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坤 丁潇颖 郑婕

在中国，社区是城市治理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社区内和谐健康的人际关系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然而，城镇化推进、单位制解体、商品房兴起、社会结构转型以及信息技术发展等因素，加速传统社区衰退，破坏原本稳定的社会关系[2-3]，造成居民社区归属感降低、社会资本缺失、社会矛盾频发等问题[4]。因此，如何重建社区并强化其内部的社会资本，保障社会和谐稳定，成为当前城市发展的重大挑战。

近年来，社区农园作为“重建人与人关系”[5]的重要抓手，在诸多城市涌现。以京津和沪杭为代表的城市，将社区农园作为“睦邻家园”“邻里建设”工程的主要内容，如北京市“一米菜园”、上海市“创智农园”等。然而，不同社区农园的社会作用差异显著，部分农园被视为居民互动的关键媒介，部分却被看作引发社会矛盾的场所[6-7]。这表明，在中国社区农园迅速兴起、地方政府着力以社区治理为目标推广农园项目的背景下，亟须对社区农园进行深入研究，探究社区农园的社会作用机制，规范社区农园建设，保障其发挥正面作用，实现以社区农园促进社区重建的目标。

1 社区农园领域文献数量与发展趋势统计Literature number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e field of community gardens

2 社区农园领域文献研究内容分布Literature contents distribution in the field of community gardens

1 既有研究

社区农园（community garden）指分布在城市居住区内部及周边地区，由居民团体共同参与种植并维护的公共用地①，又称社区菜园或社区可食地景。由于国外社区农园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种族融合方面[8-9]，对中国社区农园社会作用的研究适用性较低。笔者主要对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近10年（2010—2019年）核心期刊进行检索，得出社区农园领域论文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图1）；研究集中在农园建设模式[10-11]与国外经验介绍[12]等方面；针对中国社区农园社会意义的研究仅占文献总量的5%（图2），相对薄弱。

其中，少数涉及社区农园社会功能的研究，多为特定案例的介绍，如刘悦来等在“高密度中心城区社区花园实践探索”中以上海创智农园和百草园为例，对城市开放空间和住区私属空间中社区营造过程进行分析，该研究对不同参与主体的作用考虑得较为充分[13]；蔡君在“社区花园作为城市持续发展和环境教育的途径—以纽约市为例”中指出了社区农园在增强社区凝聚力中的重要作用，并结合美国社区农园发展经验提出中国社区农园发展建议[14]；朱金等基于杭州市古荡街道社区农园的调研证实，“结识好友”“邻里互动”等社交功能是居民参与社区农园的主要原因[15]。这些代表性文章对社区农园社会作用的探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由于社区的社会维度难于测度，现有对社区农园重建社区作用机制的深入研究较少。另一方面，国家明确提出“引导社区居民密切日常交往”“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增强社区居民参与能力”[16]等要求，在中国社区重建需求迫切的背景下，亟须加强此方面研究。

2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主要包括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1）引入“社会资本”理论，阐释其与社区重建和社区农园的关系；2）选取京津沪杭地区发展成熟且社会功能显著的社区农园作为案例，通过调研，分析社区农园对社区重建的作用机制；3）基于研究结果提出社区农园的发展建议。

2.1 理论框架—社会资本的概念及其与社区重建和社区农园的关系

“社会资本”理论源于20世纪70年代有关社会网络的研究。当前学界普遍认同罗伯特·普特南的定义，即一定空间范围内成员间所形成的普遍信任、社会网络和互惠规范。其中，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基础要素，代表了对个体、群体或组织的主观性信赖。信任关系的建立促进网络化社会关系的形成，即社会网络的建立。规范则指在长期合作互惠关系中产生的规定，包括强制性的法律条文和非制度化的准则标准[17-19]。同时，社会资本强调通过集体行动和组织行为整合社会关系，产生沟通、协调、互惠、合作等社会价值，降低交往成本，提升社会效率。

“社区”的概念最早由滕尼斯构建，最初指具有亲密关系的共同体，之后经过逐步发展不断完善。其中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帕克确立社区的2个维度即“物理维度”和“社会维度”，得到大部分学者认同。他认为社区是具有一定空间边界的区域，且社区的主体间存在相互依赖的互动关系[20]。本研究的“社区”主要指帕克定义的社区的社会维度，即“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在其中产生的对社区生活的共同认知和情感”。因此，就理论内涵而言，社会资本与社区具有高度契合性。而社会资本所具有的促进居民关心公共事务、参与社区治理的作用，也与中国现阶段社区的发展诉求相吻合。可以认为，社会资本与社区在本质上一致。加之，社会资本作为理论工具更易于操作。本研究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分析社区重建，对于“社区农园能否有效推动社区重建”“社区农园对社区重建的作用机制为何”的追问则被转换为对“社区农园能否成为培育社会资本的空间载体”“社区农园中社会资本的形成机制为何”问题的回答。

