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祥才

嬴秦一族是一个诞生在山东这一沃土上的历史悠久的古老氏族，它在严酷、激烈、频繁的战争中的发展、壮大，最后成为第一次真正完成统一全国的优秀集团，是长期不懈奋斗的结果。然而，就其建立的秦王朝而言，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存在仅仅15 个年头的王朝，已经逝去2200 余年，它建立的制度和创造的文化虽然已经潜移默化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但今天仍然任我们凭吊的也就是长城、灵渠、秦始皇陵和兵马俑了。

嬴秦一族的历史尽管已经“往事越千年”，可它的兴盛衰亡依然让人们不停地思考和品评，从中寻觅具有永恒意义的经验和教训。后人最大的疑问是:当年那个气吞万里如虎的秦始皇，为什么留下这么一群颟顸无能、败家无比的君臣?当年那支气势如虹，翦灭六国、驱逐匈奴、征伐岭南百越的威武之师——秦军，为什么在与匆匆组织起来、训练和装备都与自己相差甚远的起义军对阵时败多胜少，最后非降即灭呢？

一、一个王朝或政权的兴衰存废，根本原因在于人心向背

嬴秦在东周时期于关中立国后，开始了它一直昂扬向上的发展，而在商鞅变法后更是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最后在秦王政继位后，跃入高歌猛进的新时代，直至“六王毕，四海一”，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完成真正的统一大业，达到巅峰。贯穿其中的是不断改革，不断回应百姓的诉求，满足百姓的愿望，使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百姓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因而拥护和支持秦国为完成统一实行的各种制度、政策和举措，从军参战，服徭役，供粮秣，从而使秦国的统一大业高奏了胜利的凯歌。秦朝统一后，虽然也建立了一整套促进国家统一和社会进步的制度，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巩固统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政策措施，但是，秦朝一直没有完成从战时政策到和平时期政策的转变，而是加倍征敛，使用民力巨大而急促，沉重的赋税、繁重的徭役，严酷的刑罚使百姓失去“生之乐趣”，百姓由秦朝的拥护者变成了秦朝的造反者。正是他们掀起的农民战争的怒涛巨浪，将空前强大的秦王朝吞噬了。对此，秦始皇到死也没有丝毫觉察，稍有觉察的人如李斯、冯劫、冯去疾等都被二世和赵高处死，而二世和赵高死到临头也是浑浑噩噩，缺乏稍许的清醒。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国家举办和实施的强国利民的公共工程也必须量力而行，超过国力和民力的公共工程密集上马，如长城、灵渠、驰道、直道等相继或同时开工，只能增加百姓的负担，激化阶级和社会矛盾。而为了统治者生前和死后享受的工程，如阿房宫和骊山陵墓等，更纯粹是劳民伤财，徒然增加国家和百姓负担。所以，好事也须量力，不能一天干完一年的工程。

