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占旗

«(同治)襄阳县志»云: “襄阳居楚蜀上游， 其险足固， 其土足食， 东瞰吴越， 西控川陕， 南跨汉沔， 北接京洛。 水陆冲辏， 转输无滞， 与江陵势同唇齿。”①杨宗时修， 崔淦纂， 吴耀斗续修， 李士彬续纂: «(同治)襄阳县志»卷1«地理·疆域»， «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64 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 第 23 页。由此可见襄阳地理位置之重要， 随着环境的变迁， 汉水愈发成为襄阳的隐患， 堤防便成为襄阳的“要务”。 关于襄阳水利的研究， 王绍良在«汉江下游明代水患与水利格局»一文中，论证了襄阳地方社会对于汉江水患处理， 使得江汉平原形成了新的水利格局。①王绍良: «汉江下游明代水患与水利格局»， «农业考古»1990 年第2期， 第 236~240 页。唐刚卯则主要从地水关系出发， 论证了水利和屯田是农业开发的一大促因。②唐刚卯: «论宋代襄阳屯田与长、 木二渠的兴废»， “汉水文化暨武当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 丹江口， 2004 年6 月， 第194~208 页。鲁西奇、 潘晟所著«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一书， 对历史时期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的形成作了细致的考证与复原， 论述了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建设的时空特征及其制约因素。③鲁西奇、 潘晟: «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 238~245 页。

随着水利社会史研究的逐渐兴起， 保留大量“社会”信息的水利碑， 就成了研究“水”社会极其珍贵难得的一手资料， 进而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④肖启荣运用碑刻材料及地方志， 考察了明清时期汉水下游地方政府与地方社会在水利事务上的“互动”， 进而探究了其地水利格局形成的原因(肖启荣: «明清时期汉水中下游的水利与社会»，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8 年)。徐琳琳以水利碑为切入点， 还原了一个围绕着水这个中心， 国家与地方、 官方与民间有机互动的区域性的水利社会， 并以此创造和推动着襄樊历史的发展(徐琳琳: «嘉庆至同治时期的襄樊水利社会研究——从水利碑刻切入»， 湖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 年)。也正是这样的研究， 使得众多学者开始反思“水利共同体”理论， 因而水利研究理论得以突破了“水利圈”， 逐渐走向了关于水利区域社会的研究。⑤张俊峰认为学术界关于水利历史的研究正在走向整体史范畴， 吸收众多科学的理论， 实现了从水利共同体到水利社会的转变(张俊峰: «水利共同体研究: 反思与超越»，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 年 4 月 7 日， 第 6 版)。 管彦波立足于水利与国家、 社会整合， 指出了水利共同体理论的缺陷(管彦波: «理论与流派: 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水利社会研究»， «创新»2016 年第4 期， 第5~12 页)。本文将以襄阳老龙堤为研究对象， 在新的研究理论框架下对明清襄阳区域社会进行探究。

一、 老龙堤的修筑时间

老龙堤是襄阳城护城堤， «襄樊市志»指出其是由襄阳城西北的万山开始绕城北， 直至城东的汉江堤防。 «重修老龙堤记»碑文印证了这一说法。 老龙堤全长4.5 千米， 坐落在古汉江的老河床上。①李泽勋: «襄阳市汉江老龙堤基础防漏处理方案探讨»， «农村经济与科技»2012 年第 7 期， 第 168~169 页。老龙堤大体轮廓， 在«(乾隆)襄阳府志»卷15«水利»“老龙堤”有所提及:

本朝命分守安襄郧道兼理水利， 督同知岁一查修。 本堤自万山起至旧旺嘴、 孔家埠口、 宋家嘴、 卧铁牛、 碎石嘴、 老龙庙、砚漥池、 普陀庵、 站铁牛、 头工嘴、 龙窝、 二工嘴、 大沙窝、 禹王庙、 观音堂、 黑龙庙、 牌路巷、 丁家嘴、 长坡埠口、 象鼻嘴、大马头、 铁桩、 大北门、 寡妇堤、 二花楼， 至长门外水角门、 杨泗庙， 计甃石堤一千八百五十四丈， 长十里三分。②陈锷纂修， 乾隆«襄阳府志»点校整理工作委员会编: «襄阳府志»卷15«水利»，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197~198 页。

