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峥 陈垣君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在对国民政府进行政治诱降的同时，还发动了一系列的军事进攻。从1939年至1940年的两年间，正面战场的大型战役主要有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绥西作战和枣宜会战等。这些战役规模都相当大，双方参战兵力多，作战地域涵盖了华东、华北、华中和华南等地区。其间，国民政府逐渐重视民众力量的运用。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等人在会上确定了“民众重于士兵”“政治重于军事”等主张。(1)《蒋介石手订第二期抗战之要旨》(1939年11月2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7—48页。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进一步强调，“第二期抗战的中心任务，是发挥一切抗战力量，去争取战争的胜利。”“应当集中力量于动员民众为抗战服务”。(2)军委会政治部编：《第二期抗战宣传纲要》，民团周刊社1939年版，第15、19页。对“政治”“民众”的逐渐重视，是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对片面抗战路线的修正。各战区纷纷成立军民合作站(以下简称合作站)，以动员民众参与部队后勤，配合军队作战。1939年1月24日，第九战区率先成立军民合作站。(3)田伏隆编：《湖南近代百年史事日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随后，各战区纷纷成立类似组织，据统计，1944年共设立合作站1296个。(4)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军事报告集》下，1985年，第279页。

在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上，组建合作站是国民政府后勤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合作站成立缘由复杂，在动员民众提供后勤保障、配合军队作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术界对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研究成果尽管不少，但主要关注作战背景、兵力投入、组织指挥、战略战术及历史地位等。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后勤的成果虽多，但鲜有学者研究民众参与战时后勤问题。本文拟以桂南会战期间的军民合作站为中心，考察其成立缘起、工作内容及对会战的影响，以期剖析此阶段正面战场对民众力量的运用和结果。

一、后勤保障与军民关系之困顿：桂南会战期间军民合作站建立的缘起

1939年11月15日，日军在钦州湾登陆，迅速突破中国军队设立的小董防线，随后向北挺进。为恢复桂越国际交通线，国民政府调集第四战区主力进行反攻，桂南会战开始。

1939年12月11日，即桂南会战爆发二十多天后，新桂系“在迁江组织广西省军民合作总站，并立即筹划设立各支站分站”。(5)广西省动员委员会编：《战地工作督导团检讨会议纪录》，第14页,民国档案，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 L4/1/95。不久，“鬰林、上思两地成立东西两支站，全省有分站九十个分布于廿四个县境。”(6)广西省动员委员会编：《广西省动员委员会报告书(中华民国29年4月)》，第16页，民国档案,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L4/1/128。亦有资料记载：“事实上成立了七十九个分站。”参见《一年来的广西军民合作站》，广西绥靖主任公署、《桂南》编辑委员会编：《桂南——从沦陷到收复》，桂林青年书店1941年版，第89页。广西军民合作站“组织的系统是：总站——支站——分站。在各重要交通线上每三十公里左右即成立一分站，预定成立一百个分站。”(7)龙贤关：《桂南前线的军民合作站》，《抗战时代》1940年第8期，第11页。会战期间，因战局变化和部队换防，部分合作站又经过裁撤合并。1940年4月后，军民合作总站下设的支站增加到5个，每支站下设数个分站，“第一支站下辖十个分站”，“第二支站下辖八个分站”，“第三支站下辖六个分站”，“第四支站下辖十三个分站”，“第五支站下辖十九个分站”。(8)《奋斗三年》编辑委员会编：《奋斗三年》，1942年，第67页。这种规模如此庞大的机构的设立，有着复杂的原因。