二、一个王朝或政权的兴衰存废，选择什么思想作为治国理政的指导原则至关重要；善待知识分子，容忍不同思想和学术的存在至关重要

秦朝选择“独尊法术”作为治国行政的理念，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孔子周游列国并未涉足秦国，在春秋时期儒学的初创阶段，其对秦国的影响显然是十分微弱的。到了战国时期，兴起了“百家争鸣”的思潮，各学派间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儒与墨、道、法诸家之间的诘辩尤为激烈。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形成了法制传统，儒学在秦国很难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不过，这并不等于说，儒学在秦国一点影响也没有。在战国时期列国间人员往来频繁的情况下，各种学说都会在国与国之间传播。儒家著名代表人物荀子曾涉足秦国，吕不韦的宾客中也有一批儒家学者，因而《吕氏春秋》一书中展现了不少儒学的观点。如民本思想：“宗庙之本在于民。”［1］仁政观念：“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无不行也。”［2］修齐治平的理论：“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3］如此等等。以致有不少学者认为《吕氏春秋》的主导思想也是儒学。这表明儒学在秦国已经传播并产生了影响。秦王嬴政逼杀吕不韦，但并没有烧掉他主持编写的这部著作，也没有下令禁止其流布。全国统一后，秦朝建立了博士制度，被征召担任博士的知识分子尽管万分复杂，可能包括各学派的代表人物，但就可考的博士里籍看，其大多数为齐鲁儒生。这些儒生参与议政，备顾问，制礼作乐，管理国家图书典册，自然也能宣传儒家思想，扩大儒学在秦国的影响。而刚刚完成全国统一的秦始皇，一开始对这种思想也表现了一种宽容的态度，自觉不自觉地吸纳各种思想为自己的新王朝服务。秦始皇在多次出巡中，都带着大批博士、儒生，以便随时就各种知识与古代礼仪向他们咨询。如到泰山行封禅大典，其仪式就主要听取了儒生们的意见。就是李斯这位法家代表人物，由于曾师从荀子学习儒家学说，也不能不接受儒学的某些思想影响。他为秦始皇撰写的那些石刻文字，也不时露出儒学的理念。应该看到，儒学所倡导的仁义道德、等级秩序以及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思想观念，对于实现统一、进入和平发展阶段的秦王朝来说，是一种比较适合的行政理论。如果秦王朝能够自觉地认识和运用这些理论，对于维护自己统治的长治久安是有益的。然而，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秦始皇、李斯等秦王朝的当权派，继承的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制传统，他们对儒学某些理念的吸纳并不是出于理性的自觉，并且，法家学说对儒学的不少内容是采取批判和排拒态度的。而在刚刚统一的秦王朝，大批儒家知识分子还没有被改造到完全适应的状态，他们往往遇事张扬自己的学派意识，对秦王朝的各项制度和政策进行肆无忌惮的批评。如此一来，思想上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再加上方士们参与其中，就使冲突最后酿成了“焚书坑儒”的惨祸。不管秦王朝实行此措施有多少理由，焚书坑儒都是暴行和蠢行，都是其知识分子政策的重大失误。以齐鲁儒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从战国时期的列国林立状态汇集到统一的秦帝国的庙堂，除少数隐居岩穴的清高之士外，绝大部分都愿意以自己的知识技能为秦王朝服务。观其在战国时期风尘仆仆奔走列国间择主而事的情况，就说明他们对服务对象的选择是不分国别的。条件仅仅是是否信任自己，自己值不值得为之服务。因此，如何调动这批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秦王朝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应该是秦朝知识分子政策着力解决的问题。可惜秦始皇、李斯在此问题上完全采取了错误的政策。第一，秦始皇与李斯没有从思想上认识知识分子，尤其是儒生和儒学的重要性，根本不了解“逆取顺守”的真理，不了解儒学在和平时期维护稳定秩序的重要作用。在全国已经统一、历史已经转入发展经济和文化的和平时期，仍然坚持战争年代即夺取政权时期的指导思想和用人政策。其所重用之人，非好大喜功之武夫，即刻薄寡恩之狱吏。他们顽固地坚持法家思想，只能将秦朝的政策推向对内残酷压榨、对外穷兵黩武的绝路。第二，无论从什么角度看，“焚书坑儒”都只能是一次空前的愚蠢和野蛮的暴行。它既是战国时期“礼贤下士”之风的反动，也是对“百家争鸣”学术思潮的扼杀，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次大倒退，它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秦始皇和李斯满以为，通过“焚书”可以统一人们的思想，朝野再也不会发出与统治思想不同的声音；通过“坑儒”能够从肉体上消灭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朝野再也不会有人犯上作乱了。然而，与秦始皇和李斯的愿望相反，“焚书”并不能烧掉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自由思考的本能，“坑儒”也不可能将持不同政见者一网打尽。这一暴行彻底打掉了儒生们对秦王朝的最后一点幻想，使之产生了对秦王朝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大概除了周青臣之类少数死心塌地的拥秦分子之外，绝大部分在朝与在野的儒生们都放弃了与秦朝继续合作的愿望。博士与诸生中的劫后余生者，有的相继逃出咸阳，有的虚与委蛇，而更多的在野者则彻底打消了出仕秦朝的念头。当秦末农民战争的烈火燃起的时候，儒生们便公开地站到了秦王朝的对立面，勇敢地投入起义队伍，与造反的农民相结合，变成了反秦的重要力量。孔子的九世孙孔鲋（甲），怀抱礼器，毅然投奔陈涉，被任为博士，最后与陈涉一同死难。博士叔孙通、御史张苍等人也由秦朝的官吏投降起义军，后来成为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历史的发展往往与当权者的愿望背道而驰。当焚书的烟焰还没有散尽，儒生们的鲜血还在渭水之滨汩汩流淌的时候，东方的原野上已经响起了人民反秦的怒吼。秦始皇和他的王朝为自己的野蛮举措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这就是秦朝的二世而亡和嬴姓皇族的绝嗣灭宗。唐朝诗人章碣写了《焚书坑》一诗，慨叹秦朝的“焚书坑儒”虐杀了大批儒家知识分子，但巩固和保卫自己王朝的愿望落空了。它没有亡于手无寸铁的儒生，而是被两个不读书的浑小子刘邦和项羽推翻了：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4］

