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亚 祁欣雁 朱佳逸

摘 要：谱牒是中国古代专门用来记录氏族世系之书。唐代盛行修撰官方谱牒，贞观十二年（638）《氏族志》问世，首次触动以往的门第观念，将皇姓列为一等，外戚为二等，重新划分了士族的等级。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修谱，而是作为维护统治的政治工具，唐太宗对此有其更为深入的政治动机，主要表现在重划门第、昭示主义、数典颂祖三方面。由于《氏族志》本身的局限和社会习惯强大，它打击山东旧望的效果是极为有限的，但也足以见得唐太宗的改革精神。

关键词：唐太宗;《氏族志》;门阀士族;动机与效果;改革精神

一、引言

姓氏对于中华民族子孙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封建时代，单从一个姓氏就可以区分人们的高低贵贱，身份清浊。尤其是当姓氏被列入官方谱牒，成为著名姓氏以后，就意味着这个姓氏家族获得了士族地位，享有许多特权。这是因为谱牒是中国古代专门用来记录氏族世系之书，它规定了这些世族地主的门第等级，为这些氏族带来政治、经济上的特权。

而谱牒的修撰，主要源于中国古代的门阀制度。门阀制度，就是门阀士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各个方面享有特权。门阀制度形成于魏晋时期，自九品中正的取官制度确立后，门阀制度可谓愈演愈烈，在魏晋时期到达高峰，南朝开始走向衰弱，但时间的沉淀使得门阀思想在人们的脑中留下深刻烙印。

二、背景和内容

唐朝建立之后，谱牒的发展到达了高峰，没落士族旧望不减，士庶之间仍有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基于社会历史的变化和需求，贞观六年（633），唐太宗命吏部尚书高士廉、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文臣“刊正姓氏”[1]。贞观十二年（638），《氏族志》问世，总共收二百九十三姓，共记为上下九等。《氏族志》最终将皇姓列为第一等，外戚为第二等，而山东氏族崔民干等却被降为第三等，调整了士族之间的等级。

《氏族志》的大致内容有三个方面，即“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2]颁布关于婚嫁的诏书，强调山东氏族和朝臣“识嫁娶之序，务令礼典”[1]，“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3]。这三方面的内容均提到了山东旧族，可以看出李世民有意识抑制那些不配合朝廷合作的山東旧士族[4]。

三、动机探析

唐太宗为何要下诏修撰《氏族志》？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推导出著名唐初以李氏为代表关陇集团和东魏、北齐系的山东士族对立的论断。对此，许多学者延伸了陈寅恪的见解，认为唐太宗修《氏族志》只是为了拉拢新贵族，抑制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门阀。这种观点学界论述颇多，然而这仅仅是表面，唐太宗修撰《氏族志》的动机不止如此，深入了解可知，唐太宗主张修撰《氏族志》的动机是很丰富的。

（一）重划门第——抑山东士族，扬关陇贵族

唐初，山东士族虽然开始没落，却仍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誉，社会上与这些旧士族联姻也是趋之若鹜。贞观年间的著名朝臣魏征、房玄龄等，都曾主动与山东系士族联姻。山东旧士族门第与经济地位的严重脱节，“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1]。唐太宗为之震怒，他觉得索纳聘礼的“卖婚”有伤社会风俗且不利于政治统治。贞观十二年（638），《氏族志》昭告天下，“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干为第三”[5]。《氏族志》一定程度上整顿了不良的社会风气，打击了旧族嚣张的气焰，并重划门第，调整了士族之间的等级。

与此同时，皇族和外戚被列为一、二等，皇族不用多说，即以太宗李世民为代表，本来就是关陇地望。唐初外戚即开国功臣，大体上均为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出身，以太宗朝宰相长孙无忌为代表，多属拥有军功的勋贵，身份历代以来就尊贵。加之与皇族联姻，便成为血缘统治集团的一环，地位更是扶摇直上。“婚”和“官”关系向来是反映门阀地位的标志，从这个方面看，以皇族和外戚为代表的关陇贵族无疑具有最高的门阀地位。李世民修撰《氏族志》，其动机之一就是通过唐王室掌握皇权的力量，助长关陇贵族一尊论的观念。

（二）昭示主义——贤才主义战胜门阀主义

之前，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先生论述南北朝时期官方的任用的官方理念，有大致“门阀主义”和“贤才主义”两种[6]。“门阀主义”取官仅仅看重其家族地位，重视流传的门第谱牒;而“贤才主义”不那么重视门第，注重个人的德才和能力。

唐太宗自登基之后就阐明了自己的用人观念“必以德行、学识为本”[7]。翻阅《新唐书》《旧唐书》《贞观政要》，以马周、杜正伦、侯君集、岑文本为代表的执政时期的良臣，都是出身庶族而被唐太宗提拔任用，故唐太宗是赞同并实践于以德才为本的“贤才主义”。