为阻止日军机械化部队前进，广西当局对桂南地区的重要公路、桥梁和通信设施加以破坏，战区也坚壁清野，疏散民众，“邕钦、邕武两路沿途二、三十华里内之民众皆率相走避”。(9)陈存恭、马天纲、陈三井、贾廷诗等访录：《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第270页。记者胡愈之指出：“广西当局在寇未入境之前，早已进行空舍清野运动。这次寇军入境，因缺乏粮食，疲惫不堪，可以说空室清野运动已收相当成效。”(10)胡愈之：《日寇进犯广西后的形势和目前的紧急任务》(1939年12月)，《胡愈之文集》第四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03页。会战期间，广西当局又多次严令战区民众收藏物资，以免资敌。时任广西军民合作总站主任的程思远在视察了前线后指出：“桂南民众真正做到了空城清野，使得敌人给养困难，所以军粮马干粮都须从敌人本国运来，使敌人遭到了兵家之大忌。”(11)程思远：《视察南宁所得的感想——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桂林各界扩大纪念周报告》，《广西日报》(桂林版)，1940年11月26日，第2版。这些措施对迟滞日军进攻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中国军队在战区也面临诸多困难，“不易找到民众。给养、运输、向导都感到不少的困难。”(12)龙贤关：《桂南前线的军民合作站》，《抗战时代》1940年第8期，第251页。在战区，“因为事前未有广泛深入的宣传，所以不但老幼妇女撤退，就是壮丁也一齐撤退，致令国军找不到民众带路，找不到东西吃”。(13)程思远：《桂南战局的总分析》，《国立广西大学周刊》1940年第7期，第7页。

在20世纪30年代，广西基层行政体系已经是十分完善，但在军队后勤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却大多无所作为，“行政机关的人员政务繁忙，人手又少，不能分身去催促民伕。”(14)《奋斗三年》编辑委员会编：《奋斗三年》，第69页。因政府机构疏散，战区基层行政体系基本陷于瘫痪，无法配合军队行军作战。如邕宁县政府“已迁至邕江上游谭洛区……一切战时措施及战地工作无人指导”。(15)广西省动员委员会编：《战地工作督导团检讨会议纪录》，第26—27页，民国档案，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 L4/1/95。县级政府如此，基层政权更是缺乏动员民众的经验和能力，工作效率十分低下，“乡村长不能把握民众，不能运用民众”。(16)程思远：《桂南战局的总分析》，《国立广西大学周刊》1940年第7期，第7页。“整个桂南前线的乡村长，还没有充分发挥军民间桥梁的作用，没有完全改变‘等因奉此’、应付功令、强迫民众的工作方式，也还未能把民众真正武装起来，以配合紧急的战争需要。”(17)黄吉士：《桂南前线的乡村长》，《抗战月报》1940年第3、4期，第45页。这使得军队后勤补给十分困难，再加上部分官兵“盛气凌人”，导致军政关系十分紧张，更加无助于军队后勤问题的解决。

桂南属多民族地区，分布着汉、壮、瑶等民族，民众使用的“言语又非常复杂，在桂南一带，除了广东式的‘白话’外，‘僮话’也占着很大的势。”(18)夏孟辉：《敌寇南侵中之广西》，《时代精神》1940年第1期，第67页。会战爆发后，进入战区的中国军队多从外地调入，“除原有的六个师外，并有远从宜昌以南及桂林一带调来的部队，合计约有二十五个师。”(19)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7页。这些部队在战区面临着诸多问题，特别是“军队因为言语不通，地方情形不明了的缘故，他们是感到给养、运输、向导等困难。”(20)龙贤关：《活跃在桂南前线的广西学生军》，《新军》1940年第4期，第33页。“言语的不通，很多外省开到广西来的部队，给养运输发生了很大的困难。”(21)黄吉士：《桂南前线的乡村长》，《抗战月报》1940年第3、4期，第45页。因军队与当地民众互相听不懂对方语言而出现的沟通困难，还引发双方误解和造成纠纷，“在广西作战的军队，多由外省开来，言语不通，习俗歧异，和民众交易或相处，常有误会。”(22)《奋斗三年》编辑委员会编：《奋斗三年》，第64页。如在邕宾路战事紧张的时候，某参战部队就发生了因语言不通而与民众冲突的事情，“军队开赴前线，中途发生了缺乏挑夫的困难，在河边刚碰见一位在地头上洗衣的老妇，一位官长问她‘找夫子’，她以为要她‘脱裤子’，于是将沾湿的衣服向那军官脸上掷过去，这位军官莫名其妙起来！”(23)龙贤关：《桂南前线的军民合作站》，《抗战时代》1940年第8期，第251页。

