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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徐家汇藏书楼西书之来源*

2020-11-30高华士NoeGolvers

国际汉学 2020年2期
关键词:藏书书籍学院

[比]高华士(Noël Golvers) 著

蒋 硕 译

16—18 世纪,中国与西方人文文化的联系与互动是以中国和西方的“书籍”为基础的。这种跨文化的联系与互动,可以肯定的说,即使不是最有趣的,也是存留了最多文献的案例之一。这里,我们的讨论只限定在西方对东方的传播上。西方书籍(也包括手稿和杂志)形成了一座实物的桥梁,以文字和图像的方式把信息从西方文化的中心传播到了中国文化的中心——清朝宫廷,给大多数知识领域带来了必要的更新,扩展了传教士们个体的(通常是“有限的”)功能,回应了中国对话者常常深表怀疑的疑问,引起了他们的赞美,也有意地引发了他们对西方事物的好奇。耶稣会传教士从1600 年左右便有组织地来到中国,直到18 世纪的尾声才告一段落。在他们的实例中,这些书籍是西方文化无言的,然而又是雄辩的使者。

与其他修会如方济各会的传教策略有所不同,耶稣会的书籍运到中国基本不是个别或个人携带几卷书籍而已,而是一种精心安排的结果,是一个完整计划的组成部分。这开始于1611 年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o, 1565—1655)发起的一项卓越的计划,由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和邓玉函(Johannes Schreck / Terrentius, 1576—1630)予以执行。他们进行了一次不凡的旅行,在1616—1618 年间历经南欧、中欧和西北欧,总体来说以完成这项“书籍/出版物计划”为目的。所有这些实际存在于京师的西学图书馆是慢慢积累而成的,有管理的,也是不间断的。不过,并不是说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间断,在其他级别较低城市的耶稣会会院(college)则或多或少保持了稳定。这些图书馆是这一精心计划的结果,它实际的目的是:为源源不断的耶稣会士个人的精神和学术生活提供充足的资料,尤其是服务于他们的教育、牧灵和传教活动,以及他们在学术领域的各种任务。历经磨难,这一图书馆网络的建设于19 世纪早期终结了。但是,在19 世纪40—60 年代它又慢慢地复兴了,它们合并为两个主要的图书馆,一直活跃到1950 年。一个是位于北京的人们所谓的“北堂图书馆”,它为遣使会所辖,很大程度上合并而且曾经“流通”了1773 年以前在北京和中国境内的耶稣会图书馆的残余书籍。(1)“新”北堂的藏书在惠泽霖(H. Verhaeren, 1877—1973)的《北堂图书馆藏西文善本目录》(Catalogue of the Pei-T’ang Library. Pekin: Impr. des Lazaristes, 1949)中有细致的描述。他的书目出版后没多久,这批藏书就被转移了。它们目前大部分收藏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中(北京,文津街)。另一个是后来建立的位于上海的耶稣会图书馆。(2)译者注:即现在的徐家汇藏书楼(Bibliotheca Zi-Ka-Wei),1847 年由上海耶稣会士修建,后期扩建,现为上海图书馆分馆。在这两个图书馆中,这些书籍可以说是“会讲话的”。也就是说,这些书提供了不止一处当时留下的笔迹、注释或其他材料,它们显示出了这些书籍的原始来源,展现出了这些1773 年以前的耶稣会书籍遗产来自何方,又怎样起源于彼。而且,这些书籍在19 世纪中期以后与从欧洲书籍市场新征集来的古书合并在了一起,虽然,从数量上来说并不是很多。关于北堂藏书的问题,我已经根据书籍上的笔迹和其他档案文献在我的《在华的西学图书馆》(3)参阅N. Golvers, Libraries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 Circulation of Western Book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in the Jesuit Mission (ca. 1650—1750). Vol. 1. Logistics of book acquisition and circulation (Leuven Chinese Studies. Vol. XXIII). Leuven: F. Verbiest Institute, 2012; Vol. 2. Formation of Jesuit librariesin China (Leuven Chinese Studies. Vol. XXVI),同上,2013;Vol. 3. Of books and readers(写作中)。译者按:第三卷已于2015 年出版,出版社同上。中有所讨论。

与此同时,通过类比,现在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前耶稣会徐家汇藏书楼19 世纪以前的欧洲印本是法国耶稣会自19 世纪40 年代以来在中国建立的又一大型西学图书收藏。除了转移走的一些书外,(4)被转移走的书中最重要的要属那些中文神学著作了,它们被运到了菲律宾,又从菲律宾运到了中国台湾。参阅Ad Dudink, “The Zikawei Collection in the Jesuit Theologate Library at Fujen University (Taiwan): Background and Draft Catalogue” , SWCRJ, XVIII, 1996, pp. 1—40。它们现在被整合进了上海图书馆。(5)参阅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西文珍本书目》,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年。关于藏书的现代历史情况可参阅:D. E. Mungello, “The Xujiahui(Zikawei)Library of Shanghai in 1986”, China Mission Studies (1550—1800) Bulletin, VIII, 1986, pp. 41—56; Huang Zhiwei, “The Xujiahui(Zikawei)Library”, Tripod, Vol. XII, n. 70, 1992, pp. 22—34;Gail King, “The Xujiahui(Zikawei)Library of Shanghai”, Libraries and Culture, Vol. 32, no. 4, 1997, pp. 456—469. 关 于 徐 家汇的传教情况,参阅Ann Nottingham Kelsall 的硕士论文 “Zi-ka-wei and the Modern Jesuit Mission to the Chinese 1842—1852” , University of Maryland, 1978。那么,类似北堂的重建模式能否被研究者用来复原19 世纪的徐家汇藏书呢?开始研究这一课题的时候,我查看了那些写着来源的提示,它们在1992 年出版的书目中都有呈现。虽然这一证据不能确定所有原来拥有者的名字,但是此项筛查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所有19 世纪以前的书,直到18 世纪末19 世纪初,通常是直到19 世纪下半叶仍然属于欧洲私人或公共收藏机构所有。这就可以合理的排除,从总体而论,上海或中国1773 年以前老耶稣会“古书”留存到今天的看法了。

根据最近发现的清单和1992 年出版的书目来看,徐家汇收藏的古书有1831 种,其中328 种(17.9%)书上除徐家汇藏书楼藏书标记外,尚存有笔迹、藏书印、图章和其他拥有者的标记,其他书则没有标记。(1)因为没有实地查看过相关书籍,所以我只能依赖于这本已出版书目的描述。我们应该将书主手迹(在题名页或是扉页上)、图章和藏书印等区别开来。关于文献学理论,我参考了David Pearson, Provenance Research in Book History. A Handbook. The British Library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1998,等等。在这1831 部书中,有1800 种以上的欧洲书籍是在1515 年至1800 年之间出版的,只有大约20 种出版于1800 年以后。(2)朱庆祚,馆长,见书目前言,第六页;另参阅D. E. Mungello 的论文,China Mission Studies(1550—1800)Bulletin, VIII, 1986, p. 44(作者估计数量低于1500 种)。这21 部1800 年和之后出版的书是:书号152(1804)、173(1813)、558(1833)、559(1833)、560(1830)、561(1833)、562(1830)、563(1832)、571(1817)、830(1832)、1104(1809)、1118(1806)、1753(1806),以上全部来自皇家亚洲文会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参照下文)],还有书号113(1805)、885(1802)、886(1805)、1164(1841—1868)、1385(1831)、1420(1834—1839)、1610(1806)、1820(1814)。这么多1800 年以前的古书引起了我进一步了解其来源的好奇心,特别是这一问题关系到究竟有多少书可以追溯到耶稣会解散以前上海或其他地方的收藏。确定来源的另一特别吸引人之处是,考查出捐书人(还有收书人)究竟为谁,以及有的书籍是否在北京和上海两处都有收藏等问题。(3)关于对北堂藏书捐书人和收书人姓名的追溯,请参阅Libraries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 Vol.1,pp. 265—391。为了回答这些和其他相关问题,我将在本文中试着去确认藏书中持续的各个“阶段”(layers),特别是确定书目中描述单本书时所提到的人名,这一次我们缺乏外围档案文献的证据。这将使我们最终认识到,在耶稣会解散前上海教会的收藏得以延续到后来的假设几乎是站不住脚的。

