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中

在中国战争史上，由于中原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故自古以来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凡欲攫取政权者，无不“逐鹿中原”。这里，宽泛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连片广袤地域，狭义则指今河南一带。也正是由于中原多战事，在学术思想繁荣的先秦时期，这里不仅产生了儒、道、墨、农、名等诸家学派及代表人物，也产生了兵家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姜尚、孙膑、孙武、吴起、尉缭等。

关于兵家著述，《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汉以前兵家著作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并将其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家。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先秦学术概论》中指出，四家之中：阴阳、技巧之书，今已尽亡。权谋、形势之书，亦所存无几。大约兵阴阳家言，当有关天时，亦必涉迷信。兵技巧家言，最切实用。然今古异宜，故不传于后。兵形势之言，亦今古不同。唯其理多相通，故其存在，仍多后人所能解。“至兵权谋，则专论用兵之理，几无今古之异。兵家言之可考见古代学术思想者，断推此家矣。”①参见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下编第七章《兵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5年，第133页。在吕先生看来，兵家之理论，其特色主要在权谋，在智慧。

先秦兵家之著，存于今者主要有《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等。集大成者为《孙子兵法》，但就权谋而言，当首推太公《六韬》，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其后兵书，无不受其影响。

“大谋不谋”之语出于太公《六韬》①唐书文：《六韬》卷2《武韬·发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1页。。

一次，王文问于姜尚：纣王如此暴虐，如何是好？太公回答说，要取得天下，必须把握好时机，同时要注意隐蔽自己的策略，做到“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②唐书文：《六韬》卷2《武韬·发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1页。。

鉴于太公善谋略，故今人所编古代“八大”或“十大”“谋略家”“谋士”之类书籍时，无一不将其列为首位，③桑榆：《中国十大谋略家》，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目录第1页。并以“韬略鼻祖”“兵家之宗”誉之。

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姜尚（约前1156—前1017），因其先祖上古时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故称吕尚。关于姜尚里籍，有山东说，河南卫辉及上蔡说等，就目前资料及遗迹而言，辉卫说论据最为充分。周文王访得吕尚，甚喜，称周太公时就对这样有德之士十分企盼，如大旱之望云霓。故号之曰“太公望”。武王即位后对吕尚更加尊重：“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朝建立，封建屏周，“封功臣谋士，而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④司马迁：《史记》卷4，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7页。因而后人又称其为齐太公或姜太公。

一、太公的历史定位

作为先秦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史籍上对吕尚的记载还是比较全面的，除《史记》《周本纪》、《齐太公世家》外，其他典籍如《吕氏春秋》《诗经》《韩非子》《韩诗外传》《荀子》《尉缭子》《说苑》《淮南子》《汉书》等，均录存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

由于姜尚早于孔子五百多年，且留下了影响深远的《六韬》《阴谋》和《金匮兵法》等，因而深受后人推崇，誉其为“百圣之师”。

“百圣之师”表达的只是后人对姜尚的尊崇，并非为对姜尚准确的历史定位。人的历史定位基点是业绩与成就。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十分强调一个人对历史、对社会的贡献，其极致被称为“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⑤杨伯峻编著：《春秋左氏传·襄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88页。

姜尚既有德于民，有功于社会，又有巨著传世，是名副其实的“三不朽”。应该给他一个怎样的历史定位即什么样的名分或头衔呢？

最早给名人定位和予以头衔的应是汉代的班固。

继司马迁之后，班固在正史撰著上首创《志》书体例。在《汉书·艺文志》中，他根据著述的不同内容、不同性质，将作者区分为三十八类，其中最重要的有十家：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并分别给各家下了定义。此外，还有诗赋家、兵家、天文家、五行家、蓍龟家、杂占家、数术家、医经家、神仙家、方技家等等。其中又将兵家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等项。

有趣的是，班固虽然著录了《太公》237篇，却没有将其列为兵家，而列入了道家行列。他说：“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

他给道家下的定义是：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①班固：《汉书》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32页。

从“南面之术”可知，班固视道家的主张为治国之道，为帝王之学，即统御天下之术。他认为这种主张与唐尧的谦让精神是一致的，也符合《易经》所讲的隐忍。不言而喻，太公之术就是治国之术。

