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仰亮

提要：建党初期，中共根据革命形势的演进情况和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上海工人逐步形成了组织建设、宣传教育、感情联络等多管齐下的动员机制。就实践而言，中共在建党初期具备了一定的组织动员能力，使得上海的工人运动初见成效。中共通过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其下属的工会组织，在工人中间初步构建起工会组织的网络框架，并通过成立劳动补习学校、工人俱乐部和发行工人报刊等方式对工人展开政策宣传和劳动教育，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同时，中共利用党员、工会会员的个人关系，介绍熟识的亲朋、工友、同乡、同学、同帮加入工会，壮大了工会的力量。不过，由于工人政治觉悟整体不高、劳资矛盾并不十分突出，党自身也存在工会经验欠缺、人力财力紧张的情况，加之帮口、帮会、同乡等传统势力以及租界当局从中阻挠和破坏，这些内外因素共同制约了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因此，建党初期中共领导的工会并不被上海工人所广泛关注和接受，中共对上海工人的动员成效尚不显著。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一个组织严密且具有强大动员能力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在建党之初就将组织动员工人作为开展中共革命的基本任务和关键环节。在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明确规定：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1)《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7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问题是，上海工人多来自周边省份的农村，深受中国传统社会的耳濡目染，有着浓厚的本土观念和传统意识，工人来到上海后普遍加入到传统意义的帮会、帮口或同乡组织，寻求心理慰藉和生活依靠，而非加入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工会组织。换言之，中共领导的工会作为近代工业与中共革命相伴而生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群众团体，起初并不被上海工人所广泛关注和接受。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中共中央的长期驻扎地，也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工人众多，成为早期中共革命的主阵地，中共对上海工人的政治动员显得尤为重要。(2)参见忻平、张仰亮：《合力与消解:中共中央长期驻于上海及最终迁离的动因》，《史学集刊》2018年第1期。学界对建党初期的上海工人运动有了不少的研究，但对建党初期中共对上海工人的动员机制及其成效问题关注较少，尚有一定的探讨空间。(3)据笔者目力所及，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篇，分别是陈卫民：《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的上海工人运动评估》，《史林》1988年第4期；王关兴：《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沈以行、姜沛南、郑庆声：《上海工人运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邵雍：《俞秀松与上海工人运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美]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高红霞：《建党初期上海工运状况分析(1921年7月—1923年12月)》，《理论经纬》2011年第1期；赵莹莹、张玲：《20世纪20年代中共对上海职工学校的社会动员》，《上海党史与党建》2019年第2期；田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人“入帮”原因分析》，《齐鲁学刊》2019年第2期。本文主要探讨的是1921—1923年间中共是如何对上海工人进行组织动员的，有哪些动员机制，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存在什么问题，试图呈现出建党初期中共对上海工人动员过程中的若干复杂面相。

一、组织建设：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其下属工会组织

虽然中共早期的工会政策直接移植于苏俄，但同样要适应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中共革命的斗争需要。所以，中共在实践过程中根据革命斗争的形势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及时对工会政策作出相应的调适。在建党之前，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只做了一些宣传和计划的工作”，对工人的动员相对较少。(4)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本社编：《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7页。在中共一大上，工会问题成为与会代表讨论的焦点。(5)杨阳：《中共一大代表与共产国际代表关系之研究——以张国焘、李汉俊与马林的三者互动为对象》，《苏区研究》2020年第1期。有参会者提出应将工作重心放在工人较为集中的大城市和重要的产业部门，比如上海、武汉和京汉铁路、陇海铁路等。(6)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本社编：《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8页。也有参会者提出了更高要求，来自北京的与会代表刘仁静强调：我党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追求以武装暴动的形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7)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39页。还有参会者认为现阶段应将工作重点放在改善工人状况上，特别是“开扩(阔)他们的眼界，应该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8)《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可以看出，与会者对工会问题关注较多，态度有急有缓，均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工会问题的思考和期待。最后，中共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其中明确规定：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决议提出凡是有产业部门的区域，均应设法成立工会，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区域，可以根据该区域的实际条件组织相应的工厂工会。(9)《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7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4—5页。显然，建党之初中共将自己确立为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并将动员工人、组织工会、开展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

一大之后中共将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动员工人上。据早期中共党员包惠僧回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组织工作除了计划发展党的组织，尽可能的发展新党员外，把劳工运动的计划，提到首要地位，作了一些新的部署”。(10)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第39页。中共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指导和帮助，暂代陈独秀担任中共中央书记的周佛海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主任李达、组织(部)主任张国焘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商议“将如何根据大会(中共一大)决议展开工作”。马林提议成立一个以领导工人运动为主要任务的中央机构，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他解释道：“这个名称适合于一般共产主义者从事工会组织工作的称号。”(1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51页。从马林的言语中不难看出，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力量十分弱小，党员干部被称为一般性的共产主义者，并不适合从事大规模的工人运动，所以只能从组织工会开始。其实，当时的多数中共领导人对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一知半解，反对意见亦不少。据包惠僧回忆：“我们对于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个名词的不通俗，也是可以说很费解，提出了不同意见，并提出了修正意见。张国焘不肯修改，他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就说这是马林的意见。”(12)《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页。