在那些提供了来源标记的藏书中,首先,最大的一部分实际上是来自于RASNCB,也就是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rth China Branch),它于1857 年在上海成立,运行至1884 年,又于1906 年重建。这一部分的书有111 部,它们于1952 年之后才合并到上海耶稣会藏书楼中,也就是说,是在耶稣会时代之后,因此,它们在原藏中没有什么代表性。在这些书中,下面的101 部(4)书号17(1700)、26(1669)、27(1571)、46、47、82(1655)、83、85、103(1693)、181(1689)、183、222、317(1599)、366、378、406、410、411、424、425(1682)、500、535、589、632、641(1570)、652(没写出版时间)、695、711、713(1606)、714(1655)、721(1604)、770、771、776、777、782、786(1605)、794、831(1699)、843(1687)、872、881(1670)、882(1636)、884(1681?)、907、960(1698)、961、964、969、971(1690)、997(1619)、1240(1669)、1242(1670)、1243(1665)、1266、1268、1288、1289、1327、1328、1344、1345、1374、1386、1388、1391、1418、1425、1428、1429、1436、1438、1472、1486(1673)、1581、1582、1583、1584、1592、1623、1625、1632、1633、1663、1686、1687、1752(1800)、1777、1781、1814、1822、1826。年代在16 世纪末、17—18 世纪,而那些1800 年以后出版的书籍则被列于他处。

其他上有中国来源标记的单本图书来自中国各地的耶稣会传教点,但没有任何与上海或是收购时间相关的标记,也没有任何中国私人收藏者的标记。这里应该提到的有:

——“耶稣会中国传教团”图章[Missio Sinensis S(ocietatis) I(esu)] :书号240(被错印为 “Misso”)、418、419、1612(1729—1732)。它们差 不多与耶稣会解散前的中国传教团没有联系,因为(很多)那些与耶稣会解散前中国传教团相关的书籍可以通过一个精确的地点格式[某某会院(Collegii…)],或是归属于中国传教团来加以确认或区别,它们有着统一的手写笔迹形式(!),它们用的是属格:“中国传教团”(Missionis Sinensis,这些书卷隶属于金尼阁时期,更准确的说是邓玉函)或者是“中国副省”(Vice-Provinciae Sinensis)。(5)参阅惠泽霖书目的前言第11 页,和Libraries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 Vol. 2, pp. 110—112。

——“震旦图书馆” [Bibl(iotheca) N(ostrorum) Aurore] :书号778。指的是上海震旦大学图书馆 (Université L’Aurore),建于1903 年,存至1952 年,后并入华东高级中学(Superior High School of East China)和复旦大学。

——“Authie de Belleroze J. B. C. E.”图章和“耶稣会芜湖图书馆”藏书印[Ou-Hou Bibl(iotheca) S(ocietatis) I(esu)]:书号474。这卷书是首部来自欧洲的私人收藏,但还未能确认Authie (Authié?) de Belleroze (Bellerose?) 的身份。耶稣会解散前从没有在芜湖(安徽)传过教,“现代”在芜湖的传教团是西班牙耶稣会士后来建立的。

——“耶稣会南京传教团主教图书馆”[Missio Nankinensis SJ Bibl(iotheca) Episcopi] :书号355 (1659)、922(1647)、925(1646)、928(1643)、930(1635)、947(1649)。其中后五本(922—947)是一个系列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包括整套拉皮德·德·科尼利厄斯(Cornelius de Lapide, 1567—1637)的《圣经评注》(Cornelius de Lapide’s Commerntaria)及对《圣经》各部分的评注。1094 [约瑟夫·曼西,司祭祈祷会士(Joseph Mansi, OR., 1658—1720)的《道德预言大全》(Locupletissima Bibliotheca Moralis Praedicabilis 一部,威尼斯,1722 年版]。1831{依纳斯·德·祖来塔,耶稣会士(Ignace de Zuleta, SI, 1628—1685),《使徒圣雅各伯公教书信之文献与道德评注》[Jacobus, seu commentaria litteralia et moralia in epistolam Catholicam S(ancti) Jacobi Apostoli],安 特 卫 普,1702 年版}。根据笔迹的一致性(至少从书目上来看)和格式的一致性(书主以属格表示)来看,所有这些书是18 世纪第二或第三个十年或之后(1)关于南京主教,参见:http: //www.catholic-hierarchy.org/diocese/dnank.html。的一位不知姓名的南京主教的个人图书馆藏书。他最有可能就是歌德费利铎(Gottfried Xaver von Laimbeckhoven,1707—1787),1752—1787 年担任南京主教,在很多其他文献中,他也用过这一笔迹:“南京主教”(episcopi/ Ecclesiae Nankinensis)。(2)参阅Joseph Krahl, China Missions in Crisis: Bishop Laimbeckhoven and His Times, 1738—1787. Rome: Gregorian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316—320。

——“耶稣会董家渡传教团” [Missio S(ocietatis) J(esu) Tom Kia Tou] :书号97、1511。董家渡教堂(堂区),1853 年由西班牙耶稣会士在上海建立。

——“Wu Lien Teh”:书号806、878、1118、1212、1753。伍连德(1879—1960),中国医生,也是一位中医史的作者。(3)关于伍连德,参阅S. Yang, “Dr. Wu Lien-the and the national maritime quarantine service of China in 1930s” , Zhonghua yishi zazhi, (18)1988, pp. 29—32; Wu Yu-Lin, Memories of Dr. 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World Scientific Pub Co Inc., 1990; Carsten Flohr, “The plague fighter: Wu Lien-The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ese public health system”, Annals of Science, (53) 1996, pp. 361—380。书号1118、1240 和1752 同时也钤有皇家亚洲文会(RAS)的章。

——藏书印“Kin You-shing”,书籍装订及文房商人。仅见于书号1702 的书籍中。他是中国的藏书家,地点不明。

出于各种原因——就我所见到的而言(4)更早的、之前就存在的书籍在“新”的传教过程中被写上了新的笔迹,这种假设我们无法证实。——这些书中并没有耶稣会解散前上海的藏书。

除此之外,有一系列上海现存的书籍上有另外的(exclusive)欧洲来源/书主标记,它们或属于(之前的)机构或是私人收藏。在这些先前的(宗教和其他)机构中,提到有的位于法国、瑞士、德国、意大利、葡萄牙等等。(5)这个名单上的其他地区为数不多。

——普瓦捷(Poiters)耶稣会学院图书馆/耶稣会重建后新传教团(“new Company”)所在的普瓦捷拉丁文写法为Pictavium,全部都钤有一样的藏书印:“普瓦捷耶稣会学院图书馆” [Bibl(iotheca) Coll(egii) Pictav[ii] S(ocietatis) J(esu)] :这个耶稣会学院于19 世纪50 年代末期建立,它和其他学院一起继承了之前的蒙特莫里隆学院[Collège de Montmorillon(参看下文)],并代替了布吕热莱特学院[Brugelette College(参看下文)]。布吕热莱特学院的图书馆被移交给了普瓦捷,并成为了新学院图书馆的核心收藏。所以,很多来自普瓦捷的图书都钤有藏书印“布吕热莱特学院藏书,布吕热莱特学院宗教团图书馆”[Catalogo Inscriptus Collegium Brugelettense, Biblioth(eca) Convict(us) Div(i) Collegii Brugelettensis]。在普瓦 捷耶稣会学院图书馆的列位馆长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奥古斯特·卡拉永(Auguste Carayon,1813—1874)。他管理这个图书馆,并将馆藏所有的书籍均钤盖上这一通用的藏书印“普瓦捷耶稣会学院图书馆”[Bib(liotheca) Coll(egii) Pictav(ienses) S. J.]。(1)在1901 年的时候,这个图书馆被匆匆移交给了泽西(Jersey)(2)Delattre, Etablissements, 1, 981;关于坎特伯雷图书馆,参阅:Sheza Moledina, “Books in Exile: The Case of the Jesuit Seminary Library in Jersey, 1880—1945”,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History 26/2, 2010, pp. 105—120; Sh. Moledina, “Les incunables chez les jésuites à Jersey au début du XXme siècle”,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u livre, 118, 2003, pp. 403—408。,这主要是为了避免连藏书带图书馆一并被没收的下场。到了1912 年,普瓦捷图书馆还在泽西;之后,19 世纪普瓦捷图书馆的书籍被划入泽西修院的图书馆,成为其藏书的一部分。而上海耶稣会图书馆的94 册图书(3)参看书号15、51、53、99、118、121、188、190、209、212、228、258、266、276、279、324、334、349、367、374、385、423、426、431、435、442、443、455、489、510、515、525、539、553、554、716、775、805、811、840、850、854、890、909、926、929、934、936、938、940、942、944、955、983、986、987、994、1071、1072、1085、1175、1184、1189、1324、1331、1367、1368、1373、1399、1416、1441、1458、1466、1482、1517、1524、1602、1637、1645、1673、1681、1683、1695、1696、1699、1703、1704、1707、1745、1762、1763、1810、1824。关于首位书主参阅:“Joseph Xhardes, presb(yter)”,1736。是何时被要求调入上海图书馆的则尚不明确。