为进一步明晰该作用机制，本研究借助“信任—网络—规范”三分结构法，分析社区农园中社会资本构成要素的形成机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功能，从而证实社区农园可培育社会资本，而充足的社会资本能够实现居民互动、激发社区公共精神、促进社区自治，最终实现社区重建的目标（图3）。

2.2 案例选择与调研方法

3 理论框架Theoretical framework

4 调研社区农园现状Present situation of community gardens

5 社区农园参与者及其权责Participants and their responsibilities in community garden

笔者选取北京、天津、上海、杭州的社区农园作为调研对象。这些地区社区农园数目众多、类型丰富，且参与的公共组织和个人较多，有利于选择发展成熟的农园项目、确定访谈对象[21]。通过文献整理与专业人士推荐，获得25个项目名单。在与管辖街道办事处沟通后，剔除规模较小、发展不完善的农园，以及因物业管制、缺乏维护等原因已不再开展的农园，最终筛选出8个具有代表性且社会功能显著的农园作为研究案例（图4）。这些案例分布在南北方不同区域，消除地域差异对结果的影响。

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多采用半结构化访谈、问卷调查和实地观察的方法，笔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从居民、居委会领导、第三方机构3个视角分析社区农园中社会资本的形成机制，以辨析不同参与者的作用，深入了解不同群体对农园的需求及其对农园社会价值的认可度。

基于上述方法，于2018年3—6月，对选取的社区农园（表1）和第三方机构（上海农科院园艺研究所、北京爱思创新公益组织）参与者展开调研。在每个社区农园，进行晴天现场观察记录，并访谈1位社区居委会领导与3～4位核心成员。每位访谈持续60～90 min。随后，选取种植组成员发放问卷，并保证问卷回收率达到总体参与人数的90%以上。由于创智农园与开心农场均由第三方机构维护，本研究以对农园所在社区居民的问卷调查作为补充数据。最终，共计访谈8位社区领导、30位居民、2位机构协作者，回收问卷481份。访谈与调查的内容包括个人和农园的基本情况、参与农园的经历体验、农园中相关活动及其影响以及对农园社会资本构成要素的评价。

3 调研分析

本节首先介绍社区农园参与者及其权责，并从信任、社会网络与规范的培育以及社会资本发挥的社会功能两方面，分析社会资本的形成机制，以及社会资本对社区重建的作用。

3.1 社区农园参与者及其权责分析

社区农园的参与者包括：维护者（社区居民）、组织者（政府部门）和协作者（第三方合作机构，如景观设计单位、地方农科院、社会公益组织等，图5）。其中，维护者又分为种植组成员（农园创建者与长期维护者）与普通居民（以志愿者身份选择性参加农园活动的居民）。从调研结果看，两组成员均对社区农园持支持态度，并不同程度地参与过资源分享、集体学习和文化活动。对多数种植组成员而言，参与社区农园维护工作是其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较普通居民，他们投入的时间更长，对农园的依恋感更为强烈。

政府部门作为组织者，在社区农园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具体工作包括：与第三方机构合作，获得用地、水源、技术与服务支持；与居民沟通，组建种植小组，满足人力资源需求；承担协作工作，化解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分歧。此外，几乎所有社区农园的建设费用都由政府承担，农园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

第三方合作机构作为协作者，除提供各类资源支持外，主要负责协助居委会和居民了解社区农园在培育社会资本中的作用，协助种植小组发展成为居民自治小组。

3.2 社区农园中社会资本的形成机制分析

3.2.1 信任关系的建立

多样化的参与式活动有助于居民间信任关系的建立。项目建设阶段，由于面临缺容器、缺种子、缺水、缺土等难题，居民需要群策群力方能保障社区农园的顺利实施。后期维护阶段，居民会经常讨论育苗心得、传授他人种植经验并互相照看蔬菜。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共建共享行为和交流互助活动，体现了居民开放和真诚的态度，不仅传递了知识和信息，更建立了居民间信任关系。87.1%的成员表示，经过一段时间积累，会对其他居民产生信任感，愿意深入交往并在别人需要帮助时伸出援手（图6）。“城市把人际关系整的特冷漠，大家老死不相往来，互不了解也谈不上信任。现在通过这个菜园关系近了，互相都可关照了，可团结了”，邻里菜园的吴阿姨表示。这表明农园对居民间信任感的建立发挥着重要作用。

