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 昕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汴京城破，代表北方最大的文化中心消失，北方士人一部分渡河北上羁管山东，一部分流散各地，北方文化中心呈现出由合向分转变的趋势。接着文人相继进入史天泽、张柔、严实为代表的汉侯幕府，刘秉忠等讲学于邢州，河北、东平成为文人聚集中心。姚枢、窦默、许衡讲学于苏门山，形成以讲授学术为主的文人群体，苏门成为另一个文化中心。李俊民、河汾诸老等原金士人，相继隐于山西，元好问结束羁押后亦回到家乡忻州，此地同样成为重要文化中心。由此随着文人的流动，北方呈现出四大文化中心并列的格局。

一、河北文化中心

河北文化中心由真定、顺天、邢州三部分组成。真定、顺天为汉侯史天泽、张柔治地。邢州则与邢州学派紧密相连。

(一)真定

金亡后，万户史天泽治理下的真定成为亡金士人留寓、聚集之地，形成以亡金名士为主体的文人群体：

北渡后，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好贤乐善，偕来游依，若王滹南、元遗山、李敬斋、白枢判、曹南湖、刘房山、段继昌、徒单侍讲，公为料理其生理，宾礼甚厚，暇则与之讲究经史，推明治道。其张颐斋、陈之纲、杨西庵、孙议事、张条山，擢用荐达至光显云。[1](P123)

史天泽保护、礼遇文士，名士相继来归。其中影响较大者：王若虚、元好问、李冶、白华、杨果、张德辉、贾居贞等。元好问归为山西文人，在此不论。

王若虚，字从之，槀城人，承安二年经义进士，官至翰林直学士。金亡后，微服北归。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明确王若虚金亡后的领袖地位：“惟公名德雅望，为天下大老。板荡之后，大夫士求活草间，往往倚公以为重。”[2](P737)王若虚于汴京城破十年后(1243)便离世，动乱之际却对北方士人有极大号召和引领作用。李冶，字仁卿，号敬斋，真定栾城人，正大末登进士第。金亡北渡辗转各地：“壬辰正月，城溃，公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间，人所不能堪，公处置自若也。”[1](P260)晚年隐居封龙山，从学者众多，与元好问、张德辉并称“封龙山三老”。李冶善天文算法，不仅以文名。

白华及其子白朴。白华字文举，号寓斋，隩州人，贞祐三年进士，官至枢密院判官，右司郎中。围城之际，随金哀宗出逃，金亡入宋，后北归，居真定：“数年，寓斋北归，以诗谢遗山云：‘顾我真成丧家狗，赖君曾护落巢儿。’居无何，父子卜筑于滹阳。”[3](第5册，P92)白华与元好问为至交好友，其子白朴更是亲承元好问教养，成为元代散曲、杂剧大家。白朴才华得到史天泽肯定，并推荐入仕：“中统初，开府史公将以所业力荐之于朝，再三逊谢，栖迟恒衡门，视荣利蔑如也。”[3](第5册，P92)虽终其一生未入仕途，却在文学史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杨果，字正卿，号西庵，祁州蒲阴人，正大甲申进士。金亡入史天泽幕府：“金亡，岁己丑，杨奂征河南课税，起果为经历。未几，史天泽经略河南，果为参议。时兵革之余，法度草创，果随宜赞画，民赖以安。”[4](卷164，P3854)杨果有治才，其文有“文采风流，映照一世。”(王恽《碑阴先友记》)[5](P2604)之誉。张德辉，字耀卿，冀宁交城人。金亡入史天泽幕府：“金亡，北渡，史天泽开府真定，辟为经历官。岁乙未，从天泽南征，筹画调发，多出德辉。”[4](卷163，P3832)具经济之才，而尚实用，是史天泽身边重要谋士。贾居贞，字仲明，真定获鹿人。汴京城破后，进入史天泽幕府，“年十五，汴京破，奉母居天平。甫弱冠，为行台从事。”[4](卷153，P3622)因尚廉有治才，而被窝阔台汗嘉奖，后进入忽必烈幕府。

真定地区还有一个重要人物砚坚。砚坚，初名弥坚，字伯固，与赵复同时北上的名儒。《宋元学案·鲁斋学案》将其列为“江汉同调”：

岁乙未，元师徇地汉上，先生与江汉先生赵复俱以名士为大将招致而北。戊戌，诏试西京中选。家真定，著儒籍，专以授徒为业。先生通诸经，善讲说，士执经从而问疑者日盛。[6](卷90，P3008)