——布吕热莱特{“布吕热莱特学院;学院 藏书”[Coll(egium) Brugelettense];Catalogo Inscriptus Collegium(这样就代替了属格:Collegii)Bruge- lettense}:书号209、431、853、861、926、1538、1735。来自布吕热莱特[这一学院1835—1854 年间存在于比利时埃诺(Hainaut)省]的书籍在1854 年归属于前面提到的普瓦捷耶稣会学院所有,并和普瓦捷的书籍一道来到上海。(4)Delattre, Etablissements, Vol. 1, col. 943—990.关于布吕热莱特图书馆,参阅该书col. 981。

——藏书印:“来自蒙蒂斯耶稣会图书馆 -耶 稣会圣热纳维埃夫学校图书馆”[Ex bibliotheca S(ocietatis) J(esu) Montis / Maurilionis-Ecole Saint Geneviève B(ibliothèque) D(es) J(ésuite)] :书 号617、817;来自MonsMaurilionis,即蒙特莫里隆(Montmorillon),维埃纳省(Vienna),1814—1828 年间那里有一个耶稣会修院和学院;之后,这些书归入普瓦捷,又从那里归入坎特伯雷(Cantorbéry)和中国(参看上文)。(5)关于这个住院,参阅Delattre, Etablissements, 3, 486—493;关于藏书印,参阅G. Meyer-Noirel-J. Laget, Répertoire général des exlibris français des origins jusqu’à l’époque modern, 1496—1920, T. XIX, p. 11(T0210)。

——藏书印:“耶稣会拉瓦尔楼图书馆” [Bibl(iotheca) Dom(us) Laval S(ocietatis) J(esu)] :书号422(1776 年版)、892{同时钤有另一藏书印“耶稣会泽西圣阿罗伊西楼”[Dom(us) S(ancti) Aloys(ii) Jerseiens(is) S. J.](参看下文)}、1440、1490(1750)。这是指拉瓦尔楼(Maison Laval)的图书馆(1816)。这个图书馆于1880 年划入泽西,也是由于“费里法案”的原因。它成为了泽西修院图书馆的核心收藏。(6)Delattre, Etablissements, 2, col. 1042—1051(1816—1901 年间) .

——图章:“耶稣会泽西圣阿罗伊西楼” [(...)Dom(us) S(ancti) Aloys(ii) Jerseiens(is) S(ocietatis) J(esu)] :书号892。这是常见的藏书印——印油用的是蓝墨水——用于1913 年泽西耶稣会修院图书馆圣路易斯楼(Maison Saint Louis)新成立的图书馆。(7)关于泽西法国耶稣会,参阅Delattre, Etablissements, 2, col. 841 ff.; Sheza Moledina, La bibliothèque jésuite de Jersey: la constitution d’ une bibliothèque en exil (1880—1940); id., “Books in Exile: the Case of the Jesuit Seminary Library in Jersey, 1880—1945”, Library & Information History, Vol. 26. 2, June 2010, pp. 105—120(关于藏书印:p. 114)。

——“圣热纳维埃夫学校 - 耶稣会图书馆”[Ecole Sainte-Geneviève / B(ibliothèque) D(es) J(ésuites)],图章一般为红色,包括的书籍有书号1018、293、1733、1736、1737、1739、1740,

(1) 他 是Catalogue Systématique pouvant server au placement méthodique d’une bibliothèque de trente à quarante mille volumes(Paris: Libr. Charles Taranne, 1873)的作者,这本书大约是基于他在普瓦捷(Poiters)的经验而写成的。由于“费里法案”(“Ferry decrees”,1880—1881)的原因,这个建筑暂时被耶稣会士弃用,不过到1892 年他们回来了。与此同时,这个图书馆并没有分散。只有一些来自布吕热莱特的书在这一时期从普瓦捷调到了坎特伯雷的黑尔地区(Hales Place),它被建成 “流亡的学院”(collège d’exil)。黑尔地区的藏书在1929 年分流,这些书被分成了好几家,并编制了清单。这些清单被送往法国和欧洲其他地方的耶稣会机构收藏。后五本是整套图尔內里(Tournely, 1658—1729)的《神学讲章》(Praelectiones Theologicae)。这一标记是指巴黎圣热纳维埃夫学校(Ecole Sainte-Geneviève)图书馆,成立于1854 年的邮站街(Ruedes Postes),和之后的老芒德街(Lhomond),直到1913 年都很兴盛。(1)Delattre, Etablissements, 2, 1352—1373; Lettres de Jersey, “Cent ans d’histoire: 1836—1936”. Vol. XLVI, 1936, pp.125—130.这个图书馆的藏书从1901 年以来不断地流失,一部分被送到了位于坎特伯雷的青年修士初学院(novitiate-juvenate),而另一部分被送到了马内夫学院(Marneffe,比利时)。20 世纪20 年代,那些存放在箱子里的书籍被转移到了泽西。大概上海的那些书也是在同一时期到达的。

——藏书印:“来自亚眠圣阿舍利修道院的著名图书馆”[Ex bibliotheca insignis Abbatiae S(ancti) Acheoli, prope Ambianum] :书号1369。这是指圣阿舍利·莱·亚眠(Acheul-lez-Amiens)修道院(法国),解散于法国大革命时期。(2)L. H. Cottineau, OSB., Répertoire topo-bibliographique des abbayes et prieurés, I, col. 85.

——耶稣会阿凯奥拉纳楼(Domus Acheolana Societatis Jesu)的图章:书号488(用“Modus”代替了“Domus”!)、575、1589、1680。这是索姆省亚眠区耶稣会阿凯奥拉纳见习院和住院圣阿舍利楼[Acheolana Domus Probationis et Residentia (Maison Saint-Acheul), Dépt. Somme, Ar. Amiens]的图章,成立于1814 年,1845 年关闭,(3)Delattre, Etablissements, 1, col. 203ff.大约在1848 年重建。它一直到19 世纪80 年代都在亚眠。它是19 世纪法国最重要的耶稣会图书馆之一。它组成了昂吉安(Enghien,比利时)法国耶稣会修院图书馆的基础收藏,这一修院于1887—1888 年成立。

——图章:“耶稣会可敬神父图书馆”[Bibl (iothèque) des R(évérends) P(eres) Jésuites] :书号105、 1034、1041、1339、1456、1487、1557、1559、1560、1628、1653 等;如果这是图书来源标记的话,那么它太模糊了,无法识别。

——图章:“亚眠区图书馆”[Bib(liothèque) du Dis(trict) d’Amiens] :书号1443。“亚眠区”在1790—1795 年间短暂地作为索姆省(Département de la Somme)的管理分支机构。1795 年是书籍能够进入亚眠的最后年限;另一方面,这本书也不可能在1790 年教区成立之前被带到中国,(4)维基百科。由于这一时期正是在华耶稣会的禁教时期,因此,我认为此书是在耶稣会重回上海时被带来的,也是徐家汇藏书楼第一次收藏此教区的图书。