三、一个王朝或政权的兴衰存废，与重视道德教化的关系至为密切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由于忠、孝、节、义、仁、礼、智、信的教育深入人心，因而在大多数封建王朝灭亡的时候，差不多总有几个或一批臣子为这个王朝殉节，从而给这个王朝的灭亡增添一点悲壮的行色。例如，当南宋被蒙古族铁骑灭亡的时候，既有李庭芝、姜才、张世杰等臣子领导的汉族军民的拼死抵抗，又有陆秀夫背负小皇帝赵昺毅然蹈海而死的壮烈之举，还有在大都被羁押三年之久的文天祥面南而跪与故国诀别的从容就义。当明朝的首都北京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攻破的时候，陪同崇祯皇帝吊死于煤山老槐树上的还有一个司礼太监王承恩。而当清军的八旗劲旅向江南推进的时候，遇到的是南明小朝廷旗帜下汉族军民前赴后继的抵抗，出现了史可法、阎应元、陈明遇、张煌言等一系列殉难者的名字。三国末，当兵微将寡的蜀汉政权面对魏军的凌厉攻势即将灭亡之时，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和孙子诸葛尚率军在绵竹誓死抵抗，拒绝投降，最后双双战死疆场；而当这个政权被魏军灭亡、后主刘禅毫无愧疚地俯首而降的时候，他的年幼的第四个儿子刘湛还以自杀殉国，为这个政权送上了悲恸的挽歌。即使以篡政而立的王莽新朝灭亡的时候，也还有王邑父子、王巡、王揖、赵博、唐尊、王盛和一千余名卫士为保卫王莽在渐台与起义军进行惨烈的搏战，最后全部战死。与上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历史上空前统一、强大的秦王朝在公元前206年10月被刘邦率领的10 万大军灭亡的时候，为这个王朝送行的是自缚的秦王子婴和他命人抬着的棺材，全朝上下，竟然找不到一个殉节的臣子，从而使这个不久前在中国历史上演出过英雄史诗的王朝的落幕显得特别悲凉和寂寞。原因何在？历史学家可以给出许多答案，但有一点大概可以达成共识：秦始皇和他的王朝只用利益，而且是个人私利来规范君臣关系，从来不进行道德教化。如此一来，道德在同私利博弈的时候只能节节败退，最后落荒而逃。如武将章邯，此人是率领秦军主力与农民军对战的一号人物，曾经取得了打垮陈胜起义军和突袭定陶、击杀项梁的胜利。巨鹿之战后，尽管他手上还有20 多万训练有素的大军，继续与农民军战斗仍然有取胜的希望，但他选择了投降。使他做出这一抉择的原因是个人利益战胜了他对秦王朝的忠诚。而促使他下定最后决心的是长史司马欣的一段话和陈余的一封信。其他人，如司马欣、董翳、王离、陈留郡守、南阳郡守、峣关守将等一大批文臣武将，都选择了投降。在巨鹿之战前，秦军的武将和地方守尉在相信秦军能够战胜起义军的前提下，还是同起义军打了一些硬仗恶仗。他们这样做，与其说是出于对秦王朝的忠诚，倒不如说是为了守护秦王朝给予他们的富贵利禄。巨鹿之战以后，秦王朝灭亡的征兆已经显现，再为它继续卖命已经不能守护自己的生命财产了，所以就出现了愈演愈烈的投降风潮。再如文臣李斯，为追求富贵利禄来到秦国后，其行事做人就从来没有道德底线。他出卖自己的主人吕不韦，害死同窗韩非，鼓动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寿终正寝时，李斯正做“百官之首”的丞相，然而，在将其一路推升的君王秦始皇尸骨未寒之时，他就变成了这位君王《遗诏》的背叛者，参与了由赵高一手导演的“沙丘政变”。再后，他向二世兜售“督责之术”，加速秦朝灭亡的步伐。只要能获得权势和富贵，李斯从来是不顾信义的，是从来不惮于以别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官帽的。李斯摈弃道德原则的卑劣的品格，对权力和富贵发疯般地追求，既是他不断升迁的秘诀，也是他走向死亡的引擎。赵高是秦始皇最信任的臣子，放在身边任中车府令，赋予他教导胡亥的重任。可秦始皇一死，他就背叛昔日对他信任有加的君王，精心策划“沙丘政变”，逼杀扶苏，处死蒙恬、蒙毅兄弟。接着，教唆胡亥，杀害自己的兄弟姐妹和朝中妨碍自己专权的李斯、冯劫、冯去疾等人，进而逼死胡亥。最后，看秦王朝大势已去，他又密谋与农民军进行“灭秦宗室而王关中”的交易。显然，在赵高的心灵里根本就不存在“道德”二字。从进入秦宫起，他的一切活动就是围绕着个人利益旋转。他认为对秦始皇的信任丝毫不需要道德的承诺和回报，因而在秦始皇尸骨未寒即策划背叛他的政变；他认为对给予他最高官位和权力的秦二世也不需要道德的承诺和回报，所以就残忍地将自己扶起来的这位幼主及其妻子儿女逼杀于望夷宫；最后，他又与起义军密谋裂地分权的交易。如果不是子婴谋划于前，他的阴谋很可能再一次成功。这样的人，只有死亡才能结束他对“臣事君以忠”的道德信条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亵渎和背叛。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的秦始皇建立的这个空前强大统一的王朝，这个集中了当时众多精英人才的大帝国，在落幕的时候是如此的悲寂，竟然找不到一个为之殉难的君王和忠臣？看不到一个为之恸哭的孝子？秦朝灭亡以后，也觅不到一个为之哼唱挽歌的遗民？这里自然有着许多复杂的原因，但正如前面所说，秦国和秦朝从来就不进行道德教育应该是其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秦国的发祥地远在中国西部的甘陇地区，从其建国时起就处于同戎狄斗争的严酷环境，后来又在同东方六国的战争中度过了春秋战国时代，再加上商鞅、韩非等法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就形成了重“力”“威”、讲“耕”“战”和倡导“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思想文化传统。秦始皇以武力完成统一六国的大业以后，通过强化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和“焚书坑儒”，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思想文化传统。虽然秦朝建立后儒家学者以博士身份进入咸阳的宫廷稍稍扩大了儒学的影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法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局面。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将荀子的“性恶论”推向极致。荀子虽然坚持了“性恶论”，但他同时强调“礼义教化”可以使人改恶向善。而韩非则认为，人性恶不仅是绝对的，而且是不可改变的。这种性恶的社会表现就是对个人私利的无厌追求，而这种追求是完全合理的。所以一切仁义道德的说教统统应该弃之如敝屣。在他看来，规范社会上人与人关系的准则就是利害：

