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炜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军国之母”开始频繁出现于日本的各类报刊之上。(1)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馆藏范围内搜索关键词，会发现“军国之母”始见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之前主要有“军国妇人”“军国之妻”等说法。至于何为“军国之母”，既往研究主要有两类解释:一是狭义的“军国之母”，指心甘情愿将孩子送往战场的母亲，她们具有“孩子不只属于自己，同时也是‘家之子’和‘国之子’”的理念，认为只要国家需要就应送出自己的孩子，孩子也应该“舍弃生命报答皇国，立功扬名为家争光”；(2)详见小林輝行「昭和戦前期の家庭教育論の一側面——「良妻賢母」と「軍国の母」」、信州大学教育学部紀要編集委員会編『信州大学教育学部紀要』、1979年11月、7頁。二是广义的“军国之母”，涵盖范围超越了“血缘母亲”，几乎包括军国日本所希望的所有“枪后女性”的理想形象，可以说是“军国妇人”“军国之妻”“军国之母”的统称。如鹿野政直将“军国之母”的具体表现归纳为五个方面，即“关爱出征士兵的慈母心”“守护后方家园的母性”“勤劳奉公的母性”“国家本位的母性”和“神圣化的母性”。(3)详见鹿野政直『婦人·女性·おんな——女性史の問』、岩波書店、1995年、104—106頁。

不论狭义抑或广义，可以确定的是，“军国之母”并非基于自然母性，而是被人为塑造的符合战时需求的女性形象，同时也是近代日本女性军国主义思想建构的典型体现。尽管“军国之母”之说流行于1937年后，但这一形象的塑造却起始于明治时期，后经大正时期的进一步强化，在昭和战争时期达到了鼎盛。本文将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探究近代日本推行的以培养“良妻贤母”(4)汉语中的“贤妻良母”原本起源于日语中的“良妻贤母”，在使用过程中，最后统一为“贤妻良母”。对此既往研究已有论述，如李卓：《中国的贤妻良母观及其与日本良妻贤母观的比较》，《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李卓：《“良妻贤母”与“贤妻良母”的不同命运——近代中日女子教育比较》，《日本学论坛》2007年第1期等。为目标的女子教育政策与军国主义思想渗透之间有何关联；从“良妻贤母”转变为“军国之母”的过程中，存在哪些内在机制及促成因素；日本女性的自我解放意识与“军国之母”的形象建构之间有着怎样错综复杂的关系等问题。

一、“日式良妻贤母论”与军国思想

明治维新前，日本女性在家庭中并未被要求承担教育子女的主要责任，而是要做好“人妻”“人媳”。(5)参见小山静子『良妻賢母という規範』、勁草書房、1991年、19頁。这从当时常用的《女大学》《女诫》《女中庸》《女训抄》等女训书中可以看出，如“妇人别无主君，以夫为主君，谨慎侍奉，不可轻侮”(6)石川松太郎編『女大学集』、平凡社、1977年、40頁。；“女子以夫为天,若逆夫而行,将受天罚”(7)黑川真道編『日本教育文库·女训篇』、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77年、203頁。等。明治维新后，在原有“良妻”的基础上，女性的“贤母”作用，即聪明有学识并能承担教育子女任务的“母职”开始受到重视，“良妻贤母”逐渐成为了社会对日本女性的新要求。

围绕日本近代以来的良妻贤母思想，中日学界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8)参见深谷昌志『良妻賢母主義の教育』、黎明書房、1966年；久木幸男「良妻賢母論争」、久木幸男等編『日本教育論争史録』、第一法則出版、1980年；舘かおる「良妻賢母」、女性学研究会編『講座女性学1』、勁草書房、1984；脇田晴子『母性を問う：歴史的変遷』、人文書院、1985年；小山静子『良妻賢母という規範』、勁草書房、1991年；友野清文「良妻賢母思想の変遷とその評価——近年の研究をめぐって」、『歴史評価』(517)、1993年；陳姃湲『東アジアの良妻賢母論』、勁草書房、2006年；李卓《近代日本女性观——良妻贤母论辨析》，《日本学刊》2000年第4期等。虽然研究重点各有差异，但内容基本涉及两大要素：一是日本近代的女子教育理念；二是日本近代的国家意识形态。具体而言，良妻贤母思想最初是在欧美影响下产生的与女子教育紧密关联的理念，后来在以知识修养为中心的“欧式贤母论”基础上，添加了自江户时期一直推崇的传统妇道等儒教思想、以尊皇爱国为核心的国家主义理念，最终形成了“日式良妻贤母论”(9)如深谷昌志将其概括为“日本特有近代化过程中所诞生的历史性复合体”，参见深谷昌志『良妻賢母主義の教育』、11頁。。另外，良妻贤母思想是通过《学制》《教育令》《改正教育令》《高等女学校令》等一系列教育制度“规制”而成的，是“家族国家观的女子教育版”。(10)久木幸男「良妻賢母論争」,久木幸男等編『日本教育論争史録』、232頁。概言之，良妻贤母思想自诞生之初既已超越“家”的范畴，而与“国”之利益紧密相连，其内涵的理论构造是“女子教育→贤母→人才→国家发展”，正如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所指出的，“国家富强的根本在教育，教育的根本在女子教育，女子教育的发达与否与国家安危有着直接的关系。”(11)大久保利謙編『森有礼全集』第1卷、文泉堂書店、1972年、611頁。