——藏书印:“兰斯小修院”(Petit Séminaire de Rheims) :书号477。1763—1766 年让 - 巴蒂斯 特· 可 伊 维 耶(Jean-Baptiste Crévier,1693—1765)的《罗马皇帝史》(Histoire des empereurs romains)。(5)至今尚存;比较Ant. Degert, Histoire des seminaries français jusqu’à la Révolution, 1912。仅根据本书18 世纪末的时间就可知它不是耶稣会解散前上海藏书楼的书。

——图章:“多勒的阿克小修院”(Minus Seminarium Arcus Dolani) :书 号587、1717。多勒市(汝拉省)的阿克小修院[Petit Séminaire of Arc, Dole(Jura)],1823—1828 年间存在。(6)Ant. Degert, Histoire des seminaries français jusqu’à la Révolution, 1912.书籍应是在这一时间段内或是1828 年后到达中国。

——图章:“基督教图书馆”(Bibliothèque chrétienne) :书号980、1124。无法识别。

——“耶稣会卡宴传教团”[Missio Cayennensis S(ocietatis) J(esu)] :书 号1075。卡 宴(Cayenne)的法国传教团,于1643—1763 年存在,1852 年开始重建。

——藏书印:“加里安宫街圣母修道院” [M(ères) Religieuses de N(otre) Dame rue du palais Gallien] :书号616。波尔多的宗教团体,(重)建于1822 年,一直延续至今。(7)Le Diocèse de Bordeaux, p. 201; H. Fisquet, La France Pontificale, p. 311; R. Couzard, La Bienheureuse Jeanne de Lestonnac (1556—1640) , 1904.

——“艺术科学学会1790 年”(Société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 1790) :书号894。无法确认。

——“琉森州立图书馆”章(Kantonsbibliothek Luzern) :书号385、599、875、876、1290、1488、 1576。这个图书馆建于1832 年,一直存留到大约1951 年,之后,它便与公民图书馆(Bürgerbibliothek)合并入琉森中央大学图书馆(Zentral-und Hochschulbibliothek Luzern)。 在1832 年以前,则是沙勿略住院(Xaverianisches Haus)的沙勿略图书馆(Bibliotheca Xaveriana),它接替了1774 年解散的琉森耶稣会学院。(1)比较Katalog der Kantonsbibliothek Luzern, 1920—1923。因此,可以确定这些书在1832 年或之后仍在琉森。1849 年,这个图书馆在吸收了若干教会藏书后进行了重组,所有的复本,甚至是珍稀书籍,总量约达10000种,于1851—1855 年间被拍卖,对其中最有价值的6800 种图书编制并出版了书目:《琉森州立图书馆馆藏复本目录》[Verzeichnis der Doubletten der Kantonsbibliothek in Luzern (...)],琉 森,1851 年版。在上海的藏书中实际上只有两种可以在此书目中找到,即迭戈·德·切拉达(Diego de Celada,1586—1661)(书号2982)和保罗·赛格乃如斯(Paulus Segnerus,1624—1694)(书号3933)的著作。典型的耶稣会书籍(Jesuitica)由于19 世纪中叶琉森地区特殊的历史原因反而不受欢迎,(2)这里我是指琉森的反抗,他们“邀请”耶稣会士从瑞士的其他州滚出去,耶稣会在新教/自由派和天主教/保守派各自主导的州际内战中败北,不得不在奥地利进行庇护,因此,典型的耶稣会物品,包括书籍都在那一时刻变得不受欢迎了。它们差不多都被排除在了书目之外,所以,它们要么以低廉的价格出售,要么直接送人。目前看来,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琉森的书籍到达了上海,因为上面提到的情形而于19 世纪50 年代得以收藏,这也是由于耶稣会士南格禄(Claude Gotteland,1803—1856)神父于此时建立了徐家汇藏书楼的原因。其他来自琉森(Lucerna-)的书籍,如书号325 和743 均来自方济格会,也是通过琉森州立图书馆(3)关于州立图书馆的初期情况,可对照坎伯(P. Kamber)的文章,载于Kirchliches Buch-und Bibliothekswesen, Jahrbuch, 4, 2003, pp. 137—157。为中转;另一种图书,也就是书号385 是通过普瓦捷中转来到上海的。

——藏书印:“奥吉亚圣方济圣玛丽修道院属卢塞恩修道院小兄弟会图书馆”[Bibl(iotheca) F(ratrum) Minorum S(ancti) Francisci Conv(entus) Lucernae ad S(anctam) Mariam in Augia] :可见于书号325、743 的图书。这一标记是指在琉森奥吉亚(Augia)的方济格会圣玛丽亚修道院(St. Maria in Augia),1838(1836?)(4)Helvetia Sacra, Abt. V, Bnd. 1, p. 212 (p. 216: bibl).年解散,之后,那里的图书被划入前面提到的琉森州立图书馆,并从那里来到了中国。

——藏书印:“卡若里尼学院图书馆”[Bibl (iotheca) Collegii Carol(ini)]:见于书号255。书上还有另一处标记:来自不伦瑞克和颅内布尔根西斯的公爵图书馆(ex Bibliotheca Ducis Brunsvicensis et Luneburgensis)。不伦瑞克和颅内布尔根西斯的路德维希鲁道夫公爵图书馆[Bibliotheca L(udwig) R(udolf) Ducis Brunsvicensis et Luneburgensis] 是指位于沃尔芬比特尔(Wolfenbüttel)的赫尔佐格·奥古斯特图书馆(Herzog-August Bibliothek)。卡若里尼学院(Collegium Carolinum)位于不伦瑞克(Braunschweig),建于1745 年,其图书馆存于1748—1835 年间。(5)F. Meyen, Aus der Geschichte der Bibliotheca Collegii Carolini (1748—1835). Braunschweig, 1952.

——“慕尼黑王家图书馆”章(Bibliotheca Regia Monacensis) :书 号1428。这 是 慕 尼 黑 前巴伐利亚公爵宫廷图书馆的名字。这个藏书印(bookplate)用于19 世纪。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曾购得此书,它从那里来到了上海。书上第三个标记,也是书的第一个主人,为库赫当沃的勒泰利埃(Le Tellier de Courtanvaux)的藏书印,也就是库赫当沃的弗朗索瓦 - 凯撒·勒·泰利埃(François-César Le Tellier de Courtanvaux,1718—1781),法国化学家、皇家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的成员。(6)这个藏书印的复印件可以在网上查看到,时间是1701—1750 年:“Ex libris / D(omini) D(omini) Le Tellier / De Courtanvaux” , http: //www.virtuelles-kupferstichkabinet.de.