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为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5］

所以在韩非眼里，人与人之间也就根本不存在道德亲情的联系，只是建立在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基础上的交换和买卖，他以雇主和庸客的关系加以说明：

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树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6］

仅就雇主和庸客的关系而言，韩非的论断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他将这一论断推演至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为君臣、君民甚至夫妻、父母、儿女即所有人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他认为，如果说上古时代在生产不发达、民风淳朴的条件下道德还起点作用的话，那么，当历史已经发展到利益至上的战国时代，仁义道德的功用就丧失净尽了：“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7］这种绝对功利主义的社会伦理学说，斩断了社会上本来就存在的非功利的伦理亲情关系，将社会上所有人与人的关系全说成是利益交换关系。这种理念作为“真理”广泛宣传，其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深受其害的恰恰就是这一理念的笃信和推行者秦始皇和他建立的王朝。由于他以纯利害规范君臣和君民关系，必然斩断臣民对这个王朝的道德和感情的丝缕，而以自我利益作为衡量与君王关系的唯一标准。于是君臣就在这一关系国家和社会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吕不韦以“奇货可居”的商人心态进行政治投机，在秦国如鱼得水；李斯带着猎取富贵利禄、改变贫困地位的目的来到秦国活动大获成功；老将王翦率60 万大军出征楚国时屡屡向秦王索要田宅而竟能博得嬴政的会心微笑。如此君臣关系，在这个王朝有资源与臣子进行交换的时候，臣子们自然为其服务；而一旦这个王朝没有资源与臣子交换的时候，臣子们就会离开或背叛它。所以，当秦王朝陷于灭顶之灾的时候，也就是它没有资源与臣子交换的时候，它的臣子纷纷作鸟兽散的选择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了。“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秦国和秦朝长期忽视道德教育特别是操守品格的教化，它最后得到的只能是众叛亲离的苦果。