班固的这种认识，言之有根，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一是道家思想源于西周，与殷商文化关系密切。春秋末年，《老子》的问世，标志着道家思想的成熟与成型。道家主张在政治上无为而治，至战国时期，道家已成三派，其中黄老学派最为盛行。汉朝初年，为医治战乱疮痍，统汉者崇尚黄老治国思想，行无为而治，并曾一度出现过“文景”盛世。实践证明，道学可用于治世。

二是太公是文王、武王权力圈中的核心人物，是营救姬昌、倾纣兴周的决策者与指挥者，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与治国能力。

三是太公在治国方面不仅重视政治，也很重视经济。一次，文王问太公：在治理国家时，统治者有时也会有所失，什么是最大之失？太公回答说：作为一国一地之主，最大之失莫过于“六守三宝”。所谓“六守”？仁、义、忠、信、勇、谋也。何谓“三宝”？太公答说：“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之后解说道：“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接着又说，政治、经济是国之两翼，缺一不可。“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六守长，则君昌；三宝完，则国安。”②唐书文：《六韬》卷1《文韬·六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6页。太公被封于齐地之后，以道家之术治国，仍然是政治、经济两手抓，“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③司马迁：《史记》卷32，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80页。齐国经济快速发展，很快实现了兵强民富，遂成霸业。道家主张再一次被证明，不仅可治国，而且还可以强国。

由此可知，最早为太公历史定位的是班固。班固以哲学的视野、政治的角度评价太公，不仅定位准，而且站位高。

从这一认识出发，用今天的话语为太公定位，太公应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

太公具有丰富的政治、军事及处世经验，高度重视和善于运用谋略，如上所述，今人多称其为“谋略家”。称其为“谋略家”未尝不可，但若以此名之，未免评价趋于低下。

和历史上有杰出谋略的名人如尹伊、张良、诸葛亮、刘基等人相比，他们虽然都有超过常人智慧，丰富的经验，处事深谋远虑，但他们都只是属于谋士阶层，而太公除在文王、武王幕下为臣外，因封于齐，可谓名副其实的一国之君。如他治理齐国，以“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为国策，决不仅仅出于谋略，而完全是出于政治家治国安邦之远见卓识。

我国历史上的谋略家可以说如过江之鲫。如汉代，尤其是东汉末年，杰出者不可胜数。谋除董卓的王允，可谓虑事周密，组织严谨，智谋高超；助孙权傲踞江东，一心灭蜀的周瑜可谓雄才略；被后人称为“曹魏五谋臣”的荀彧、荀攸、贾诩、程昱、郭嘉，“可谓天下之精英，其帷幄之至妙，中权合变，因败为功，爰之秦汉，讫之周隋。”然而在唐代政治家、史论家朱敬则看来，他们只是“善辅”而已，距圣哲尚远。①唐代武后时正谏大夫兼修国史的朱敬则（后为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宰相）在《隋高祖论》中曾专门谈汉代及其后的的谋士。他说：君子曰：“神人无功，达人无迹。张子房元机孤映，清识独流。践若发机，应同急箭；优游淡泊，神交太虚，非诸人所及也。至若陈平、荀彧、贾翊、荀攸、刘煜、郭嘉、田丰、沮授、崔浩、张宾等，可谓天下之菁英。帷幄之至妙，中权合变，因败为功，爰自秦汉，讫于周隋。兰菊相薰，惟有此矣。如萧何之镇静关中，寇恂之安辑河内，葛亮相蜀，张昭辅吴，茂宏之经理琅琊，景略之弼谐永固，刘穆之众务必举，扬遵彦百度惟贞，苏绰共济艰难，高颎同经草昧，虽功有大小，运或长短，咸推股肱之林。悉为忠烈之士。若乃威以静国，谋以动邻。提鼓出师，三军贾勇；置兵境上，千里无尘。内外兼材，惟孔明景略也。故崔浩云：‘王猛是蔡（苻）坚之管仲，刘裕是德宗之曹瞒。’孙盛云：‘孔明善辅小国，子产之流也。’斯言中矣。”见（清）董诰《全唐文》卷171，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46页。

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作为西周的开国元勋与军事统帅、齐国的立国之君，太公的思想影响百代。因而太公的准确历史定位，第一位的应是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太公的谋略思想体现在其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中的各个方面，爰此再称其为谋略家，实是实至名归，至于其他名衔，则为可有可无。