砚坚北上后，定居真定，广收学徒，影响极大。苏天爵作《元故国子司业砚公墓碑并序》：“公学问淳正，文章质实，务明道术，以敦世教，其为人亦然。”[7](卷7，P108)其学与北方之学有别，重品行修养而弃浮华文风：“是时风俗敦厚，人皆尚行，而文辞浮华之习，士鲜好焉，故治化人材于是为盛。”[7](卷7，P107)与真定之学不同，而倾向苏门之学，其弟子刘因却崇尚元好问，不但成为与许衡、吴澄并称的学者，还是元好问之后北方代表性诗人。

史天泽治理下的真定，社会相对安定，加上礼遇、保护、任用文人等政策，吸引大批名士相继来归，文人聚集促进文化中心的形成：“当金末，名士流寓失所，悉为治其生理而宾礼之，后多致显达。破归德，释李大节不杀，而送至真定，署为参谋。卫为食邑，命王昌龄治之，旧人多不平，而莫能间，其知人之明、用人之专如此。”[4](卷155，P3663)真定文人大多是由金入元名士，彼此交往深厚，在元初北方文坛具有引领作用。忽必烈主理汉地后，大多进入忽必烈潜邸。

(二)顺天

张柔幕府亦是亡金士人聚集之地，顺天成为河北地区的又一个中心：

初，州之庙学在保塞故堙之北，及公开府，则夹两闤闠，嚣然坌鬨，殆非清庙居神之所。遂于东南得爽垲地，谋迁神居，鸠工赋役，殿庑一新，讲肄之舍，庖藏之所，以次具举，高广其旧几于倍蓰。又为奎文楼于南，凿璧水于西。岁戊午春，告成，迎神于庙，释奠以落之。壬辰，天兵渡河。明年，汴降，诸将争取金缯，公独入史馆，收《金实录》、秘府图书，仍访求乡曲耆旧、望族十余家，若高户部夔、李都运特立，赵礼部三子贽、克刚、克基，杨翰林子恕、壻贾庭扬，护送北归。[1](P98)

汴京城破之际，张柔对一代礼乐文献有保存之功，对名士后裔同样有护佑之恩。在顺天修庙学、存文献、护文士，为北方斯文传承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张柔幕府聚集一大批文人，其中以王鹗、郝经影响最大。

王鹗，字百一，开州东明人，正大状元。金亡，为蒙军俘于蔡州将杀，张柔救护回顺天：“蔡陷，万户张柔素闻公名，辇之北渡，馆于保州者余十年”[1](P238)王鹗为亡金状元，但其学与东平辞章之学有别：“鹗性乐易，为文章不事雕饰，尝曰：‘学者当以穷理为先，分章析句，乃经生举子之业，非为己之学也。’”[4](卷160，P3757)重义理，文章重实用，不尚雕琢。王恽在《翰林学士承旨王公制》中对其人品文品进行评价：“板荡见忠贞之操，文章有正大之风”[5](P2915)以“忠贞”喻人品，文品评之以“正大”，可谓中肯。

郝经，字伯常，泽州陵川人。金亡携家北渡，辗转避难，1243年进入张柔幕府：“蔡国张公闻其名，延之家塾，教授诸子。蔡国储书万卷，付公管鑰，恣其搜览。”[1](P294)郝经是元好问的直承弟子，《四库全书总目》评为：“其文雅健雄深，无宋末肤廓之习。其诗亦神思深秀，天骨挺拔。与其师元好问可以雁行，不但以忠义著也。”[8](P1422)但其学却与元好问有别。清人陶自悦《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序》有“理性得之江汉赵复，法度得之遗山元好问”[9](P1066)之论，但郝经之学，并非单纯的赵复之学。查洪德先生指出其学特点：郝经之学是北方之学，在北方学术基础上，接受赵复北传的程朱之学，其学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性。将郝经学术归纳为“泛取各家不主一家的学术精神”[10](P180)。郝经之文与学，皆取得一定的成就。

