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汇峰

享誉海内外的潮州木雕是我国著名的民间传统木雕流派之一，亦是广东传统工艺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代表，其工艺源远流长，历史久远。潮州木雕，主要在粤东地区的潮州、潮安、饶平、汕头、澄海、潮阳、揭阳、惠来等古潮州府属地形成体系，因而得名。丰厚的历史底蕴和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造就了潮州木雕独具一格的雕刻技艺，为使潮州木雕工艺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发展，本文对潮州木雕工艺的历史发展和兴衰演变的重要影响因素进行探析。

一、潮州木雕发展沿革及工艺特色

（一）发展沿革

潮州木雕始源可追溯至唐宋时期，并盛行于明清两朝，清朝末期达至鼎盛，工艺经千余年发展形成独特的地区体系。潮州开元寺建于唐代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寺内存有唐代雕刻“木鱼”和宋代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悬钟上面雕刻的“木龙”完美见证了潮州木雕工艺的源远流长。可是在历经特殊时期，开元寺也未能躲过冲击，很多的木雕建筑构件和寺内所保存的珍贵文物被破坏，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唐代的“木鱼”和宋代的“木龙”如今已是无缘再见，甚为遗憾。[1]但据现存资料考据，从开元寺建筑栏柱上的装饰雕刻和木雕器无不体现出是该时期潮州木雕匠人的工艺手法，由此可证唐代是潮州木雕工艺形成的起源。

在古潮州府地区内各种古旧建筑和古旧家具的装饰上，包括木结构的建筑或建筑构件的装饰和日常使用木制器的纹饰，大至宗祠、神庙，小至木制的馔盒、宣炉罩、神龛等器物都可丰富体现潮州的木雕工艺。明清时期的古潮州府，商业氛围十分浓厚，商品经济的繁荣使人们的生活质量也随之提升，同时推动了当地文化艺术的发展。文化、审美水平的提升使建筑的装饰更为考究，建筑物的装饰设计初露艺术性，木雕构件开始追求精巧细致。明代是潮州木雕工艺特色开始展现并逐渐形成体系的历史发展时期，在布局上端庄大方，刀法简单含蓄，纹饰上又以“齐龙”“草尾”的形式居多，装饰意味很强。[2]据史籍记载，明代潮州府衙—镇海楼高二层，各层围廊栏杆共有108个望柱，分别雕刻一只形态各异的木猴装饰，现仅存三只，分别为广东省博物馆、潮州市博物馆收藏，其造型生动、行云流水的线条充分体现了该时期雕刻艺术的高超水平。

到了清代便是潮州木雕的全盛时期，清乾隆以后，潮州木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入成熟时期，此时潮州木雕的装饰形式和艺术风格也随时代转变，不断继续追求精细之余，更加强图案化和装饰性，并且潮州府属不同县域的木雕工匠更是争相斗艺，大大促进了潮州木雕技艺的精益求精。清代的潮州府下县、乡、村的宗族建宗祠、修庙宇、造宅邸比前代更盛，潮州城内的宗祠、庙宇不下几百处，为木雕工艺快速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创作空间。顺应时代变迁和人们的审美变化，潮州的木雕工匠在技艺上推陈出新，装饰形式和艺术技巧更趋成熟，使得清代潮州木雕工艺在题材上面更为丰富，装饰手法标新立异，形成强烈装饰性的整体效果，达到了更高的艺术水平。

时至晚清到民国初期，得益于沿海的开放，潮汕经济再度繁荣，加之旅居海外的潮商崛起，不少潮汕华侨携资返乡建祠堂、置豪宅，进一步加强了本地城乡间宗祠丛立的风光，为潮州木雕技艺提升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潮州木雕达至鼎盛时期，并涌现出为数不少像黄开贤、萧对、张愚、张鉴轩等的木雕名匠。但民国后期随着战乱频繁，经济凋零，民不聊生，再难有人出资建造祠堂寺庙，民间建造庙宇祠堂大大减少。这时期潮州木雕跌入低谷，许多潮州木雕艺人无以为继被迫改行，潮州木雕的生产制作处于低潮时期，其用途也没有清代广泛，雕刻技巧和艺术水平也出现倒退现象，开始进入一段踌躇不前的岁月。