因此，一个国家和社会什么时候也不能忽视道德教化，让核心价值观成为全民的共识能够发挥出强大无比的正能量。

四、一个王朝或政权的兴衰存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英人才的选取、重用还是逆淘汰的机制

秦朝建立后，以秦始皇为首的秦朝统治者及其“跳蚤”般的后继者们，一改统一六国时期发现、提拔、重用精英人才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推延出一套每况愈下、愈演愈惨烈、无耻的人才逆淘汰机制，将秦朝多年选拔历练出来的一大批治国领军、允文允武的体制内的人才，一批又一批地送上不归路。当他们将核心统治集团变成残暴、无耻和蠢才集合体的时候，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只能步自己逆淘汰的人才的后尘，到断头台上去，发出最后的无可奈何的叹息。

秦王朝逆淘汰体制内人才的第一个“杰作”是“焚书坑儒”。秦朝建立后，大批儒生进入秦王朝的庙堂。他们虽然未能进入统治集团的核心，但作为思想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他们坚持的“仁政”理想和德主刑辅的理念，恰恰可以纠秦朝“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独尊法术的治世原则的弊端，为秦朝由战争政策向和平政策的转变提供最重要的思想文化的支撑。他们的被清除，使这种转变成为泡影。焚书坑儒的另一个逆淘汰的副产品是秦始皇长子扶苏的离开京城远赴长城监军。他的被逐出京，主因是他对“坑儒”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扶苏是秦朝皇位的第一继承人，也是皇室中人才的代表。从其思想和行动看，他是统治者中最有希望也最有能力转变秦始皇政策的人物，他之离开京城，恰恰使后来赵高、胡亥策划的政变成为可能。此一大错，等于秦始皇亲手启动了秦朝灭亡进程的旋钮。秦始皇在位37年，前27年可谓英明睿智，后10年可谓半清醒半糊涂，而这个由愚蠢和颟顸构成的半糊涂却铸成了秦朝二世而亡的不可逆转的基因。所以王夫之就为此慨叹：“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于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谀也。托国于赵高之手，虽中主不足以存，况胡亥哉！”［8］

如果说秦始皇对人才的逆淘汰开启了恶劣的先例，那么，在秦始皇死后，以赵高、胡亥为首的秦朝新统治者则将这一人才的逆淘汰机制进一步变本加厉地推行下去，从而将这一恶例变成了他们坚守不渝的通则。秦始皇死后，赵高、胡亥和李斯这个罪恶的“三人帮”就谋划了淘汰人才的第一个“杰作”——“沙丘政变”。通过这次政变，使秦始皇儿子中最不具备皇帝资质、最愚蠢无能的胡亥登上了皇位，同时将皇位的第一继承人扶苏和朝臣中的有识之士蒙恬、蒙毅兄弟送上死亡之域。这三人之中，扶苏是最有思想和能力转变秦始皇政策的帝王之才。在秦始皇的20 多个儿子中，扶苏无论是识见、能力，还是阅历、事功，都能拔得头筹。但由于他与秦始皇在政见和政策上略有分歧，加上他胸无城府，直言敢谏，引起秦始皇的不快，因而被逐出京，不能随侍秦始皇的左右，这就使他既失去继承皇位的机会，也难以阻止赵高、胡亥的政变密谋，最后成了可悲的牺牲品。蒙恬、蒙毅兄弟与扶苏关系密切，并且都是治国领军的干才。蒙恬曾在统一六国的战场上奋勇搏战，统一全国后，又奉命率30 万大军修筑长城并戍边保境，使匈奴“不敢南下牧马”，成为秦朝巩固边防的坚强柱石。蒙毅不仅是一位智勇兼备的将军，而且熟知秦朝法律，曾治罪犯法的赵高。此时正奉命“还祷山川”，回程即遭遇赵高、胡亥的暗算。他们与扶苏的冤死，使能够引领秦始皇以后的秦帝国走出困境的最重要的三个人物惨遭淘汰。接着，赵高和二世又将皇室人才、胡亥的兄弟姐妹尽数杀光，使胡亥血缘关系最近的奥援尽失，变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当赵高等将死亡的威胁置于他面前的危急时刻，施以援手的力量已经不存在了。最后，赵高和二世追究战败的责任，硬是将能够率军与起义军对阵的将军章邯、司马欣、董翳等逼上投诚之路。至此，秦朝的人才几乎淘汰净尽。尽管最后淘汰人才的两个恶魔胡亥和赵高也死于非命，但是，秦朝起死回生的希望早已被他们淘汰净尽。一方面是起义军对残存的秦军形成了难以逆转的绝对优势，一方面是经过人才逆淘汰的秦朝廷，再也没有使军事形势逆转的帅才和可战之兵了。精明过人的子婴为了保命，最后只能乖乖地在刘邦的马前递上降表，从秦始皇开始的人才逆淘汰的恶果和苦果，最后由最不该负责的子婴吞食了。