张柔兴庙学，保存文献、礼遇文士，其幕府中还有很多名士如乐夔、李特立等。无论王鹗还是郝经，之后都进入忽必烈幕府，中统后，在政治、文坛发挥重要的影响。

(三)邢州

邢州既是文学中心，也是学术中心。刘秉忠、张文谦等讲学于紫金山，因讲授学问、师徒教授，形成文人群体，被称为邢州学派——以“邢州五杰”为代表，即刘秉忠、张文谦、张易、王恂、郭守敬。

刘秉忠，字仲晦，邢州人。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推其为中统名臣之首：“国家列圣相承，咸以武功戡定祸乱，丰功伟绩之臣，不为不多。若夫辅佐圣天子，开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业者，实惟公为称首。”[1](P114)不仅在政治上有极大的成就，学术、文学亦有贡献。刘秉忠是邢州学派核心：“公自幼好学，至老不衰，通晓音律，精算数，善推步，仰观占侯，六壬遁甲，《易经》象数，邵氏《皇极》之书，靡不周知。”[1](P113)精算数，善阴阳，其学博而杂；重实用，尚事功，有治理之才，此为邢州之学最显著的特点。刘秉忠因父丧返回邢台：“后数岁，奔父丧，赐金百两为葬具，仍遣使送至邢州。服除，复被召，奉旨还和林。”[4](卷157，P3688)期间与张文谦、张易讲学于紫金山，并收王恂、郭守敬为徒，由此形成元代影响极大的邢州学派。

张文谦，字仲谦，邢州沙河人。与刘秉忠同学：“公幼聪敏，读书善记诵，自入小学，与太保刘公同研席，年相若，志相得。”[1](P143)长于经济之学，经刘秉忠推荐，进入忽必烈潜邸。张易，字仲一，太原交城人。张易因在阿合马事件中被处死，现无法考证其生平资料。

王恂，字敬甫，中山唐县人，善九数：“六岁就外学，十三学九数，性与数会，辄造其极”[1](P182)贵由汗三年(1248)与刘秉忠相会，随至紫金山：“岁乙酉，太保刘公自邢北上，取道中山，方求一时之俊，召公与语，贤其才，欲为大就之。逮其南辕，载之来邢，复居磁之紫金山。”[1](P182)他亲承刘秉忠教导，后经刘秉忠推荐进入忽必烈幕府。郭守敬，字若思，顺德邢台人，少从刘秉忠学：“时刘秉忠、张文谦、张易、王恂，同学于州西紫金山，荣使守敬从秉忠学。”[4](卷164，P3845)精通算数、水利。

邢州学派在元初影响极大，以刘秉忠为代表的经济之士，重实用而有治理之才，最先得到忽必烈重视，也是最早进入忽必烈幕府的汉族文士。在中统初，为国家建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文学成就，往往被其卓越的事功所掩，但却不容被忽视，如刘秉忠有《藏春集》传世，无论诗、散曲皆有情趣，有“萧散闲淡，类其为人”之评。

金亡后，北方战乱频繁，万户侯史天泽、张柔治理下的河北地区，社会环境稳定。他们推行礼遇文士的政策，吸引大批亡金名士相继依附。刘秉忠、张文谦等讲学于邢州紫金山，形成以经济之学著称的邢州学派。真定、顺天、邢州，共同构成河北文化中心。本中心文人重实尚用，有治理之才，与政治联系密切，忽必烈主理汉地后，成为最早入其幕府的北方士人，在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大多成为中统名臣。

二、东平文化中心

东平文化中心的形成与严氏父子、东平府学关系密切：“间亦延致儒士，道古今成败，至前人良法美意，所以仁民爱物者，辄欣然慕之。”[1](P94)自汉侯严实开府东平广延亡金名士，再到其子严忠济重建东平府学，东平成为文人聚集之地，进而成为北方一大文化中心：

东平庙学故隘陋，改卜高爽地于城东，教养诸生，后多显者。幕僚如宋子贞、刘肃、李昶、徐世隆，俱为名臣。[4](卷148，P3508)