6 成员对居民间信任关系认可度Acceptance of trust among residents

7 成员对居民与居委会间信任关系认可度Acceptance of trust among residents and community committees

表1 社区农园基本情况Tab. 1 Basic statistics of community gardens

上述的信任关系也建立在居民与居委会之间。考虑到项目建设需要各方支持而居民力量有限，居委会往往主动承担协调各方的责任，保障农园各项资源供应。居委会对农园的大量付出，会改善居民对居委会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当社区农园成功建立、日常事务顺利开展，即居民与居委会间合作的有效性被证实时，居民会更加认同彼此形成的信任关系。60%以上的成员认为社区农园建立了居委会与居民间的信任关系，促进了互动（图7）。受访的居委会领导表示，当社区举办其他活动时，居民态度也由之前的抗拒转为支持，甚至帮助居委会策划、号召、执行，使社区工作更容易开展实施。“社区农园是个纽带，它把居委会和居民都凝聚在一起了。居民到这来可以种菜，可以提意见，慢慢地就喜欢上居委会了。现在居委会就像是老百姓一个没上锁的家，大家时不时都来转一圈”。屋顶菜园的吴书记表示。这印证了社区农园对居民与居委会间信任关系建立的重要性。

3.2.2 社会网络的建立

社会资本包括黏合性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和桥联性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就社区农园而言，黏合性社会资本指相同阶层居民参与农园产生的网络价值，桥联性社会资本指不同经济、社会背景居民参与农园产生的网络价值。

3.2.2.1 黏合性社会网络的建立

社区农园参与式活动促进种植组成员间黏合性社会网络的建立。项目初期开展的“技能培训课”等集体性活动，为成员创造了熟识的机会。长期举行的研讨、协商性活动，强化了该社会关系。72.3%的成员认为，例会中的讨论帮助他们更清楚地知道对方看法与意愿，有利于彼此了解（图8）。伴随着熟悉度与亲密度的增加，成员会结伴参与农园以外的活动。近半数的成员表示曾共同参与集邮、购物等活动（图9）。这意味着“合作”关系转化“朋友”关系，社会网络被进一步强化。参与动机的转变也证实了网络的建立。约60%的成员认为，最初参与农园的意愿是个性化的，如获取蔬菜、满足爱好等，但现在“陪伴”“交友”“相互扶持”是他们坚持参与农园的主要原因（图10）。

8 成员对居民间社会网络认可度Acceptance of social network among residents

9 成员参与农园以外活动概率统计Statistics for participating in activities outside the gardens

10 社区农园参与动机比较Comparison of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s in community gardens

11 成员户籍构成统计Proportion of members’ household register

12 成员对规范认可度Codes acceptance by members

农业的低技性与农园活动的多样性，有助于不同代际群体间社会网络的建立。在社区农园中，不同年龄段的群体均能根据自身特点参与农业活动：老年人可提供种植技艺，青年人可承担高强度体力劳动，小朋友可尝试浇水采摘等简单的活动。“社区农园搞好了，居民关系就活跃了，老年人到这聊啊，小孩到这认菜啊，年轻人到这拔草啊，没有农园都不认识，有了农园大家都聚一起了，就是这块地的作用”，创智农园的李阿姨表示。这证实了社区农园可打破年龄限制，促进代际交往。

更为重要的是，农园定期举办的文化活动极大地吸引了全体居民的参与，对于仅靠地缘凝聚在一起的弱关系（weak ties）转化为强关系（strong ties）具有重要作用。例如，“梅园”的“亲子活动”曾吸引近145户家庭参与。多数非核心成员表示通过“蔬菜派送”“分享节”“开锄节”等文化活动了解并参与至社区农园。这表明社区农园为居民提供了建立社会关系的机会。

3.2.2.2 桥联性社会网络的建立

和谐的社区其社会网络必然是丰富而多元的。然而，现有社区普遍存在异质性社会网络缺失的现象—社区中外来务工人员和来自异乡帮助子女照看孩子的“飘老族”，由于地域与生活方式差异，认同感较低，甚至因自卑畏于社交，难于融入社区。有意思的是，社区农园往往是流动群体与他人互动的平台。从种植组成员构成看，24.3%的参与者为外地人（图11）。在社区农园，具有种植经验的外来务工人员和掌握农业技术的“飘老族”，通常会被居委会邀请，以农园技师的身份参与指导日常活动，并通过帮助他人成为种植组核心人物。另外，第三方机构组织举办的农园互访与交流活动，搭建了居民与社会组织、不同社区居民间互动的桥梁，促进地理意义上更大范围的桥联性社会网络的建立。