实际上，在一大之前，“劳动组合”的概念已由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日本翻译过来。在1921年初，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施存统分别翻译了日本学者北泽新次郎的《劳动问题》(13)施存统翻译了由北泽新次郎著的《劳动问题》，并于1921年1月发表在了《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文章指出“劳动组合底使命，在于藉劳动者团结的力量，谋劳动者阶级底解放”。关于劳动组合的构成，文章指出“是依组合底种类和彼底体样而发生显著的异趣的”。参见(施)存统译，北泽新次郎著：《劳动问题》，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编：《觉悟渔阳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料选辑(1919.5—1922.5)》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94—197页。、植田好太郎的《劳动问题底发生和组合运动底进化》(14)植田好太郎谈到，“劳动组合，在近代资本主义底集团上，是树立在团体的意识上面的”，“这个有‘阶级的意识’底觉醒的劳动者，为着要打算这个阶级底解放，为着要靠佢们自己底力量来解放，这就发生在劳动者里面的劳动者的团体了”。参见(施)存统译，植田好太郎著：《劳动问题底发生和组合运动底进化》，转引自《觉悟渔阳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料选辑(1919.5—1922.5)》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9—240页。等文章，并相继发表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就“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源流而言，其最早源于英文Trade Union Secretariate，其中Trade Union有“工会”之意，日本将其译为“劳动组合”，Secretariate为“书记处”之意，所以连接起来就是“劳动组合书记部”。(15)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99页。由于马林早年曾在日本从事过工人运动工作，这一名称受马林的影响较深。1921年8月，中共在上海的北成都路19号(今天的成都北路893弄)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为中共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由张国焘担任主任，李启汉任秘书，董锄平任机关报《劳动周刊》编辑，另有骨干成员李立三、邓中夏等人。(1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68页。据张国焘回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除指导全国工运外，并兼办上海地区的工运工作，创办一个机关刊物，定名为劳动周刊”。(17)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52页。可见，由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地处上海，所以肩负起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重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联络全国各劳动团体的总机构，同时与共产国际发生联系，其在成立宣言中指出：它“是由上海——中国产业中心的一些劳动团体所发起的，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18)《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宣言》，《共产党》第6号，1921年7月7日。就隶属关系而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在中共中央领导和监督下开展工作的，由一名中共中央委员主持工作，并拥有一定的组织独立性和自主性。(19)《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斯基的信件摘要》(1921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页。1922年5月1日—6日，在中共中央的主导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召开了首次全国劳动大会，会议认为组织全国总工会的时机还不成熟，并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各地工会的总通讯处。(20)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25页。

在1922年前后，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有了一些起色，领导了诸如陇海铁路工人罢工(1921年11月)、香港海员罢工(1922年1月)、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1922年8月)和安源路矿工人罢工(1922年9月)。中共二大对工会政策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二大通过了《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议决案对工会的性质、基层组织、工作职能和加入工会的条件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对于工会的性质，议决案认为工会是为工人利益奋斗和保护工人切身利益的机关，而联络感情、互帮互助是成立工会的次要目的，原因在于工会不是救济机关。同时，议决案规定工会的基本组织是工厂委员会。对于工人加入工会的条件，议决案认为应拒绝雇主加入工会，“只要是赚工钱的工人”，不论性别、年龄、信仰、籍贯、国籍、政治面貌和熟练程度等差别，都可以加入工会。(21)《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1922年7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50—155页。显而易见，中共二大对工人运动的重要意义在于从制度层面上规范了工会的组织建设。

在建党初期，上海的工人运动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1921年底成立的中共上海地委只是起到协助的作用。(22)1921年底，中共上海地委成立，直属中共中央。1922年7月底，中共上海地委改组为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1924年4月，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改组为中共上海地委。1925年8月21日，中共上海地委改组为中共上海区委(又称中共江浙区委)。参见张仰亮：《中国共产党早期支部制度及其实践——以大革命时期上海党组织支部建设为例》，《党的文献》2019年第4期。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共中央领导下的重要外围组织，据张国焘回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下一个最活跃的部分，大多数的党(员)团员都参加了这部分的实际工作”，成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2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68页。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将工作重心放在了指导上海工人运动上。据早期中共党员周佛海回忆：“我们觉得实际工作，要从劳工运动做起。于是便成立了一个‘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发动并指挥上海劳工运动”。(24)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一大回忆录》，第70页。应该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一时成为中共“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并在北京、汉口、长沙、广州设立了分部。(25)《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304页。此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之初在中共内部掌握了较大的权力，甚至拥有支配地方党组织党务经费的职权。据包惠僧回忆：在中共二大之前“各地方的党务经费也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劳动运动的名义下开支”。(26)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第43页。可以看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建党之初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成为直接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机关。

在建党之前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已经成立了受其领导的上海机器工会和上海印刷工会，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的最早的几个工会之一，在上海有了一定的组织基础。自1921年底至1923年，中共除继续发展上海机器工会和上海印刷工会外，还先后成立了多个产业性质的工会组织。其中，1921年11月前后成立了三个工会，分别是上海纺织工会(负责人为孙良惠)、上海烟草工会(负责人为张瑞轩)、上海浦东纺织工会(负责人为韩荫生、郭文英)，1922年7月又成立了上海海员工会(负责人为林伟民)。可知，建党初期中共在上海领导的工会组织主要集中于纺织、烟草、机器、海员等产业部门。(27)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1920.8—1987.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1页。应该说，以上产业是上海工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为英国、日本等列强所办，工人人数较多，虽然工资收入高于华商工厂，但受资方政治压迫相对较重，工人遭受资方欺凌、打骂的事件屡见不鲜，高举反帝旗帜的中共首先在这些重要产业建立工会组织也就不足为怪了。