（二）工艺特色

潮州木雕素以精雕细刻著称，清代的潮州木雕工艺是最为鼎盛时期。木雕制作首先要拟好图稿，然后选料开料，其工艺流程基本要经过凿坯、精雕、髹漆贴金三道工序，个别品类的木雕器物还要绘上金漆画，如屏风、神龛等。髹漆贴金和金漆画工艺是其中重要特点，金漆画的画风写意、笔工精细，一般由具有一定绘画水平及经验较长的工匠执笔。潮州木雕匠人经过漫长的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一般雕刻有浮雕、沉雕、通雕、圆雕等工艺形式，工艺形式则对应作品的题材、用途、部位等具体要求而定，可以是单一表现，也可以相互交叉配合，有时是综合灵活的多形式结合。其中通雕，特别是融会了绘画、雕刻两种艺术形式的多层镂通雕更是潮州木雕最具代表性的艺术表现形式。这种多层镂通雕技艺，可以简单理解为既保留雕刻艺术原有的造型艺术手法，又吸收了绘画的构图形式，表现的题材手法首先是把人物铺排在“径路”上，然后配置关联景物，使主题的人物故事交代清晰；然后景物采取“以一当十”的手法，均匀地布局整个画面，通过前与后、左与右、上与下、动与静、远与近的合理有序安排，使人物或出没于山峦曲径，或穿插在亭台楼阁，或行走在舟桥木石，或活跃在厅堂庭院之间，全幅看似杂乱无章，但其实是互相掩映，不露痕迹地形成整幅有节奏、有主次、有虚实的画面。另外精细刻画细节来表现形态也是潮州木雕的特点之一，在处理复杂的主题场景时，对处于动态的物象的细微之处，如人物的发须、衣饰和表情动作，兵士手持的刀枪武器、身上的冠甲；禽、兽的飞、走形态，鱼虾蟹的游弋攀爬姿势等均细致勾勒，加以适当的夸张和图案化，达到形态毫发毕现的艺术效果。

在潮州木雕作品中，以宗祠家庙建筑装饰和祭祀用的神器装饰最为精致考究，对木雕匠人是高超技艺水平的充分体现。在清末民初时期，潮州木雕工匠还有“斗艺”的传统。潮州民间许多传世杰作就是通过“斗艺”创作出来的，即在一座祠堂中，以中轴线为分界，业主不惜花费巨资分别聘请了两组的木雕工匠，以“斗艺”的名义引入竞争机制，各自设计施工，完工之时由行内同仁及乡亲父老评比，优者以资奖励。相传如己略黄公祠（1887年建成），就是以此形式进行建造，从造型创新和艺术表现手法，无不表现出大胆的创作意识，形成标新立异精益求精的行业风气，是潮州木雕技艺发展到极致一个重要因素。

从民国以前的各类潮州木雕作品可以综合体现出，其技艺无论在样式上还是在艺术表现手法都独具潮汕地区文化气息，既满足了审美需求，而且也是对地方艺术工艺形象的完美塑造，同时也使美观与实用性有机结合，完整地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木雕艺术体系。

二、影响潮州木雕兴衰的因素

（一）潮州木雕兴衰演变的外部因素

1、区域发展

潮州木雕在古潮州府地域的产生和发展，与地理位置、人口、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等因素密不可分。如《简明广东史》里所说的：“宋代人口大量南迁以及移民中江南籍比重的增大，对广东的开发重大的意义：一是南迁人民“辟地以种食”，尤其是其中富有水田耕作经验的江南人民，利用潮汕有山、海、平原兼备的独特地理优势，还有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农业生产长足发展。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经济持续繁荣、社会稳定了，中产及以上阶层逐渐壮大，公卿名仕也随之辈出，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传统使他们大兴土木造祠建宅，尤其是明嘉靖以后，官方允许民间独立建宗祠祭拜祖先，大量的家族宗祠林立。经济繁荣和人文风尚使民众从生活上也开始追求精致奇巧，木雕装饰几乎融入了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

