之爲文，意中以爲好者，人必以爲惡焉。或時應事作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人即以爲好者。”此蓋唐初之文，有六朝淫風，有四子艷格，至貞元、元和間，吏部首唱古道，人未之從，故吏部意中自是，而人能是之者，百不一二；下筆自慚，而人是之者，十有八九。故吏部有是嘆也。今吏部自是者著之於集矣，自慚者棄之無遺矣。(32)王禹偁《小畜集》卷一八《再答張扶書》，《宋集珍本叢刊》(1)，頁653上。

王禹偁的“句之易道，義之易曉”，被認爲宋文尚簡的源頭，開後來歐陽修等人詩文革新運動的先河。雖然張扶投書早已不存，但我們從王禹偁的答書中，可知這是一位作文“語迂而艱，義昧而奧”的年輕舉子。而且，他對自己的文章風格有着莫名的自信與堅持，徵引韓愈《與馮宿論文書》中的文字，爲自己在文壇屢屢碰壁的遭遇進行辯解。很顯然，這是一位熟讀韓文的後生，不僅對他人批評的藐視來源於韓愈學説的撑腰，很可能他“語艱而義奧”文章風格，也是從韓愈的爲文主張中曲解而來。王禹偁的這篇答書得以被編入文集之中，一方面，固然是作者對得意之作的自我認可；另一方面，恐怕也暗示着當時舉子“宗韓不正”絶非個案，具有相當的典型性與普遍性。雖然對韓愈的盲從和歪曲絶非學文正途，但名家答書在成爲公共文本後，對後世學子在初學階段的示法作用，已經開始呈現出來，並得到投書形式的異代回應。

如果説從王禹偁答書中管窺張扶投書，很難瞭解張扶對韓愈論文的完整態度，更不用説張扶對韓愈學説的理解，相當膚淺，甚至有些誤讀。那麽，蘇洵在《上歐陽内翰書》中對韓愈學説的發揮，作爲唐、宋兩大古文家的對話，就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重視：

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33)蘇洵撰，曾棗莊、金成禮箋注《嘉祐集箋注》卷一二《上歐陽内翰第一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329。

從表面上看，蘇洵言及韓愈之處，主要在讚譽孟子、韓愈、歐陽修三人“自爲一家之文”。但更深層的關聯，則在蘇洵信中的“爲文養心”説，其思想養料，來源於孟子的“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及韓愈《答李翊書》中的“爲文養氣”説：

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説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絶其源，終吾身而已矣。(34)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三《答李翊書》，頁170。

蘇洵此信，可視爲北宋嘉祐年間的低位士子，對當時知識界之公共話題的一種參與。但他自言“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終日讀之七八年，則他熟知《答李翊書》，亦可想見。韓文爲答書，蘇文爲投書，在體制上構成了巧妙的行爲關聯。我們不禁要問，蘇洵此信，希望與韓愈形成怎樣的文本對話？又想借此隱性的對話行爲，給歐陽修留下怎樣的印象？其實，這兩封書信的相似，南宋陳鵠早有指出：“韓退之《答李(翺)書》，老蘇《上歐陽公書》，最見爲文養氣妙處。”(35)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卷二，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304。原刻作“答李翺書”，查韓愈集中有《與李翺書》一篇，其内容與“爲文養氣”毫無關係，此“李翺”當爲“李翊”之誤。故理論上的異同，不再是筆者的重點，接下來的比較，將偏重二書對學文、作文之觀感經驗的表述方式，以更深入地討論“投以應答”和“展開方式”這兩個本文尤爲關注的話題。

總的來説，身居高位的韓愈，因示法之姿態，對“爲文養氣”的闡述更加全面。他將之分爲四個階段，且對學文、作文的感受有明確的區分。第一階段學文“茫乎其迷”，作文“戛乎其難”；第二階段，學文“昭昭然分”，作文“汩汩然來”；此後學文開始淡出，作文上的自我充實與省察，變得重要起來，故先“浩乎其沛然”，最後則“醇然後肆焉”。而蘇洵的總結，則比較簡潔，只有“駭然以驚”、“豁然以明”、“渾渾乎覺其來之易”三個階段，這與其干謁的身分有關，無論是否體察到更高的境界，在投獻文字中表現出來，都有矜耀之嫌。而且信中只表達了學文之感受，未言及作文之心得，也符合未第舉子理應的謙卑問學之姿態(作文可通過贄文來表現)。但蘇洵所經歷的“及其久”、“時既久”，正對應了韓愈筆下的兩次“如是者亦有年”，可見二人對養氣的長久性皆有足夠的認識。