二、“大谋不谋”的哲学意蕴

太公《六韬》共六卷，分别论述了治国、治军六个方面的韬略：文韬——论治国用人；武韬——论治军用兵；龙韬——论军事组织；虎韬——论战争环境、武器与布阵；豹韬——论具体战术；犬韬——论指挥训练。

《六韬》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不是简单地就政治论政治，就军事论军事，而是以政治家的襟怀、哲学家的睿智、军事家目光，将政治与军事，政治与国家，治国与治军等密切结合、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以多视角讨论，这就使得其韬略具有全面性、哲理性和深刻性。正是因为《六韬》内涵具有这种无比的丰富性，故而受到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等的推崇与重视。

《六韬》不仅讲了很多具体的治国治军谋略及方式方法，更重要的从学理上阐发了治国治军治世的原理与规律。如讲到国家，提出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的论断；以用兵而言，不只讲了如何排兵布阵、地形地势之运用，还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不战而胜”而“屈人之兵”的观念。这些都具有很强的哲理性与人文精神之意蕴。

“大谋不谋”，是文王咨询如何代纣而谋取天下时，姜尚没有就事论事，而作的高屋建瓴式的回答。为了全面了解其内涵，不妨看一下原文。

文王在丰召太公曰：“呜呼！商王虐极，罪杀不辜，公尚助予忧民，如何？”

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贤惠民。以观天道，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道无灾，不可先谋。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必见其阳，又见其阴，乃知其心。必见其外，又见其内，乃知其意。必见其疏，又见其亲，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致也。从其门，门可入也。立其礼，礼可成也。争其强，强可胜也。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与鬼神通，微哉！微哉！

“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故无甲兵而胜，无冲机而攻，无沟堑而守。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兽，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济。济则皆同其利，败则皆同其害。然则皆有以启之，无有闭之也。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无取民者民利之；无取国者国利之；无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见，事在不可闻，胜在不可知，微哉！微哉！”

“鹜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饵耳俯伏。圣有将动，必有愚色。今彼有商，众口相惑。纷纷渺渺，好色无极。此亡国之征也。吾观其野，草营胜谷。吾观其众，邪曲胜直。吾观其吏，暴虐残疾。败法乱刑上下不觉。此亡国之时也。大明发而万物皆照。大义发而万物皆利。大兵发而万物皆服。大哉圣人之德。独闻独见，乐哉！”①唐书文：《六韬》卷2《武韬·发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0-43页。

从中可以看出，太公所谓的“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站位很高，其意是说，真正的智慧不显现出智慧，真正的谋略不显现出谋略，真正的勇敢不显现出勇敢，真正的利益不显现出利益。要想取得天下，必须明白“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之理，并且能够做到见微知著，洞察天道、人道之情势，用人得当，部署周密，上下一致、同舟共济，而最高明的做法是“全胜不斗，大兵无创”，最终达到“无甲兵而胜”之目的。

“大谋不谋”之卓识表现在哲学方面，其独创之见，有两点最为突出。

1.认为人心向背是能否取得天下的决定因素

太公认为，要得天下，“修德”“惠民”是其基础。他说，纣王暴虐，不修德业，“好色无极”，致使天道有殃，人道有灾，“败法乱刑“，众叛亲离，此“亡国之征也”。周应从中汲取教训，“王修其德，以下贤惠民”，收罗人心，以待其“亡国之时也”。他还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②唐书文：《六韬》卷2《武韬·顺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9页。

民本思想源于夏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太公认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天下”在这里有两义，一指家国社稷，一指民众。太公民本思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不仅认为民众是被统治者，也是“天下”的主人：他们可以开门迎接有德的统治者，也有权力关闭大门不予接纳——“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他认为这个道理很深刻，也很微妙：“故道在不可见，事在不可闻，胜在不可知。微哉！微哉！”太公关于治国、征战要把得民心放在重要地位的思想，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孟子关于“天时、地利、人和”的提法，便与此大有关系。

2.指出了用兵的理想境界为“全胜不斗，大兵无创”

战争是残酷的，但战争又是政治的继续，难以避免。太公说：“故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③唐书文：《六韬》卷1《文韬·兵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7页。这一点，对后人影响也很大，老子就重复过：“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因此，太公提出，胜战在征战之外，在于具有超人的谋略。争取“全胜“的策略才是用兵最理想的策略。“全胜不斗，大兵无创”——要争取在没有残酷的厮杀，军队没有遭到损失的情况下，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辉煌的胜利。全胜的境界是最美好的：“与神鬼通，微哉微哉！”太公的这一军事哲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更大，孙子“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①郭化若编译：《孙子兵法》谋攻篇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3页。，即源于此。