——“布克斯海姆图书馆”章[Bibl(iotheca) Buxheim] :书号1255。这是指布克斯海姆(Buxheim)的(梅明根)加尔都西会[(Memmingen)Carthusian]古老的图书馆,于1803 年解散,藏书转让为瓦德伯特 - 巴森海姆(Waldbott-Bassenheim)伯爵的私人收藏,直到1883 年该收藏再一次分流。(1)在谷歌上可以看到一些例子,比较Magasin encyclopédique, ou journal des sciences, des lettres et des arts par une Société des gens de lettres, Vol. 4; R. plate & M. schubert (red.), Mittehochdeutsch: Beiträge zur Ueberlieferung, Sprache und Literatur. Berlin, 2011, pp. 32—33; “Sönke Lorenz, Oliver Auge a.o., Bücher, bibliotheke und Schriftkultur der Kartäuser”, p. 40; F. A. Janssen, “Buxheim: een kloosterbibliotheek zonder boeken”, Goud en koper in de boekenwereld. Amsterdam: Bakker, 2008, pp. 53—57。

——“耶稣会伊瑟南楼”(Domus Issenheimensis S. J.) :书号3、1120、1122、1123、1127、1129。这是伊瑟南(上莱茵省;阿尔萨斯)[Issenheim(Dept. Haut-Rhin; Elsass)]的(耶稣会)学院,成立于1843 年,于1872 年解散,并被海默特初学院(Gemert Novitiate)代替。(2)Delattre, Etablissements, Vol. 2, 829ff. 834.伊瑟南的书籍在这两个时段之间来到上海,有可能是在其关闭的时候。

——“凯撒美蒂奇·帕拉蒂娜图书馆” [Bibl(iotheca) Caes(area) Med(icea) Palat(ina)] :书号1023。也就是佛罗伦撒美蒂奇家族的宫廷图书馆,之后它与洛雷纳图书馆(Bibliotheca Lorena)一同合并入洛塔林·美蒂奇·帕拉蒂娜图书馆(Biblioteca Medicea Palatina Lotharingia),1771 年, 又与玛格里阿百恰那(Magliabechiana)图书馆合并。

——“罗马耶稣会见习院” [Domus Prob (ationis) Rom(anae) S(ocietatis) J(esu)] :书号1457。 耶稣会见习院(Domus Probationis),位于罗马,于1873 年关闭。

——图章:“来自耶稣会那不勒斯学院图书馆” [Ex bibl(iotheca) Max(imi) Coll(egii) Neap(olitani) S. J.] :书号874[约翰凯尔(John Keill)的《真物 理学入门》(Introductio ad veram physicam),1741 年版]。那不勒斯的主要耶稣会学院,于1767 年解散。(3)M. Errichetti, “L’antico Collegio Massimo dei Gesuiti a Napoli”, Campania Sacra. Studi e Documenti, 1976, pp. 170—264.

——图章:“来自博洛尼亚圣菲利普·内里祈祷会”[Ex Congr(egatione) Orat(orii) S(ancti) Philippi Nerii Bononiae] :书号158。1615 年成立, 会众在1806 年被拿破仑一世解散,在1866 年被意大利政府再一次解散,这一次藏书亦遭到流散。

——“贝加莫嘉布虔图书馆” [Bibl(iotheca) Capuccinorum Bergomi]:书号660、1093。来 自贝加莫(Bergamo)的嘉布虔(Capucin)图书馆,于1810 年解散。(4)S. Tarsia 的论文,刊于Anselmo Mattioli (ed.), Bibliothche cappuccino italiane. Atti del Congresso Nazionale temuto in Assisi, 14-16 Ott. 1687. Perugia: Bibl. Oasis, 1988, p. 197.

——“贝加莫修院图书馆” [Bibliothecae Seminarii Bergom(i)]:书号908、910。位于贝加莫(Bergamo)的主教府(vescovile)修院图书馆,至今尚存。

——图章:“阿尔科巴萨图书馆”(Livraria de Alcobaca):书号769、94、1634。是指曾经闻名一时的阿尔科巴萨熙笃会修道院图书馆(The Cisterian abbey of Alcobaca,葡萄牙),于1833 年关闭。(5)很多书现在藏于里斯本的国家图书馆(Biblioteca Nacional)(BNP: Fundo Alcobaça) :参见Thomas L. Amos, The Fundo Alcobaça of theh Biblioteca Nacional, Lisbon. Vol. II. Manuscripts 151-301[Descriptive Inventories of Manuscripts Microfilmed for the Hill Monastic Manuscript Library: Poruguese Libraries.Vol. 2]. Collegeville: Minnesota, 1989, pp. XXII—XXIV.

——“S. M. C.公众图书馆”(S. M. C. Public Library) :书号1593[菲利普·西德尼爵士(Sir Philip Sydney,1554—1586)的《阿卡迪亚·彭布鲁克郡的伯爵夫人》(The Countess of Pembrokes Arcadia)一部,1633 年版]。此图书馆标记尚未查明。(6)译者注:S. M. C. Public Library 为上海工部局公众图书馆(Public Library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的简称。该图书馆源自创办于1849 年的上海书会(Shanghai Book Club),1913 年由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机构工部局接办。参阅《上海图书馆事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图书馆事业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年,第57—58 页。

——藏书印/图章:“致圣约瑟夫的见习修士”(Ad tirocinium Sancti Josephi): 书 号519、1531。一位不知名的见习修士?

有代表性的欧洲私人收藏可见于下面的来源标记(按地理排序,从法国开始) :

——藏书印:“来自布鲁日教会及大主教图书馆” [Ex bibliotheca D(omini) Archiepiscopi & Ecclesiae Bituricensis] :书号845。来自布鲁日(Bourges)一位主教的个人图书馆。(1)列表可参见Series Episcoporum, p. 524。

——“布鲁日大主教路易” [Ludovici (ecclesiae) Bituric(en)sis Archiepiscopi]:书号1329。参看书号 845:“来自布鲁日教会及大主教图书馆” [Ex bibliotheca D(omini) Archiepiscopi & Ecclesiae Bituricensis]。有可能是埃尔博尔的乔治 - 路易·菲利 波(Georges-Louis Phélypeaux d’Herbault,1720—1787),他在1757—1787 年间担任布鲁日的大主教。(2)Series Episcoporum, p. 524.后一个笔迹还可见于其他的古书上,与书主的标记挨在一起,指菲利波(Phélypeaux)的前任鲁瓦的弗雷德里克 - 杰罗姆·德·拉·罗什富科伯爵(Frédéric-Jérôme de la Rochefoucauld, comte de Roye,1729—1757)。

—— 藏 书 印:“ 邦 瓦 斯· 托 玛, 司 铎”(Thomae Benoist, Presbyteri) :书号1177。(3)关于这枚18 世纪的藏书印:G. Meyer-Noirel-J. Laget, Répertoire, Vol. 1, p. 112 [B-648].此藏书印尚未明确,时间为18 世纪。

——藏书印:“科尔马的议事司铎波尔先生” [M(onsieur) le Chanoine Boll à Colmar] :书号621。可能是让 - 巴普蒂斯特·波尔(Jean-Baptiste Boll,1754—1821),埃吉桑(Eguisheim)的法政司铎(chanoine régulier),之后成为了科尔马(Colmar)的神职人员。

——“查尔斯·沙德纳,美洲及殖民地图书馆,巴黎” [Ch(arles) Chadenat. Libraire americaine et colonial, Paris] :书号757。为耶稣会士弗朗西斯科·古斯塔(Francesco Gusta,1744—1816)所著的《卡瓦略和梅洛的约瑟夫·萨巴斯蒂安回忆录,厄伊拉伯爵,庞巴尔侯爵》(Memoire de Sebastien Joseph de Carvalho et Melo, compte de Oeyras, Marquis de Pombal)一部,里斯本 - 布鲁塞尔,1784 年版。巴黎的图书馆长查尔斯·沙德纳(Charles Chadenat,1859—1938), 从1901 年开始拥有美洲图书馆(Librairie américaine)[之前:都佛斯(E. Dufossé)],地址位于大奥古斯丁堤岸(Quai des Grands Augustins)17 号。(4)G. Meyer-Noirel-J. Laget, Répertoire general des exlibris français des origins jusqu’à l’époque modern, 1496—1920, T. XIX, p. 11 (T0210);参 见 书 目:Bibliothèque de feu M(onsieur) Ch(arles) Chadenat, ancien libraire: géographie, voyages, atlas, ouvrages sur la marine, livres sur l’Asie, l’Afrique, l’Amérique et l’Océanie: index des noms d’auteurs et des ouvrages anonyms. Paris, 1980; Blaise Cendeaes, Bourlinguer, pp. 423—428; Ph. Barbat &P. Gheno, “Charles Chadenat”, Bulletin du bibliophile, 1997, pp. 154—162; Dirk Van der Cruysse, De branche en branche: Etudes sur le XVIIe et XVIIIe siès français, 2005, p. 263.最终,1901 年成了徐家汇藏书楼收购该书的“大限之日”(terminus post quem)。(5)参见:http: //bibliophilie.blogspot.be/2007/10: portrait-chadenat-un-libraire-comme-on.html。