作为襄阳重要的防洪工程， 老龙堤经过多次的维修和增固， 然而其始建时间却不详于典籍③«襄樊市志»在“老龙堤”条下亦云: “堤始建于何时， 无从考证。”详见湖北省襄樊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 «襄樊市志»， 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 年版， 第 813 页。。 «湖北省襄樊市地名志»言老龙堤亦称“大堤”④湖北省襄樊市地名领导小组编: «湖北省襄樊市地名志»， 1983 年， 第126 页。 «湖广通志»“襄阳县”下亦言: “老龙堤在县西三里， 即大堤也。”详见夏力恕、 迈柱: «湖广通志»，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31 册，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 第 693 页。， 唐代诗人李白也以«大堤曲»描述过襄阳老龙堤一带的繁华，“汉江临襄阳， 花开大堤暖。 佳期大堤下， 泪向南云满。 春风复无情， 吹我梦魂散。 不见眼中人， 天长音信断”⑤陈诗编纂: «湖北旧闻录»第五期，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1253~1254 页。。 可见唐代就有“大堤”的称谓， 对于唐大堤的由来， «新唐书»记载: “会汉水涨啮城郭，柬之因垒为堤， 以遏湍怒， 阖境赖之。”①«新唐书»卷120«张柬之列传»， 中华书局1975 年版， 第4323 页。张柬之在修筑堤防时借用了先前的“垒”， “垒”字，②陈锷纂修， 乾隆«襄阳府志»点校整理工作委员会编: «襄阳府志»卷15«水利»，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197 页。«说文»中言: “垒， 军壁也。”可见唐以前襄阳城周围的“垒”主要是出于军事防御的考量， 而非隔离水患， 唐朝发生这样的转变， 大抵与中古时期汉水流域内环境的变迁有着莫大的关系。③王绍良统计史料中的“水患”， 发现自汉朝至元朝汉水共有决堤34 次，其中19 次发生在襄阳， 第一次汉水“水患”记录发生在唐穆宗时期。 参见王绍良: «汉江下游明代水患与水利格局»， «农业考古»1990 年第2 期， 第236 页。正是由于“水患”的频发， 唐武宗时“拜卢钧为节度， 加筑堤六千步以障其暴。 即唐人所称之大堤也”④陈锷纂修， 乾隆«襄阳府志»点校整理工作委员会编: «襄阳府志»卷15«水利»，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197 页。。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也云: “背负汉水， 东北一带皆缘城筑堤， 以防溃决， 谓之大堤。汉乐府有«大堤曲»谓此也。”⑤顾祖禹等: «读史方舆纪要»卷79«湖广五»， 中华书局2005 年版， 第3701 页。大堤的修建时间在不断地推前，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 “考襄阳古有大堤曲， 是堤之设， 自商周已然矣。”⑥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 上海书店 1985 年版， 第 257 页。 «湖广通志»亦有相同的记载。 见夏力恕、 迈柱: «湖广通志»卷20«水利志»，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31 册，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 第692 页。大堤在商周时期已然存在这一说法， 今已不可考。 况且«大堤曲»与大堤之关系仍有不清， 就算顾氏之言属实， «大堤曲»所描述之堤当是襄阳之“垒”而非襄阳之“堤”， 即此记载实乃襄阳古城四周的夯土墙。

据以上材料， 似乎均指向一个说法， 那就是大堤是老龙堤的一个别名。 换而言之， 老龙堤只是大堤的一个部分。 «湖广通志»对大堤做了详细的介绍， 其言: “按古大堤， 西自万川， 经檀溪、 土门、 白龙、 东津渡， 绕城北老龙堤， 复至万山之麓， 周围四十余里。”⑦«湖广通志»卷20«水利志»，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31 册，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 第 693 页。据此可知襄阳古时的大堤， 是从万山开始绕城南到东津渡， 再由东津渡绕城北到万山共四十里的环形堤。 对比前引«(乾隆)襄阳府志»有关“老龙堤”的表述， 不难得出老龙堤仅仅是沿江的一段。①«大清一统志»也有相似记载， 云: “北自老龙堤至长门， 皆沿城甃石，南自万山山麓至土门， 皆仍古大堤。”详见穆彰阿、 潘锡恩等纂: «大清一统志»卷 348«襄阳府三»(第 8 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298 页。«(同治)襄阳县志»云老龙堤“自万山脚起至小北门越十里， 非古大堤也”②杨宗时修， 崔淦纂， 吴耀斗续修， 李士彬续纂: «(同治)襄阳县志»卷2«建置志·堤防»， «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64 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103 页。。 据此可知， 大堤是“旧堤”， 老龙堤则是后来“新堤”的名称， 因此， 大堤之设并非老龙堤修建的时间。