既然良妻贤母的终极服务对象是“国”，对良妻贤母的具体要求自然会迎合“国”之需求。众所周知，甲午战争是日本近代以来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对外战争，女性与战争的关系问题也随之受到关注。据笔者所及，日本私立女子学校三轮田学园创始人三轮田真佐子的《女子教育要言》是较早关注这一问题的论著。该书从“女子教育之根本”“德育”“智育”“体育”“美育”“高等教育”“学制”等方面，论述了如何通过教育来培养“真正的良妻贤母”。在“女子教育之根本”的章节中，该书陈述了推行日本女子教育的三大要点：一是主张女子教育不能单纯模仿他国之法，必须与日本国情相一致，因为“日本国民拥有万世一系、天壤无穷之明君，时刻以克忠克孝为本分，敬重祖先，孝于父母，忠于夫君，兄弟和睦，朋友信赖，一国和气蔚然成风”，(12)三輪田真佐子『女子教育要言』、国光社、1897年、7頁。这显然是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之翻版；(13)《教育敕语》中写道：“尔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参见「詔書·勅語·教育法規等」、文部省編『学制百年史(資料編)』、帝国地方行政学会、1972年、8頁。二是指出女子教育必须立足国家主义，所有女子均要心系皇国勿忘皇恩，因为只有国家主义才能保证“人民互通气脉，在某一区域内团结一致”；(14)三輪田真佐子『女子教育要言』、7頁。三是强调向女子灌输军国思想的必要性，因为日本“四周皆为海，未来必将卓越非凡威震四方”，故必须“向女子传授适合作为未来海国男儿、军国儿童之母的思想，否则将无法培养出为国含笑赴死的男儿”。(15)三輪田真佐子『女子教育要言』、8頁。不难看出，“皇国思想”“国家主义”“军国思想”已成为三轮田女子教育论的核心词，其首次提出女性可以通过培养“军国男儿”的方式服务于国家。

甲午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部分教育界人士在理论层面意识到向女子灌输国家主义及军国主义的必要性，而1904年日俄战争的爆发更促进了教育领域从“理论倡导”向“具体实施”的转换，同时也在新闻出版界催生了一波探讨战争与女性关系的热潮。

首先，在教育领域，以甲午战争为背景的《水兵之母》出现在1904年的国定(16)根据1903年4月的“敕令”第74号，日本小学教科书制度转为“国定制”，于1904年4月开始实施。参见寺崎昌男、久木幸男監修『日本教育史基本文献·史料叢書33』、大空社、1996年、1頁。国语第一期教科书《高等小学读本》中。《水兵之母》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主要人物是参加甲午战争的一名日本水兵，他收到母亲的一封信，其中写道：

听说你既没有参加丰岛海战，也没有参加8月10日的威海卫进攻战，你如此没有作为，母亲甚感遗憾。你为何参军？难道现在不是舍弃生命报答天皇御恩之时吗？！(17)芦田恵之助『小学国語読本と教壇』卷10、同志同行社、1937年、45頁。

这封母亲鼓励儿子为天皇捐躯的信件被水兵的长官看到，他为之感动，并对水兵说：“你母亲让你‘舍命报君恩’，虽然目前尚无机会……但今后还会有轰轰烈烈的战斗，届时我们要彼此奋战。”(18)芦田恵之助『小学国語読本と教壇』卷10、46頁。《水兵之母》被编入的教材适用于小学五年级，且自1904年至1945年每期国定教科书都会收录此文，(19)最初是以《高尚的母亲》为题，后来改为《水兵之母》。参见周萍萍《日本教科书中的“军国美谈文学”研究(1894—1945)》，学苑出版社2018年版，第72页。同时还被收入《明治女学读本 卷3》(同文馆，1908年)、《因缘大鉴：明治说教》(森江书店，1912年)等著作中，并被多次改编为学校剧和儿童剧。

与《水兵之母》核心思想类似的还有第三期寻常小学校国语教科书中的《一太郎やあい》，其主人公是一位腿脚不便的母亲，为了给即将参加日俄战争的儿子送行，她翻山越岭来到能看见出征舰船的悬崖边，冲着儿子大喊：“不要担心家中的事情，你要为天皇效忠。”(20)周萍萍在《日本教科书中的“军国美谈文学”研究(1894—1945)》中对故事情节进行了详细考证，发现这是虚构的情节。在此需要注意的是，1904年日本女子小学的就学率已高达90%，(21)総合女性史研究会『日本女性の歴史——文化と思想』、角川書店、1993年、198頁。激励儿子“舍命报君恩”的母亲形象，也在课堂上灌输给了一批批日后将成为“母亲”的女学生，这类国定教材的影响范围之广可想而知。