值得注意的是，起初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力尚且有限，发展并不顺利。据早期中共党员罗章龙回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经时约一年，工作进展极为困难。”(28)罗章龙：《椿园载记》，第100页。虽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尽量以普通工会的姿态示众，并有意淡化共产主义色彩，但书记部由于在1922年春支持了香港海员罢工，随后又召集了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进而被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所“嫉视”。(29)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60—262页。7月12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遭到公共租界巡捕房警探的强行搜查，公共租界当局以“破坏治安”为借口，向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申请封闭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会审公廨于17日发出查封令，书记部于18日被查封。(30)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1949)》，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40页。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公共租界当局“封闭”，“这无异取消了中共在上海一切公开活动的机会”，而在苏俄拉拢下的吴佩孚在战胜奉军后开始“高唱保护劳工的政策”，为中共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往北京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和舆论氛围。(3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60—262页。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8月迁往北京，同时在上海设立分部，继续领导上海工人运动。(32)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回忆录》，第20页。不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往北京后对中共在上海发动工人运动产生了不利影响，使其工作一时陷入困局。

中共三大制定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草案对工人应享有的合法权益作了明确的规定，主要有：一是废除包工制，承认工会的团体契约制；二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三是工人每星期应有三十六小时以上的休息时间；四是女工与男工的工资待遇一律平等；五是禁止雇佣十四岁以下的童工；六是工厂卫生及劳动条件符合法律规定；七是强迫制定并执行劳动保险法；八是救济失业的工人。(33)《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1923年6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54—255页。不难看出，草案对工人合法权益的规定相当细致，其目的在于切实减轻工人的工作负荷和保障工人的基本权益，以进一步获取工人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中共三大对当前工人运动的工作任务作了新的部署，要求将重心放在上海、广州、武汉等重要城市，派项英(项德隆)、林育南、邓中夏、汪寿华、李震瀛、刘剑华、李立三等人到上海沪东、沪西主持工会工作，并成立工人俱乐部。(34)罗章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国共合作》，《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3辑，第11页。为了弥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外迁后上海工人运动指导机构的缺失问题，中共中央有意强化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对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设立了专门的工人运动指导机关。1923年7月9日，在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第一次会议上讨论决定设立“劳动运动委员会”，作为地委兼区委的直属部门，由王荷波兼任委员长(后改主任)，王振一任秘书兼编辑(后任副主任)，甄南山负责机械工人方面(后任副主任)，林蒸负责吴淞工人方面，周启邦负责邮差工人方面(许德良代理)。(35)《上海地委兼区委第一次会议记录——委员分工及党内教育、训练等问题》(1923年7月9日)，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3年7月—1926年3月)》乙1，内部发行，1989年版，第5页。8月5日，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召开第六次会议，中共中央委员毛泽东参会并指导工作，会议决定将劳动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分部合并为一个机构，统一指导上海的工人运动。(36)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9页。此后，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在领导上海工人运动中的作用趋于重要。

二、宣传教育：举办劳动补习学校、工人俱乐部和发行报刊

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开始关注工人教育问题，并形成了一些颇有见解的认知和思考。1919年2月，李大钊在《晨报》上发表了《劳动教育问题》，该文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工人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指出：“像我们这样知识贫弱、教育不昌的国民，劳工补助教育机关，尤其必要之必要”。(37)《劳动教育问题》(1919年2月14、15日)，《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09页。中共建党之前，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引导和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尝试开展工人教育，并相继在多个地方成立了补习性质的业余学校。其中，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沪西安远路锦绣里开办了工人半日学校，由李启汉主持，是第一所由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工人补习学校。(38)《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1949)》，第17页。此外，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长辛店举办了劳动补习学校，由“社会主义者”授课，成为接近工人、教育工人的重要途径。(39)《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1年7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1—12页。上海、北京的劳动补习学校是当时影响较大的两所，成为早期中共党人动员工人的重要尝试。

