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利朝 许向阳

提要：从传播学的视角审视，革命文化传播是中央苏区史研究的重要议题。重返历史现场，中央苏区初步构建了政策、组织、渠道“三位一体”的革命文化传播体系。该体系以政策为导向，以组织为主体，以渠道为路径，发挥了宣传革命理念、扩大红军队伍、瓦解敌军士气、实施社会动员等多重功效。基于整体性视野与文献史料，从传播政策规划、传播机构建设、传播渠道运营三个维度梳理中央苏区革命文化传播体系的构成与运行，揭示传播的整体样态与多元路径。中央苏区的革命文化传播，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

中央苏区即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由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创建的，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在中央苏区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传播体系扮演了重要角色，培育了苏区民众的革命文化和革命理念。

关于中央苏区革命文化传播的研究，学术界已有丰硕的成果，但都限于对该体系的某一部分或侧面尤其是传播渠道的分析。(1)如陈信凌：《江西苏区报刊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张品良：《苏区时期党的新闻事业发展的再思考》，《新闻爱好者》2017年第8期；梁德学：《列宁主义与苏区党报：中央苏区“新闻干部”对列宁报刊思想的理解与执行》，《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等。限于篇幅，此处不一一列举成果信息。笔者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苏区的广大军民成功克服了战时环境下社会动荡、报纸广播等大众传媒欠发达、农村受众文化素质较低、传播技术粗糙等局限，以传播政策为导向，以传播组织为主体，以报刊、歌谣、标语、戏剧等为渠道，实现了革命文化传播的多层次、广领域、全过程覆盖，初步建成了一套革命文化传播体系。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基于相关的文献史料，从传播政策规划、传播组织建设、传播渠道运营等三个维度解析中央苏区革命文化传播体系的构成与运行。

从概念上说，本文之所以用“传播”而不用更常见的“宣传”，主要是因为两点：其一，“宣传”的内涵和外延比“传播”更狭窄，而且“宣传”没有包含“鼓动”，从历史上党的文件来看，“鼓动”和“宣传”各有所指、各异其趣，而“传播”则涵盖了宣传、鼓动、出版等信息流通现象；其二，“宣传”强调传播者“自上而下”对受众的灌输或动员，而“传播”语义更中性，表达传播者和受众的互动。传播的主要内容是革命文化、革命理念和革命政策，但也兼具其他，如实施文化教育、组织文体娱乐活动等功能。对此，以往研究多用“红色文化”的概念，本文采用“革命文化”替之，这是因为回归历史的场景，土地革命是主旋律，围绕“革命”展开的传播更贴近历史实际。

一、使传播“有所准绳”：革命文化传播政策的规划

党的传播政策体系，对传播实践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正所谓：“没有革命的理论，即没有革命的运动。有了健全的革命理论，然后党的宣传工作方法方得依此范畴融通各部，使党员行动方有所准绳。”(2)《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1925年2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页。中央苏区有关革命文化传播的政策体系，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而并非一开始就相当成熟。这是因为，传播政策和传播实践是相互作用的，前者始终在指导着具体的传播实践；另一方面，传播实践始终是传播政策形成、成熟乃至完善的基础和动力。而且，革命文化传播的政策制订一般遵循从顶层到底层的程序，偶尔也起源于民众或基层的实践。