其次，在新闻出版界，1904年3月至5月间，三浦秋水的《战争和妇人》、铃木秋子的《军国的妇人》、星冈书院编的《军国之妇人》等著作相继问世。三浦秋水在著作中提出，“提高各位妇人之士气实乃今日之最为紧要之事。妇人不必参战，然需解除参战者的后顾之忧及胆怯之心”，(22)三浦秋水『戦争と婦人』、文明堂、1904年、1頁。并将“战争中妇人之任务”归纳为三点：一、如是军人家属，不应出于女子的难舍难分之情让出征者有后顾之忧，应该激励鼓舞；二、如非军人家属，应团结乡邻，以妥当方式激励出征者，安慰出征者的家属；三、负责教育子女，勤俭节约，尽可能积极捐款救助伤兵、帮助战争遗孤，或为支援军用捐资。(23)三浦秋水『戦争と婦人』、20—25頁。三浦还强调，“正如国家的战争需要百万吨军舰、十万士兵一样，作为良妻贤母帮助国家，发挥潜在能力，奋发协助国家，此乃贤美温顺之日本妇人。”(24)三浦秋水『戦争と婦人』、25頁。

铃木秋子的《军国的妇人》一书，附有时任华族女学校学监下田歌子的题词，以及时任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尾上柴舟撰写的序言，称赞该书明确了战时女子的义务和责任， “实乃女子之幸，亦是国家之幸”。(25)柴舟生識「序」、鈴木秋子『軍国の婦人』、日高有隣堂、1904年、2頁。铃木秋子在该书前言中写道：“战争不只是男子奔赴战场战斗，女子亦有诸多应尽之工作。作为军国之妇人履行相应义务，就如同军人英勇奋战。”(26)鈴木秋子「はしがき」、鈴木秋子『軍国の婦人』、1頁。在书中，作者不仅从培养“军国儿童”的角度详细列举了战时家庭教育的五条原则，还从勤俭持家支持国家战争的角度列举了“军国妇人”的八项义务。(27)参见鈴木秋子『軍国の婦人』、74—99頁。

星冈书院编的《军国之妇人》，主要收录了发表于《大日本妇人教育会杂志》《爱国妇人》《妇女新闻》《家庭杂志》等报刊上的相关文章，内容或为鼓励女性支持战争，或列举对战时女性的具体要求，如下田次郎的《女子和国家》、村上专精的《战时下妇人之决心》、松平直的《战时下妇人之决心及其修养》等。其中幸德秋水的《妇人和战争》一文风格迥异，批判了当时所弥漫的煽动女性支持战争的风潮：

认为战争是光荣之事，实乃荒谬，这绝非值得兴奋之事。故此，余认为妇人首先需要思索的是战争会对自身产生何等影响，比起为战争尽力，余更希望女性能为和平添力。今日妇人的教育皆蒙上了战争色彩，如此一来，妇人地位何时才能提高？妇人的幸福何时才能恢复？如若世上的妇人希望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幸福，首先要祈求消除世上的战争。(28)幸德秋水「婦人と戦争」，星岡書院『軍国之婦人』、國光社、1904年、82頁。

幸德秋水在上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战争无法给女性带来幸福与平等，反而愈加将女性的地位置于附属男性的境地，女性不应协助战争，而应该为实现和平努力。但幸德秋水的这类具有反战意义的“女性论”属于少数，根本无法与“蒙上了战争色彩”的女子教育及煽动女性协助战争的言论大潮相抗衡。

日俄战争的爆发可以说正式拉开了日本官方及媒体有意识地向女性灌输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的序幕。不过，当时对女性的要求主要局限于“家”，其核心目的是希望通过“良妻贤母”这一中介，培养出“军国日本”所需的“人才和士兵”。

任何思想的传播都需要经过灌输、接受和内在化的过程，且“接受”与“内在化”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需要以时间为基础的逐步渗透。事实上，日俄战争时期为出征的亲人送行的女性并不会像“水兵之母”那样鼓励儿子为国献身，而是反复叮嘱：“你要平安无事地回来啊！一定要小心！”(29)谢野晶子于1904年11月发表在《明星》上的文章，记录了当时在新桥、涉谷等车站家人为出征士兵送行的场面。参见内山秀夫、香内信子编『与謝野晶子評論著作集』第16卷、龍渓書舎、2002年、4頁。