宋子贞、刘肃、李昶、徐世隆在金亡后汇聚东平。据《元史》严忠嗣传载其少时随张澄、商挺、李桢学：“忠嗣，实之第三子也。少从张澄、商挺、李桢学，略知经史大义。”[4](卷148，P3058)张、商、李三人金亡后在东平。据元好问所作《东平府新学记》，康晔、梁栋、王磐亦在东平：“在东序，隶教官梁栋；孔氏族姓之授章句者十有五人，在西序，隶教官王磐。署乡先生康晔儒林祭酒以主之。”[2](P1415)严氏父子招延文士，兴办府学，文人集聚东平形成以辞章著称的东平学派，此地成为北方重要文化中心，正如虞集所说：“若夫礼乐之器、文艺之学、人才所归，未有过于东鲁者矣。世祖皇帝建元启柞，正事文学之科，彬彬然为朝廷出者，东鲁之人居多焉。”(《曹文贞公汉泉漫稿序》)[3](第26册，P106)中统至元后，东平文人占据文坛主导地位。

东平文人大多为亡金进士，有宋子贞、张特立、刘素、李昶、商挺、康晔、梁栋、李桢、王磐、徐世隆、张澄等。

宋子贞，字周臣，潞州长子人。金亡后归东平：“子贞率众归东平行台严实。实素闻其名，招置幕府，为详议官，兼提举学校。”[4](卷159，P3735)主管教育，同时引荐大量文人进入东平幕府：“金士之流寓者，悉引见周给，且荐用之。拔名儒张特立、刘肃、李昶辈于羁旅，与之同列。四方之士闻风而至，故东平一时人材多于他镇。”[4](卷159，P3736)文人相互引荐，促进了文人向东平幕府流动的进程。

张特立，字文举，东明人，泰和进士。金亡后，在东平教授诸生：“特立通程氏《易》，晚教授诸生，东平严实每加礼焉。”[4](卷199，P4476)刘素，字才卿，威州洺水人。兴定中，登进士第。金亡后，进入东平：“金亡，依东平严实，辟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又改行军万户府经历。”[4](卷160，P3764)李昶，字士都，东平须城人。兴定中，登进士第。金亡后进入严实幕府：“国兵下河南，奉亲还乡里。行台严实，辟授都事，改行军万户府知事。实卒，子忠济嗣，升昶为经历。”[4](卷160，P3761)

商挺，字孟卿，曹州济阴人。金亡北上与元好问等交游，后入东平幕府：“挺年二十四，汴京破，北走，依冠氏赵天锡，与元好问、杨奂游。东平严实聘为诸子师。实卒，子忠济嗣，辟挺为经历，出为曹州判官。未几，复为经历，赞忠济兴学养士。”[4](卷159，P3738)商挺为东平府学兴盛奠定了人才基础，可以说东平成为文人之中心，有赖于商挺的谋划：“聘康晔说《书》，李昶说《春秋》，李桢说《大学》，学生百余人，养之优厚，督于课试，后皆通显。东州多士，公实作之。”[1](P218)后被征召入忽必烈幕府。

康晔，字显之，山东高唐人，金词赋进士。其生卒年不详，是当时名儒，东平府学的实际主持者。元好问有《别康显之》诗，给予很高的评价：“玉川文字五千卷，郑监才名四十年。谁谓华高吾岂敢，耻居王后子当然。”[11](P1041)梁栋，其人生平无法考证。李桢，其人无法考证，据《元朝名臣事略·参政商文定公》载，擅长《大学》。

王磐，字文炳，广平永年人，正大四年经义进士。金亡避兵南下入宋，后北归，得杨惟中赏识，进入严实幕府：“丙申，襄阳兵变，乃北归，至洛西，会杨惟中被旨招集儒士，得磐，深礼遇之，遂寓河内。东平总管严实兴学养士，迎磐为师，受业者常数百人，后多为名士。”[4](卷160，P3751)为东平培养大批后学。

徐世隆，字威卿，陈州西华人。弱冠登正大四年进士第。金亡后归严实幕府：“癸巳，世隆奉母北渡河，严实招致东平幕府，俾掌书记。世隆劝实收养寒素，一时名士多归之。”[4](卷160，P3769)引荐文人入东平，为文人群体形成奠定基础。

张澄，字纯之，别字仲经，号橘轩。元好问《张仲经诗集序》中记载：“北渡后，薄游东平，谒先行台严公，一见即被赏识，待以师宾之礼，授馆于长清之别墅。积十余年，得致力文史，以诗为专门之学。”[2](P1389)张澄与元好问、杜仁杰、麻革等交往密切，善诗文，在东平幕府为参议。