《氏族志》中士族等级划分的依据也可以反映唐太宗宣扬的“贤才主义”。“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1]，由此可知，以唐朝的官品为依据，修定新的统一王朝的官方谱牒，而官品等级又与个人品德资质挂钩。基于此，《氏族志》反映了克服门第观念的贤才主义精神——为国家建功立业，或是品德高尚的“朝士”才可能位居高官，其门第也被高度评价[6]。由此可见，唐太宗对门第的标准所重视的不是世代相传的门第，而是个人的资质和品德，这也是唐太宗任人唯贤理念的体现。

总之，凭借学问、技能、品德脱颖而出，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氏族赋予高贵的门第，向天下昭示选贤举能的“贤才主义”确是唐太宗修撰《氏族志》的独特动机之一。

（三）数典颂祖——光耀唐氏宗族功业

若深入联系，人们往往会忽视唐太宗修撰《氏族志》与歌颂祖先的内在联系。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力主偃武修文，加强文治，以史为鉴，是他贯彻的一个理念。所以他非常注重历史教训，在贞观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官方修史浪潮，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五代史的重修。贞观三年（629），李世民下令在中书省特别设置秘书内省专门负责修撰前五代史。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唐王室祖先李昞。他发达于北周，隋承接北周，而唐又承隋，故欲光耀祖先功业，李世民必须让全社会承认北周为封建正统地位。修史的诏书指示，五代史的撰写不按南北朝系列排列，要将齐、梁、陈作为一个系列，周、隋又为另一个系列，可见唐太宗企图通过修史来压抑齐梁陈、褒扬周隋的意图。

在《氏族志》中也可体现其王朝体系的排列。唐太宗认为，山东旧族在之前的南北朝时期都是小国官员，无法与大唐官职相比，当然此话带有李世民的个人偏见。事实上，齐梁陈人口、疆域、物力均比北周强，但北周因唐祖发家之地而在朝纲中掌握话语权[8]。李世民的代言人令狐德棻补充北周为“八柱国家”，地位身份极其显赫，而唐王室祖先李虎正是西魏“八柱国”之一，用意可想而知。

贞观十年（636）正月，《周书》正式问世，两年后《氏族志》颁布，说明它很可能是为了《氏族志》埋下历史依据的，故可窥见唐太宗数典颂祖之动机存在。

四、效果探析

唐太宗主持制定的《氏族志》，可以说是一个紧跟历史潮流、进步的政策。但是对于《氏族志》的成效评价，人们要客观看待。对于它是否起到了严厉打击山东旧望的政治作用这一点，历史事实是，这些官修谱牒所能起的作用可能极其有限，有点只是表面、暂时的作用，并没有对山东旧望造成致命打击。

（一）压制不彻底

仔细分析《氏族志》，虽企图“崇重今朝冠冕”[3]，但山东士族就是被降等级而已，但仍然列于谱牒的第三等。之后，武则天时期取代《氏族志》的《姓氏录》，入谱的唯一标准是在当朝为五品以上官品，这就完完全全把没有官职的舊士族排除在外，可见是一种对旧士族门第的完全否认。《氏族志》则仅仅是为打击封建士族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窗口，所以《氏族志》打击旧望、旧士族的程度是浅层的。不彻底的。

（二）社会习惯强大

此外，士族地位的高低，仅仅依靠官方法令的调整是无法消除的，社会慕求与旧贵族通婚仍是一种风尚，因为它是依靠社会承认赖以存在。一方面，不是地位没落且今朝冠冕的旧士族，没有资格高位列入新排列的谱牒;另一方面，传统观念仍在起作用，已经破败的传统旧士族也不曾把朝廷新贵放在眼里，族望深深影响着当时人们的观念。而“唐太宗曾降诏以戒其弊风，终莫能改”[9]，唐朝后期的皇帝文宗、宣宗都在慕求与旧士族通婚来巩固地位便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可见社会习惯势力仍十分强大。

五、启示

笔者认为，修撰此书足以表明唐太宗的创新精神。作为一位政治家，必须要顺应历史潮流，只是用强硬手段强行改变人们根深蒂固思想观念并非明智之举。历史造就了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也跟上了滚滚的历史潮流，开唐朝修士族之先河，以果断的改革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氏族志》修撰对唐初乃至整个唐朝的稳定、发展乃至之后繁荣是起到铺垫作用的。

参考文献：

[1]吴兢.贞观政要：卷7[M].2版.王贵，标点.长沙：岳麓书社，2000：203，325，323，324.

[2]欧阳修.新唐书：卷86[M].北京：中华书局，1975：3426.

[3]刘昫.旧唐书：卷63[M].北京：中华书局，1976：1352.

[4]王海虎.浅析唐太宗修撰《氏族志》的原因及启示[J].邢台学院学报，2001（2）：59-60.

[5]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1：3751.

[6]谷川道雄.增补隋唐帝国形成史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57.

[7]王溥.唐会要：卷10[M].北京：中华书局，2017：1259.

[8]赵可尧.《氏族志》与唐太宗的关陇门阀观[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2）：79-84.

[9]薛居正.旧五代史：卷93[M].北京：中华书局，1976：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