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衍华

(中国孔子研究院，山东 曲阜 273100)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数千年风教文化之所由形成，周孔之力最大。举周公来代表他以前那些人物；举孔子来代表他以后那些人物；故说‘周孔教化’。”认为周公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具体的创作上，即“礼乐制度之制作”[1]99。应该说，周公“制礼作乐”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如杨向奎先生赞誉说：“没有周公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2]136正是周公“制礼作乐”这一关乎中国古代文明整体的重大历史事件，被后世学者所高度赞誉，称赞其为“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大有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3]29。近年来与周公有关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大家所关注的重点仍然是周公的文治武功，大都围绕《尚书大传》所记载的“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这条主线展开，有关周公与周代礼乐文化的关系问题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系统的研究。这里所谓的“关注”是指先周文化与西周礼乐文化、殷商贵族对西周礼乐的贡献以及周公与西周礼乐的关系等诸多问题的研究。理清这些问题，既有助于探索西周礼乐文明的高度、深度与宽度，也有助于诠释孔子“周监于二代”和三代礼制“损益”等论断的内涵(1)《论语·为政》云：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