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经济经历了五次大的失速挑战，前四次分别把握住了商品化、市场化、城镇化和全球化的重大变革机遇，经济增长迅速走出阶段性低谷。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新冠肺炎疫情触发第三次全球性大危机，加快数字化转型变革是我国应该紧紧把握的重大趋势性机遇。当前，数字化变革大势方兴未艾，能否抢占数字化转型形成的竞争新优势，可能成为“后疫情”时期主要经济体位势变化的分水岭。为此，建议推动数字化变革引领的“新十项改革”。

关键词：数字化变革 经济转型

当今各国正在经历新冠肺炎疫情触发的第三次全球性大危机。这次危机冲击影响深度和广度，将远远超过百年历史上前两次大危机（即1929-1933年大萧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国若把握住新机遇，成功应对大危机的风险挑战，可能在第三次大危机之后数年内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大疫必有大险，大灾必用大策，应对本轮危机，将是中国数字化变革应对全球经济衰退的一场深刻较量。

一、从近百年大危机的应对经验看，我国分别抓住五次重大趋势性变革机会

从20世纪2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这个百年时间段，世界经济经历了三次全球性的大危机，我国经济经历了五次大的失速挑战。40余年来，中国应对经济五次减速风险，从一个大的阶段视角看，前四次分别把握住了商品化、市场化、城镇化和全球化的重大变革机遇。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触发的第五次大危机，具有新的变局背景和特点，应该紧紧把握数字化转型变革的新机遇，再次成功应对大危机的风险挑战。

（一）应对1981年经济低谷危机，抓住了商品化改革趋势性机遇

1978年经济增速11.7%，到1981年第一次降到低点5.2%，此后逐步回升至1984年新高点15.2%。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碰到经济较大幅减速形成的一次波动挑战。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我国抓住商品化发展趋势，成功应对经济减速危机。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可以这么判断，商品化取向的改革给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注入活力和动力。

（二）应对1990年经济低谷危机，抓住了市场化改革战略性机遇

1987年我国经济增速为11.6%，1990年降至低点3.8%，到1992年回升至新的高点14.2%。从1990到1992年三年走出低谷，在于把握住了市场化改革机遇。1990年中央宣布浦东开发开放，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国家设立浦东新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总体目标。正是以市场化改革为核心的重大举措，使陷入低谷的经济迅速走出了危机，市场化改革是这个阶段一股强烈的动力源。

（三）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我国抓住了城镇化发展阶段性历史机遇

1997年到2000年间，发生了一场影响重大的输入性危机，即亚洲金融危机。此间，我国经济增速从1997年的9.3%降至1999年低点7.6%，到2000年恢复到8.4%。应对本轮危机，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抓住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战略机遇，大力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1999年中美达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协议，加快开放倒逼改革，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等，此后大力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城镇化率从1996年30.48%迅速提升至2006年的44.34%，城镇化成为这个阶段拉动经济增长的新红利。

（四）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关键把握住了全球化浪潮的重大机遇

从2007年到2010年，我国经济增速从14.2%先降至低点9.2%，再重新回到10.3%的两位数高速增长，经受住了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挑战。本轮危机是一场世界性的重大危机，在这场危机背后，全球化正方興未艾，我国抓住机遇，坚持扩大内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2009年京沪高铁开通为标志，全面开启高铁时代。先后推出浦东、滨海、成渝等一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个阶段，中国比较充分地分享到了全球化正能量成果。

二、数字化转型变革，是我国应对大危机把握大机遇的战略性选择

新冠肺炎疫情触发全球百年大危机，危机的影响将是深远的，目前看此轮危机显著增加了全球各国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但同时危机也具有一些的确定性，数字化转型是必须紧紧抓住的战略性新机遇。

（一）疫情引发全球大危机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疫情危机增加了全球发展的变数，疫情影响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各国面对的共同难题。综合梳理，疫情危机具有六个主要方面的确定性，具有五个方面的关键不确定性。

（二）疫情触发新一轮全球性危机以来，数字化变革大势方兴未艾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触发近百年来第三次全球性大衰退危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危机，也是我国40余年来遭遇的第五次经济减速挑战，把握数字化转型变革的机遇将是重大战略性举措选项。在全球经济衰退严峻形势下，对比疫情强烈冲击，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加速，今年1-6月，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同比分别增长42.3%、67.9%和49.8%。其中1-4月份，云计算服务同比增长179.1%，信息技术解决方案服务同比增长189.2%，人工智能服务同比增长423.4%。数字化变革引领新发展态势加速形成。

（三）抢占数字化转型形成的竞争新优势可能是走出危机后主要经济体位势变化的分水岭

当前，全球疫情冲击影响是多方面的，这轮疫情危机凸显数字化转型的紧迫性。我国在应对疫情危机影响中具有三大优势：一是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二是具有全球最大的数字化应用场景优势，14亿人口的强大市场需求，电商、网购、智能配送、数字化服务等;三是数字基础设施优势，智能手机用户、互联网用户、5G用户全球第一，增速最快，工业互联网加速应用。因此，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经济和社会效率，是形成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效途径。