严氏父子推行兴学养士政策，文人不断向东平汇聚，形成东平文化中心。他们教授、培养后学，扩大东平文人规模，使东平文化中心在元初整个北方地区占有极大的分量。正如邱江宁所说：“借东平府学而出现的东平学派，以及这个学派在新朝形成的东平文人群体，对元初期的政坛、文坛所产生的影响尤为显著。”[12]元初东平文人绝大多数为金进士。金朝以词赋取士，他们也表现出鲜明辞章之学的特点。与河北文人不同，东平文人除商挺被征召入忽必烈幕府，其他文人大多在中统后经王鹗等人引荐，进入翰林。他们主掌文坛，却较少进入政府职能部门，这与东平辞章之学的学术特点直接相关。

三、苏门山文化中心

与邢州文化中心相似，苏门山既是文化中心又是学术中心，以讲授学问，形成文人群体，进而成为文化中心。《元诗选·姚枢小传》中介绍了苏门山文化中心形成的过程：

初，雪斋与惟中从太子阔出南征，军中得名儒赵复，始得程朱之书。后弃官携家来辉，中堂龛孔子容，旁垂周、两程、张、邵、司马六君子像，读书其间。自板诸经，散之四方。时河内许衡平仲、广平窦默汉卿并在卫，雪斋时过汉卿茅斋，而平仲亦特造苏门，尽室以居。三人互相讲习，而北方之学者始闻进学之序焉。[13](二集，P127)

姚枢、许衡、窦默在苏门山讲授赵复所传程朱之书，形成一个文人群体，即苏门山学派。顾嗣立《元诗选·王恽小传》明确了苏门山学派的地位与影响：“北方之学，变于元初。自遗山以风雅开宗，苏门以理学探本。一时才俊之士，肆意文章，如初阳始升，春卉方茁，宜其风尚之日趣于盛也。”[14](初集，P444)文学首推元好问而理学则以苏门山学派为代表。虽然苏门山学派以学术著称，但许衡、姚枢，都是元初北方重要文人，其诗文同样占有重要地位。苏门文人以赵复、姚枢、许衡、窦默为代表。

赵复北上并传授程朱之书，是苏门山学派形成的前提。赵复，字仁甫，德安人，自号江汉，学者称为江汉先生。据《元史》载，窝阔台汗七年(1235)太子阔端出攻宋，姚枢奉召随军出征：“岁乙未，南伐，诏枢从惟中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拔德安，得名儒赵复，始得程颐、朱熹之书。”[4](卷158，P3711)赵复北上，对北方之学影响巨大，《元史·儒学传》将赵复列为首位：“先是，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至是，复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4](卷189，P4314)自此南北间学术隔绝被打破，北方之学发生变化：“枢既退隐苏门，乃即复传其学，由是许衡、郝经、刘因，皆得其书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4](卷189，P4314)在赵复影响下，姚枢、许衡等人在北方之学的基础上，接受程朱理学，这是苏门学派的特点。赵复也曾亲到苏门山，据查洪德先生考证：“姚枢后来因其长官贪腐，愤而离职：‘枢既退隐苏门，乃即复传其学’，这里史载有缺。其实，这时赵复住在怀庆路所辖辉县的苏门山，是许衡读书隐居之地”[15](P441)由此可见，赵复与姚枢等曾共同讲学于苏门。

姚枢，字公茂，营州柳城人，后迁居洛阳。1241年姚枢辞官，携家至苏门山：

辛丑，赐金符，为燕京行台郎中。时牙鲁瓦赤行台，惟事货赂，以枢幕长，分及之。枢一切拒绝，因弃官去。携家来辉州，作家庙，别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颐等象，刊诸经，惠学者，读书鸣琴，若将终身。时许衡在魏，至辉，就录程、朱所注书以归。[4](卷158，P3711)

姚枢是北方义理学派的开创者，与许衡等在此地讲究学问、教授后学，形成著名的苏门山学派，又称怀卫学派。顾嗣立在《元诗选》姚枢小传中，对其成就进行概括：“盖宋、金之际，兵燹频仍，版帙散亡殆尽，独首唱经学，阐明斯道，厥后名儒接踵而出，气运倡隆，文章尔雅，推回澜障川之功，论者谓献公不在禹下云。”[13](P127)姚枢不仅探究儒家名理，同时有治才，1250年被征召进入忽必烈幕府。