——藏书印:“来自里昂圣伯多禄和圣萨图南堂区司铎克劳德 - 兰伯特·迪加德的博物馆/ 图书馆”[Ex Musaeo Lamberti Claudii Dugad Parochiae S(anctorum) Petri & Saturnini Lugduni Rectoris]:书号503。这是指(基于)里昂克劳德 - 兰伯特·迪加德[Lambert Claude Dugad(也写作Dugas)]的私人博物馆,存至1780 年。(6)关于这枚藏书印可参看:W. Poidebard-J.Baudrier-L.Galle, Armorial des bibliophiles de Lyonnais, Forez, Beaujolais et Dombes. Lyon, 1907, p. 188 (ill.); William Poidebard, 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 et anecdotique entre Monsieur de Saint Fonds et le Président Dugas, Membres de l’Académie de Lyon (1711—1739). Lyon, 1900, 2vols. 关于这批收藏可参看售书目录:Cizeron Mountonnat, Catalogue des livres de feu M.Claude-Lambert Dugad-Mouton (...), ancient curé de S(aint) Pierre et S(aint) Saturnin (Vente à Lyon, Séminaire Saint-Irénée, 17-27avril 1780). 克劳德 - 兰伯特·迪加德(Lambert Claude Dugas)是来华传教士路易斯 - 玛丽·迪加德(Louis-Marie Dugad,1707—1786)的亲戚,后者自1737 年以来在中国工作:J. Dehergne, Répertoire, p. 82.

——藏书印:“J. Ives”:书号1624。1797 年版。藏书印尚未读识。

——勒里瓦院长(Lelivec Recteur)的藏书印:书号1056。最有可能的是马克·勒·里瓦(Marc le Livec,1788—1852),他在1818—1827年间是瓦讷(Vannes)教区的神父以及格鲁瓦岛(L’ Ile de Groix)的修院院长(recteur)。(1)Y. Chiron,见于Dict. Biogr. Franç, Vol. XX, col. 1354—1355。

——藏书印:“亨利·李宝”(Henrici Liébaux):书号1102。即Henri Liébaux,国王御用地理学家和皇家检察官(Géographe ordinaire du Roi et censeur Royal)及地图绘制员(16??—17??)。(2)G. Meyer-Noirel-J. Laget, Répertoire, Vol. 11, 141[L-1936].

——藏书印:“马赛的蒙西埃·约瑟夫·味增爵·小马丁图书馆” [Bibliothèque de M(onsieur) J(oseph) V(incent) Martin fils, de Marseille] :书号744。格鲁贤(Jean-Baptiste Grosier,1743—1823)的《中国总图》(Atlas Général de la Chine),巴黎,1785 年版。(3)Magasin encyclopédique, ou journal des sciences, des lettres et des arts par une Société de gens de lettres, Vol. 4.即约瑟夫 - 味增爵·马丁(Joseph-Vincent Martin,1759—1825),他的藏书自1831年左右被他的继承人散佚了。(4)E. Perrier, Les bibliophiles et les collectioneurs provençaux anciens et moderns. Arrondissement de Marseille. Marseille, 1897, pp. 323—324.

——藏书印:“丹尼斯·弗朗索瓦·莎克, 骑士,巴黎教廷护卫者及皇家文学院17(??)” [Dion(ysius) Franc(iscus) Secousse, Eques, in Paris(iensi) Curia Patro(nus) et Reg(ia) Human(itatum) Litter(arum) Acad(emia) 17(??)] :书号1412。这是 丹尼斯·弗朗索瓦·莎克(Denis François Secousse,1691—1754),从1722 年开始,他是法兰西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des Belles Lettres)的会员。(5)G. Meyer-Noirel-J. Laget, Répertoire, Vol. 18, 88[S-0074].

——藏书印:“查尔斯·达罕讷,图书馆,巴黎” [Ch(arles) Taranne, Libraire, Paris]:书号578。 安东·埃伯(Anton Erber,1695—1746)的《哲学教程》(Cursus Philosophicus)一部,维也纳, 1750—1751 年 版。 查 尔 斯· 达 罕 讷(Charles Taranne,18??—18??),巴黎第六区磁带街[rue Cassette (6me arr.)]的图书馆长。

——在书号1058 的图书上有两种不同的藏书印,该书是冯秉正(Joseph-Anne-Marie de Moyrac,1669—1748)的《中国通史,或帝国编年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ou Annales de cet Empire),巴黎,1777—1785 年版。一个藏书印是“E. F. de la Cuisine”,另一个是“Thomas W. Kingsmill”,这最有可能是金斯密(Thomas W. Kingsmill,1829—1913),他是《中国东海岸地理笔记》(Notes on the Geology of the East Coast of China)1862 年版和其他一些书的作者。(6)译者注:根据1910 年7 月27 日《字林西报》的讣告,金斯密(Thomas William Kingsmill)的生卒年应为1837—1910。金斯密,英国人,工程师、建筑师及著名汉学家,1862 年来到上海。他进行过大量中国地理、河道和矿产考察,发表了许多调查报告、中国经典翻译及研究和中亚史前民族学的学术成果,曾担任亚洲文会会长。另可参阅“In Memoriam. Thos.W. Kingsmill” , JNCBRAS, Vol. XLI, 1910, pp. 116—118。第二个藏书印上盖着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的图章,这几卷书就是从那里来到上海的。

——“约翰·安斯特拉瑟(爵士)” [S(ir) John Anstruther]:书号1277。可能是约翰·安斯特拉瑟爵士(Sir John Anstruther,1753—1811),第四男爵和第一男爵,政治家和法官,未见记载其有特殊藏书癖好。(7)J. S. Cotton, rev. T. H. Bowyer,见于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Vol. 2, p. 281。

——男爵John Francis Dovis 的藏书印:书号1495。威廉姆·罗素(William Russell,1741—1793)的《欧洲现代史》(The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一部,伦敦,1786 年版。如果“Dovis”为“Davis”之错印的话,那么书主有可能是约翰·弗朗西斯·德庇时男爵(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英国外交官,汉学家(一部澳门和广东话特殊词汇字典的作者)及第二任香港港督。(8)关于John Francis Davis Bt.,参见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Vol. 15, p. 452。

——藏书印:“亚伯拉罕·休姆男爵” [Sir Abraham Hume Bar(onet)]:书号64。即亚伯拉罕·休姆男爵(Sir Abraham Hume),皇家学会(F. R. S.)及文物学会(S. A.)会员,1749—1838 年在世。(1)他对植物学非常感兴趣,曾为他的花园引进了很多中国植物。E. Bretschneider, 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pp. 211—212.

——藏书印:“P. Mac Evoy”:书号267(1767 年版)。此藏书印有待进一步确认。

——藏书印:“约翰·古尔顿·莱博”(John Gurdon Rebow) :书号395。这与英国自由党一位政治家(1799—1870)同名。(2)复印件可参见网络:http: //dl.ub.ini-freoburg.de/diglit/exlibris_rebow_john_gurdon? sid。

——藏书印:“约翰·希尔”(John Seale) :书号832。尚需确认。

——沃星汉姆(Walsingham)勋爵(lord)的藏书印:书号1386。这是指19 世纪莫顿(Merton)庄园沃星汉姆诸男爵中的一位。(3)关于19 世纪的藏书印复印件可参看网络:http: //www.worthpointy.com/worthpedia/exlibris-bookplate-lord-walsingham-2200114357。

——签名:“约翰·韦力1859”(John Wylie 1859) :见于书号1429、1583、1686 的扉页上。他是英国汉学家、藏书家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的亲属。他的(部分)图书通过皇家亚洲文会运往中国,又从皇家亚洲文会运到了上海耶稣会传教团。其他线索见于书号589和714,有的写有日期,有的则没有。

——藏书印:“波托·艾舍”(Potto Aicher) :见于书号1562。可能曾被奥托·艾舍神父 (P[atris?] Otto Aicher,1628—1705)阅读过,奥托· 艾舍神父,本笃会士,《新旧铭文的百花园,萨尔斯堡》(Hortus Variarum Inscriptionum Veterum et Novarum,Salisburgi,1676)和其他书籍的作者。