中央苏区革命文化传播政策，主要有决议、决议案(议决案)、通告、通令、通知、纲要、法规、制度、草案及指导性文章等。通过会议、报刊杂志及其它渠道向各级组织与社会大众进行传播。政策制定者至少有三类：一是各级党组织。中共中央曾经推出一系列宏观的、全面的传播政策，而自上而下的宣传部(及党报委员会)则是具体政策的制定者，又是负责传播政策落实的核心。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影响下，中共中央对于传播政策的系统规划，起始于国民革命时期。如1923年11月，中共中央通过了《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颁布了宣传方针，并规定：“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平常口语之中须时时留意宣传”。(3)《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1923年1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207页。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首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专门的《宣传工作议决案》。1927年11月，中央通告强调指出，“我党的职任，便是指示工农群众以正确的革命的路线”，对工农民众暴动政策的“这种宣传应当从党内开始，使个个党员懂得，个个党员能成为群众中的宣传者”。(4)《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关于全国军阀混战局面和党的暴动政策》(1927年11月1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1)》，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0、62页。1928年6月中共六大，同样制订了专门的《宣传工作决议案》，但内容更系统。该案明确分“鼓动”“宣传”“刊物”三大块，较系统地规划了传播政策。例如，“鼓动”的主要对象是工农群众；“宣传”工作则是针对党员，至于“刊物”，则涵盖报纸、传单、小册子、宣言、墙报、画报、书籍等。(5)《宣传工作决议案》(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97—303页。二是各级苏维埃政府。尤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颁布了大量的传播政策、制度、法规等。如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订定的《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苏维埃剧团组织法》等；三是红军。上至前敌委员会、指挥部、政治部，下到宣传科。它们不仅制订政策，而且身体力行。这方面可以红四军为典型。它建立了政策系统：上有政治部下属的宣传科，下则建立了“宣传兵制度”，纵向的连部、营部，横向的政治部、卫生队等基本普及。(6)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6、80—81页。在创建中央苏区的过程中，红四军传播政策逐渐得到完善。

中央政府传播政策的制订，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注重从受众的条件和特点出发，要求传播政策须符合受众的文化水平。例如，1929年中共中央就在宣传工作的决议案中指出：“为要适合于一般工农群众的兴趣，与一般比较落后的女工童工苦力工人农民的文化水平，党必须注意编印发行画报画册及通俗小册子的工作。”(7)《中共中央宣传工作决议案》(1929年6月)，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福建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从传播样态到具体的篇幅、内容及表述等，都做出了基于受众文化水平的规定。再如，中央还指出，在向工人群众宣传时，“用极通俗简单的言语文字图画”。(8)《中央通告第八十一号——扩大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宣传运动》(1930年6月10日)，柯华主编：《中央苏区宣传工作史料选编》，中国发展出版社2018年版，第88页。简言之，传播政策要经由“极通俗简单”的内容达至“极广泛”之成效。其二，注重对以往工作的反省和总结。传播政策的顶层设计，不只是规划“怎么做”，还包括检讨和指出存在的问题，甚至常常是前者以后者为前提。因此，一般的传播政策文件，总是分两大块：对传播工作的检讨或批评，和相应的对策或要求。例如，古田会议决议指出了红军宣传工作在内容上和技术上的两大类缺点，并提出了与两者相应的纠正路线。其三，传播政策的常规性与事件性相结合。除了上述常规性的传播政策外，各级党组织还针对一些专门的事件或特殊的时令作出传播的统筹安排。1933年，中央作出了专门的“红五月工作”决议，其中就“在宣传鼓动工作”问题规定了五条：出版发行“红五月特刊”及工厂小报、传单标语，在五月各个纪念日发起游艺会演讲会辩论会等，达到“红五月的口号须很迅速的广泛地传达到广大的群众”。(9)《中央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1933年3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页。从中央党报委员会——党部——宣委——群众宣传队的机构规划，到党报党刊——工厂小报、传单标语、口号等的渠道要求，皆有利于“红五月”传播的落实。

总体而言，政策法规作为顶层设计，彰显了共产党积极打造一个整体的革命文化传播体系之努力。例如，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提出“统一全闽西的宣传，此后各级政府的宣传，务要根据闽西政府所颁发的宣传大纲为主要标准。”(10)《闽西苏维埃政府目前文化工作总计划(节录)》(1930年8月)，《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134页。又如红军第三纵队政治部所编的《党员训练大纲》专设“宣传须知”一节，逐一就“为什么要宣传”“宣传的对象”“宣传的步骤”“宣传的态度”“宣传的措词”等作出了规定。(11)该文件的编者明确注明，本大纲“参考中央组织问题，中央通告第三十六号，中央告全体同志书及红军社会调查纲要所编缉者”。(《党员训练大纲》(1929年7月1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第59—67页。)红四军于1929年10月由前委宣传科编辑的《宣传须知》更是集成之作，详细说明了宣传的意义、原则、方式、技巧、材料、对象等。如列举了12种“宣传的方式”：“1.标语；2.传单宣传大纲；3.口头宣传；4.壁板、日报；5.画报；6.群众大会；7.演新剧；8.刊物；9.化装宣传；10.写木板丢在河内留(12)此处留应为流。到远处去；11.写信笺宣传品到各处去。”(13)《宣传须知》(1929年10月红四军前委宣传科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第128页。这些传播的渠道，涵盖口头的和文字的，既有现代的又有传统的，展现了红军综合性地运用各种传播渠道的努力。