许衡，字仲平，怀庆河内人。金亡北渡，隐居卫辉：“乱后，先生隐居于魏。时窦默子声以针术得名，累被朝廷征访，亦隐于魏……雪斋姚枢公茂方以道学自任，闻先生苦学力行，因过魏相与聚居，剖微穷深，忘寝与食。壬寅，雪斋隐苏门，传伊洛之学于南士赵仁甫，先生即诣苏门访求之，得伊川《易传》，晦庵论、孟《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小学》等书，读之，深有默契于中，遂一一手写以还。”[1](P167)许衡与姚枢、窦默讲究学问、培养后学，成为北方义理学派的代表。《宋元学案·静修学案》将许衡推为有元一代影响最大的学者：“有元之学者，鲁斋、静修、草庐三人耳。草庐后至，鲁斋、静修，盖元之所藉以立国者也。二子之中，鲁斋之功甚大，数十年彬彬号称名卿大夫者，皆其门人，于是国人始知有圣贤之学。”[6](卷91，P3022)其学重“践履”、重“治生”，与程朱之学有别。

窦默，字子声，初名杰，字汉卿，广平肥乡人。金末为避兵乱而四处逃难，蒙军攻打德安时，因擅长医术得以北归。窦默在北归之前，便已习程朱之书：“孝感令谢宪子以伊洛性理之书授之，默自以为昔未尝学，而学自此始。”[4](卷158，P3730)北归后与姚枢等共同讲学：“适中书杨惟中奉旨招集儒、道、释之士，默乃北归，隐于大名，与姚枢、许衡朝暮讲习，至忘寝食。”[4](卷158，P3730)窦默与姚枢相识，当在拨德安军中。

苏门山文人在学术上的共同特点是“重日用，重治生”，他们在北方之学的基础上，精研程朱之学，进而显示出苏门山学派的特点：“高扬朱学旗帜，在北方学术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接受南方朱学；重日用，重治生；不重心性义理的探讨而特别重视学术的普及与实用，以其伦理教化，影响蒙古政权。”[16](P37)以讲授学问，形成文人群体，进而成为文化中心。

四、山西文化中心

与东平相似，山西文人群体以亡金士人为主。山西文人大多在金末已有文名，如一代文坛领袖元好问，士林领袖李俊民。山西文人以元好问、李俊民、刘祁、刘郁及“河汾诸老”为代表。

元好问，字裕之，太原秀容人，兴定五年中进士第。汴京城破后，以亡金旧臣被羁押北渡至山东聊城，后迁居冠县。结束羁管后(1239年)返回家乡忻州，“并州一别三千里，沧海横流二十年。”(《初携家还读书山杂诗四首》其一)[11](P983)元好问晚年并非隐居不出，而是以传承斯文为己任，四处奔波：“周流乎齐、鲁、燕、赵、晋、魏之间，几三十年，其迹亦穷，其文益富，其声名益大以肆。”(徐世隆《遗山先生文集序》)[3](第2册，P424)元好问是辞章之学的代表，其影响是巨大的：“汴梁亡，故老皆尽，先生遂为一代宗臣，以文章伯独步，几三十年。”(郝经《遗山先生墓铭》)[9](P908)他善于培养后学，可以说元初北方文坛是在元好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如顾嗣立在《元诗选·袁学士桷》小传中所说：“元兴，承宋金之季，遗山元裕之以鸿朗高华之作振起于中州，而郝伯常、刘梦吉之徒继之。故北方之学，至中统、至元而大盛。”[14](P593)元好问的影响不仅在山西，更是在整个元初北方，或者说整个元代文坛，皆有元好问的影响。

李俊民，字用章，泽州人，承安中进士第一。据《元史·段直传》载，蒙军占领晋城后迎李俊民为师：“大修孔子庙，置书万卷，迎儒士李俊民为师，以招延四方来学者，不五六年，学之士子，以通经被选者，百二十有二人。”[4](卷190，P4364)李俊民虽为亡金进士，但其学却非辞章之学，而是兼杂义理、经济。《元史·窦默传》中有相关记载：“得河南程氏传受之学……俊民在河南时，隐士荆先生者，授以邵雍《皇极》数。时知数者，无出刘秉忠之右，亦自以为弗及也。”[4](卷158，P3733)李俊民不仅擅长程氏义理，同时亦擅长术数，又是亡金进士而善辞章，因而，其学具有一种兼容性。