——图章:“Carl. Ant. Lederwasch”:书号717。 罗多维科·高帝·文森佐(Vincenzo Lodovico Gotti) 的《正统神学》(Theologia Scholastico-Dogmatica)一部,威尼斯,1750 年版。他是一位尚不被了解的奥地利(?)书主。

——藏书印:“奥地利哈斯拉赫·安东尼·斯托灵格” [Ant(onius) Stoellinger Austr(iacus) Haslacens(is)]:书号820。即文森特·霍德里(Vincent Houdry,1631—1729)的《布道文大全》(Bibliotheca Concionatoria),威尼斯,1764 年版。来自许多知名的哈斯拉赫(Haslach)地区中的一个,或者说是在克恩顿州(Carinthia)的哈斯拉赫。

——藏书印:“威尔曼,韦特伦地区神父” [P. F. Velleman, Past(or) in Wetteren] :书号1649。即威尔曼(P. F. Velleman)神父,1815—1822 年间他担任韦特伦{Wetteren[东法兰德斯省(Oost-Vlaanderen)]}比利时教区的神父。(4)J. Broeckaert, Geschiedenis van Wetteren, Gent, 1862 , p. 143.

——藏书印:“约瑟夫·玛丽亚·帕拉斯坎多洛先王A. L. N. 藏书”(Inter Libros Josephi Mariae Parascandolo Antecessoris Regii A. L. N.):书号1430 和1807;即朱塞佩·玛丽亚·帕拉斯坎多洛,加尔默罗会士(Giuseppe Maria Parascandolo,Ocarm)、神学家,来自那不勒斯(卒于1838)。(5)Egisto Bragaglia, Gli Exlibirs italiani, Vol. II, Repertorio, no. 994: “Inter libros/ Josephi Mariae Parascandolo/ antecessoris Regii/ A.L.N.”.

——藏书印:“太尔慈图书馆”(Bibliotheca Terzi):仅见于书号1637[1730 年版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F. Suarez,1548—1617)的《圣多默评注本三卷》(Commentarii in tertiam partem scti Thomae)]。此外还有普瓦捷耶稣会学院的标记。藏书印指的是贝加莫(Bergamo)的太尔慈(Terzi)侯爵家族图书馆,且明显是该书的第一个主人。这个家族曾经拥有一个著名的图书馆,收藏着如人称1501 年《阿尔迪纳版彼得拉克》(Petrarca Aldina)这样的珍本。1861—1862 年间,整个图书馆在巴黎公开出售;参看《贝加莫讳太尔慈侯爵大人图书馆藏珍本书目》[Catalogue des livres rares et précieux provenant de la bibliothèque de feu M(onsieur) le Marquis de Terzi de Bergame (…)],巴黎:凯莫林克(Camerlinck),两卷本,1861—1862 年版。(6)参见Marino Parenti, Aggiunte al Dizionario bio-bibliografico dei bibliotecari, Vol. 3, 1960, p. 425; Catalogo di opera biografiche e bibliografiche raccolte dal Dott. Nicomede Bonamici. Lucca: Tip. Nistri, 1893。我认为这本书就是在这一时刻被普瓦捷图书馆收购的,1881 年又从那里来到了坎特伯雷(Cantorbéry),之后又来到了徐家汇。

除此之外,还有一小部分带有确切日期的早先来源标记,有明确的时间,说明每本书在那一时段(仍然)是各自原藏的一部分。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书号1371:“奥古斯丁圣十字监牧若望,主年1606 年,真理,馨香之气”(1)译者按:“真理,馨香之气”(Virtus, bonus odor)是“Christi bonus odor sumus”的简称,意为“我们……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出自武加大拉丁文圣经《诗篇》(Psalm)第44 章和《歌林多后书》(letter of St. Paul, to the Corinthians)第2 章第15 节。此条注释由高华士教授解释并叮嘱在汉译文中注出。(Johnnes Praepositus Sanctae Crucis Augustae anno Domini 1606. Virtus, bonus odor)。

——书号1628:“Conv(entus) Eystad Efrum(sic) Praed(icatorum)1742”。改正为:“埃赫施塔特神父传道修道院” [Conv(entus) Ey(ch) stad(ensis) Fr(at)rum Praed(icatorum)],是一个修道院,于1806 年被解散。(2)埃赫施塔特(Eichstätt)典型的道明会藏书印(H. Hilg, Die Mittelalterlichen Handschriften der Universitätsbibliothek Eichstätt, p. XII)。

——书号1311:“方济会奥古斯丁圣十字神恩监牧1668 年” [Franciscus D(ei) G(ratia) Praepositus Sanctis Crucis Augustae A(nno) 1668]。

——书号1395:“慕尼黑耶稣会学院1671”[Collegii S(ocietatis) J(esu) Monachii 1671]。这是一种“典型的”藏书记录,说明其来自慕尼黑的耶稣会学院图书馆{缩写为慕尼黑耶稣会学院(书目)[(Catalogo) Collegii Soc(ietatis) Jesu Monachii] },后面跟着年数,表明这部路易斯·德·拉·普恩特 (Luis de la Puente,1554—1624)的《巴尔萨撒· 阿尔瓦雷斯的耶稣会生活》(Balthazaris Alvarez e Societate Jesu Vita,安特卫普,1670 年)于本年入藏该图书馆。这部书的流通情况还不明了。该学院的一些书在耶稣会解散以前曾流通于其他(耶稣会和非耶稣会)学院,有一本或两本复本的书,或是被卖,或是拿去交换,但是这部书的流通情况并没有记录。在现在的北堂藏书中也有两部书有这种笔迹(惠泽霖,书号1337 和2689)。

——书号227:“Ex libris Bibliothecae qua Illustrib(us) Ecclesiae Princeps D(ominus) D(aniel) Huetius Episcopus 1692(sic)”。(改正并)补写为:“最荣耀的教会图书馆的藏书印/伯多禄丹尼尔·休伊特主教” [Ex libris Bibliothecae quam Illustriss(imus) Ecclesiae / Princeps D(ominus) Petrus D(aniel) Huetius / Episc(opus) Abrincensis Domui Professae Paris(iensi) P(atribus) / Soc(ietatis) Jesu integram vivens donavit anno 1692]。(3)参看:Alfred Franklin, Histoire générale de Paris (…). Les anciennes bibliothéques des églises, monastères, colleges, ect., Vol. II, pp. 272ff.丹尼尔·休伊特(Daniel Huet,1630—1721),阿夫朗什(Avranches)的主教,在1692 年把他的私人图书馆捐献给了巴黎的耶稣会发愿堂(Maison de Professe)[圣安东尼路(Saint-Antoine)]。该书在法国耶稣会遭解散(1763)之后的流传变迁没有记录。

——书号1497:“罗瓦耶稣会学院1694 年” [Coll(egii) Soc(ieta) tis Jesu Lovanii 1694]。 书 上的手写来源标记与上一本属于同一类:“罗瓦耶稣会学院藏书” [(Catalogo in/adscriptus) Collegii S. J. Lovanii],写着1694 年入藏。在北堂藏书中也有同类笔迹的图书,参看书号1995、2686、3086、3131 和4016。

——书号1299:“若望·耶利米”(Johannes Jeremias 1695)。来历不明。

——书号421:藏书印:“奥古斯丁圣十字1708 年奥古斯丁神恩监牧” [Sanctae Crucis Augustae A(nno)1708 Augustinus D(ei) G(ratiâ) Praepositus]。(4)奥格斯堡(Augsburg)的福音圣十字教堂(Evangelical Heilig Kreuz-Kirche)图书馆(从16 世纪至今)。参见上文书号1311、1371。

——书号623:“耶稣会罗托玛根西斯学院,耶稣会马丁 (神父?)及弗朗西斯·布拉汉姆,1721 年” [S(ocietatis) J(esu) et Coll(egii) Rothomag(ensis). F(rater?) Martin S(ocietatis) J(esu) & Franciscus Braham 1721]。本书来自鲁昂(Rouen)的耶稣会学院图书馆,于1763 年解散。