1935年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后，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发行流通的纸币为法定货币。但法币在广西流通不多，民众依然使用广西省银行发行的桂币，大多数人甚至没见过法币。法币在广西乡村难以被人承认，即使有少数商贩了解法币，他们也仅仅接受中央银行发行的较新的法币。外省入桂部队官兵在使用法币购买物资时，往往得不到百姓的认可。特别是部队采购人员在购买大宗物资，使用面额较大的法币而小商贩无法找零时，交易常常无法进行，导致军民纠葛不断。“广西以往是惯用桂钞的，许多乡村国币流通尚少，民众还没有丰富的常识，旧的、烂的、不同样式的，都拒绝收用，或者因钞票的票额大而不易找补而拒用，便引起许多不必要的争执。”(24)龙贤关：《桂南前线的军民合作站》，《抗战时代》1940年第8期，第253页。战地记者金叶当时随记者团在桂南战地采访，曾遇到一件事：他们在食摊吃饭，结账时“副官长”拿出交通银行发行的5元面额法币结账，摊主坚决不收；又有人拿出中国银行发行的法币，摊主同样不要，说：“这里没见过，我们不要。”“先生，你给西纸。”(西纸即广西省银行发行的钞票)一女士拿出中央银行发行的“上面有二个洞”的法币，摊主亦拒收。僵持很久之后，有人拿出一张中央银行发行的“崭新的钞票”，摊主拿到钞票后，“翻身又翻身，吹毛求疵的，放在阳光下照了又照，最后才放心地表示满意了，他收了进去。”(25)金叶：《法币在南中国的山野：西南行散记之一》，《中美周刊》1940年第26期，第20—21页。

部分军人纪律败坏，扰民不断，也恶化了军民关系，如“买物不给钱或故意给大票，民众找不了就不给钱，乱用民众的门板、窗户、板凳烧火”等；有的部队因任务紧急，在依靠地方政府难以完成任务时，就自己寻找民伕来搬运物资，但他们工作方式简单粗暴，不体恤民众，经常拖欠民伕报酬，“常有强拉民伕，征调民伕不按时放回”。(26)《奋斗三年》编辑委员会编：《奋斗三年》，第55页。一些部队不但虐待民工，而且随意枪杀民夫，更使得民众在军队到来时逃避一空。如在宾阳，“一部分军队未带充足输送兵，又不依战手续征用民夫，沿途径自拉夫，甚至枪杀民夫，致民心更行恐怖。”(27)广西省动员委员会编：《战地工作督导团检讨会议纪录》(1940年4月6日)，第8—9页，民国档案，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L004/001/0095。这使得沿途民众对征调谈虎色变，视应征为畏途，甚至一见到军队就逃跑，导致军队很难找到民工，军事运输难以完成。当时某师师长因部队得不到民众支持，难以获得补给，曾对该师政工人员训话：“你们说什么话！？你们不工作，而且工作又不好？你看人家学生军到哪里都受老百姓欢迎，都能替我们设法找到补给，你们试想：你们吃谁的饭！？人家一个学生军硬抵得我们一个政治部！”(28)《广西学生军纪实》编辑委员会编：《广西学生军纪实》，1941年，第228页。

新桂系实行的“空室清野”政策，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日军的前进，特别是日军重型装备难以及时到达战场，但也给中国军队的行军作战造成很大不利。而地方政府难以动员民众，参战部队无法通过自身努力解决后勤问题，作战物资和给养也难以运到前线，再加上战区市场停顿，军民关系紧张，军队无法采购到物资和雇请民工。因此，前线急需有一个专门机构来处理这些问题，以动员民众配合军队行军作战和参与部队后勤保障。