二、“广义良妻贤母论”与军国思想

日本政府从明治时期开始推行的“日式良妻贤母”教育政策，在现实层面极大地促进了日本女性教育的发展。除了小学教育的普及外，1910年，高等女学校已发展到193所，学生人数达56239人，(30)文部省編集『学制百年史』、帝国地方行政学会、1972年、363頁。专门为女子设立的高等教育机构也开始出现。(31)如津田梅子创办的女子英学塾(1900年)、吉冈弥生创办的东京女医学校(1900年)、横井玉子创办的女子美术学校(1900年)、成濑仁藏创办的日本女子大学校(1901年)等。随着女子教育的发展，“女学生”成为不断壮大的社会新群体。此外，自明治时期起，约翰·穆勒的《男女同权论》、赫伯特·斯宾塞的《女权真论》等西方女性解放及女性教育的论著被陆续译介到日本，(32)详见金子幸子「明治期における西欧女性解放論の受容過程」，『社会科学ジャ-ナル』23(1)、1984年10月、73—92頁。到了大正时期，莉玛·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论、爱伦·凯的母性主义思想等更是不断涌入。富有求知欲的“女学生”在其影响下逐渐萌发了追求自我解放的反抗精神。另一方面，女性在家庭及社会中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提高，1898年日本政府颁布的“明治民法”明确规定了家庭内男尊女卑的关系，并剥夺了女性的继承权；1900年颁布的《治安警察法》剥夺了女性参与政治的权利。因此，女性不断增强的解放意识与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压抑之间，必然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1911年，平塚雷鸟创办了日本首份由女性编辑撰稿的杂志《青鞜》，她的《女性原本是太阳》、与谢野晶子的《山动之日来临》等文章，成为了近代日本最早的女性解放宣言。(33)于华：《〈青鞜〉与日本近代女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围绕青鞜社周围的女性也成为当时“新女性”的代表人物，她们主张“女人也是人”“男女平等”，希望摆脱良妻贤母思想的束缚，以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如平塚雷鸟在1913年发表的文章中曾明确提出质疑，为何对世上大多数女性而言结婚是唯一的生存之道？为何全部女性都要做良妻贤母？(34)平塚らいてう「世の婦人たちへ」、『平塚らいてう著作集』第1巻、大月書店、1983年、217頁。可以说日本政府推行的“日式良妻贤母”教育政策如同硬币的正反两面，同时塑造出“理想贤母”与“叛逆新女性”这两类不同的群体。

平塚雷鸟、与谢野晶子、伊藤野枝、山田若等“新女性”，在报刊上登载了诸多反对良妻贤母体制、追求男女平等的文章，她们的呼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女性的意识觉醒，但并未触动“日式良妻贤母”的教育方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女性问题拥有立法权的人皆为男性”，(35)大隈重信『大勢を達観せよ』、芳文堂、1922年、508頁。而具有立法权的“官方男性”(36)本文中的“官方男性”，具体指大隈重信在『大勢を達観せよ』中提到的“对女性问题拥有立法权的男性”。以下皆为此意，不再逐一注释。大多对“新女性”的主张持否定态度。如曾任文部大臣、司法大臣及东京市长的尾崎行雄在论著中写道：

近来，报刊上随处可见所谓新女性、觉醒女性的文字，一部分人将之作为问题对待，概言之，她们主张不能被旧道德旧思想束缚，不能固守陈规，认为女性作为社会一员应具有和男性一样的自觉意识，这才是女性应走的道路。然而作为女性的使命，不论时代如何推移都不能忘记，只有家庭稳固，国家才能发展。既然建国基础为家族制度，成为良妻和贤母实乃日本女性之使命。但所谓的新女性，所谓的觉醒女性，她们厌恶结婚，厌恶家务，希望在所有意义上实现解放，这不仅无法实现女性解放的目的，还会无视女性天职，从根本上破坏家族主义，危害深远，甚至还会危及我国的建国基础。原本我国女子的教育方针是良妻贤母，既然我国以“家”为单位，这就是恒定不变的教育方针。(37)尾崎行雄『向上論』、国民書院、1916年、114—115頁。

尾崎行雄在上文中将“新女性”作为破坏日本家族制度的“危险因子”加以批判，而他所强调的“女性天职”“良妻贤母教育方针恒定不变”等，可以说是当时日本“官方男性”的代表性观点。包括曾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大隈重信，也在文章中批判“新女性”的“男女平等论”，主张男女体质各异，女性在军事、政治等方面根本不具备替代男性的素质，强调女子的天职为“妊娠、生产和教育子女，若尚有余力当然可做些其他事情，但不能抢夺原属男子天职的领域。”(38)大隈重信『大勢を達観せよ』、492—493頁时任文部大臣的高田早苗也曾明言，“女子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所谓的良妻贤母”。(39)高田早苗「女子教育の方針」、『婦人公論』第1卷第2号、1916年2月、2頁。

尽管日本国内不断涌现的女性解放思潮并未从根本上影响“日式良妻贤母”的教育方针，但以欧洲为主战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却直接促进了日本女子教育体制的改革。一战期间，欧洲各国女性替代战场上的男性，承担了后方生产及军事支援的任务，与之相关的新闻报道很快出现在日本报刊上。由文部省普通学务局发行的《与时局相关的教育资料》，也介绍了英、德、法、意等国一战期间的女子教育、“女性与战争”等相关资料，(40)参见文部省普通学務局編『時局に関する教育資料』第5、7、9、11、14、17、20、21輯、帝国教育会、1916—1919年。目的是“为了将来的研究及准备工作”。(41)小山静子『良妻賢母という規範』、112頁。在实际的女子教育领域，督学官槙山荣次在1917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女学校校长协议会上提出：“此次的世界大战充分证明，女子不应只局限在家庭范围内，女子可以为国家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当局应该充分研究女子教育问题。”(42)高等女学校研究会編『高等女学校資料集成』第6卷、大空社、1989年、49頁。