关于老龙堤的确切修建时间， «大清一统志»简言之为明万历时期巡道杨一魁所筑，③穆彰阿、 潘锡恩等纂: «大清一统志»卷348«襄阳府三»(第8 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 第298 页。然«(乾隆)襄阳府志»有更加细致的书写:

嘉靖三十年， 巡道陈旧«秩官志»载其记未著名。 守道、 雷贺度作东西二堤。 其西曰老龙堤。 起万山， 沿汉筑之。 东曰长门堤，自西城外土门绕城北筑至长门。 皆弥补旧缺， 汉水之于檀溪通得分杀， 其暴如故也。 迨万历三年， 堤又大决， 坏城郭。 巡道杨一魁乃建议自万山下起， 东至长门， 合筑长堤， 甃以石， 高凡三丈， 厚五丈， 仍名曰老龙堤。④陈锷纂修， 乾隆«襄阳府志»点校整理工作委员会编: «襄阳府志»卷15«水利»，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197 页。

«(乾隆)襄阳府志»言: “万历四年， 老龙石堤成， 汉水始不得绕城以为民害。”⑤陈锷纂修， 乾隆«襄阳府志»点校整理工作委员会编: «襄阳府志»卷5«古迹»，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84 页。又同书卷9«坛庙»也有相似记载: “城北初有二堤，西为老龙堤， 东为长门堤。 至石堤成， 始合为一， 皆以老龙名堤焉。”①陈锷纂修， 乾隆«襄阳府志»点校整理工作委员会编: «襄阳府志»卷9«坛庙»，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131 页。上述记载可以说明， 老龙堤建于明嘉靖三十年， 万历三年重修时将老龙堤与长门堤合并， 仍名老龙。

二、 老龙为“堤”考释

老龙堤之名， 第一次出现在史志典籍中， 是明嘉靖三十年。 前引«(乾隆)襄阳府志»， 襄阳城北作东西二堤， 西曰老龙堤， 东曰长门堤。 长门堤起自西城至长门， 故以此为名。 老龙堤起自万山至小北门， 何不言北门堤? 关于“老龙堤”的命名， «(同治)襄阳县志»有如下记载:

老龙堤在城西， 北临汉水。 明万历间， 始有之。 相传修堤时， 有老人取草为曲折之形以授之， 云: “如是， 则固矣。”语讫， 不见， 人疑为老龙。 堤成， 故以为名堤。 自万山脚起至小北门越十里， 非古大堤也。②杨宗时修， 崔淦纂， 吴耀斗续修， 李士彬续纂: «(同治)襄阳县志»卷2«建置志·堤防»， «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64 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103 页。

此则记载当有众多的神话色彩， “修堤”一词说明了老龙堤并不是完全新筑的， 也证实了老龙起自先前的“垒”。

在官方文书记载之外， 襄阳民间尚有众多传说与老龙堤的命名相关。 民间传说大体分为两个版本:

有一年夏天， 连降数日暴雨， 把河堤冲垮了几个口子。 襄阳城的男女老少全部出动， 奋力筑堤。 可是， 这一处筑好了， 那一处又溃口了， 眼看滔滔洪水就要将整个大堤冲垮， 襄阳城将要遭受灭顶之灾。 就在万分紧要关头， 一个穿草鞋的老人路过此地，急忙从草鞋上拆下一根草绳， 向河边一抛， 草绳在河水中犹如蛟龙一样打了几个滚， 立马变成了一条坚固的长堤， 挡住了滔滔河水。 原来， 那老人是东海的龙王， 难怪有如此大的本事。 后来，人们就把襄阳这一段的河堤称为老龙堤， 并在河堤上修建了龙王庙， 以此供奉造福人类的龙王。①«汉江流域民间传说: 老龙堤»， 襄阳政府网(http: / /www.xf.gov.cn/zt/zxcs/hjbk/gs/201406/t20140603＿ 468856.shtml)， 2014 年 6 月 3 日。 这个版本与«(乾隆)襄阳府志»«(同治)襄阳县志»等官方地方志记载大体一致。