3.2.3 规范的建立

社区农园的规范包括居民彼此认可的公共精神以及共同制定的公约。在社区农园中，居民共同维护果蔬，分享集体劳动乐趣，这种共建共享的建设模式所包含的尊重、团结、互助等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经过时间的沉淀被强化为农园公共精神。居民在管理农园中，会建立组织制度，制定管理细则，规范育苗、浇水、施肥等行为，这些准则与要求也代表了规范的建立。近60%的种植组成员表示，在农园规范的影响下，会自觉维护社区公共环境卫生，并引导其他居民参与环境治理（图12）。“社区农园中的公约准则帮助居民认识了农园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彼此妥协与接纳、相互支持与监督，并指导他们逐步明确了社区工作的推行也需要不同个体的参与与配合、共治与共享”，涌金菜园的郑书记表示。这表明农园规范已经形成，并经扩散发展为社区制度被居民所遵守。

综上，社区农园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广泛参与是农园社会资本形成的前提条件，其中，政府部门和第三方机构的积极介入促进了普遍信任的形成，提高了社会网络丰富度；他们的合理引导更推动了规范的建立。参与式活动是农园社会资本培育的重要媒介，为不同个体和组织间的互动搭建了平台。可以认为，社区农园中社会资本的形成离不开不同主体的参与和多样化的参与式活动（图13）。

3.3 社会资本的社会功能分析

13 社区农园中社会资本的形成机制Formation mechanism of social capital in community gardens

14 成员对自治意识认可度Acceptance of self-governance conscience in community gardens

15 成员对自治能力认可度Acceptance of self-governance ability in community gardens

社区自治是社区社会功能的主要内容，而社区自治的关键在于自治意识与自治能力的建设。从这个角度讲，社区农园正充当着社区自治空间的功能，它所形成的社会资本激发居民主体意识，培育了自治能力。

农园规范主张居民自我管理、自主解决维护难题，有助于增强居民自治意识、培育自治能力。调研中62.1%的成员表示，通过自我管理、自我维护获得极强的融入感，社区农园的成功建立与自身的积极参与，产生了环境和人的双向变化。这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有能力改变生活环境，并由此激发了自治意识（图14）。“没农园以前，居民习惯于依赖。但当他通过自身努力建立了农园，通过蔬菜分享活动服务他人的时候，他会认识到居民才是社区的主体，小组的目标不应只停留在农园维护上，更重要的是服务管理社区”，北京爱思创新NGO的薄主任表示。同时，40.3%的成员认为，组织制定公约、规划举办活动等自主性行为，帮助他们学习团队沟通合作技巧，培育了从事社区基础性工作的能力（图15）。

农园建立的信任关系与社会网络有利于社区自治意识的传播。具有自治意识的成员可通过农园形成的社会网络影响其他居民，并借助社区农园促进居民间的团结合作，提升成员对集体行动的认可度与支持度，从而推动自治活动的全面开展。当自治团队独立应对难度较大的社区问题时，这种在社区农园形成的稳固的信任关系和社会网络就显得尤为重要。北京左安漪园社区“星星火公益行动队”的成功建立证明了这一点。该团队源于农园种植组。随着自治意识的强化，成员逐步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并针对社区老年人剪发困难、独居老人无人照料、社区犬粪有碍环境的问题，成立了“银发金剪”“慰老服务”“爱犬协会”等②服务小组。成员凭借农园建立的信任感、社会网络和规范，共同建立规则、组织活动、互相监督、互相支持。通过服务社区服务他人，获得了自我价值感和自信心，最终形成社区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自组织团体。

综上，社区农园形成的规范，激发了居民自治意识，培育了自治能力。信任关系和社会网络扩大了公共精神的影响力，为社区自治提供了持续推动力。可以认为，社区农园产生的社会资本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社区农园促进了社区重建。

4 以社会资本培育为目标的社区农园发展策略

调研结果表明社区农园中社会资本的培育，依赖于不同主体的广泛参与和丰富的参与式活动。为此，本节从提高参与度促进社会资本建立视角提出社区农园的发展策略。

4.1 完善自上而下的制度保障

社区农园空间权属不清、管理体系不健全，导致社会资本缺失，并引发纠纷，是社区农园社会功能难于发挥的重要原因。为此，中国政府可借鉴国际经验，从制定相关政策与设立监管机构两方面，完善自上而下的制度保障。在欧洲，政府一般将社区农园作为基础设施纳入城市的总体规划，甚至通过立法的形式支持社区农园的建设和保护。例如，英国伦敦的Capital Growth规划，德国、奥地利的《份地农园管理法案》[22]。由于中国社区农园尚处于萌芽期，可尝试在城市土地利用专项规划文件中将“社区农园”用地标准予以明确，后期可着力将社区农园纳入地方规划和国家法律以形成保障其发展的政策框架。同时，建立地方监管机构，通过制定农园管理细则，并遵照标准监督检查，确保农园使用效率和正常运行，推动农园良性有序地发展。