在一次大战的影响下，加上为了遏制当时日益兴盛的自由民主思想，“官方男性”开始对女子教育方针进行调整。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强化对女性的国家观念教育。1918年10月24日，临时教育会议通过了“女子教育相关文件”(43)文件共有八条，涉及国体观念及妇德的固定、生活技能的培养、入学年龄、选修科目、教师待遇、实业教育等方面。参见王慧荣《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文件第一条称：“通过女子教育增强精神涵养，使其充分领会教育敕语之宗旨，巩固国体观念，注重淑德节操”。(44)『臨時教育會議要覽』、臨時教育會議、1919年、134—135頁。该文件还附有各条内容的制定理由，其中第一条的解释为：

领会教育敕语之宗旨，乃我国教育之根本，原本男女无别。然以往之女子教育，主要致力于妇德之养成，在巩固国家观念方面尚不充分。女子不仅自身需要作为忠良之国民，同时要作为培养忠良国民之贤母。故女子教育中，首先需加强国体观念，在巩固国民道德基础的同时，培养高尚人格，以作为家庭主妇及母亲尽其职责……总之，需要加强符合我国国体及家族制度的素养教育。(45)『臨時教育會議要覽』、第136—137頁。

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由政府直接下达到全国所有学校，不仅明确规定学生要朗读，还要将“敕语”纳入教材在课堂上讲授。(46)副田義也『教育勅語の社会史：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創出と挫折』、有信堂高文社、1997年、193頁。故当时所有在校学生，不分男女都会被灌输“教育敕语”。以往的女子教育之所以出现重“妇德素养”轻“国体观念”的现象，主要原因在于明治时期社会对女子的要求是“家庭内贤母”。而在一战之后，官方意识到需要将女性自身培养为“忠良国民”，这样才能在战争等特殊情况下服务于国家。文部省1920年公布的《高等女子学校令中改正》，修改了高等女子学校的宗旨，在“以传授女子高等普通教育为目的”的基础上，增加了“特别注重国民道德之养成和妇德之涵养”的内容。(47)参见「教育法規等」、文部省編集『学制百年史(資料編)』、139頁。

第二，鼓励女性走出家庭。教育学家谷本富的《改造后的妇人训》一书，专设一节论及“战后女子教育的方针”，指出良妻贤母的概念可分为“狭义”和“广义”，前者主要是在家庭范围内，后者则扩大到社会范围，主张“在国家遇危急存亡之际女子需具备一定的思想意识，故今后的女子教育要着眼于远大问题，不能仅停留于掌握裁缝、烹饪或育儿看护。”(48)谷本富『改造される婦人訓』、隆文館図書、1920年、425頁。谷本富还结合一次大战中英法等国女性的表现，提出了五条具体的女子教育方针，强调女子“需了解社会，关注国内外政治局势及社会经济问题。”(49)谷本富『改造される婦人訓』、第433頁。文部省次官赤司鹰一郎也曾提出：“欧洲战争的经验教训证明，女性完全可以通过恰当的教育方式，在能力及体力上达到与男性基本相同的程度，女性的任务不只局限在家务活动中，而应该与国家社会发生直接联系。”(50)赤司鹰一郎「普通教育近時の傾向」、国民教育奨励会『教育五十年史』、民友社、1922年、385頁。

在“走出家庭”这一点上，“官方男性”的观点表面来看与“新女性”一直提倡的“突破家庭束缚”“实现男女平等”思想一致，但实际上二者存在根本性差异。“新女性”主要在男女二元对立的范畴中主张“女人也是人”“男女平等”，希望拥有与男性一样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发展空间，其目标是“个人价值”的实现。与之相对，“官方男性”是在家国二元合一的范畴内主张女性也是国民，与男性同等地位，希望女性在保证家庭稳固的基础上，在国家需要时能走出家庭，服务社会，其最终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因此，“新女性”与“官方男性”分别提倡的“走出家庭”，看似相同，实则是处于不同层面的两条“平行线”。

不仅在教育界，日本军部的部分高层也意识到女性对战争的作用。一次大战期间，交战各国施行“国家总动员体制”，日本军部翻译了欧洲有关国家总动员的大量资料，并进行研究。在军部的提议下，1916年东京炮兵工厂雇佣了部分女性劳动者，进行了关于女性劳动力效率的试验，此举意在调查“若日本有朝一日举国与他国作战，日本女性能否像欧洲女性一样承担所有的劳役。”(51)「銃後の人としての婦人 砲兵工廠の新しき試み」、『萬朝報』1916年11月24日。有学者指出，时任陆军大臣，后任首相的田中义一非常重视军部与女性的联系，他将动员女性力量视为国家总动员体制成立的前提。(52)[日]竹村民郎著，欧阳晓译：《大正文化：帝国日本的乌托邦时代》，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35—136页。无独有偶，时为陆军大将的上原勇作也在演讲中专门强调了女性的国家责任及国防作用，主张“国防不单纯是男性的责任，需要男女协力方可应对。”(53)上原勇作述、芹沢登一編『国と女』、日本家政協会、1921年、101頁。