二、让传播工作有抓手：革命文化传播的组织建设

从传播学视角来看，组织机构是传播链条上名副其实的“传者”，是革命文化传播的行动主体，也是传播政策的贯彻者。在广大乡村区域，党组织较为普遍，但正规的宣传部未必健全，革命文化传播的主体是宣传队及各种社会化的传播机构。限于篇幅，这里仅选择以下几种代表性的机构展开论述。

(一)宣传队

宣传队是传播政策的专门性组织，是由直接面向社会大众开展传播工作的一线宣传员所组成的机构。在部队中，宣传队一般隶属于政治部宣传科指挥；在地方党组织中，宣传队是宣传部的下属机构；而在苏维埃政权中，宣传队则成为文化教育部的重要组成部分。

宣传队的建设始于红军部队。起初，宣传工作被忽视，宣传队名誉不佳。在古田会议的决议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关于宣传队的整理训练问题，是目前党要加紧努力的工作之一。这个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从理论上纠正官兵中一般对宣传工作及宣传队轻视的观点，‘闲杂人’‘买假膏药’等等奇怪的称呼，应该从此取消掉。”(14)《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第174—179页。该决议案专设《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一节，系统阐述了宣传工作的意义、现状、纠正的路线等问题，强调了宣传队的建设意义和组织要求。在实践上，红四军的宣传队分成演讲队和文字组：前者负责口头宣传，主要是个别宣传、挨户宣传和群众大会宣传；后者负责刷写宣传标语及破坏敌军的宣传品。(15)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第76、80—81页。

进一步说，宣传队的主要工作是宣传：宣传工农红军的性质与纪律，给连队战士教唱红军歌曲、瓦解敌方和教育战俘，发动民众打土豪和筹款等。但是，宣传队并不仅仅是负责革命宣传，也是部队开展社会调查、文娱活动、群众集会工作的组织者。宣传队的宣传方式主要有文字、口头、化装等三种。文字宣传是写标语、发传单、出墙报等；口头宣传是演说尤其是在集会上对大众宣讲；化装宣传则主要是在戏剧中扮演角色，刻画形象。

宣传队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仍以红四军为例。起初，宣传队被定位为红军开展“群众工作”的主要抓手。在湘赣边界和赣南闽西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红四军每到一地，部队少则停歇半天，多则驻留五天，先由政治部下属的文字宣传队和口头宣传队展开广泛的宣传工作。它们都以连为单位，每连两队，每队三人，无论是在行军途中还是驻扎地方时，宣传工作就立即普遍铺开；接着向群众分发收缴而来的谷子、衣服、器具；最后召集当地党支部、工会、农会，布置工作或进行组织建设。(16)《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第16页。对此，红军士兵李宽和有过回忆：宣传队“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同志们随身带着宣传品,在行军途中不断地散发给群众。到了县城、圩镇,我们宣传队就用大红布写上标语,悬挂于街道中间。凡是人们常到的地方,都要写上和贴上标语。我们还常常通过邮局给敌方白军官兵邮寄宣传品或信件,向他们宣传红军的主张、方针和政策。”(17)李宽和:《我在红军宣传队》，《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编:《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版，第335页。有时候，宣传队不费枪弹，便发挥了战斗的功效。(18)潘振武:《回忆红一军团宣传队》，《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第356页。