建党之初劳动补习学校依然是中共动员工人的重要途经。对此，美国学者裴宜理强调：中共在建党前后“动员工人的最初渠道是工人夜校”。(40)[美]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6页。中共在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明确提出：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在所有产业部门中均应成立这种学校，成立工人学校的目的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41)《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7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4页。可见，中共将成立劳动补习学校视为组织产业工会的一个阶段，成为动员工人的重要途经。除举办劳动补习学校外，中共亦将工会本身视为教育工人的学校。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议决案认为工会本身也肩负着教育工人的职能，所以工会自身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应当花费很多时间去教育工会会员，用工会运动的实际经验作为授课内容，以提高工人的阶级自觉。(42)《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1922年7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50—155页。比较而言，劳动补习学校主要面向工人，注重传授工人阶级理论、劳动知识和文化知识，而工会则主要面向工会会员，教授工会会员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和提供历练的机会，两者各有侧重、互为补充。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注重通过举办劳动补习学校的形式，对产业工人进行宣传教育，以提高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1921年11月，中共在上海创办了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上海平民女校(又名平民女学)，校址位于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今成都北路7弄42号)，李达任校务主任，教员包括陈独秀、高语罕、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沈泽民和张秋人等早期党的领导干部，学员有近30人，包括王剑虹、王一知、于玲、钱希均、张怀德、高君曼、王会悟等。(43)《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1949)》，第29—30页。由于上海平民女校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学校迟至次年2月10日才正式开学，其课程除传授妇女运动知识外，也教授社会科学、文学、英语等一般性的文化知识。(44)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第224页。中共成立上海平民女校的重要目的是设法吸收青年女性工人举办夜校，被沈雁冰称为“党办的第一个学校”。(45)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第224页。显而易见，上海平民女校成为教育女性工人的重要场所，培养了不少从事妇女运动的干部。此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原小沙渡工人半日学校的基础上设立了一所工人补习学校，男女学生30余人，李震瀛任校长(46)《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1949)》，第27页。，由包惠僧、李启汉等人轮流去上课。(47)《包惠僧回忆录》，第7页。据包惠僧回忆：我们“经常与工人联系，我每星期去上两次课，我是讲政治常识和劳动组合一些有关的问题”。(48)《包惠僧回忆录》，第34页。不得不说，建党之初劳动学校多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举办的，上海党组织的作用相对有限。直到中共三大后，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改组后才开始举办劳动学校。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认为：中国多数工人知识程度低下，觉悟较低，若要他们产生阶级觉悟，“自然非多做教育功夫不可”。(49)《上海地方报告》(1924年5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38页。1923年7月9日，在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第一次会议上，决定设立劳动夜班，其中许德良讲授英文，王振一、张国焘讲授劳动运动常识，张国焘、瞿秋白、邓中夏讲授共产主义常识。(50)《上海地委兼区委第一次会议记录——委员分工及党内教育、训练等问题》(1923年7月9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3年7月—1926年3月)》乙1，第5页。可见，这时上海党组织在举办劳动补习学校上的作用渐趋重要。

同时，在建党初期中共另一种教育工人的形式是成立工人俱乐部。需要指出的是，工人俱乐部主要是工人业余时间休闲娱乐的场所，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工会组织，更近似于过渡性质的灰色工人团体。在四大之前中共往往先通过组织工人俱乐部等形式的灰色工人团体，再以此为基础成立工会组织。(51)《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33页。具体而言，中共利用工人俱乐部、互助会等形式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对前来俱乐部消遣的工人讲授劳动知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赋予了工人俱乐部教育工人的职能。上海党组织是最早利用工人俱乐部等形式组织动员工人的地方党组织之一。(52)参见张仰亮：《中国共产党早期党校政策的形成及运作(1921—1927)》，《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分别于1922年9月、10月设立了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上海机器烟草印刷工人俱乐部，负责人分别是张人亚、郭景仁。1923年7月，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又派党员甄南山组织了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53)《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1920.8—1987.10)，第20—21页。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定期派人到工人俱乐部演讲，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譬如9月17日，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派王荷波、张秋人和罗章龙“轮流于每星期日到机工会演说”。(54)《上海地委兼区委第十三次会议记录——地方预算、批准党员和决定演讲人名单》(1923年9月17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3年7月—1926年3月)》乙1，第26页。可见，工人俱乐部成为中共建党初期教育工人的重要载体。

此外，中共还通过发行红色报刊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在上海公开出版发行了《劳动周刊》，作为指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刊物。据包惠僧回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了一种《劳动周刊》，发行的对象是各工厂的工人”。(55)《包惠僧回忆录》，第7页。该刊于1921年8月20日正式创刊，张国焘曾任主任，李震瀛、李启汉曾先后任主编，包惠僧等人为编辑，开设有工会消息、小说和劳动界消息等工人喜闻乐见的栏目。及至1922年6月6日，《劳动周刊》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勒令停刊，共出版41期。《劳动周刊》作为中共建党后首份专门指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刊物，被《共产党》月刊称赞为“教育训练劳工们一个最好的机关报”。(56)孙桐桐、赵云泽：《指导工人运动的〈劳动周刊〉》，《新闻界》2016年第5期。不过，就《劳动周刊》的社会影响力而言还比较有限，包惠僧直言：“这个刊物开支很大，收效不多。”(57)《包惠僧回忆录》，第7页。此外，《向导》周报作为中共成立后的首份政治机关报，也是教育党员群众的渠道之一。其实，《向导》周报的影响力并不是体现在发行量上，重要的是《向导》周报被各级党组织视为教育党员干部乃至工人、学生的教科书。就《向导》周报的内容而言，主要发表时事政治评论文章，宣传中共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以指导工人群众开展斗争。中共早期领导人蔡和森提到：之前工人运动的口号是打倒资本家，但工人不理解这个词的内涵，更没有共产党政治的概念，“此报发出后，才把同志们的地方观念打破，非党观念改变过来，所以《向导》是统一我党的思想”。(58)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节录)》(192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83页。应该说，中共通过发行工人报纸，对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大有裨益，有利于动员工人加入工会和参加工人运动。