二、民众动员与配合军队作战：军民合作站之核心工作

为协调军民关系，发动民众支前，保障军队后勤，配合军队作战，广西当局很快成立了合作站，“负责招待士兵、代购粮食、雇用民夫、协助运输，及伤兵运送。”(29)《黄旭初谈拟办理事项》，《申报》1939年12月14日，第3版。合作站由广西省政府管辖，并受第四战区司令部指挥。总站下面设立若干分站，分站有甲、乙两种，甲种分站“每月经费国币一百元；乙种每月经费八十元。总支分站经费每月合支国币一万二千元。”(30)龙贤关：《桂南前线的军民合作站》，《抗战时代》1940年第8期，第251页。合作站成立初期，每一站“有一个主任和三个至六个工作员，主任是由当地的党政长官或乡绅担任”，工作员大部分是“学生军”。(31)恕子：《南路烽火——物价在前线》，《中央日报》(重庆版)1940年3月22日，第4版。但主任仅仅是挂名，在实际工作中不起任何作用，合作站的具体工作主要由广西学生军(以下简称学生军)负责。

合作站成立后，很快投入战地工作，“在热心工作的学生军青年战士们努力之下，展开了桂南战场军民合作的新姿态。”(32)季寒筠：《一月来的广西动态》，《建设研究》第3卷第2期，1940年，第72页。中日军队在桂南形成对峙后，由于战线拉长，中国军队防守的阵地不断扩大，部队急需大量的物资和民工，新桂系决定加强合作站的人员配备。1940年5月至8月，广西学生军整编为广西学生军团，“有一个大队是负责军民合作站工作的。计全省五个支站，六十个分站的工作者，差不多都是学生军。”(33)陈情：《广西学生军的成长及其前途》，《抗战时代》1940年第4期，第53页。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广西当局在组建学生军时，就考虑到学生的来源地区应与将来的工作区域一致，以利于动员民众。其中“第三团以南宁高中学生为骨干，学生多是南宁、柳州、百色、龙州几区的。”(34)陈师义：《新桂系和广西学生军团》，韦生理主编：《晚晴文存——广西文史研究馆馆员文选》，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41页。经过短暂时间的军政训练，1939年初，学生军三个团大部奉命开赴桂南、桂中等地动员民众，其中“第三团团部设宾阳，其工作活动区为南宁、来宾、迁江、横县、永淳、武鸣、扶南、绥渌。”(35)邓家彦：《视察报告(有关视察各县党务、政治、学生军、垦殖、矿务、异党活动、仇货等问题)》(1939)，第92页，民国档案，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L004/001/013。当时在合作站任干事的学生主要来自第三团，他们十分熟悉本地方言，这种优势对他们进行战时动员十分有利。

因民众和物资疏散，战区人烟稀少，市场陷于停顿，部队难以找到民工，无法购买生活物资。合作站成立后，其第一要务是动员民众回乡，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部队后勤服务。经过动员，民众“陆续的从岩洞从山上回到家乡”，到新设立的圩市将菜蔬等生活物资卖给军队。(36)龙贤关：《桂南前线的军民合作站》，《抗战时代》1940年第8期，第252页。对军队采购人员因使用大额法币购买物资，商贩无法找零而发生的冲突，合作总站将情况向上级反映，广西省政府决定由广西银行在战区“每县设立一分行，”并在前线圩市和军队驻地“酌设兑换机关”，(37)广西省政府军民合作总站：《广西省军民合作总站民国29年5月份工作报告书》，第11页，民国档案，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L004/002/518。为部队官兵找零和兑换货币，才彻底解决了这一大难题。

