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华 周嘉琪 颜萌萌

“国事重农”是中国的传统，农业一直被视为立国之本；农具作为农耕社会生产生活的物质载体而备受关注。传统农具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文化事象，是民众为了适应地方生态而进行理性选择和反复调适的结果。在古代，我国就有不少记载农具的论著。最早对农具的记载可追溯到西汉氾胜之所著的《氾胜之书》，该书记录了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生产经验，详细记载了当时的农耕、劳作、栽培等技术，对中国农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书》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农书。传统农具在中华农耕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随着时代变迁和科技发展，传统农具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从而也遗失了宝贵的农业文化遗产及其所附着的农业文明与人文精神。

因此，伴随互联网技术、数字图像、影像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农具的研究范式也应相应地转变。柏格森认为，记忆的进程就是记忆逐步被物质化的过程。[1]数字化的记录方式能够使研究对象作为记忆资源被长久地留存下来。当今，对传统农具的研究不宜仅停留于文字和图片记载的层面，而应进行数字化传承方面的探讨。一方面，数字影像化能够直观清晰、全方位地展现传统农具及其制作、使用技艺；另一方面，这种记载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或改变，而且便于建立跨区域的数字资源整合平台，有利于资源的共享与传播。

一、客家传统农具数字化传承的现实价值

客家人偏居山区，长期的农耕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制了科学实用的各式农具。客家传统农具是中国传统农具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农业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现代化进程中，客家传统农具不断被机械化农具所替代，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弃的境况，大量珍贵的农业文化遗产正在消失。

为了适应时代变化、抢救和保护珍贵的文化遗产，1992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世界的记忆”项目，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以便永久性地保存文化遗产，让世界共享人类的文明成果。我国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同样始于20世纪90年代，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强调运用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档案和数据库。发展至今，我国在对以古建筑、古村落等为代表的物质文化遗产和以民俗、地方乐曲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承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有关客家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承方面仍探讨不多。客家传统农具作为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对其进行数字化传承，既是当前重要的研究议题，也是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现实要求。

（一）开拓客家文化遗产传承新面向

“数字化传承”指的是在计算机网络、虚拟增强现实技术、二维三维图像等数字技术的支持下，采集和保存文化遗产的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数据信息，同时利用图像修复软件对损坏、缺失的文化遗产进行修复和再现，然后通过网站、移动终端等数字平台向受众展示或传播。以往文化遗产的记载与传承方式囿于技术的限制，多数以文字、图片等形式记录在传统媒介上，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受潮、磨损或遗失；传统媒介的另一个缺陷是受地域制约，难以实现跨区域的交流与传播。利用数字化技术能够打破时空的局限，对文化遗产进行跨时空、跨媒介的采集、整理和传播，人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查看上传到云端的资料，同时这些资料免于携带，有效地弥补了传统记录载体的缺陷。

目前，各国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复原、影像记录、现实增强等方面已积累了一些实践；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均推出了app形式的数字博物馆，我国的数字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运用了虚拟现实和全景摄影等手段为人们提供数字信息，便于人们游览和进行相关的学术研究；数字化保护已成为文化遗产传承领域的共识[2]。这些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承经验为客家传统农具的数字化保护提供了借鉴。可见，数字化技术为客家传统农具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一种新路径，运用数字技术进行采集、展示与帮助修复客家传统农具资料，也是客家传统农具保护与传承的新面向；通过数字技术进行跨媒介、跨时空整合数据，还可为各地客家传统农具的资源交流提供互动平台。