实际上，中共对工人宣传教育的手段多种多样，比如发传单、演讲、集会、罢工等。其中，中共经常利用重要的历史事件或革命事件开展纪念活动来对工人进行组织动员。比如1922年中共党员在上海举办的“五月节”，吸引了不少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工人参加。是日，徐梅坤、董亦湘、沈雁冰3人组织召开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群众大会，沈雁冰阐述了“五一”劳动节的由来及其意义，当日参会的群众有300多人，大部分是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工人，还有一部分是中学生。(59)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第223页。中共早期利用各种纪念日召开工人集会逐渐成为一种惯例，每逢“五一”劳动节等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中共都会进行政治宣传和组织动员，以此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知识。

三、感情联络：介绍亲朋、工友、同乡、同学、同帮加入工会

在建党后的较长一段时间，中共通过发动党员(包括共青团员)、工会会员的个人关系对工人进行感情联络，这是动员工人的重要渠道之一，即通过地缘、血缘、学缘、业缘和亲缘关系来动员工人加入工会。不过，由于早期上海的中共党员多为来自外地的知识分子，对工人的内心需求和生活习惯了解不多，缺乏必要的业务联系和人情来往，对工人的组织动员往往不得章法。比如，起初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张国焘、李启汉、杨明斋等人曾到沪西的小沙渡对工人进行宣传，甚至买来一台留声机吸引工人驻足。但是，张国焘等人均是来自外地的知识分子，与上海工人并无生活和工作上的交际，“工人们见他们穿着西装，不明他们的身份都不敢接近他们，不想同他们交谈，只是来听听音乐而已，听完就走开了”。(60)《九旬忆旧——徐梅坤生平自述》，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所以，起初中共对上海工人的组织动员困难重重。

之后，中共开始注意吸纳基层工人入党，通过工人党员来动员身边的工人加入工会。为了加强对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共将浦东、沪西、小沙渡列为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地区，并注意吸纳工人出身的党员对工人开展组织动员。根据工作需要，李启汉、俞秀松和徐梅坤分别负责上海邮政局、金银行业和英美烟草公司的罢工。(61)《九旬忆旧——徐梅坤生平自述》，第14页。其中徐梅坤是印刷工人出身，与工人存在业务或生活上的联系，熟悉工人的作息习惯和生活喜好。徐梅坤曾到英国人在浦东开办的英美烟草公司印刷厂活动，向工人开展劳动宣传。由于徐梅坤身着打补丁的旧长衫，并未引起工人的戒心，很快介绍两个印彩工人王梅庆、陈宝廷入党。徐梅坤又通过王梅庆、陈宝廷去发展党员，建立工会组织。徐梅坤还到小沙渡的内外棉厂开展活动，结识了内外棉十五厂的揩车工陶静轩(1924年秋入党)，通过陶静轩再联络其他工人组织工会。徐梅坤还到吴淞大中华纱厂发展了蔡林生(蔡和森亲兄)和郑彦之为党员，并通过蔡林生、郑彦之的关系开展工会活动。(62)《九旬忆旧——徐梅坤生平自述》，第16—17页。可见，在建党初期工人出身的党员在动员工人方面独具优势，其利用地缘、业缘、亲缘等各种关系更容易与工人接近，通过发展工人党员可以带动更多工人入团入党，进而建立工会组织。

以上海店员联合会为例。1923年3月，中共派身为美大绸布庄店员的郭坦夫(中共党员)筹备成立上海店员联合会，参加筹备的有美大绸布庄店员李瑞生、九亩田商界联合会会计李继成等10余人，他们先组成华洋布业职工会。中共筹备上海店员联合会的首要任务是发展会员，当时筹备组成员通过个人关系动员五金业、中药业、铁业、纸张文具业、颜料业、成衣业等行业的工人加入工会，其中胡庆余堂药店职员王增法发展了二、三十个会员。后来，筹备组成员又在绸布业、华洋布业、扬州帮理发业、安徽帮茶叶业和漆业、宁波帮南货业等行业发展了不少的新会员。4月1日，上海店员联合会筹备组发表了宣言和简章草案，章程规定上海店员联合会为各业店员所组成，“以互助的精神，协作的方法，提倡自治，谋生活之向上”为宗旨。6月10日，上海店员联合会举行了成立大会，会址在北浙江路华兴坊56号，到会会员270余人。大会由郭坦夫主持，早期中共党员邵力子发表了讲话，大会选出上海店员联合会委员15人，主任为郭坦夫，副主任为董星五、孙瑞贤(均为党员)，三人脱产工作，委员有洪扬生、李瑞生、王承伟、余伯良、徐焕文、赵醒农、蔡炳南、何佛村、居益政、陈企荫等人。(63)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市商业工作委员会编：《上海店员和职员运动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77—79页。上海店员联合会的主要资金来源为会员入会费、月费、特别捐等。该会每年召集大会一次，其中，执行委员会每月开会一次，“总理内外一切事务”，由九人组成，包括委员长一人、文牍一人、教育一人、会计一人、编辑一人、交际一人、庶务一人、游艺一人。根据工作需要，该会“发行出版品”，并设立了职业介绍所、合作社、游艺部等部门。(64)《上海店员联合会简章》(1924年)，《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各群众团体文件(1924年—1927年)》，内部发行，1989年版，第1—3页。通过中共成立上海店员联合会的过程可以看出，个人的业缘、地缘关系在发展会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工人的信任和支持。