(二)俱乐部

俱乐部是在中央苏区军队、各级政府、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普遍建立的群众性组织，以开展文娱活动、体育运动的形式向军民进行革命文化的传播工作。前苏区时代，群体性集会和游乐活动源远流长，但多以家族和社区为组织，其传播内容并不以革命理念、革命文化为旨归。进入苏区时代，俱乐部才成为工农民众进行革命传播的主要机构之一。

追溯起来，俱乐部作为中央苏区的一种组织和建制，源自红军部队。如古田会议“决议案”指出：“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内建设俱乐部”，俱乐部的工作“做下列多种游艺：①捉迷藏等；②踢足球；③音乐；④武术；⑤花鼓调；⑥旧剧。”(19)《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第178、182页。此时的俱乐部，作为士兵会的下属组织，职能以组织娱乐活动为主，革命文化传播工作还不是其职责。

这种情形逐渐得到改变。在1931年11月“一苏大”召开后，俱乐部建设成为地方苏维埃政府的重要工作。1932年5月，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加快俱乐部建设。同年底，仅在江西省苏维埃所辖的16个县，就建立了712个俱乐部。(20)《中央苏区革命文化运动概述》，《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20页。1933年6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了《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对俱乐部的工作内容和形式、组织建设、经费来源、干部培养等各方面工作作出了周密规划。(21)中央教育部:《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1933年6月)，《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209页。纲要的颁发，更加快了俱乐部的发展。据1934年1月对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统计，就有1656个俱乐部，工作人员49668人。(2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24—25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8)》，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38页。由此可见其发展的速度和普及的广度。

革命文化传播是俱乐部的主要职能之一。墙报作为“俱乐部主要的刊物”，可以分为机关墙报、学校墙报、工厂墙报等多种类型。其工作组织分为编审股、通讯股、装饰股三个股；栏目分别有言论、通信(或消息)、文艺、插画、生活、批评等。(23)中央教育部编：《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1933年6月)，《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211—213、216页。在后期，俱乐部的工作内容，还增加了指导推动列宁室的建设一项。(24)《红军中俱乐部列宁室的组织与工作》，《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227—229页。

总之，在中央苏区时期，俱乐部在部队与地方社会具有一定的覆盖面，也发挥了其面向社会大众开展革命文化传播的独特优势，获得群众的热烈欢迎。瑞金教育部曾经开展了全县俱乐部的大检阅。演出的第三晚，一直表演到凌晨两点钟，观众达到两千多人，没有走掉一个，直到结束。(28)王昌期:《瑞京全县俱乐部大检阅》，《红色中华》1933年11月26日，第4版。

(三)剧团与剧社

宣传队、剧社、俱乐部等组织，并不是同时出现的。据当事人的集体回忆，起初是红军业余的文娱组织——剧社，类似于俱乐部；之后，军团政治部成立了宣传队，业余文娱活动就和宣传队的活动结合起来；再之后，以宣传队的艺术专业活动为主，但剧社逐渐专门负责专业的文娱活动。(29)朱明、夏桐、高七、高励：《红军时期的战士剧社简介》，《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522页。相对于宣传队和俱乐部，革命化的戏剧组织显得更为专业化。

剧团组织的建设，展现了层次的多元性。1931年12月底，红军“八一剧团”成立，这是中央苏区第一个专业性剧团；次年9月，以“八一剧团”为基础，经过调整、扩充后，成立了“工农剧社”，专门负责指导和组织苏区的戏剧创作与演出；不久后，工农剧社下设“蓝衫团学校”和“蓝衫团”，1934年初前者易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后者则在吸收部分“高尔基戏剧学校”毕业生基础上升格为“中央苏维埃剧团”。在此过程中，各县区也相应设立了工农剧社分社。

在人才培养方面，戏剧学校通过设置政治问答、唱歌、跳舞、演活报剧、政治常识、戏剧理论等课程内容培养中央苏区戏剧运动与俱乐部、剧社、剧团的干部人才。这些学员在学有所成后积极投入苏区戏剧运动中，成为中央苏区文化传播的主干力量。