为了达到“全胜不斗”之目的，太姜十分强调“知己知彼”，全面掌握各种信息。作为军队的统帅，“将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这就是“知己；“知彼”指全面了解敌情，在“知其心”“知其意”“知其情”的基础上，加以综合考量，做出周密之部署，施之有效的方案，才可速战而胜。

三、“大谋不谋”旨在“全胜”

太公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其政治、军事思想涉及面极广，但贯穿其中的主线，则是务实尚用，通权达变；“大谋不谋”就其军事策略而言，其要旨在“全胜”，其特点在智胜。

1.大谋之善在隐而不显

太公的军事思想，核心是武攻文伐，以智取胜，而且要施奇谋，以奇胜。他说：“善战者，不待张军……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②唐书文：《六韬》卷3《龙韬·军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8页。善于取胜的人，取胜于无形之中，最好的作战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里所说的“无形”，就是谋略。为了战胜敌人，除了保守军事机密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动莫神于不意，谋莫善于不识”。谋略不但要高超，如神机妙算，更重的还在于“隐”——不被人识破。只有这样，才能出其不意地顺利实施。“夫先胜者，先见弱于敌而后战者也。故事半功倍焉！”由于对方不觉或造成错觉，便会麻痹大意，失去警惕，为我方一战而全胜创造了条件，从而达到了事半功倍的奇效。

2.大谋之基在情报精准

对战争的指挥者来说，准确的情报、精细的信息分析与正确的判断，是谋划的基础，是“知己知彼，百强不殆”的先决条件。太公认为，优秀的指挥员必须具有很高的素质，尤其要高度重视信息和情报工作。“将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③唐书文：《六韬》卷4《虎韬·垒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5页。；对敌方，必须做到“知其心”“知其意”“知其情”。特别是在域外作战时，要尽早派出“斥候”进行侦察，“凡帅师之法，当先发远候”④唐书文：《六韬》卷4《虎韬·绝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0页。，全方位地了解敌情的各种信息，如兵种、兵器、天气、环境。尤其地形地貌，是否有山、水、林、壑可供利用。“凡深入敌人之境，必查地之形势，务求便利。依山林险阻水泉林木而为之固”⑤唐书文：《六韬》卷4《虎韬·绝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0页。。这是因为“三军”作战的特点不同：“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⑥唐书文：《六韬》卷5《犬韬·战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31页。步兵胜战贵在懂得情势变化，战车胜战贵在熟悉地形，骑兵胜战贵在能知道捷径可走。由此可知，没有精准的情报，是不可能制定出全胜之策的。故此，“当先发远候，去敌二百里，审知敌人所在。”⑦唐书文：《六韬》卷4《虎韬·绝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0-101页。“凡事预则立”。在古代交通极不便利的条件下，太公就要求侦察员在两军相距二百里时就要送回情报，准确报告敌军所处位置及遭遇后的地形地势，以便早作处置。情报及信息工作的重要性在太公心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3.大谋之妙在出奇制胜

战争是敌我双方实力的较量，只有消灭对方才能保存自己，为此，双方往往有意制造各种假象以迷惑对方。在“兵者诡道”的情势下，如何抓住战机歼灭对方有生力量，太公认为最紧要的是兵贵神速，善于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敢于使用精锐力量，“击其不意，攻其无备”①唐书文：《六韬》卷4《虎韬·临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95页。，如此，方能全胜。他还进一步指出，关键时刻的犹豫不决，是用兵之大忌。“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②唐书文：《六韬》卷4《虎韬·临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95页。犹豫不决往往贻误战机，并陷我方于被动。能否恰当把握时机，当断即断，取决于指挥员是否明智。“故智者从之而不释，巧者一决而不犹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赴之若惊，用之若狂，当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御之？”优秀的指挥员善于捕捉战机，坚毅果敢地作出判断，使军队行动迅速如惊马之驰，战斗进行如狂风骤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得对方昏头昏脑，不知所措。这样的军队必无往而不胜。

兵贵神速。“击其不意，攻其无备”，是太公最重要的战术思想。“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后世的兵学，《孙子兵法·虚实篇》中的“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③唐书文：《六韬》卷1《文韬·兵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7页。，即源于此。