2、宗教信仰和民俗活动

古代潮州地区人口来源十分复杂，潮汕居民在残酷的环境和社会现实中逐渐形成同姓同宗的强烈的宗族归属心理，采取了聚族自保居多的生活方式，强化了宗族内部之间的联系与团结。时至南宋，儒学南移，阳明心学风行潮州，儒家思想渗透到乡村基层，光宗耀祖的观念为潮州居民普遍接受。因潮州居民宗族观念普遍较强，使众多进行大型的祭祖活动宗祠便应运而生，而体现宗族的显赫，最直观的就是宗祠建筑的规模和装饰。要使氏族宗祠更显气派，就需要用大量的潮州木雕工艺进行装饰，以求达到金碧辉煌、雕梁画栋的效果。

因为潮州地区的人口来自不同时代各路移民，移民的多样化也带来了种类繁多的宗教信仰。在潮州地区的民众普遍信佛，但人们既拜佛也奉神，敬祖、拜神、祭鬼，俗信活动形式多样，所以崇尚鬼神、消灾辟邪是当时潮州民间普遍的民俗信仰文化。因此，除共有基本固定的神祗外，个别村落甚至有独特的崇拜对象，修祠建庙蔚然成风，可谓“村村建庙宇，家家设神龛”。富贾名士之家，更是互相攀耀，争奇斗巧，潮州木雕中最独具匠心的金漆字和金漆画，都无不出现在与信仰、祭祀有关的寺庙宗祠建筑和各种神器物品的装饰上，更显示出木雕工艺、特别是金漆木雕在潮州居民的信仰与祭祀活动中充当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每逢年节，村村必供神、酬神，抬奉诸神游巡，更是促进了木雕神器装饰品的快速发展。经济的繁荣发展为木雕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多样性的宗教信仰文化也为木雕艺术带来了发展的文化底蕴。正是在这样的民俗文化酝酿下，才能激发木雕艺术创作的灵性。宗祠寺庙建筑装饰及神器、祭具装饰使潮州木雕艺术得以发展的同时，也印证了信仰与祭祀对潮州木雕兴衰演变的重要影响。

3、海商文化

自宋朝始，潮州逐渐成为南滨的重要港口，海商文化深远悠久，是潮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潮州木雕的发展也受到了这种海商文化的重要影响。

（1）繁荣的港口贸易，出口以茶叶、陶瓷、丝绸以及竹木制品为主，东南亚的香料、木材等则是入口主要品类。因为繁荣的贸易经济对木雕行业而言，既有效补充了原材料的来源又促进了产品的输出，为行业发展提供了优厚的市场条件。

（2）潮籍归侨衣锦荣归的传统精神，其实也是潮州木雕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饶宗颐先生编著的《潮州志》载：“都市大企业及公益交通各建设多由华侨投资建成。内地乡村所有新祠厦屋，更十之八九系出侨资建成。”从这一点可以说明潮籍侨商有所成就后，仍不忘秉持海商精神，念祖思乡，热爱故里的情结深厚，回馈家乡，亦大量捐建宗祠和寺庙。繁荣发达的海商文化使得潮州民间积聚了一定的财富，为追求极致的工艺水平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经济繁荣是艺术发展的物质基础，源源不断的侨资输入使经济实力快速提升，潮州木雕艺术也随之大量应用，令工艺水平大幅提高，所以本土文化和海商文化的结合成就了清末时期潮州木雕艺术的鼎盛。

（二）潮州木雕发展局限的内部因素

1、自身存在的局限

成品制作成本昂贵。木雕制器以建筑装饰构件或工艺陈设为主要用途，不是生活必需品，且制作工艺复杂，耗时较长，导致人工成本的甚高。一旦社会动荡、经济萧条，势必严重影响其制作和创作的需求。另外是生活方式和审美的变化，使木雕工艺的装饰作用逐渐下降，实用功能减弱。除寺庙、祠堂等旧建筑外，传统的木质建筑被钢筋水泥替代，与清代的盛况相比，民国以后潮州木雕生存空间日渐狭小。