剧团组织一经成立，为苏区民众表演戏剧，向部队进行慰问演出、宣传表演等是其家常便饭。1934年三四月间，正值农村春耕运动蓬勃开展之际，中央苏维埃歌剧团送剧下乡，来到梅坑、西江、洛江等地，为劳作之余的农民送来精神娱乐大餐：表演与春耕运动有关的歌舞、戏剧等节目和革命歌曲,还与农民一道下田劳动,并“采集群众生活的实际材料”编成歌曲、快板、戏剧等节目就地演出。该剧团所到之处,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30)邓家琪:《文艺社团》，《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第90—92页。

此外，中央苏区的革命文化传播机构，还有像战士学习室、列宁室、研究会、书报社、读报室(组)、识字运动委员会、夜校等，它们共同承担了革命文化传播和革命理念教化的使命，确保了文化传播政策的落实。

三、使革命理念深入人心：革命文化传播渠道的运营

20世纪30年代，报刊、广播、电影等大众传媒在中国城市社会迅速扩散和发展，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魔弹论”在欧美各国广泛盛行的同时，列宁式“灌输论”在苏联及世界广大无产阶级政党中得到认可。在中央苏区，文化传播渠道逐渐从传统的向革命化的标语、歌谣、话剧、书籍报刊等转变。

(一)标语

标语是红军与共产党早期运用最普遍的传播渠道。如张闻天在1932年11月写道，图画、唱歌、戏剧等宣传鼓动方法，虽然为广大群众所欢迎和吸引，但是“我们并没有把这些方法充分的应用”，“向广大的群众进行宣传鼓动的工作，我们还没有有系统的开始”。(31)《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1932年11月18日)，《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16页。可见，直到这个时候，图画、歌谣、戏剧等还未得到充分的运用，真正普遍出现的是标语和传单。

标语在苏区广泛渗透，且载体多样化：如纸质标语、墙壁标语、路牌标语、竹片标语、布制标语、河流标语、提灯标语、石刻标语、木刻标语、口号式标语等。“无论墙壁、桥板、渡船、堂屋、房间、茅房、树林、石壁，只要可以写的地方都要写好。”(32)《江西省赤色总工会宣传动员令》(1931年2月5日)，《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98页。在具体实践中，标语的制作确实体现了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的特点。如赣西南：“宣传普遍的方法很有进步，如发明河流宣传，制许多的木板写上宣言、标语放在各处的河流里，即随流水流到吉安以及他处去了。空中宣传制一孔明灯，把宣传品吉(33)此处吉应为系的意思。在灯上听他飞去，有时吉安的对河高山上可以放到吉安城里去。”(34)《中共赣西特委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7月22日)，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1)》，内部发行，1988年版，第258页。标语借助河水流动、空中飞行，容易传播到广阔的地域社会，并且使敌方无法轻易地消除。除了地域条件外，标语传播还得顾及受众的特点：“(如在农村必须贴写关于农民方面的标语及宣传品，在城市必须多贴关于工人及商人的标语和宣传品)，不要以为宣传品太多，不选择对象便乱贴”。(35)四军前委宣传科编：《宣传须知》(1929年10月)，《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21页。

近年来，随着生活品质要求越来越高，人们对自身的饮食也更加关注，食品安全特别是农产品安全，也引起了民众广泛关注[1]。农产品在经过培育种植、深度加工、贮藏运输、销售推广的过程中，任意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造成产品的品质问题，尤其是在果蔬加工领域和低附加值的农产品中，农产品的品质问题很难得到严格的把控，个别生产企业甚至生产低品质的果蔬产品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2-3]。而究其原因，我国的果蔬产品全过程管理缺乏统一的信息追溯系统，即使果蔬品质出了问题，也很难追责到责任主体。

标语的内容主要来自政策文件，但也经常就地取材。如1930年冬，毛泽东在宁都召开的反“围剿”大会上，为大会创作了一副“十六字诀”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张贴于会场两侧的标语，让与会的军民一目了然，亦使毛泽东反“围剿”的战略策略思想更加深入人心。(36)吴直雄:《试论毛泽东同志的对联创作》，《争鸣》1989年第6期，第99—105页。