刘祁与其弟刘郁。刘祁，字京叔，号神川遯士；刘郁，字文季，号归愚，浑源人。金亡后，他们辗转山东、河南后归乡。王恽《浑源刘氏世德碑铭·并序》中有刘祁的记载：“壬辰，北还乡里，躬耕自给，筑室，榜曰归潜。岁戊戌，诏试儒人，先生就试，魁西京，选充山西东路考试官。”[5](P2568)其作《归潜志》载金末之事，有补史之功。《金史》有评：“值金末丧乱，作《归潜志》以纪金事，修《金史》多采用焉。”[17](卷126，P2734)刘郁，亦有文名，中统初出仕。

“河汾诸老”即麻革、张宇、陈赓、陈庚、房皞、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谦八人。金亡后他们大多隐居不仕，以元好问为首，交往密切：“太原元遗山值金亡不仕，为河汾倡正学。麻贻溪、张石泉、房白云、陈子京、子飏、段克己、成己、曹兑斋诸老与遗山游，从宦寓中，一时雅合，以诗鸣河汾。”(《河汾诸老诗集·前序》)[18]他们以遗老自居，以感慨悲歌之语纪事抒情，以诗歌名世。

麻革，字信之，临晋人，世称贻溪先生。金亡后，隐居教授而终。张宇，字彦生，号石泉先生。生平不详。陈赓，字子飏；陈庚，赓弟，字子京。金亡后兄弟二人隐居不仕，《元诗选》有陈赓小传：“北渡后，与弟庚隐居不出，以诗唱酬，学者宗之。”[19](P15)房皞，字希白，临汾人，自号白云子，生平不详。段克己，字复之，号遯菴。段成己，字诚之，号菊轩，克己弟。金亡后克己与弟成己隐居龙门山，闭门读书。曹之谦，字益甫，号兑斋，应州人，兴定进士。金亡后，寓居临汾。其讲明道学，从游者众：“北渡后，居平阳者三十余年，与诸生讲学，一以伊洛为宗，众翕然从之，文风为之一变。”[19](P31)八人生平资料记载虽不全，但是他们的诗作却在金末元初文坛占有重要的地位。

山西文人以文名世，不依附幕府，金亡后选择隐居生活。他们在金末元初文坛影响极大，邓绍基先生《元代文学史》将山西文人作为金亡后北方文坛代表：“蒙古王朝已灭金，统一了中国北方，这时，有一批金代作家留在北方，继续他们的创作活动，其中著名或比较著名的有元好问、李俊民和被称为‘河汾诗派’的麻革、张宇、陈赓、房皞、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谦等。”[20](P392)肯定了山西文人在元初北方文坛的地位及影响。

金亡后随着文人流动，四大文化中心并行格局形成。各中心在形成过程、文人构成、学术倾向等方面各有特点。或延续金末辞章之学，以元好问为盟主，以河汾诸老相辅，在东平文人身上发扬光大；或以经济之学，成为忽必烈幕府乃至中统至元年间的肱骨之臣，如河北文人刘秉忠、张文谦；或将北方之学与程朱理学结合，进而形成对有元一代影响至深的苏门山学派。同时他们在文学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如入元后引领文坛风向、奠定北方文学基础的元好问，还有刘秉忠、许衡、郝经、白朴等。四大中心既独立，又互相交流，文人之间交往密切。如山西文人元好问，他是东平文人的精神领袖。金亡后，往来于“齐、鲁、燕、赵、晋、魏之间，几三十年”，与各中心文人交往密切。他与张德辉、李冶并称为“封龙山三老”，与刘秉忠诗文唱和，又多次前往顺天张柔处，希望能够整理留存史料。文人的交流，促进了文化中心的交流，进而推进了北方学术、文学的发展。1251年忽必烈建邸金莲川，河北、苏门山文人相继进入忽必烈幕府，形成金莲川文化中心与东平、山西文化中心并行的格局，文化中心开始由分向合过渡。1260年，忽必烈即位，原潜邸文人或进入职能部门，或参政议政承担教育之职，而东平文人相继进入翰林院。王恽、胡祗遹等后起之秀在中统初出仕，先后汇聚大都。随着文人的流动，大都成为北方最大的文化中心，文化中心再次走向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