即使如此，蘇洵亦非無新見。他也根據自己的爲文經驗，提出了一些精細的看法。如他總結的“胸中豁然以明”、“自出其言”、“試出而書”、“敢以爲是”，正代表了古人讀書立説的四個階段，即認知、語言、文字、學説。其説較之前人實有進步，韓愈並没有對語言、文字的差異性給予充分的關注，他所謂的“取於心而注於手”，“心”對應認知，“手”統括了語言、文字兩個環節，蘇洵對此作了“出言”“出書”的區分。雖然他多次表示“然猶未敢”，但“胸明而出言、言多而出書、書易而立説”的一個成長過程，已經呼之欲出。歐陽修對蘇洵的賞識，固然建立在“爲文養心”等古文家的觀念共識之上，但後進者較之前人有否針對性的進步，恐怕也是高位者考察的一個重要維度。

如果説蘇洵的投書寫法，是對韓愈的一種致敬，那麽，前及王安石的《上人書》，則是很明確地對韓、柳的批評。同爲投以應“答”的創作方式，卻表現出不同的回應姿態，共同構成了北宋古文家對唐代前賢的借位與超越。而他們借位與超越的不同方向，如張扶對韓愈的盲信與誤讀，王安石對韓、柳的反對式批評，蘇洵對韓愈的推進式討論，讓北宋古文運動的發展，呈現出豐富的面相。從後見的眼光來看，其中固然有不少彎路和歧途，但文學活力的湧動，本就不是一帆風順的事業，批評與超越才是年輕舉子更應具備的問學品質。一方面，投書作爲一種表達下意的文體，有它特定的寫作體制，低位者必須遵守；另一方面，投書作爲一種與答書形成對話、競爭的文類，有它先天的體制優勢，低位者亦可倚賴，製造出一種基於經典答書的先發制人。其一端指向同時代的高位者，另一端指向前代的名家，當下空間中的内在約制，與超越時空的向外批評，在舉子投書中達成一種奇妙的和諧，可謂“優雅的批評”。這個時候，高位者考察投書的維度，將變成三個層次，不止於投書的自足觀點、投書有别於前人的創新内容，還有投書之文體約制與文學批評的平衡方式。我們不妨視爲歷經“表同”“求異”，最後形成“同異和諧”的三個寫作階段。蘇洵、王安石的投書，雖然觀點有别，其實都在嘗試三個層次的共生，這不僅是對批評内容的追求，同樣還是對文本結構的一種追求。

投書與答書，問學與示法，論文書牘能以這樣的方式，在唐宋時代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在制度層面，得益於科舉階梯所促成的社會流動及文化轉型；在文學層面，得益於唐宋古文運動的推廣與深化。雖然它由於投書、答書的制度外殼，使得很多文學觀點的表達，受到文體形式的約制；投答雙方身分及知識結構的距離，也讓論文的話題無法進入更深刻的領域中。但不管怎麽説，經過中唐至北宋作家的努力，論文書牘在文學世界中爭取到了一個足夠重要的位置，作家們也對論文書牘的意義及其可能發揮出的效能，有了新的認識。以上這些，都爲元明以後的論文書牘更徹底地擺脱體制約束，更自覺地推動文學羣落的内部驅動與對話，起到了清除觀念障礙、激發批評活力的作用。從這個角度來説，制度曾經是論文書牘發展的跳板，而擺脱這塊跳板，是中國文學批評的自覺化道路上終究需要解決的問題。兩宋興起的筆記、詩話、詞話等較自由的文學批評形式，可作是觀；努力擺脱身分制約、展開純粹文學辯難的明清論文書牘，亦可作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