针对军队与民众在交易时发生的语言沟通困难问题，合作站各支站派出工作人员在市场或随同部队采购物资，这些工作员“变成了方言的翻译者。”(38)华嘉：《桂南大捷的无名英雄们——前线的军民合作站是怎样组成的》，《救亡日报》(桂林版)1940年1月14日，第2版。在战区圩市，经常可以看到军人和商贩之间“站着一个和蔼的翻译员”。(39)《广西学生军纪实》编辑委员会编：《广西学生军纪实》，第199页。昆仑关战役期间，“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领袖鹿地亘向学生军问及工作内容时，一个在合作站任干事的女生回答道：“中央军的士兵们是不懂本地话的，所以在许多地方，都要我们去作翻译，去招呼他们。”(40)[日]鹿地亘著，沈起予译：《我们七个人》，重庆作家书屋1943年版，第68页。因合作站的努力，军民语言沟通问题基本解决，圩市“再没有因言语不通，因价格的关系而发生争执”。(41)龙贤关：《桂南前线的军民合作站》，《抗战时代》1940年第8期，第252页。

因战区军民冲突不断，群众的冤屈被压抑，这不利于团结抗日。在合作站工作的学生军通过摸索，认为召开座谈会或联欢会是解决军民纠纷十分有效的方式。这种方式一般是让双方坐在一起，发挥人多智广的优势，谈自己的看法和抗战形势，合作站工作员用委婉的口气指出双方的不足，进行调解，军民互相承认错误，会谈后一般举办简单的酒席，大家互相敬酒聊天，握手言欢，军民之间认识到只有团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解决军民纠纷除了婉转说理同他们周旋之外，最有效的就是召开军民座谈会，联欢会……在会上诚恳坦白求事情的解决”。“在战地曾解决三百二十余次军民的大小纠纷事件，召开了三十多次的军民座谈会联欢会。”为进一步促进军民关系好转，合作站还“发动军队去帮助民众耕种或做其他事情”。(42)《奋斗三年》编辑委员会编：《奋斗三年》，第55、72页。对少部分扰民害民的不法军人，合作站则将情况汇总上报，战区司令长官部令合作站“与军队联同组织军风纠察队，切实执行纪律，或者向队长提供执行纪律的方法。”军民关系的改善，有利于动员民众配合军队作战。

新桂系之所以投入大量人力财力设立合作站，主要是为了发动民众配合桂南会战。1940年10月至11月间，因入侵东南亚和开辟太平洋战场的需要，日军分水、陆两路从钦州湾和桂南地区撤军，转入越南北部，中国军队乘机收复失地，会战结束。国民政府从外省调入的军队也于“会战结束前后陆续调离广西”(43)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军事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至此，合作站的使命宣告结束，在处理完有关善后工作后，1940年12月，被广西当局撤销。

三、桥梁与纽带：军民合作站民力运用结果之考察

桂南地区属山地地貌，境内山岳环绕，丘陵起伏，地形复杂，路况极差，给军队作战和后勤保障工作带来巨大困难。在运输手段比较落后和任务艰苦繁重的情况下，需要大量民工配合。因此，能否顺利征集到大量民工和顺利购买到有关物资，直接关系到后勤保障能否完成，也影响到官兵士气和指挥员的决心与部署，关系到作战的进程和结局。

鉴于部队后勤物资输送对民工的巨大需求，合作站征调了大量民工，组织民众往返于前线与后方之间，依靠人背肩扛，解决了作战地区远离后方基地的困难，有效地解决了部队物资运输问题，保证了参战部队的物资供应。据统计，“合作站自设立以来，曾代军队雇伕四十余万名”。(44)《奋斗三年》编辑委员会编：《奋斗三年》，第75页。白崇禧曾对桂南民众支援军队作战的情况回忆道：“昆仑关战斗时，由各处调来几支军队，粮食之补给，后方兵站一时供应不上，乃临时由桂林行营下令上林、宾阳、贵县、永淳等县，以手车，民伕于两天内运送一千担以上的米粮接济，方渡过难关，足证民力之伟大。”(45)陈存恭、马天纲、陈三井、贾廷诗等访录：《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册，第287页。