在此种“文化诉说”之外， 尚存在另外一种“文化表述”:

镇河神往东走了一截， 把手中的龙头拐棍往地下一横， 嗬!那拐棍成了一条活跳跳的龙， 摇头摆尾要往河里跳。 镇河神不慌不忙， 叫人拿来一根铁桩， 往龙头上一钉， 龙给钉住了， 头也不动弹了! 可尾巴还是乱摆。 镇河神一只手捏住龙尾巴， 一只手从草垛上扯了一把稻谷草， 缠在龙尾巴上， 拧起草要子来。 说也蹊跷， 稻谷草往龙身上一拧， 都变成了龙身了。 镇河神叫人们赶紧往龙身上壅土。 就这样， 镇河神拧着稻草往后退， 百姓们跟着壅土， 修堤。②黄耕、 张建勇收集整理: «老龙堤的传说»， 古顺水主编: «古襄阳故事»， 三秦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112~113 页。

由此可见， 两种民间传说的文字表述不同， 其源头当是一致的， 可以表述为: 镇河神带领民众修筑老龙堤。 将两种民间传说与官方记载相对照， 亦可以发现三者之间的共性， 那便是老龙堤不是民众自发组织构筑的。③对于民间无法自主修筑堤坝的原因， 张建民通过研究， 认为“水利建设具有的公共性与个体小农分散性之间的矛盾， 是导致民间堤垸难以自主进行的重要原因”。 张建民: «湖北通史·明清卷»，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66 页。“老人”“龙王”(亦有民间流传版本称“道人”)以及“镇河神”的形象多有不同， 但是它们发挥的作用却是一致的， 那就是引领人们修筑老龙堤。 至于是结草置绳， 还是以龙为堤， 这只是襄阳地方社会对于老龙堤之“老龙”的理解， 官方书写不涉及信仰， 而传说则更多是襄阳民间信仰的反映。

老龙堤之命名， 多为地方文化的创造， 而非当时之情形。 老龙堤真正命名之缘由当是«襄樊市地名志»所讲的那样: “由于它工程浩大， 蜿蜒似老龙伏地而行， 故称‘老龙堤’， 亦称‘大堤’。”①湖北省襄樊市地名领导小组编: «湖北省襄樊市地名志»， 1983 年， 第126 页。老龙堤修筑后， 对襄阳水利社会也有重要的影响， «重修樊城堤防碑»载:“至明杨一魁增建老龙堤， 直按万山， 檀溪始涸。 水迸流， 势益悍急， 渐啮樊城南岞。”②道光十年«三瑞亭记»， 知府郑敦允重修樊城堤防碑， 现藏于襄阳米公祠。

三、 修堤所示的襄阳水利区域社会

汉水“水患”的频发是明清之际襄阳社会大修水利的重要因素。据统计， 有明一代， 史书中记载的汉水水患已达四十余次。③王绍良: «汉江下游明代水患与水利格局»， «农业考古»1990 年第2期， 第 236 页。清人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描述了明代的“水患”之烈: “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沙洋堤决， 汉水直趋江陵龙湾市而下， 分为支流者九， 从此五州县荆州、 江陵、 监利、 潜江、 沔阳岁遭湮没。”④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 上海书店1985 年版， 第343 页。明清汉水水患十分严重， 以致民国时期的水利学家李仪祉在研究汉江水灾后认为:“治江必须治汉， 汉不治则江不治。”⑤宋希尚编著: «长江通考»， 台湾“中华书局”1963 年版， 第 345 页。

襄阳位于汉水之畔， 深受“水患”之罹害， 堤防与襄阳城的安危息息相关， 然而也要看到并不是所有的堤防都受到国家的重视。 «林则徐文集»对于汉水堤防的情况做了描述:

盖滨汉各州县堤工， 除襄阳老龙堤系属石工， 尚属坚固外，其钟祥、 荆门、 京山、 潜江、 天门、 汤阳、 汉川等州县， 南北两岸正堤土性多沙， 易于冲刷， 且工长计有十六万六千一百余丈，其旁出之支河各堤， 尚不在此数之内。①«筹款生息防守襄堤折»， 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十八日，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 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 年版， 第22 页。