由于上海工人多来自周边省份的农村，深受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有着浓厚的本土观念和传统意识，工人来到上海后普遍加入到传统意义的帮会、帮口或同乡组织，寻求心理慰藉和生活依靠，而非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工会组织。需要注意的是，帮会与帮口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团体，帮口是一种地缘群体或组织，是工人群体按照同乡兼同业集结成帮，按帮行事，而帮会则是旧社会民间秘密组织，由于帮会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封建性和落后性，容易被反动派利用，进而堕落为反动的流氓组织。(65)参见忻平：《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边缘化现象——透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帮会》，《史学月刊》2002年第10期；另见高红霞：《建党初期上海工运状况分析(1921年7月—1923年12月)》，《理论经纬》2011年第1期。其中，帮会势力在上海深入到各行各业，特别是青帮、洪帮势力最大，工人入帮者甚众。一般而言，非技术性工人往往通过帮会形式开展集体行动，帮会本身按照严格的师徒等级关系组织起来，徒弟之间以兄弟姐妹相待，一切行动惟师父意愿行事。(66)[美]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页。此外，在上海各类工厂中，还广泛存在着地方性帮口，势力比较大的有广东帮、山东帮、江南帮、苏北帮、湖北帮等，工人多加入了原籍的帮口。(67)《包惠僧回忆录》，第66页。显然，帮口、帮会的广泛存在，对中共动员工人加入工会产生了不利影响。曾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汪寿华表示：“上海流氓与青帮、红帮、江北帮，约有百余，对付方法非常困难”。(68)《上海区委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记录——关于区委组成人员和分工、上海工运现状、广州现状以及党的策略的报告》(1926年6月12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6年4月—1926年6月)》乙2，内部发行，1989年版，第243页。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描述称：作为中国最大工业中心的上海，“却没有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工人运动”，且大量存在着红帮、青帮等旧行会形式的秘密结社，成为开展工人运动的障碍。(69)《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225页。所以，上海的帮会、帮口等传统组织成为中共发展工会的一大障碍。

在此情况下，中共不得不指派党员干部加入帮会、帮口组织，以利用帮会或帮口成员的身份对工人开展组织动员。包惠僧指出：“工作的开始，是遇到不少困难的……特别是青红帮。最后我们决定把几个同志设法加入青帮或洪帮”。(70)《包惠僧回忆录》，第91页。最早加入帮会的工会领袖是李启汉，他在工人补习学校认识了一名青帮的女纺织工人，经过她的引荐，李启汉拜了这名女工的师父为老头子，加入了青帮。李启汉加入青帮之后，“由小沙渡纺织工厂辗转发展到杨树浦的各纺织厂至浦东的烟草工厂，都发生了关系，工作才逐渐发展起来”。(71)《包惠僧回忆录》，第67页。不过，利用传统的帮会、帮口势力动员工人，还会出现其他问题，包惠僧曾指出：“我们本来就很难接近工人，就是接近了这一帮，就更难接近那一帮。”(72)《包惠僧回忆录》，第66页。因此，若要有效动员工人，借助于团结的方法显得必不可少，甚至要充分利用结拜、盟誓等封建性的习俗来达到动员工人的目的。(73)[美]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7页。特别是对帮口要采取联络和协调的办法，以尽可能争得各个帮口的支持。陶静轩出身于湖北籍的苦力劳动者，他联合纱厂里的五大帮口首领(安徽帮、湖北帮、苏北帮、山东帮和绍兴帮)，冰释前嫌，在一座小庙举行结拜仪式，同喝鸡血酒、互换帖子，共拜陶静轩为“大哥”。(74)《陶静轩烈士》，《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5年第5期，第39—41页。可以说，早期中共党员干部通过加入帮会、帮口，为其在工人中开展工作减少了不小的阻力。

同乡会作为同乡之间的非正式的民间团体，为同乡之间联络感情、交流思想、互帮互助而自由组建，在上海比较普遍。为有效组织动员上海工人，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还成立了灰色工人组织——“浙江旅沪工人同乡会”，由徐梅坤任理事长。该会是以浙江籍印刷工人为主体的群众团体，会址设在浙江北路华兴坊24号，作为工人敦睦乡谊、团结互助的载体。浙江旅沪工人同乡会人数最多时达400人左右，以商务印书馆印刷工人为主，兼及世界书局、大东书局、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国货公司和胡庆余堂中药铺等厂铺的工人、店员，“对上海工人运动的开展，起了一定的作用”。(75)《九旬忆旧——徐梅坤生平自述》，第14—17页。徐梅坤在浦东日商开办的日华纱厂进行活动，他通过趁工人上班前在厂门口与工人谈心交朋友，并约他们到旅沪同乡会来进一步交谈，先让他们加入同乡会，然后再一步步介绍他们入团入党。在日华纱厂最先吸收入党的纱厂工人是徐雪林，之后又发展了两名女工人，其中一个就是王根英(后与陈赓结婚)，是浦东纱厂的首个女党员。(76)《九旬忆旧——徐梅坤生平自述》，第16—17页。在1923年前后，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在浙江旅沪工人同乡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有2000余名工人入会，并推选徐梅坤为主任。(77)《九旬忆旧——徐梅坤生平自述》，第14—17页。显而易见，中共主动迎合上海工人的工作习惯和生活喜好，灵活利用传统的民间组织推动工会的发展壮大。