2、作坊式经营及师徒制传艺

一直以来传统工艺基本都以作坊式经营，其弊端就是无法形成规模化生产，经济效益短时间内难以体现，导致经济实力有限、抗风险能力低、过度关注利润而缺少艺术创新。而且普遍为个体独立制作、各自为政、个别匠人的力量对于整个木雕行业的影响来讲是微乎其微的。以上可见，作坊式经营木雕，有先天不足之处，作坊式经营不是木雕制作的最优生产模式，作坊式经营只会导致木雕行业逐渐息微。

和其他传统工艺一样，潮州木雕工艺技术的传授也是师徒制的传授形式，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与弊端。这种授业形式不但耗时久、出师慢，而且极有可能因为师傅个人原因或徒弟的半途而废等偶然因素导致传承断层的风险；加之潮州木雕雕工精细、工序繁多，又缺乏创作空间，最终能学业有成的为之甚少，对于木雕技艺的继承和发展造成断层，这也是传统师徒制传授的缺失所在。

三、潮州木雕的承传与发展

（一）承传

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对工艺美术提出“保护、发展、提高” 的方针政策之后，潮州木雕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4]在该方针的指导下，民间工艺美术重新受到重视，极大提高了木雕匠人们的创作积极性。1953年，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各行业艺人归队，木雕行业开始恢复生产，随即张鉴轩、陈舜羌两人创作的作品“虾蟹篓”于1957年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造型艺术展览会上，荣获铜质奖标，木雕行业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历史原因，像庙宇祠堂作为信仰祭祀场所，里面的金漆木雕和木雕神器用品等潮州木雕作品都在破“四旧”洪流中湮没。由于与信仰，祭祀有关的潮州木雕艺术备受摧残，不可避免地再次出现了衰落状态。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全国工艺美术展览”共有15件潮州木雕作品参加展出，其中有传统作品《双龙抢宝》，有浮、沉、通、圆雕多种艺术形式结合的大型木雕宫灯，有突破传统手法的镂通雕“蟹篓”等，既展现了历史悠久的潮州木雕的新面貌，又显示了其在发展中的旺盛生命力。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政策落地，潮州木雕工艺再次得到了蓬勃发展的机遇，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民间信仰和祭祀活动有所恢复，随着华侨政策的落实，许多旅外侨胞落实政策后，又纷纷捐建宗祠寺庙，作为民间传统工艺的潮州木雕再次得到绽放的养分与空间。

（二）发展

潮州木雕在2006年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木雕工艺的保护与发展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加持。但在保护中求发展始终是潮州木雕工艺继续发扬光大的重要研究课题。民间艺术的保育必须是具有能动性的保护，只讲保护守成，不求发展创新，其艺术的生命力必将日渐枯竭。潮州木雕工艺的发展延续，应着重思考以下三个方面：

1、潮州木雕工艺的创新不能完全脱离传统技艺的基础，不能因为创新就把固有的传统特色舍弃。

2、敢于直面市场竞争，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民间工艺品的市场化不可避免。如只靠政府扶持，无法市场化的民间工艺是难以为继的。所以必须深挖潮州木雕工艺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将木雕工艺品产业化，打造高端工艺品牌，提高品牌价值，拓宽市场空间。因此打造属于潮州木雕自己的品牌，利用现时流行的自媒体吸粉效应，快速达到高度关注效果同时也能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

3、是技术人才的培养，后继有人是潮州木雕艺术发展的延续之本。所以在潮州木雕工艺的传承上，既要保持传统雕刻的技法和独特的地域民俗意蕴，又要在材质、题材、工具甚至新的科技辅助工艺上寻求突破与创新，达到与时俱进。潮州木雕工艺的传承不能只依靠传统的“父带子，师传徒”的方式，而是应该打造一支专业的、具有高超技术又保持潮州木雕独特技艺的传承队伍，拥有大批专业的传承人才能形成持久的发展力。[5]

四、结 语

综观潮州木雕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条轨迹：它从起源到成熟期，进至兴盛期，及后来的衰落和起伏，都与经济、宗教信仰等社会和民俗因素密不可分，虽然这种联系程度和联系内容会因时因地而异。通过以上的探析，希冀潮州木雕工艺可以被更深入地了解、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欣赏之余，更为其它民间工艺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借鉴，使中国民间传统工艺，皆能发扬光大、延绵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