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曾经慨叹：“社会进步的规则（不是指规律law，而是指thc rule of game）本来应该是择优汰劣；但有时候历史的现实却又反其道而行之，把它最优秀的分子淘汰掉了。”［9］我们观察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时，不难发现一个带有规律的现象：当一个王朝肆无忌惮地淘汰它的人才时，它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吟唱最后的挽歌。

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说:“ 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更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延续，是通过另一种手段实现的政治交往……因为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只是手段，没有目的手段是难以想象的。”［10］战争大概从人类诞生不久就出现了，各个人群之间，如氏族对氏族，部落对部落，民族对民族，国家对国家，一国之内各个政治集团之间，世界上不同的国家集团之间，为了利益的争夺闹到不能用和平的手段解决时，就诉诸武力，于是，战争就同人类相伴而生。不过，战争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是武装力量的较量，而是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综合力量和因素的较量。政治制度先进、经济发达，财政充裕，百姓拥护，综合力量强大的一方一般情况下都是战争的胜利者。秦国建立以后，在它与周边诸侯国和戎族的斗争中基本上是胜利的一方，原因很清楚，主要是因为它在穆公之前，主要同戎人争夺对关中和周边地区的控制权，它的政治制度比戎人先进得多，综合力量远较戎人中的任何一个分支都强大，所以能够“益国二十，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穆公之后，特别是孝公支持商鞅主持变法之后，秦国通过最彻底的封建化改革而异军突起于西方，一跃而在政治军事方面超越了东方六国。此后，“六世余烈”持续发酵：秦国政治制度最先进，极大地调动了百姓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秦国的财富“居天下之半”；秦国广揽天下人才，集中了一大批六国的政治精英、军事干才，同时锻造出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敢打硬仗，不惧牺牲的威武之师，所以在平定六国的战场上，能够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秦朝统一六国后，它虽然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也做了不少巩固统一、促进历史发展的好事，但由于一系列的政策失误，不仅使这个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而且导致这个制度的弊端得以充分肆虐。特别是由于它未能完成整个国家政策由战争时期向和平时期的转变，就使百姓的负担超过战争时期，致使百姓简单的生产也难以为继。秦国的好政治就变成了秦朝的坏政治，从而引发了农民大起义。而这个坏政治，又使秦军本来具有的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最后导致了军事上的惨败，秦朝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二世而亡”的短命王朝。显然，促使秦朝军事力量凯旋行进的是政治，导致秦朝军事力量最后覆亡的也是政治。好的政治能够促使弱小的军事力量变得强大，更能与强大的军事力量相得益彰；坏的政治必然使强大的军事力量由强变弱，更能使强大的军事力量最后导向灭亡。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作为东夷人一支的嬴秦一族，在崛起于汶水流域之后，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迁徙，屡经磨难，愈挫愈奋，勇往直前，在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不同地域，留下一个又一个族群，演化出一个又一个创业故事。其核心集团最后在关中地区立定脚跟，于八百里秦川创建了统一六国的前进基地，最后完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统一，建立起东亚第一个疆域最辽阔、制度最先进、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宏伟帝国，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贡献。嬴秦由此也创造了自己族群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然而，“反者道之动”。强弱换位，成败互易。建立仅仅15年的秦王朝犹如划破夜空的彗星一样，在发出耀眼的光芒之后消失在农民起义的浪涛中。而创造这一辉煌历史篇章的嬴秦最核心集团，遭到最严酷的覆社灭宗的报复。嬴秦历史留下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留下的教训更应该认真汲取。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最好的教科书，就是人类历史本身。

【注释】

［1］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57 页。

［2］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18 页。

［3］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08 页。

［4］周弼编：《三体唐诗》卷二，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

［5］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23 页。

［6］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95 页。

［7］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87 页。

［8］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 页。

［9］何兆武：《思想文化随笔·回忆联大师友》，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10］ [德] 克劳塞维茨著，孙志新译：《战争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2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