4.大谋之要在确保优势

在军事斗争中，双方的优劣之势不是一成不变的。如何使我方确保优势，如何巧妙利用客观条件或通过主观努力，化劣为优，始终是摆在指挥员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太公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结合牧野之战的实际，就这一问题提出了若干原则。

一曰以“势”为优。太公认为，用兵之道，大要在知兵由势。“古之善战者非能战于天上，非能战于地下，其成与败皆由神势，得之者昌，失之者亡。”④唐书文：《六韬》卷3《龙韬·奇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1页。所谓“神势”，就是神奇的有利于我军胜战的态势。太公列举了优秀指挥员必须善于利用或创造的二十六种“神势”，如利用天时以及山、林、沟、泽之势，诈攻强攻猛攻快攻等置敌于死地。结论是：将兵必须有杰出的指挥员，才能灵活机动利用或创造各种优势取胜；“故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⑤唐书文：《六韬》卷3《龙韬·奇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1页。

二曰以“勇”为优。太公认为，用兵布阵，善抓战机十分重要。他说，正常之下，必须痛击敌人的十四种有利战机万万不可丧失。这就是：“敌人新集可击，人马未食可击，天时不顺可击，地形未得可击，奔走可击，不戒可击，疲劳可击，将离士卒可击，涉长路可击，济水可击，无暇可击，阻难狭路可击，乱行可击，心怖可击。”⑥唐书文：《六韬》卷6《犬韬·武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22-123页。

上述情况，敌方往往处于不利之劣势，一般来说，进击必胜。但情况并非经常如此。在决定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且我处于不利之劣势，如在敌占区，遭敌人围困，只有与敌人决一生死才能突围时，我方士气是否高昂，是否勇敢，就成了决定因素。在这种情势下，要胜战，必须既要斗智，更要斗勇，以武取胜才是上策。为此，要充分利用将士勇敢这一优势，方可出奇制敌。故此太公指出：“必出之道，器械为宝，勇斗为首”，在装备条件不差的情况下，将士勇敢就成了首要因素。在做好各种部署后，指挥员要“明白告士吏，勇斗则生，不勇则死。”“如此，则吾三军皆精锐勇斗，莫我能止。”①唐书文：《六韬》卷4《虎韬·必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91页。

三曰以“变”为优。古代兵家皆认为，水无常形，兵无常势。这是因为，每一场具体的战斗，都会因为时间、地点、对象等的不同而战法也不同。作战虽有规律可循，但规律性、必然性都是通过无数的偶然性和个案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善于达权识变应成为用兵之常态。太公与武王谈及将帅素质时，就十分强调“通达”和“变化”。他说：“凡举兵帅师，以将为命。命在通达，不守一术。因能授职，各取所长，随时变化，以为纪纲。”②唐书文：《六韬》卷3《龙韬·王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2页。太公还通过《六韬》中《林战》《突战》《敌强》《敌武》《山兵》《泽兵》《少众》《分险》等不同篇章，论及了不同的作战方法，目的在于告诉人们，要因时、因地、因人而知“变”，从而做到“因时用兵”，达到“因敌制胜”之目的。太公这一思想，对孙武也极有影响。《孙子兵法·地篇》就有“易其事，革其谋，使其无识”的说法；意为，要经常改变战法，更新策术，使人无法识破，只有这样做，才是真正优秀的军事家。

高明的政治家、智勇的军事家、务实的经济家对国家兴旺发达、对战争取得胜利十分重要，作为明君贤将，在关键时期要敢于对其委以重任，使其充分发挥才智。深受太公思想影响的孙武，对太公受到文王武王的重视从而能大展其才评价很高，也十分赞赏：“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由于尹伊对夏的情况十分了解，故能助汤灭桀。由于太公对殷商政治、军事、经济等情况十分了解，故文王“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天下三分，其二归周，太公之谋计居多”③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79页。，助周灭纣兴国取得成功，对历史做出了重大贡献。

太公谋略对后世影响很大，不仅军事家从中受到极大启发，踵武其后者如孙武、吴起、尉缭等，尊崇践行，阐解发明；不少政治家也从中受益匪浅，最典型的例子是苏秦。据《战国策》载，苏秦“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④《战国策》（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5页。由此可知，作为中原兵家学派始祖，早在2，000多年司马迁“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之言，实为不刊之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