由此可见， 清代政府在汉水两畔修筑绵延万丈的护河堤， 以石筑堤也充分说明了老龙堤在汉水水利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地方政府以及襄阳地方社会对老龙堤的重视， 不仅仅在于以石筑堤， 还在于多次重修老龙堤， 而且奏请修堤的官员都是身居高位的官员， 并且多以湖广总督为首。②督率地方水利是地方官的重要职责， 对于重要的水利工程设施， 朝廷设置专官负责。 详见张建民: «湖北通史·明清卷»，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 257 页。从某种程度上说， 修筑老龙堤是一种官方权力向民间社会的渗透， 地方政府以此展现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

老龙堤保卫着襄阳的权力中心——襄阳城， 因此老龙堤的修建及管理也都有官方权力的影子。 康熙三十九年规定， 守道的主要职责是督催府州县官员修筑堤防。 安襄郧道守道驻襄阳， 主要职责为兵备，设置之后即有兼理水利之责， 负责安陆、 襄阳二府的水利事宜， 并负责兼管老龙堤。③«襄阳府志»“老龙堤”条云: “本朝命分守安襄郧道兼理水利， 督同知岁一查修。”陈锷纂修， 乾隆«襄阳府志»点校整理工作委员会编: «襄阳府志»卷15«水利»，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197 页。 在禹王庙碑文中也出现了“湖北布政使司分守安襄陨道兼理水利事务按察使”等字眼， 细读碑文可以发现，老龙堤数次修筑多有政府官员参与。老龙庙前所立的«重修老龙堤记»记载: “雍正五年七月， 余奉……为未雨之防。 赴会城， 初谒观察赵公， 亦嘱兹堤为急务”， 足见国家对于襄阳老龙堤的重视， 地方官员也将修堤视作业绩的一种， 故言“迄今事竣， 或亦可告无罪于守土之责也”。④雍正五年«重修老龙堤记»， 现立于老龙庙前， 碑文多有残缺， 其记见于«襄阳府志»卷33«艺文志»，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第457 页。在老龙堤下的«禹王庙重修碑记»碑阴记“粮捕府家丁刘□贵”“观音堂”等字眼，①乾隆八年«禹王庙重修碑记»， 位于襄河南岸老龙堤下。可见老龙堤的修建有“家丁”、 宗教人士的参与。 同治年间«重浚襄渠记»碑阴亦有记载: “□□□以专责成也， 渠分四段， 由绅耆工， 选勤慎晓事者十二人， 每年以四人充当四段值年渠长、 经理渠事。 ……如有违误或徇情舞弊， 许首土及沿渠业户， 并下次， 值年渠长禀官究惩。”②同治二年«重浚襄渠记»， 今碑立于襄阳王府。值得注意的是， “家丁”属“粮捕府”， “绅耆工”是地方精英， 他们身上或多或少地体现着国家权力， 在修筑堤浚渠过程中， 他们作为官方的“代言人”， 指挥着“沿渠业户”等地方民众参与襄阳水利设施的修筑。

经费方面， 瞿同祖论述州县官在公共工程中的行政职能时写道:“按规定， 任何大规模的修缮工程， 必须先征得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意， 否则修缮工程的资金由州县官自筹。 通常有两种方法来筹得经费: 由州县官自己捐款， 或者说服乡绅和富人集资。”③瞿同祖: «清代地方政府»， 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 第262 页。襄阳老龙堤多为官修， 其修防经费源自官方:

湖北襄阳府老龙石堤， 捍御襄河， 保护郡城， 最为紧要。 前因南岸堤身屡被冲溃， 估工修筑， 本款不敷。 借动司库各款， 共银八万二千一百三十七两零。 至今尚未归还。 兹该督等查明堤河生息一款， 本银十五万两， 汉商每年应缴息银一万八千两， 原备合省堤河之用。 请拨出五万两本息， 为老龙堤经费， 历次借项得以逐渐归还。 着照所请。 准其拨银五万两， 作为老龙石堤修葺之用。 其前借商捐堤河息银一万五千六百五十一两， 即于本款开销， 毋庸归还。 其余借动八款银六万六千四百八十五两零。 均着照现定章程， 按年扣还以清款项。 该部知道。④«清宣宗实录»卷101， 道光六年七月下戊戌， 中华书局1986 年版， 第647 页。