三、应对疫情全球大危机重塑发展大机遇，建议推动数字化变革引领“新十大改革”

四十余年来，改革一直坚持的是市场化取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四化”特征。一是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市场化还未完全实现，正在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适应我国发展阶段需要的结构化改革。三是推进功能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四梁八柱框架建立，还需不断完善体制功能提升治理效能。四是推进数字化改革转型，以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建设等为载体，围绕数字化转型的改革正方兴未艾。历史经验表明，越是遇到大危机，面临大风险挑战，越是要用大改革办法。后疫情时代化应对大危机重塑大机遇，建议推动数字化变革引领的一批新改革。

（一）以数据要素为增长点，推进新要素改革

传统生产要素的贡献率在不断减弱，市场化配置程度也相对较高，知识、技术、数据等新要素对增长的作用日益突出，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增长点。今后绝大多数的生产和服务，都可能以数字化供给或相关的形式实现。要加快探索健全数据产权制度和数据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体制机制和实现形式，搞活数据交易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发掘数据要素改革红利，迸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新活力。

（二）服务打造国际国内双循环体系，推进新供应链改革

疫情爆发引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大调整，产业安全备受重视。疫情防控以来，非接触、智能化供应迅猛发展，更加注重消费者需求驱动，更加注重大数据挖掘，推动全链条数字化改造，推动大数据、新技术、新平台、新金融和新制造等全面升级，打造大数据支撑、网络化共享、智能化协作的智慧供应链体系。围绕供应链变革，迫切需要深化产业协同、要素协同、区域协同机制创新。

（三）以数字化政府服务为导向，推进新行政改革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正在融入数字化转型赋能，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务服务将产生跨越式变革。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实现精准治理，机构人员精简、职能优化配置都将更加智能高效，政府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加快转变，传统的科层制组织架构，加快向适应数字政府的网络型、扁平化转变。数字互通也有助于彻底打破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壁垒。

（四）以新经济新业态为重点，推进新就业改革

就业是民生之本，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主动适应疫情引起就业方式变化的新需求新形势，融入数字时代新趋势，推进新就业变革。推动传统集中式办公向分布式就业转变，促进固定就业向柔性就业转变。未来分布式工作方式可能成为一种常态，要研究制定与分布式工作、柔性就业相配套的就业体制机制等制度性安排，促进就业模式创新。

（五）以数字三农为核心，推进新乡村改革

服务乡村振兴大文章，加快农村改革的数字化转型。过去农村改革的一条主线是围绕土地，今后现代化新农村将是人地分离的过程，农村土地的集体属性不变，但与土地的关系改革转为农村家庭与农村集体经济权益关系改革为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新型股份制公司，集体成员可能不再固定，可能有进有出。我国城镇化率在70%之后进入成熟阶段，城乡人口的流动基本稳定。未来城乡人地关系将主要不再依附于土地等实物关系，产权和经济利益数字化将成为核心，围绕数字化的人地关系改革是新乡村改革的重点。

（六）以公共服务为重点，推进数字化民生改革

疫情防控引起民生领域一系列新变化，要坚持完善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制度，融入数字化民生服务，形成民生保障的制度新优势。推进新民生改革，探索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权益保障数字化，建立数字化民生福祉。以数字化为手段，助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

（七）以数字人管理为核心，推进数字社会新治理改革

我国疫情防控取得战略性成果，充分显示了数字化治理的强大优势。这次疫情是倒逼社会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实时、精准、高效是数字化社会治理的强大生命力。要借助我国数字化运用场景优势，加快传统社会治理方式向网格化、数字化转型提升，推动传统社会下的单位人管理模式——转型社会下的社区人管理模式——智能社会下的数字人管理模式转变。建立健全数字化治理的制度安排，推进社会治理新变革。

（八）以网络型世界建設为核心，推进新开放改革

随着信息高度网络化发展，网络型空间格局加快形成，传统意义上的中心在弱化，网络型中心不断强化。要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对外推动虚拟跨境开放为重点，推进新开放改革。畅通数字社会下货流开放，加快人的流动便捷化改革，推动资本技术等要素开放，围绕数字货币推进新金融改革，拓展新区域开放理念，加快探索虚拟跨境开放。

（九）以提升规则话语权为重点，推动全球新治理改革

全球经历公共卫生重大危机，各国的防疫措施经受考验，我国疫情防控取得战略性成果和经济率先实现由负转正复苏，再次彰显了治理效能和制度优势。以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产业链协同等为契机，加快我国数字化领域的经验和技术运用，有力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规则话语权。

（刘晓萍，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