从传播效果来说，标语对于环境的改变及对民众认知、态度和行动的影响有如水到渠成，“用一个标语，抵得一支红军”(37)《江西省赤色总工会宣传动员令》(1931年2月5日)，《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99页。。据参加了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的国民党师长公秉藩回忆:“苏区标语很多,用白粉写得很清楚,如‘穷人不打穷人’,‘缴枪不打人’。‘优待白军俘虏’,‘欢迎白军士兵投降’,‘拖抢来归者赏洋十元’,‘杀死白军官长来归者有重赏’”。(38)公秉藩：《回忆第一次“围剿”(摘录)》，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17辑，内部发行，1990年版，第228页。可见，标语成为对敌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

(二)歌谣

歌谣是歌曲和民谣的统称，前者是诗歌和音乐的结合，供人歌唱；后者是口头流传，民众随口哼唱，通常没有音乐伴奏的韵语，如民歌、民谣、儿歌、童谣等。中央苏区的歌谣是革命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而且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这具体体现如下：

其一，传唱主体和受众相当广泛，包括当地群众、红军战士、文艺组织团体等。赣南闽西乡村社会的山歌传统盛行，成为孕育革命歌谣的沃土。1934年《青年实话》编辑部编印出版的《革命歌谣选集》，收录了65首人民歌谣。编者写道：“这些歌谣，从格调上来说，是极其单纯的；甚而，它是农民作者用自己的语句作出来的歌，它道尽农民心坎里面要说的话，它为大众所理解，为大众所传诵，它是广大民众所欣赏的艺术。……它的形式就是旧的，它的内容却是革命的，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伟大的艺术，应该为我们所欢迎所支持”。(39)编者：《<革命歌谣选集>编完以后》(1934年1月6日)，《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390页。军民既是传播者又是受众，这有效地减少了传播过程中的信息损耗和意义解读的偏差，起到了很好的文化宣传教育作用。(40)顾楠华：《中央苏区红色歌谣的传播与影响》，《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应该说，歌谣这一大众化传播的模式和渠道，在中央苏区时期已经显现雏形。

其二，歌谣的主题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同时兼顾传统性。如做一简单分类，主要有：(1)描写工农阶级或民众的，如《穷苦工农歌》《列宁青年歌》等；(2)控诉和反对国民党及帝国主义者的，如《万恶的军阀》《反帝拥苏歌》等；(3)歌颂革命和战争胜利的，如《革命成功万万年》《革命进攻歌》等；(4)歌颂红军和参军的，如《欢迎红军歌》《做军鞋歌》等；(5)描述苏区生活的，如《两个世界》《分田歌》等。当年一直活跃在文化教育战线的老红军胡德兰如此回忆：“无论男女老幼，都能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十骂反动派》、《十骂蒋介石》、《红军歌》和各种革命歌曲。”(41)刘云：《胡德兰谈中央苏区文艺——老红军访问记》，《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546页。革命性是歌谣的主要意涵，歌谣自然也是革命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苏区歌谣的素材来自古今中外，且多由民间歌谣、童谣、旧军歌、学堂乐歌、外国歌曲改编而来。如《红色五月歌》就来源于在中国旧军队中很受士兵欢迎的军歌《三国战将勇》。这种由旧瓶装新酒形式改编而来的歌谣在传唱的过程中能够引起受众情感上的共鸣，起到传播的“强效果”。(42)卢致苑:《中央苏区红色歌谣的曲调来源、创作手法及其显著特征》，《老区建设》2019年第10期，第57—62页。龙源口战役后，红军俘虏了一批国民党士兵,毛泽东指示何长工编一支瓦解敌军士兵、教育士兵的歌。何长工编写了新歌词，套上旧曲调。随即向俘虏兵唱，“许多俘虏兵痛哭流涕控诉反动派,要求参加红军,调转枪口打反动派”。(43)南草：《毛委员叫我编支歌——访何长工同志》，《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464—466页。应该说，革命歌谣传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三)戏剧