（二）实现客家传统农具技艺的原生态再现

作为根植于农耕时代的文化遗产，传统农具的制作和使用技艺今已近失传。客家传统农具大都纯手工制作，有的工序较为复杂而精细，仅凭文字和图片难以全面、完整、形象地再现。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5G时代的到来，影像拍摄工具更加多元，画面质感不断提升，内容传输也更加畅通高效；这些数字摄影、虚拟现实等数字化技术为真实再现客家传统农具及其技艺提供了现实支撑。数字影像在完整真实地记录濒临失传的、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方面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且，伴随工业化的不断推进，主体性的扩张和膨胀造成人与自然的隔离和对立，对理性的极致追求冲淡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体验与情感需求；后工业化社会，个体的压力与焦虑与日俱增，人们对天然纯朴的文化生态重生向往[3]。现代城市中存在对乡村生活较为陌生的群体，虽然对传统农耕生活知之甚少，但身处快节奏的都市环境同样需要情感的依凭，利用VR/AR技术打造场景化的沉浸式体验，能够使人们宛如置身于农具的制作和使用现场，亲眼观看、甚至“参与”客家传统农具的制作和使用过程，符合人们追忆原生态田园生活的补偿性心理，从而利于促进客家传统农具及其技艺的保护与传承。

（三）保护文化多样性，传承客家人文精神

世界是一个不同文化格局共存的空间；相对于主流空间而言，不同于主流的空间就是异质空间；而相对于一种文化主体而言，他者的文化就是异质空间文化[4]。我国疆域辽阔，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数字化记录使储存对象直观可视，存留为一种文化记忆资源；一方面可以对文化事象进行真实的记录与再现，另一方面也可为文化他者呈现独特的民间技艺和自然景象。客家文化与客家传统农具是母体与子体的关系，是灿若繁星的中华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支，对其进行数字化传承，有利于保护民族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客家传统农具凝聚着客家人的智慧，承载着独特的客家人文精神。但如今，这些与客家人生活最为贴近的民俗物品正在逐渐消失；它们不会再生，一旦遗失，必将是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缺憾。数字化传承即通过全方位记录客家传统农具及其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持有者的日常生活等，构建一种视觉符号，并将有关的符号相关联，在影像之外透视更深层的精神内核。从而，扩大客家文化的生存空间，保护族群文化的多样性，传扬客家人文精神，召唤客家人的集体记忆，让客家文化再次焕发生机。

二、客家传统农具数字化传承的有效路径

（一）进行影像资料的记录与挖掘

进入21世纪，网络数字、多媒体等现代科技把人类社会推进了视觉传播新时代。以视觉符号、视觉影像为主要媒介的现代传播，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文化遗产，也为视觉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丰富的素材[5]。

对客家传统农具进行数字化传承，首先要深入客家农业活动场域；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利用数字化技术对传统农具的外形、制作流程和使用方式进行影像记录。其次，在记录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证每一件农具的历史渊源，还要记录其因时代和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变革，并挖掘其历史价值。同时，为了更全面地探究附着于客家传统农具的人文意涵，还须观照农具传承人及其相关历史事件。为了获取这方面的资料，可以调查目前仍在使用传统农具的客家人群，采集图片、口述历史的音频和视频等。最后整理材料，形成人类学纪录片，以深入挖掘客家传统农具与其地理、文化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留存一份宝贵的客家农耕历史记忆。

（二）完成传统农具数据库的搭建

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承中,建设相关的数据库是整个系统工程的基础。在完成客家传统农具及其技艺的记录之后，就要着手创建专题性的数据库，将收集的文字、图片、影像等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建立类目，完成资料的数字化储存与管理。通过数据库平台的搭建，可以方便后续数据的查找和利用。

数据库的搭建分为前台资料展示和后台信息管理两个部分。数据库前台允许多人在线搜索、浏览站内信息，满足用户账号注册与登录、论坛讨论等需求，以实现信息共享。数据库后台的管理员则可以进行用户管理、站内资源管理、站内交流管理和网站系统维护等工作。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如今的数据库可以实现更多更高级的功能，如实时数据库即通过采集、管理实时数据，实现更大规模的数据关联计算，扩大数据的使用范围。这类大数据的计算分析功能，将在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建设传统农具数字博物馆

数字博物馆是以藏品信息库为核心，以“通讯传输网络化、文物藏品数值化、专业研究科学化、展览陈列科技化、社会服务个性化、管理业务自动化、知识信息共享化”为总体目标，为文物收藏、专业研究、修复保护、陈列展示、馆际交流等构筑的信息管理平台。[6]它打破了时空局限，是信息时代下一种新型的文化遗产管理模式。