四、中共动员上海工人的成效与问题

毋庸讳言，建党之初中共在复杂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对上海工人展开组织动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具体表现在中共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其下属的工会组织，在上海初步构建起工会组织的网络框架，使得中共的工会组织触角逐渐深入到工人中去。重要的是，中共开始组织工人发动工人罢工，抗议列强和资方的经济剥削及政治压迫，在积累了一定的罢工经验的同时，还扩大了其在工人中的地位和威望。总体来看，中共在建党之初通过组织工人罢工、工人集会等形式对工人开展组织动员的情况相对较少。较早利用召开工人罢工的形式对工人进行组织动员的案例发生在1921年7月中下旬，上海英美烟厂新、老两厂8000余人为抗议洋监工虐待工人，实行同盟罢工三星期。李启汉领导了此次罢工，并取得了赔偿1800元罢工损失费、撤换监工和释放工人代表等条件的胜利，之后上海烟草工会得以成立。(78)《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1949)》，第24页。据不完全统计，在1922年上海先后举行了48次规模不等的工人罢工，参加人数约8.6万人。(79)谌小岑：《中国劳动纪元年的上海罢工潮》，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环龙群英会：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5页。其中，不少罢工是在中共党人的领导或影响下发动的。可知，中共积极利用各种劳资纠纷发动工人罢工，以此反抗列强和资方的经济剥削及政治压迫，成为中共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斗争的重要武器。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中共开始利用各种机会成立以工厂为单位的小规模的基层工会组织。如1923年10月间，吴淞铁工厂因监工殴打工人谭学厂(青年团团员、王荷波的徒弟)，引起了不少工人的愤慨，王荷波随之在吴淞召集200名左右的工人开会商讨对策，王荷波“乘机对他们说，若没有团体，难保将来再没有殴打工人的事发生，所以应乘此时组织团体，结果，多数工人赞成，议进行之法”。(80)《上海地委兼区委第二十次会议记录——店员联合会、吴淞工人工作、俄国革命纪念日活动及编组等问题》(1923年11月1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3年7月—1926年3月)》乙1，第41页。从这次吴淞铁工厂监工殴打工人事件后，“因工人已有团结之意，我们遂猛力进行活动，现工会，正在积极筹备中”。(81)《上海地委兼区委第二十一次会议记录——吴淞、高昌庙工人教育及组长会议情况》(1923年11月8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3年7月—1926年3月)》乙1，第43页。其实，像吴淞铁工厂这样小规模的工会组织，在上海已开始接连成立。前苏联学者葛萨廖夫认为：中共二大后“中国共产党员不过是二百到三百八十人左右。工会的数目却很大。单在上海就有三十个……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82)葛萨廖夫：《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1926年)，《“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第473页。可以看出，建党初期受中共领导的工会组织有了一定的发展，为大革命时期工人的进一步高涨准备了组织基础和社会条件。

不过，建党初期中共领导的上海工人运动成效并不显著，上海党组织检讨称：上海的工人运动“做几次，失败几次”。(83)《上海地方报告》(1924年5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37页。比如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小沙渡、浦东、杨树浦一带的烟草工人、纺织工人以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处的印刷工人上，但工作进展颇为缓慢，“遇到了不少困难”。(84)《包惠僧回忆录》，第66页；另见《九旬忆旧——徐梅坤生平自述》，第14页。那么，建党初期上海工人运动无法有效开展的原因是什么呢？对此，中共内部有过这样的解释：“我们的同志多是无职业的外省人，和本地的社会隔绝得厉害，所以不容易进行”。(85)《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各委员报告》(1923年11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340页。中共所陈述的情形确实存在，因为不少早期党员是来自外省的知识分子，不熟悉上海工人的工作生活情况，无法与工人打成一片，更遑论动员工人加入工会了。此外，早期的工会指导机关亦未很好地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有一些党员竟对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劳动委员会的存在一知半解。如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的第五小组有党员问“上海尚有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劳动委员会否”。(86)《上海地委兼区委第二十五次会议记录——杭州组、上海第二、五组报告及梅坤辞职问题》(1923年12月6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3年7月—1926年3月)》乙1，第58页。上海工会组织领导机关的社会影响力之弱在此可见一斑。1923年6月20日，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表示：“两年之前我们建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它至今依然存在，但是一个没有真正工人的书记部，因为我们不能把工人置于共产党的旗帜之下。”(87)《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3年6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478页。其实，在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事实上“已不存在了”。(88)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2页。不难看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并未有效领导和动员工人，其自身的影响力相对有限。