在中央苏区，戏剧也是革命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而非纯粹的艺术门类。而且，戏剧需要舞台和演员，具有鲜明的表演性。戏剧在乡村具有深厚的土壤，为群众喜闻乐见。每逢过年过节、红白喜事、重要祭祀等活动，社区组织或家族都会请戏班来进行表演，剧目多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忠孝节义、鬼怪神灵等。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瞿秋白等同志的领导下，中央苏区以“大众化、通俗化、革命化”为戏剧改革的指导方针，剔除旧戏原有的封建教化部分，以先进的革命思想武装旧剧或创作新剧。同时在苏区创建戏剧团体和戏剧学校。这些举措推动了新剧在苏区的普及并起到了很好的教育、娱乐、宣传的作用。新剧主要围绕苏区战斗生活和当时中心任务展开，什么时间有什么任务就演什么类型的戏。当时中央苏区军民识字率不足百分之十，在各地开班识字班消灭文盲的同时，通过戏剧进行通俗易懂的文化传播。

从发生学来看，中央苏区的戏剧传播始于部队，扩展于部队院校和专业剧团，普及于社会。戏剧的表演者，通常官兵同台，不仅发挥了集体创作的功能，而且无形中淡化了阶层观念和上下级关系。在部队里，通常以服从为天职，上下级具有明显的权能区分。但是戏剧中，官兵都是演员。“话剧虽然在游击战争中那样需要，发展也很普遍，但在开始时并没有剧团机构和专门演员。……我们红军第五军第五纵队政委何长工同志，第二支队政委陈奇同志，大队队长、政委洪超、姜启华、盛农等同志和许多宣传员、战斗员，都成了经常的业余演员。”(44)赵品三：《关于中央革命根据地话剧工作的回忆》，《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491—492页。如此一来，红军将士既是表演者，也是观众。每逢打了胜仗或行军间隙休息时，戏剧传播就成了部队的家常便饭。

戏剧传播在激发共鸣、鼓舞士气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931年12月，毛泽东召见李伯钊等戏剧骨干，要她们队员编个戏为宁都起义将士进行慰问演出，使起义士兵懂得为谁牺牲，为谁打仗。李伯钊等专门创作了话剧《为谁牺牲？》，来到瑞金九堡区的一个大草坪上，对宁都起义的将士们进行了慰问式演出。这出戏针对性极强演出效果很好,大大地激发了起义将士的思想觉悟。落幕时，大家情不自禁地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45)李伯钊：《岁月磨不去的记忆》，《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307—309页。

在各种集会上，戏剧和歌谣的同台上演也是常态。火线剧社经常深入到连队，用唱歌谈话的方式，鼓动红色战士们传唱“不请假，不回家，反对老婆拖尾巴！”“我们的位置在那边罗列，吾没错！站在战线最前线，嘿当真！”(46)《火线剧社在连队的活跃》，《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206页。

(四)报刊

在传播学视野中，报刊是广播电视出现以前最主要的大众传播渠道，也是迄今为止仍然十分重要的传媒组织。显然，运营报刊，离不开报社、编辑部、党报委员会、编委会等有关组织。本文将报刊放在“渠道”中论述，并不等于否定其作为一种组织的属性。中央苏区时期，虽然经济社会条件简陋，技术粗糙，队伍不够专业，但是红色报刊仍然是最重要的传播渠道。鉴于学界关于这方面的成果已颇为丰富(47)仅著作就分别有严帆、洪荣华、程沄、陈信凌、傅柒生、李贞刚等独著或主编的书。，此处尽可能予以简略论述。

