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西平

梁启超先生当年谈到研究中国的三种境界：“在中国研究中国”“在亚洲研究中国”“在世界研究中国”。今日之中国已经是世界之中国，海外汉学（中国学）的存在标志着中国学术的国际化，作为世界之中国，很自然应将这种域外的中国学问纳入自己的学术视野之中。严绍璗先生在谈到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时，对这个领域的历史及学术意义做了高度的概括，他说：“中国文化向世界的传递，历史古远、区域宽广，曾经在亚欧广袤的区域引发了程度不等的对‘中华文化’的憧憬、热忱和思考，在文化学术史上被称之为‘汉学’的‘学问’由此而诞生。……无论是在‘汉学时代’还是进入了‘中国学时代’，这一学问涉及的地域之广阔，历史之悠久，积累的智慧与资料之丰厚，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立场上考察，它始终是一门与世界文明密切相关联的‘大学问’，它的生成和发展，始终表明了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性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国际化的中国学术研究呢？本期的论文从两个方面做了回答。

首先，中国学术界应该和域外的中国学术展开对话和讨论，汲取其独特的视角，关注其不同的研究方法，重视其开拓出的新材料，从跨文化角度去理解这种对中国学术的异域解释与言说，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探究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互动与演进。

在这个过程中，展开学术的讨论与争鸣，在对话中阐明中国学术的基本立场，在研讨中指明汉学家知识的不足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本期汪荣祖先生的长文《海外中国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问题》值得一读，哪怕是再著名的汉学家，当其著作在中国出版以后，都将会受到中国学术界的研读与讨论。当年杨联陞等学术前辈在美国常常发表这样的批评文章，从知识论上，乃至方法论上纠正汉学家们的错误，被誉为“学术警察”。今天，在讨论域外汉学研究时，指出汉学家们在基本常识上理解的不足与错误，批评其完全离谱的解释，这是很自然的。在上一期的《国际汉学》上，我发表了《建立一种批评的中国学》一文，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们期盼更多的像汪先生这样的“学术警察”，对汉学家的著作展开正常的讨论。

与汉学家展开学术理念上、理论上的讨论是另一个重要的方面。长期以来，一些汉学家认为中国学者只能提供材料，而理论的框架需要由他们提供，这种看法已经完全过时了。汉学家们“以西释中”的研究方法未尝不可，但在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解释上，中国学者应该阐明自己的学术立场，展开有益的学术讨论，如汪先生对“新清史研究”的评论。对这些大的、原则性的学术问题不展开讨论，只是全盘将其翻译出来是不妥的，那就真成了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了。

域外汉学（中国学）的存在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中国学术正是在同不同观点、不同风格的汉学家们的讨论中，重新认识自身，在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中，锻造自己的国际学术能力。

本期另一个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在研究范围上大大扩展了。尹锡南的《当代印度汉学家的中国历史研究》、李学昭的《博尔赫斯对〈红楼梦〉的选译研究》，以及几篇研究儒学在朝鲜、越南的传播和影响的论文，显示了作为国际学术的汉学的特点。长期以来，国内的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者绝大多数在研究欧美汉学、日本汉学，对其他国家的中国文化研究关注较少。平心而论，在世界各国的汉学研究中，毫无疑问日本与欧美学术成就最大，但今日之中国，乃世界之中国，我们应该有更大的胸怀，更宽阔的眼光，去关注亚洲、拉美、非洲的中国文化研究。

著名的考狄（Henri Cordier，1849—1925）《汉学书目》（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saire biblio- 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和其后的袁同礼《西文汉学书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是治汉学研究的两大基础性书目，有巨大的价值，涵盖了西方从古代到1957 年间发表的西方汉学专题著作。但很遗憾，这两套书目仍是西方汉学的研究书目，甚至连俄罗斯汉学的研究成果都没有涵盖其中，更不要说日本汉学成果了。

《国际汉学》 以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的研究为宗旨，它的研究对象理应是世界性的。顺便说说，由我主编的“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域外传播研究书系”19 卷，2019 年在大象出版社出版，其中8 卷本的中国古代文化经典海外传播编年是这套书的重要贡献，如《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美国的传播编年》《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英国的传播编年》《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法国的传播编年》《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中东欧的传播编年》《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东南亚的传播编年》等。为便于中国学者阅读，所有书目均为外文与中文对照，这是考狄书目和袁同礼书目所没有的，也是汉学史上第一个编年体的汉外双语书目。在语言范围上也大大超越了“考狄书目”和“袁同礼书目”，他们的编目主要集中在西方几个大语种上，而我们这个书目扩展到27 种语言，以往被忽略的日本、韩国、东欧、东南亚的汉学研究成果都包括其中。可以说，这是世界学术范围内第一个囊括27 种语言、涉及43 个国家的汉学研究文献编目，无论在汉学史的研究上，还是在中国文献学的研究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域外传播研究书系”主要做基础文献目录的编年，而任大援教授所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百年史（1807—1949）》”则深入多国汉学史的研究。该项目涵盖了英、美、法、德、意、俄、阿拉伯、东南亚、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注重研究中国文化19—20 世纪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传播的特点，关注文化的多样性，以文明互鉴理论为基础，研究多元文化的相融与互动。我期待着他的项目的顺利完成。

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追溯中国学术国际化的历程，自然，这是一个充满跨文化对话的历程，正是在这样的历程中，我们的学术被丰富，我们的视野被扩展，我们的文明开始彰显出世界性的意义，这也是本刊的学术理想与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