在田中义一等军部高层的支持与许可下，大正时期部分女性以“妇女社会参观”之名“参观了兵营——炮兵工厂——各种新兵器——军舰——飞机——陆军大演习，完成了一整套军国主义学习。”(54)[日]竹村民郎著，欧阳晓译：《大正文化：帝国日本的乌托邦时代》，第137页。这里所说的“妇女社会参观”，是指在1916年至1919年的三年间由大阪每日新闻社主办的活动，(55)参见「婦人団の社会見学」、『大阪毎日新聞』1916年10月8日。有近2万名女性参观了电话局、瓦斯公司、银行、军队等，而在所有活动中，参观军事机构的占比最高。(56)“妇女社会参观”共组织了31次活动，其中7次是参观军部相关设施、兵器等。参见[日]竹村民郎著，欧阳晓译《大正文化：帝国日本的乌托邦时代》，第134页。在一份 1917年兵营参观活动的相关报告中，明确阐明了让女性完成“一整套军国主义学习”的目的：

家庭妇女不得不把孩子或兄弟送去的兵营，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呢？了解兵营生活再将家人送去，这与对兵营毫无所知，只是听传闻而惊恐不安的情况肯定大不相同吧。事先详细了解兵营生活，对国家、对家庭而言都是必要且有效的，因此才举办了这种参观师团的活动。(57)[日]竹村民郎著，欧阳晓译：《大正文化：帝国日本的乌托邦时代》，第137页。

如上文所述，自1904年国定教材上就出现了《水兵之母》等文章，不断向女学生宣传鼓励儿子上战场为天皇效忠的母亲形象。如果说教材式渗透只停留在模糊的思想意识层面，由军部支持的“妇女社会参观”活动则在现实层面让普通女性消除内心对军队的“惊恐不安”，从而更加“放心”地鼓励自己的孩子参军。

与大正时期的“官方引导”不同，以“新女性”为代表的知识女性也发表了多篇具有反战思想的文章，如1915年斋贺琴发表在《青鞜》上的小说《战祸》，明确提出“希望尽可能避免战争，不，是希望绝对没有战争。”(58)斋贺琴：《战祸》，转引自于华：《〈青鞜〉与日本近代女性问题》，第246页。与谢野晶子一战期间发表了《感想的断片》《关于战争的杂感》《为何出兵》《关于战争的考察》《和平思想的未来》《出兵与妇人的考察》等反战文章，(59)参见李炜《从“反战”到“主战”——以与谢野晶子的“满蒙之旅”为中心》，《外国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并在1921年撰写的《军备撤销的第一步》中明言：“对我们妇人而言，靠自己的乳汁哺育的可爱的男孩子(他们既不是树木亦不是石头，而是能够在劳动、学问、艺术等各领域大显身手的男子)，如若成为大炮的牺牲品，或者被埋葬在战壕中，如此凶暴残忍的事实，真心希望能够在地球上灭绝。”(60)与謝野晶子「軍備撤廃の第一歩」、『読賣新聞』1921年11月15日。这一时期，日本尚能允许不同主义、不同思想的言论存在，女性反战的呼声与官方的政策话语一直处于相互对峙的状态。

三、“军国之母”形象的确立

1931年12月中旬，大阪一位名为井上千代子的女性，在其丈夫即将出征“满洲”的前一天割喉自杀了，她在遗书中这样写道：

我的夫君！我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喜悦。不知如何表达我的喜悦之情，明日您即将出征，今日我怀着喜悦离开人世。您不必有任何后顾之忧。我虽身单力薄，也会衷心保佑大家，您务必要为国奉上全力。(61)参见加納実紀代「白の軍団「国防婦人会」——女たちの草の根ファシズム」、岡野幸江等『女たちの戦争責任』、東京堂出版、2005年、6頁。

井上千代子自杀事件，在当时作为“美谈”被媒体大肆报道，陆军称她为“昭和烈妇”，赞扬她的行为是为了斩断丈夫的后顾之忧。此事还很快被搬上了银幕，千代子的母校“岸和田高等女校”专门举办了慰灵祭，千代子的出生地长龙村为她立了碑。在既往的研究中，千代子多被视为“军国妇女”的典型，(62)如李建军：《军国之女——日本女性与“大东亚战争”》，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0页。特别是她的自杀对其丈夫在中国战场上的影响较受关注。(63)如孙立祥、韩立娟：《日本妇女与侵华战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也有学者提出，“千代子的自杀是对将‘殉国’特权化的男性社会的抗议”(64)加納実紀代「白の軍団「国防婦人会」——女たちの草の根ファシズム」、岡野幸江等『女たちの戦争責任』、7頁。，但少有探究她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从年龄推断，千代子自跨入小学校门起就开始学习“教育敕语”，进入高等女校(即现在的初中)，正值“官方男性”在一战的影响下开始在女子教育领域增强国家观念渗透的时期。尽管无法准确推测千代子的具体心理活动，但至少可以推定，千代子的自杀与日本自明治以来向女性灌输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的教育方式密不可分，她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体现了日本女子教育的“现实效果”。