其一，核心地位及其重要性。标语、歌谣、戏剧等侧重于口头的传播，而报刊侧重于文字的传播。中国古代历来就“敬纸惜字”，白纸黑字具有特殊的魔力。以《红色中华》《红星》《斗争》《青年实话》为代表的两三百种红色报刊，发挥了重要的革命文化传播功能。这是因为，受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影响，中共十分注重党报：“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扩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有力的工具，成为群众的组织者”。(48)《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1931年1月27日)，《中央苏区宣传工作史料选编》，第121页。中央还要求，各级党部负责同志重视党报的领导作用，须担负起编中央日报的责任。(49)《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报领导作用的决议》(1931年3月5日)，《中央苏区宣传工作史料选编》，第127页。除了党报，还有政府机关报。两者都必须紧密围绕党的或苏维埃的中心策略与中心工作进行传播，但两者亦有分工：“前者是本党同志和比较接近于党的工农分子的读物，后者则是在苏维埃政府下广泛的工农群众的读物。所以后者的编辑，也必须特别通俗。”(50)《中共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1931年4月21日)，《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38页。推而广之，军队和群团系统各自主办的报纸也必须站稳立场，切合受众。

其二，传播内容及其特点。红色报刊的传播内容，一般是最广泛的时政、社会生活和专门的事件报道。例如，《红星》等报刊在文化传播上有着重要实践：报道红色文化活动，如注重报道列宁室、宣传队、晚会等方面的消息；协助组织红色文化活动，开创专栏征集红色歌曲歌谣并刊登红色歌曲歌谣；指导红色文化建设，刊登介绍和推广红色文化机构建设的文章。(51)王卫明、郑艳琦:《从<红星>报看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中国出版》2017年第14期，第17—19页。在中央军委指导下，《红星》确实成为了红军工作和生活的“镜子”和“无线电台”，充分履行了传播使命。

当然，不同渠道之间也会相互搭界，形成相得益彰的效果。红色报刊和出版部门十分注重对歌谣、剧本、诗歌散文等的搜集和整理，同时让后者借助报刊传播给读者受众。1933年8月31日《红色中华》也曾刊登《青年实话》编辑委员会的《征求山歌小调启事》。1934年6月20日《红星》报第49期刊登了《征求宣传白军士兵的革命歌谣小调》的启事。由此可见，报刊、歌谣、戏剧等渠道的互动和共济，是中央苏区革命文化传播的常态，提升了革命文化的传播效果。

结语

回到历史现场，中央苏区革命文化的传播图景，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斯时宣传、文化、教育、文体娱乐等多个领域交织互动且有机交融的丰富表达。在这幅图景中，中央苏区“政策—组织—渠道”三位一体的革命文化传播体系已跃然纸上。以这一体系建设为重心，中央苏区的党政军组织从战时环境和乡村场域出发，通过制定文化传播的政策、制度、文件、规范等，既创建了宣传队、俱乐部和戏剧团体等传播组织，又开掘了标语、歌谣、戏剧、报刊等传播渠道。以宣传组织为主体，遵循传播政策和要求，借助上述渠道，展开了生动的、有机的、全面的革命文化传播。当然，中央苏区革命文化传播体系并非一开始就很完备，而是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而逐渐形成。政策的健全、机构的建造及渠道的运营，这三者的互动和融合，逐渐构成了中央苏区革命文化传播体系。

如果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河中来看，中央苏区革命文化传播体系毕竟是初创的、新生的，限于短暂的局部执政、内忧外患的传播环境、粗糙低端的传媒技术、封闭的传播基础结构，传播体系之建设只是迈开了第一步，某些政策法规不乏粗糙之处，甚至朝令夕改、相互抵牾；组织机构在基层的村落场域空壳化运转，甚至有名无实；传播渠道的草创甚至粗放等等，这些并不罕见。但是，中央苏区革命文化传播体系，依然与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样，给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遗产。例如，在宏观层面：党委政府做好政策法规的顶层设计，引领与规划红色文化传播方向；中微观层面：以组织与渠道为重，一方面注重传播的官方组织建设，同时打造一批红色文化的社会化传播机构，齐头并进；另一方面，广泛拓展传播渠道，推动多元化媒介的交叉融合，创新文化传播形式；在内容上，服务大局与满足受众需求，生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内容，同时注重激发民众的主体性，使之成为文化传播过程的参与者和生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