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 天津 300350 ）

基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理论，著名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他认为不应把翻译活动看作个别的文化现象，而应将其放到更广泛的文化层面上探讨。从多元系统理论的视角，各种各样的社会符号现象被看作系统，如语言、文学、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这些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而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各有不同的行为，却又相互依存，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1]文学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符号现象，自然也是佐哈尔所谓的多元系统，该理论阐释了翻译文学在文学这个多元系统内所处的位置，认为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有时处于边缘位置，有时也可转移到中心位置，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的地位又会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当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时，翻译活动将作为一种革新的力量，译者会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多采用异化式译法，译文在充分性（adequacy）方面更接近于原文；当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译者翻译手法会较为保守，多采用归化式译法，更追求译文的可接受性（acceptance）。[2]

本文从多元系统理论出发，以《月亮与六便士》傅惟慈译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傅惟慈译本产生时，翻译文学在汉语文学中所处位置来阐释傅惟慈译本的翻译策略。由于当时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系统中处于中心位置，傅惟慈译本主要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