4.2 培育多层次的参与机制

调研证实居民长期参与和社区农园自我维护是农园社会资本形成的基础。作为农园建设中的重要参与方，景观设计师的积极介入与合理引导，对居民长久参与机制的建立具有重要作用。自我维护、自我管理机制，既要求设计师突破主导项目的思维模式，明确居民的主体地位，又需要设计师拥有跨越学科界限的能力，掌握从规划设计到社区组织的内容，推动“居民参与”策略的发展。所需完成的工作包括：调动居民积极性，通过最佳途径帮助居民表达自己对农园的期望，如鼓励居民手绘农园愿景图；激发居民主动性，鼓励居民参与建设活动，培育居民对农园的归属感；选取社区能人，构建种植小组，形成社区发展的自治团队。从社区农园长远发展来看，设计师还须注意农园激励制度的建立，通过积分兑换等方式满足居民生活需求，推动社区农园的持续运行。

4.3 构建多元化的功能空间

多元化的功能空间是社区农园能够吸引人们参与的重要因素。在未来设计中，可根据不同群体的使用需求和生理特征，构建不同的种植区域。例如，“梅园”中设置有盲道、盲文的种植乐园，兼具休息和观赏功能的迷你花园，带有跳床沙坑的秘密花园，满足残障人士、老年人、儿童的参与需求，极大地提升了农园参与率。其次，设置与农业相关的功能空间，吸引潜在的参与群体。例如，“创智农园”中社区厨房、公共就餐区、议事区、农夫集市等相关功能空间的配置，为都市白领、农学专家、蔬菜销售商等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体提供交流平台。最后，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多样化的农业活动，丰富参与者体验，扩大农园影响力，使之成为居民互动的重要空间。

5 结语

中国城市发展从物质环境改善向以人为本的社区激活的转向，催生了多种社区更新模式。其中，社区农园凭借其贴近居民生活需求、社会效益显著的特征，受到城市居民的广泛认可，并被寄予推动社区重建的期望。本研究创新性地引入社会资本理论，深入探讨社区农园的社会资本与社区重建的关系，揭示农园社会资本的形成机制，笔者认为农园产生的多样化社会性活动为居民持续性参与提供了平台，由此形成联结紧密的信任关系、社会网络和规范；政府和第三方机构的广泛参与，进一步扩展了上述信任关系，强化了不同利益相关方构建的社会网络，最终农园培育了黏合性社会资本和桥联性社会资本。正如普特南所论述的那样，“充足的社会资本会产生很多正面效应”，农园形成的丰富的社会资本促进社区重建，激发自治意识，培育自治能力。

农园社会资本的形成机制为社区农园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指引。根据社会资本形成条件，应从提高参与度的方面着手：完善自上而下的制度体系，提供可持续参与的物质空间，促使农园有序、组织化地运行；培育多层次的参与机制，解决了“自发成长”状态下居民参与动力不足的问题，为社会资本的建立提供引导程序；构建多元化的功能空间，激发居民参与热情，进而增加社会网络密度，扩大社会资本规模。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政策和管理部门缺位、居民自组织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和设计师的有效介入是上述发展策略得以实施的关键性条件。

当然，作为一种新事物，农园的社会效益仍有待持续性地跟踪调查。另外，关于不同类型社区农园的社会资本水平及其对社区重建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注释(Notes)：

① 该定义参考学界普遍认可的美国社区园艺协会（ACGA）的表述（“社区农园是由一群人共同进行种植的任何一片土地”），并结合中国社区农园发展现状做了进一步限定。本研究“社区农园”是地域性或空间性的概念，与文中单独出现的“社区”以及“社区重建”中的社区含义不同。

② 北京左安漪园社区“星星火公益行动队”的社区服务项目，“银发金剪”分别成立于2016年，由种植组成员仇阿姨担任队长，成员定期为社区行动不便的老人理发，截至调研时间，理发共计265人/次；“慰老服务”成立于2013年，由种植者成员冯阿姨担任队长，成员定期帮助独居老人做家务，陪伴老人看病；“爱犬协会”成立于2017年，由种植组成员董阿姨担任队长，每月有定期例会、活动。

图表来源(Sources of Figures and Table)：

图1～3、5～15均由作者自绘，图4中农园实景照片由作者拍摄；表1由作者根据调研结果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