与合作站成立前军队征集民工十分艰难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合作站成立后出现了民众踊跃应征的情况。如某部在第一次经过横县云表时，需要雇请民工，但当地百姓大多逃走，“仅雇民夫廿名”。第二次经过时，“需用五十名民夫，数小时之内，竟有百余名涌来合作站争先应雇”。究其原因，“系军民合作站成立后，与当地机关取得紧密联络，努力宣传军民合作之结果”。(46)《桂南前线军民合作之铁证——某师一排长盛赞合作站功绩》，《广西日报》(桂林版)1940年7月11日，第2版。1940年5月底，宾阳黎塘火车站有150万斤军粮急需运往部队，车站函请黎塘合作站雇人协助运输，并限期15天完成任务，结果黎塘合作站仅用10天时间，“动员二万民伕，将一百五十万斤之巨量军米，输送完竣”。(47)《动员民夫二万名 输米百五十万斤》，《力报》(桂林版)1940年6月5日，第2版。

在物资运输任务完成的同时，部队生活用品供应也得到较好解决。在合作站的努力下，很多民众打消了顾虑，前线的圩市纷纷恢复，部队可顺利采办生活物资。如宾阳“民众依然安居，协助军队工作，出售日常应用的物品和食物，军队可以顺利采购到生活物资。”(48)《昆仑关歼敌经过》，《中央日报》(重庆版)1940年1月19日，第3版。对战区物价过高，部队官兵不满意的问题，“合作站与当地党政机关成立有评价委员会，由于合作站得民众的信仰，物价很快的评定下去。”(49)谢中天：《军民合作与南宁光复》，《抗战时代》1940年第6期，第26页。他们“发动了各地的物价评定工作。”(50)廖行健：《邕宾线上的文化队》，《救亡日报》(桂林版)1940年1月6日，第4版。并在市场“监督和制止抬高物价”。(51)韦志伟：《广西学生军在宾阳》，政协广西宾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宾阳文史资料》(4)，1988年，第24—25页。战区市场不但物资供应充裕，而且物价低廉。据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的调查：“公路交点上的宾阳新市场……物价比后方还低。”(52)段若清：《桂南服务记》，《妇女生活》1940年第3期，第20页。以猪肉价格为例，宾阳前线圩市一斤零售价为一元桂币，两斤仅值法币一元，而同时期的柳州为“八毛大洋一斤”。(53)恕子：《南路烽火——物价在前线》，《中央日报》(重庆版)1940年3月22日，第4版。战区生活物资供应充足和价格低廉，不但满足了部队的需求，而且改善了官兵的生活。

因合作站的深入工作，战区军民关系大为好转，很多地方出现了民众主动为军队服务的局面，对解决部队后勤和提升官兵士气起到一定作用。合作站成立前，“军民的纠纷往往因为没有中间人从中排解，各走极端，愈演愈烈，结果所趋，军民的关系愈发变坏，愈益互相水火，甚至有时军队方面凭着几根枪杆，武力解决，民众方面则冤抑难申，以暗害来实行报复。”合作站设立后，“对于军民纠纷，设有军民调节处，专司排解，在排解过程中，分别向军民两方面劝导，使两方面互相让步，平息争端。这避免了军民因小小误会纠纷而直接冲突的事件，保证了军民间的正常关系，不致愈益恶化下去。”(54)《奋斗三年》编辑委员会编：《奋斗三年》，第72页。

前线官兵的衣袜需要清洗，但按照桂南地区风俗，妇女不能为除自己丈夫之外的其他成年男人洗衣，经过合作站工作人员的耐心说服和反复教育，军队驻地的妇女纷纷“到兵营去帮士兵洗衣服和缝补。”(55)龙贤关：《活跃桂南前线的广西学生军》，《国民公论》1940第5期，第151页。“很多家的门口贴着‘洗衣处’的字条”。(56)《广西学生军纪实》编辑委员会编：《广西学生军纪实》，第199页。