当然，造成早期上海工人运动较为沉寂的原因甚为复杂，租界当局的压迫和帮会势力的蓄意破坏也不容忽视。中共在《上海地方报告》中指出：上海是一块国际共管地，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最严重，同时上海的流氓势力较之其他地方更多。其中拜青帮、洪帮为老头子的人数高达十几万人，这些势力和租界当局联合起来，成为工人运动的一大障碍。(89)《上海地方报告》(1924年5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37页。上海的工人多来自周边省份的农村，工人的地方观念和传统意识十分浓厚，帮会、帮口、地方同乡会十分流行，加之上海的招牌工会从中分化群众，这也阻碍了工人加入工会的热情。应该说，帮口、帮会、同乡组织成为制约上海工人运动的重要因素。高红霞的研究指出：地缘乡情是同乡团结互助的重要纽带，在药材等传统行业中，不少商店的店主和店员是同乡，彼此之间存在乡情和地缘关系，使得双方在日常工作中能够相互理解和包容，劳资纠纷较少。(90)高红霞：《建党初期上海工运状况分析(1921年7月—1923年12月)》，《理论经纬》2011年第1期。另一个客观原因是，上海各工厂本就存在着“劳动者供过于求”的情况，工人往往不敢起身反抗，加之女工所占比例较高，对参加工人运动的兴趣不高，发动工人运动并不容易。(91)《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各委员报告》(1923年11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341页。换言之，此时上海的劳资冲突并不十分突出。此外，地域之间的语言隔阂和习俗差异也会阻碍工会的发展，《上海地方报告》就指出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散漫的原因在于“广东人因言语的关系，很难和别处工人接近”。(92)《上海地方报告》(1924年5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38页。

在实践过程中工会的发展还会面临其他困境，其中经费短缺是制约工会发展的一大桎梏。因为会员缴纳的会费是工会组织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但各帮会、帮口势力从中阻挠工人向工会缴纳会费。如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有会员300余人，能交会费者不过十分之二，因为没有足够的会费致使工会活动十分困难，“如会址至今尚不能租一宽大的房屋，不能引起工人的兴趣与信念”。当然，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的发展难题并非经费一端，缺乏常驻人员亦是重要问题之一。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主要负责人甄南山、陈其寿因为在轮驳船上做工，有时一周才能返回一次，以致“无专人驻会办事”。为此，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决定：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每月津贴三十元”，其中房租20元，办公费10元。(93)《上海地委兼区委第四次会议记录——关于机器工人俱乐部及批准候补党员等问题》(1923年7月17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3年7月—1926年3月)》乙1，第9页。不过，中共因自身发展策略的变更和自身资金有限等因素，亦无法保证为其长久提供充足的经费。1923年11月，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接中共中央通告，“关于机器工人俱乐部的决定，因该俱乐部非产业组合，无发展希望，决定放弃……自明年一月起停止津贴，请他们自己想法独立。”(94)《上海地委兼区委第二十四次会议记录——停止津贴机器工人俱乐部及南京、杭州成立地委问题》(1923年11月29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3年7月—1926年3月)》乙1，第56页。这样，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的发展不得不再次陷入困境，无法正常运转。

结语

综上，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革命政党，在建党之初就将组织动员工人作为开展中共革命的基本任务和关键环节。就组织动员工人的机制而言，中共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动情况和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上海工人逐步形成了组织建设、宣传教育、感情联络等多管齐下的动员机制。就组织建设而言，中共通过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其下属的工会组织，在工人中间初步构建起从领导机关到产业工会的网络架构，推动了工会组织的自身建设。就宣传教育来说，中共通过成立劳动补习学校、工人俱乐部和发行工人报刊对工人展开政策宣传和思想教育，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鼓动更多工人加入工会。所谓感情联络，即中共通过党员、工会会员的个人关系介绍熟识的亲友加入工会，有时甚至要借助于帮会、帮口的特殊身份对工人进行组织动员。应该说，建党初期中共具备了一定的组织动员能力，使得上海的工人运动初见成效。

不过，总体而言，该时期上海的工会组织发展比较缓慢，非但工会组织数量较少，罢工情况亦不容乐观。中共领导的工会作为近代工业与中共革命相伴而生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群众团体，建党之初并不被上海工人所广泛关注和接受。由于工人政治觉悟整体不高、劳资矛盾并不十分突出，党自身也存在工会经验欠缺、人力财力紧张的情况，加之帮口、帮会等传统势力以及租界当局从中阻挠和破坏，工人加入工会的积极性并不高。因为上海的工人多来自周边省份，工人的地域观念和传统意识十分浓厚，帮会、帮口、地方同乡会在上海十分流行，加之上海的招牌工会从中分化群众，这也阻碍了工人加入工会的热情。这些内外因素共同制约了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

还应该看到的是，建党初期的上海工人运动并不能代表中共领导下的其他地方，因为中共在同时期领导的京汉铁路罢工、安源罢工均声势浩大，给北洋军阀当局造成很大的震撼和打击。上海的工人运动一时发展较慢，除中共本身组织不力等原因外，还应该与上海存在着复杂且特殊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生态有关(95)参见熊月之：《中共“一大”为什么选在上海法租界——一个城市社会史的考察》，《学术月刊》2011年第3期；另见苏智良、江文君：《中共建党与近代上海社会》，《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特别是上海的帮会、帮口和同乡会等传统势力的存在对工人加入工会起到了阻碍的作用，尚需中共进一步积累工作经验和提升动员能力。因此，建党初期上海的工人运动处于起步阶段，成效尚不显著，直到“五卅”运动后上海的工会组织才得以迅速发展，不但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上海总工会，而且工会数量、会员人数均大幅增加，工人运动日益高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