千代子的死不仅“鼓舞”了丈夫井上清一的“斗志”，同时也作为契机之一，促成了大阪“国防妇人会”的成立。1932年3月，与千代子熟识的家庭主妇安田静作为发起人，成立了“国防妇人会”，并很快于1932年10月发展成为全国性妇女组织“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在数月内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绝非只靠家庭主妇的力量，而是离不开军部的大力扶持。以1934年4月举行的“大日本国防妇人会”本部成立大会为例，出席者除了来自各地的会员，还包括陆军省、海军省的多位要员，还有来自总理大臣兼文部大臣、内务大臣、陆海军大臣的祝词。(65)胡澎：《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在官方及军部的大力支持下，再加上“大日本国防妇人会”面向普通大众，“不论贫贱富贵皆可入会”的方针，其规模急剧扩大，1935年已达到255万人，超过“老牌”妇女团体“爱国妇人会”(66)1901年，奥村五百子(1845—1907)创建了近代日本首个以支援军人为目的的妇人团体“爱国妇人会”。其会员主要是皇族、华族等上流妇人，尚未普及到大众层面，但她们的具体活动可以说为昭和时期日本女性积极支持战争提供了初步的“示范”。225万人的规模。“大日本国防妇人会”提倡的“让丈夫、儿子、兄弟安心于国防第一线，解除其后顾之忧”“衷心慰问在国防第一线的人们”(67)胡澎：《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第70—71页。等口号，实际上早在1904年出版的《战争和妇人》《军国的妇人》等著作中既已明确提及。而“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的迅速发展，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普通日本女性对国家主义及军国主义思想的接受及“内在化”程度。

经过多年的教育渗透与宣传，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大多数日本女性非但没有反对战争，反而对战争本身热心支援，并积极将儿子或丈夫送往战场。”(68)若桑みどり『戦争がつくる女性像』、筑摩書房、2000年、111—112頁。如东史郎根据当年自己作为日军士兵来华的亲身经历撰写的《东史郎日记》，描述了出征前母亲来送行的情形。母亲平静地对他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关系。”(69)[日]东史郎著，张国仁、汪平等译：《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版1999年，第5页。母亲的言行激励了东史郎“欣然赴死”的意志。另外，吉屋信子根据其1937年8月作为“皇军慰问特派员”赴华的经历撰写的《战祸的北支现地行》中，专门有一节“支那兵母亲的信件”，其中写道：在北平，四五位从前线归来的从军记者正聚在一起，其中一人说道：

“在南口，支那兵逃走后，我捡到了一封支那兵的信，让翻译看了看，得知是支那兵母亲的来信。信件内容很简单，大致是：‘我亲爱的儿子，无论如何要早点结束战争，平安回家。’哈哈，太让人吃惊了，母亲竟然会写这样的信，难怪支那兵那么弱。”

……日本出征士兵的母亲都会给亲爱的儿子写信说：“为了皇国，你要忘记家里的事情，奋勇作战。”日本母亲的精神是多么崇高可贵。(70)吉屋信子『戦禍の北支上海を行く』、新潮社、1937年、82—83頁。

中国母亲在信件中担心儿子的安危，完全属于母性的本能，本无可厚非，然而这却让日本记者大为惊讶。在他们的意识中，日本出征士兵的母亲都应该写信激励儿子为“皇国”舍身而战。通过这段中日母亲信件的对比性描述可以看出，违背自然母性的“军国之母”形象已被日本大众广为接受，“水兵之母”式的信件内容已成为被普遍认可的“固定模式”。

尽管明治以来相关思想渗透已在现实层面“卓见成效”，但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官方及媒体更是不断通过政策奖励及宣传话语来增强女性的“军国之母”观念。

首先，日本政府推出了系列法规，提供相应的政策保障。如日本政府于1937年8月制定了《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要领》；1938年1月制定了《母子保护法》，对丈夫战死的妻儿、有“私生儿”的穷困母子家庭提供生活保障；1939年2月设立了“妇人时局研究会”；1940年11月起，对10人以上“优良多子家庭”进行表彰；1941年1月，内阁会议决定了“人口政策确立要纲”，推出早婚及生育奖励政策；1942年，“生子报国”之说开始流行等等。(71)岩淵宏子「戦時下の母性幻想——総力戦体制の要」、岡野幸江等『女たちの戦争責任』、196頁。

其次，在女子教育领域，如何培养“皇国女子”成为初等、中等、高等女子教育的共同目标。具体而言，文部省专门设立了教育审议会，自1937年12月至1941年10月就各项女子教育方案进行探讨，然而这些方案“并非是根据教育理念推进的教育制度改革，其目的是为了应对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的战时局面，为了实施彻底的皇民教育，为了培养符合天皇制国家的国民。”(72)参见中嶌邦「昭和前期における女子教育政策の展開——学校教育を中心に」、『昭和前期の女子教育』、国土社、1984年、16頁。