中国军队给予日军重大打击，迫使日军的作战意图最后未能完全实现，并取得昆仑关大捷等重大战绩，这些都离不开民众为军队提供的后勤保障。正如陆军第14师师长关汉骞所言：“军民合作，是保证抗战最后胜利的重要条件，这次的大捷，都是军民合作所取得的。”(57)严杰人：《关汉骞师长访问记》，《民国日报》(桂林版)1940年3月1日，第4版。曾任广西绥靖秘书、钟山县县长的谢中天指出：“造成敌人因物资缺乏而溃退，实为本省军民合作成绩的表现”。(58)谢中天：《军民合作与南宁光复》，《抗战时代》1940年第6期，第26页。一名参战士兵也说：“昆仑关的胜利，完全是得力于民众……如果不得到民众的帮助，那军队只有失败的前途。”(59)龙贤关：《昆仑关上英勇的青年战士》，《抗战时代》1940年第8期，第7页。昆仑关战役结束后，中国军队对一名日俘进行了审讯，该俘虏供认：“中国军炮火猛烈，真令人惊愕……手溜(榴)弹机关枪不断的抛掷射击，使我们完全不能抬头……我不明白中国军的手溜(榴)弹为什么能带来这么多。”(60)《昆仑关之役日军俘虏审讯记》，《申报》1940年1月30日，第8版。从日俘供词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参战军队的军需后勤保障是十分有力的，对保证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有力的后勤保障，与军民合作站贡献是分不开的。

当然，合作站工作也并非尽善尽美。有相当部分官兵军纪较差，不服从合作站安排，侵害百姓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影响了军民关系的改善。合作站实际上仅仅是一个协调机构，工作人员又少，没有政府的权力，却要履行政府的职责，当遇到一些蛮不讲理的军官士兵时，处理问题也力不从心。如某机枪连的“给养兵使用一张破旧的票面很大的纸票去购买菜蔬，民众不肯收受”，第四支站武鸣六干分站“某干事行经那里，上前代民众解释，竟被该兵殴打”。(61)《奋斗三年》编辑委员会编：《奋斗三年》，第74页。经费问题也限制了合作站工作的深入，“事业费微少，工作未能更积极的展开”。(62)龙贤关：《桂南前线的军民合作站》，《抗战时代》1940年第8期，第252页。

总的来说，军民合作站的成立和运行，使中国军队获得了民众的有力支持，对配合部队作战和解决后勤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从这方面来说，桂南会战期间新桂系在民力运用上是较为成功的。

军民合作站的工作人员基本是广西学生军。1938年11月，广西学生军成立时，中共广西省工委派遣了近百名中共党员秘密加入，第一团有党员26人，第二团有31人，第三团有32人。(63)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党在广西学生军》，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后又发展了100余名党员，新老党员人数已占学生军总人数的10%左右。(64)杨烈、丘冰：《忆学生军团党总支的建立及其主要活动》，黄铮主编：《广西抗日战争史料选编》(2)，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这些党员大多担任学生军的正副班长和中队、大队指导员，还有部分在学生军司令部关键岗位担任军官。其中担任学生军中队长以上职务的有十余人。(65)中共南宁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广西地方历史专题研究》(南宁市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从表面看，学生军是国民党新桂系组建的以动员民众抗日为主要任务的武装力量，但中共控制了学生军的思想文化领导权、政治领导权和一定的中下层军官的人事任免权，基本掌握了基层领导权，使得这支队伍发生了质的变化。(66)陈峥：《青年学生与社会动员——抗战相持阶段广西学生军研究(1938—1941)》(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第182—221页)对这一问题有较为深入的论述。对于这一情况，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候补委员邓家彦在视察学生军后指出，“确有若干共党之史派托派参加”，他曾“亲见学生军某挟共党刊物‘抗日大学’一束。”(67)邓家彦：《视察报告(有关视察各县党务、政治、学生军、垦殖、矿务、异党活动、仇货等问题)》(1939)，第93、115页, 民国档案,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档案藏，L004/001/0130。学生军中的中共党员和他们发展的积极分子素质较高，从事群众工作很有经验和激情，在他们的影响下，学生军在动员民众方面卓有成效。因此，桂南会战时期军民合作的成功，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战正面战场后勤保障中的成功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