——书号119:“高尚的爱尔兰圣雅各伯修道院,1726 年” [Mon(aste)rij S(ancti) Jacobi Scotorum Ratisbonae anno 1726]。这是指位于雷根斯堡(Regensburg)的爱尔兰本笃会{Irish Benedictines [爱尔兰修道院(“Schottenkirche” “Schottenkloster”)]}圣詹姆斯修道院(雅各伯)[Monastry of Saint James(“Jacobus”)],解散于1862 年。

——书号1040:“让 - 巴蒂斯特·皮埃尔 - 亨利· 卡 屉 医 生; 兰 斯? 1775 年”[J. B. P. H. Caqué D(octor) M(edicus) Rem(ensis?; Remis?). 1775]。即让 - 巴蒂斯特·皮埃尔 - 亨利·卡屉[Jean-Baptiste Pierre-Henri Caqué,1720—1787],法国医生和外科大夫。(1)关于他的藏书印:G. Meyer-Noirel-J. Laget, Répertoire, Vol. IV, 41[C0338]。

在考察了各种各样读识与未读识的来源标记之后,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总结:

——对于这些书的主要部分来说,可以证明它们是来自于其他“现代的”在华机构(Chinabased)的收藏,有些是耶稣会的,有些则不是。大概可以说,这些机构(例如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接收的这些书籍不是来自于解散前的在华耶稣会学院/住院。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些书籍中没有(早期的)捐献标记,相反,在北堂藏书中却比比皆是。这就有力地说明了徐家汇1800 年以前的西文古书主要是通过购买而非捐献获得的。

——在其他来源标记中,没有1773 年以前的在华耶稣会(或其他修会)会院的标记,而北堂藏书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唯一可能的例外是标记“耶稣会南京传教团 - 主教图书馆”[Missio Nankinensis S. J.-Bibl(iotheca) Episcopi],它可见 于一些书中,可能属于18 世纪中叶的歌德费利铎主教。

——令人意外的是,藏书中以来源/捐赠者来看,北堂与徐家汇之间的交汇点只有两个,也就是说徐家汇只有两种书上的早期来源手迹可见于北堂,其一为慕尼黑耶稣会学院图书馆,北堂有两本亦来源于此;其二为鲁汶耶稣会学院图书馆,北堂有五本。另外,藏书中只有极少先前注明日期的(dated)来源标记/书主标记(Besitzvermerke)是指向欧洲收藏的。只是在最后一组讨论的书籍中,我们大概可以说,这些书可能是在“老耶稣会”(Ancient Company)时期,通过捐献或其他方式来到中国,虽然这些书之前先已为欧洲机构所收藏。即使是这样,仍然值得注意的巧合是,这些书没有任何一种有捐赠标记,也没有任何“中文的”登记,这说明这些书仅仅是在“现代”传教时期才来到中国的。对大多数书籍来说这一结论是肯定而且是明显适用的。大多数书籍曾经是著名的(主要的)教会收藏,这些教会机构后来由于多种原因被关闭了,原因有18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古代耶稣会学院(住院等)的大解散,有法国大革命,有19 世纪初(德国)和1870 年左右(意大利)的教育世俗化(Säkularisation),也有19 世纪末法国政府的反教权法令。

按时间顺序排列:

圣阿舍利修道院(Abbaye Ste Acheul)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关闭。

马西莫学院(巴勒莫)[Collegio Massimo (Palermo)] :延续到1773 年(?)。

亚眠区(District d’Amiens) :延续到1795 年。

布克斯海姆,加尔都西会(Buxheim, Cart.): 1803 年。参见下文瓦德伯特 - 巴森海姆(Waldbott-Bassenheim)伯爵,1883 年。

贝加莫(Bergamo)的嘉布虔会(Cappuccini) : 1810 年。

小修院,多勒[Minus Seminarium (Petite Séminaire) Dole] :存于1823—1828 年间。

阿尔科巴萨(Alcobaça) :1833 年。

不伦瑞克(Braunschweig)的卡若里尼学院(Collegium Carolinum) :存至1835 年。

奥吉亚(Augia)(琉森)的圣玛丽亚修道院(Sancta Maria) :存至1838 年。

阿凯奥拉纳楼(Domus Acheolana) :1845 年关闭,1848 年重建。

罗马耶稣会见习院(Domus Probationis S. J. Rome) :1870 年(?)关闭。

耶稣会伊瑟南(S. J. Issenheim):1872 年关闭。

(蒙特莫里隆)圣热纳维埃夫学校[(Mont Morillon)Ecole Ste Genevieve] :存至1913 年。

琉森的州立图书馆:存至1951 年。

除了时间上的一些节点外(约18 世纪八九十年代、19 世纪20—70 年代、约1918 年),这一概览也展示了一些地理中心(法国、瑞典、意大利),还有个别来自德国和葡萄牙的零散机构。

另一方面,从能够确认的私人收藏来看,也出现了类似的图景:

艾舍(Aicher) :卒于1705 年。

李宝(Liébaux) :卒年不详。

莎克(Secousse) :卒于1754 年。

迪 加 德 博 物 馆(Musée Dugad) :于1789 年关闭。

安斯特拉瑟(Anstruther) :卒于1811 年。

波尔(Boll) :卒于1821 年。

威尔曼(Velleman) :卒于1822 年。

马丁(马赛)[Martin (Marseille)] :藏书从1831 年开始流散。

休姆男爵(Hume Brt) :卒于1838 年。

帕拉斯坎多洛(Parascandolo) :卒于1838 年。

太尔慈藏书(Collection Terzi) :藏书于1861 年出售。

金斯林(Kingsmill) :卒于1862 年。

莱博(Rebow) :卒于1870 年。

(布克斯海姆)瓦德伯特 - 巴森海姆伯爵[(Buxheim) Counts of Waldbott-Bassenheim]:藏书流散于1883 年。

德庇时(Davis) :卒于1890 年。

查尔斯·达罕讷(Charles Taranne,19 世纪人) :身份不明。

整个藏书,部分“继承”自之前在华的欧洲收藏、在周期性宗教“迫害”时期关闭的欧洲宗教机构和私人藏书,其中大多数书籍仅在18 世纪末至19 世纪各机构关闭、书主去世和图书流散后才离开欧洲。这一情况,一方面与徐家汇藏书楼管理者大规模采购书籍的时间相吻合,这些书有的来自购买,有的来自捐献。这些管理者即南格禄神父(Claude Gotteland,生于1803 年,1843—1856 年间担任图书馆馆长)、晁德蒞神父(Angelo Zottoli,生于1826 年,从1848 年开始在徐家汇)、夏鸣雷神父(Henri Havret,生 于1848 年,1874—1876 年在徐家汇藏书楼)、费赖之神父(Louis Pfister,生于1833 年,从1868 年开始在徐家汇藏书楼)和之后的连续九位中国神父。另一方面,这也就差不多排除了与解散前耶稣会传教团(在上海或在其他地区)(1)这引起的直接结果是只有四本来自解散前上海耶稣会图书馆的书籍留存了下来,其中三本是由于(肯定在1800 年以前)被转移到了北京的耶稣会图书馆,这或是因为教会内部的图书交换,或是因为老上海住院的关闭。这四本书可以通过标记“Xamhai; Samhai (Verhaeren, nos 981; 1953; 3615 和3766)” 识读出来(详情可参看Libraries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 Vol. 2, pp. 250—256)。相比17 世纪末18 世纪初格外繁荣的江南传教来说,如此少量的遗存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很明显,北京的藏书于1860 年在遣使会北堂得以“恢复”了(关于其数量可参阅:Libraries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 Vol. 2, Appendices)。有若干“连续性”的任何可能。这一结论也差不多(informal)适用于澳门的情况,斯图亚特·麦克马纳斯(Stuart McManus)来到澳门,为当地很多图书馆带来了书籍。从其中可见到的西文“古”书来看,它们显然全部购自19 世纪欧洲的古籍市场。(2)见2014 年2 月21 日的个人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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