与此同时，文部省不断强化所谓的“家庭教育”。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文部省专门召集全国38名家庭教育负责人，召开家庭教育振兴协议会，发表了对全国家庭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的纲领，福田宽的《母性训》(国进社出版部，1942年)、户田贞三的《家之道》(中文馆书店，1942年)等均为此类解说书。以《母性训》为例，其中有总理大臣东条英机、文部大臣桥田邦彦、公爵近卫文麿的题字，同时还有德富苏峰、森冈义治的序文。由此可以管窥日本官方对战时身为“母亲”的女性是如何的重视。

再次，日本媒体进一步加强了对“军国之母”的宣传力度。如1937年由海军省海军军事普及部所编的《支那事变报国美谈》(第一辑)，专门设有“军国之母”的专题；1939年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编辑了杂志《军国之母的身姿》；1942年清闲寺健所著《军国之母》由新兴亚社出版。另外，1942年“日本文学报国会”成立后的首项工作，就是在全国开展寻访无名母亲的活动，为此动员了菊池宽、佐藤春夫、川端康成等43名男性作家，以及野泽富美子、大庭幸子等6名女性作家，相关“访问记”在《读卖新闻》连载后，于1943年汇集出版了《日本之母》。该书中的49位“母亲”基本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在丈夫去世或离家的状态下独自守护贫困的家庭；二是生育了多个孩子，且几乎都为男孩；三是孩子们为了国家主动选择从军；四是即便丈夫或儿子战死也不动摇，反而对能为国家尽忠感到骄傲。(73)参见日本文学報国会編『日本の母』、春陽堂書店、1943年。

战争期间，那些曾与官方话语“唱反调”的女性解放运动家、评论家及作家也开始转向，积极宣扬“军国之母”思想。如市川芳枝在《妇人是民族之母》中呼吁，妇女应该生育，并强调大东亚战争下的日本女性需具备身为民族之母的自觉与自豪，进而为日本民族的永远昌盛欣然完成生育任务；(74)市川芳枝「婦人は民族の母」、市川房枝編『戦時婦人読本』、昭和書房、1943年、5—10頁。高良富子在《国家·社会·家庭》一文中呼吁日本女性将自己培育的孩子奉献给国家，同时也要将汗水、真心与生命奉献给国家；(75)高良富子「国家·社会·家庭」、高良富子監修『これからの母·新しい母』、鮎書房、1942年、第1-30頁。森泰子(又名“沟上泰子”)撰写了《国家母性的构造》一书，试图从理论层面论证女性为何需要“绝对的献身和奉献”。(76)森泰子『国家的母性の構造』、三省堂、1945年。多位女性作家还纷纷创作以母性为主题的作品，如村冈花子的随笔集《母心抄》(西村书店，1942年)、吉尾夏子的《军神之母》(三崎书房，1942年)、真杉静枝的《妻和母》(全国书房，1943年)等等。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较为复杂，但有三点因素需要特别关注：一、由于战时日本官方加强了统制力度，从外部环境而言，与官方话语“唱反调”的言论空间已不复存在；二、女性在自我发展道路上一直作为“斗争对象”的男性因参加侵略战争而大批离开日本，从而使原本源于“内部”的男权压迫被来自“外部”的民族冲突所覆盖，男女二元对立的框架也随之被同为日本国民的“一致对外意识”所解构；三、战时体制下与“军国之母”相关的政策法规及宣传话语，使众多女性产生了能够脱离“边缘地位”的错觉，并在女性“生育报国”等同于男性“战场报国”等口号的引导下，发现了能够像男性一样实现社会价值的“突破口”。

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那些具有“言说能力”的知识女性放弃了与“官方男性”的对峙立场，开始转而为“军国之母”宣传助力。而在现实中，由女性自身发出的声音又具有不同于政策法规及男性言说的宣传效果。(77)若桑みどり『戦争がつくる女性像』、69—70頁。总之，在战争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如果说“官方男性”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女性，那么这些知识女性也试图最大程度地利用国家政策以实现女性的社会价值，但从结果而言，二者的相互利用无疑强化了“军国之母”在普通大众层面的渗透程度及范围。

结 语

“良妻贤母”与“军国之母”表面看来似乎具有截然不同的内涵及特征，但如果将视角限定在日本明治到战时昭和的社会语境中去探究，就会发现二者彼此相似且内在相通，后者可以说是前者的“军国升级版”。具体而言，“良妻贤母”与“军国之母”均为“官方男性”根据不同时期的国家需求设定的理想形象，女性自始至终都被作为重要“部件”服务于国家机器的顺利运转。为了在现实中塑造出“理想女性”，“官方男性”曾采取诸多措施，其中既包括女子教育的引导及社会媒体的宣传，也包括国家政策的鼓励及国策话语的操作。特别是明治以来推行的以培养“良妻贤母”为核心的女子教育，实际上起到了向女性大众不断渗透军国思想的关键作用，进而为“军国之母”的产生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近代以来日本女性谋求男女平等的内在欲望，在经过与官方话语的对峙与妥协之后，最终起到了加速“军国之母”被普遍认可的反作用。通过梳理“军国之母”的形成脉络，不仅能够探究日本女性军国主义思想的建构路径，而且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日本为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是如何处心积虑地做好全方位“准备工作”的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