建设数字博物馆，一方面是把实体博物馆的藏品展示在网络上，对实体藏品进行数字网络空间的再现与延伸；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可以提供脱离本体的虚拟文物，即利用各种材质、工艺等原始数据，以三维模型技术构建数字文物。目前，虽然没有专门的大型客家农具博物馆，但大部分客家博物馆都收藏了客家传统农具，如中国客家博物馆、广东东源客家民俗博物馆和江西赣州东生围客家博物馆。对这些客家博物馆中的传统农具进行影像化、视觉化、数字化处理，不仅让观众随时随地可查询、观看客家传统农具，还能在农具意外损毁的情况下，为研究工作提供精准的原型和数据，这也是客家农具所凝结的人文精神薪火相传的路径之一。

（四）实现传统农具场景化展示

如今，在媒介场域受众不再满足于“眼球刺激”，还想追求全方位的“感官刺激”。增强现实、三维建模等数字技术可突破现实时空壁垒，满足人们视觉、听觉、触觉等多重感官体验。增强现实技术目前广泛应用于博物馆、知识科普、大众传播等领域，如在美国史密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观众通过移动设备扫描恐龙骨架，就可以看到AR修复的恐龙复原图像；而在“英格兰历史城市”应用上，游客使用移动设备扫描景点，游览信息就会直接投影在墙上和文物上，还有百人队队长、莎士比亚等著名历史人物担任虚拟导游讲解历史故事。AR技术摆脱了静态展示，互动性强；若运用于传统农具，不仅实现可视化展示，而且能调动美妙的心理体验。

此外，通过数字建模、制作立体三维动画等，还可将客家传统农具的组成部件进行分解，讲述各种农具的工作原理，并将使用技艺融入现实场景中；如传统打谷机，光凭静态实物难以了解其内部构造和工作流程，通过三维动画，就能形象地揭示其部件构成和工作原理。数字技术给人们带来了场景化的体验，也重塑着人们对世界认知的维度。

（五）推动传统农具配方式大众传播

为适应传播环境的变化，需要构建多层次的配方式平台，以突破圈层传播，助力客家传统农具从“记录”走向“传承”，从学术走向大众。比如，可以进行影像开发，实现非虚构影像创作与传播，制作“客家农民的一天”“客家农具制作”等主题纪录片，借助新媒体的优势，在社交媒体、短视频等各类平台投放相关的内容，形成传播矩阵，以拓宽客家传统农具的传播渠道，扩大传播范围，鼓励用户参与数字化传承。此外，也可借力抖音的“非遗合伙人计划”、快手的“非遗带头人计划”等，实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合作，提升客家传统农具的传播影响力。

新媒介视域下，还需要以“客家传统农具及相关文化”为核心，组合不同的传播媒体，实现不同平台的差异化传播，如“客家传统农具+旅游”“客家传统农具+直播”“客家传统农具+电商”“客家传统农具+游戏”等形式，实现农具文化与媒介产业的融合发展。总的说来，就是利用媒体优势，推动客家传统农具的配方式大众传播，编织巨型传播网络，实现联动传播效应。

三、结语

在新媒体时代，数字化技术为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更加多元的路径。但“作为文化遗产记录者，即使高扬客观理念，即使时刻提醒自己不是为了创作，也不可能做到绝对客观，在本质上仍是一种创作”。[7]因此，在运用数字化技术对传统农具进行保护、传承时，需要审视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保证应用新技术的同时也能兼顾记录和阐释的准确性。而且，记录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而不是固化记录对象；因而，在客家传统农具的传承中要有宏观视野，将其纳入社会技术进化和中华农业文明发展的视域中考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可见，在社会变迁、传统农具走向濒危的现实背景下，如何利用影像、数字技术抢救和保护客家传统农具，以现代化的方式记录和传承客家农业文明显得异常紧迫而意义重大，这也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