“借动司库”说明老龙堤的修筑是“借帑兴工”的方式， 虽然需要地方政府逐渐归还相关款项。 除了官帑外， 尚有“河息银”。 乾隆九年，总督鄂弥达享在襄阳府库存军需银内拨款5000 两， 发襄阳府属各当铺生息， 以一分五厘生息， 每年可得息银900 两。①黎世序等: «续行水金鉴»卷153«章牍二»“乾隆九年湖广总督鄂弥达奏”， 台湾文海出版社 1970 年版， 第 83 页。可见地方政府也借助襄阳民间力量， 来共同完成老龙堤的修筑， 但是官方的力量在其中仍然是起着主导作用的。②雷平在研究了清代襄阳的碑刻之后， 认为在襄阳地方水利事务中官府承担着领导的职责， 并将其延伸为官民共治的水利格局。 详见雷平: «襄阳碑刻所见基层社会治理»，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1 期， 第89~90 页。

然而， 樊城堤防修筑， 主要依靠的是民间力量。 清道光年间， 郑敦允守襄阳， 改修樊城土堤， “绅者土著者商者贾者腰金而好义者争先恐后， 乃召土工、 木工、 石工、 金工， 工既集， 余不时诣工所与同事奖勤能， 儆游惰， 戒浮冒， 严稽核”③道光十年«三瑞亭记»， 石碑藏于襄阳米公祠。。 在樊城堤防的修筑过程中，官员并不是主导者， 而仅仅是充当监督者和指导者的角色， 商贾、 土著才是修堤的主要力量， “自同治八年至十二年， 所有堤工多系民赀民力， 昔之土堤， 今尽改为石堤矣”④杨宗时修， 崔淦纂， 吴耀斗续修， 李士彬续纂: «(同治)襄阳县志»卷2«建置志·堤防»， «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64 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106 页。。 “河工厘金”修堤的做法， 在同治年间已成定法， “历任郡守， 皆据郑公所筹河工厘金一款， 逐年增修”⑤杨宗时修， 崔淦纂， 吴耀斗续修， 李士彬续纂: «(同治)襄阳县志»卷2«建置志·堤防»， «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64 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105 页。。 由此可见樊城堤防的修筑经费多以绅商捐款、 河工厘金为主， 这是与襄阳城有着巨大的不同的。 商业的繁荣促使了樊城民间力量的壮大， 掌握财富的商人、 土著开始介入樊城水利事务的管理， 在这一进程中， 樊城的民间力量逐渐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权。

可以说， 清朝政府在人力组织及资金投入上， 都对襄阳老龙堤表现出了明显的重视。 对比对岸樊城堤的修筑， 这反映出了襄阳社会与樊城社会性质的不同， 而这种不同源自社会中主导力量的不同。 正像鲁西奇在论述樊城镇与襄阳城关系时讲到的， “商埠城郭的形成与发展构成了对治所城郭的挑战”①鲁西奇: «城墙内外: 古代汉水流域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 中华书局2011 年版， 第 437 页。。 笔者认为在一个城市内部也存在这种挑战， 襄阳民间势力逐渐参与水利公共事务， 无疑是对传统行政力量和官方政治力量的“稀释”， 堤是如此， 城内社会亦然。

四、 结 语

综上， 大堤是“旧堤”， 很有可能是围绕襄阳古城的“垒”， 后于唐代修筑成堤； 老龙堤是“新堤”， 为明嘉靖三十年地方官员所筑，明万历四年合并老龙、 长门二堤， 仍名老龙， 后经多次重修不改其名。 关于老龙堤的传说有很多， 但这些都是襄阳地方社会的“文化诉说”， 并非老龙堤的真实来源， 老龙之名源自堤的形制， 却蕴含了襄阳人民消除汉江“水患”的美好愿望。 堤的修建和管理多为地方政府所主导， 正应和了老龙堤传说之中的“老人”“镇河神”形象， 他们都是地方社会较权威的人士， 指挥着襄阳人民筑堤防御“水患”， 在筑堤之中官民社会开始进行“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