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平台企业社会责任不仅局限于自身的规范，更涉及整个平台经济的健康稳健发展，这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对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研究的文献整理，从内涵与特征、治理相关研究、治理逻辑演化等进行阐述，提出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特殊内涵、研究范式、治理机制、实践指导等方面做进一步的创新。

关键词：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

随着互联网与产业不断地融合，平台经济迅猛发展，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2019年国务院发布了有关平台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清晰界定平台责任，划清平台责任和企业责任，平衡政府管制和平台自治，不能过度转移政府方面的监管责任。这对于保障平台企业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对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以及治理机制提出更为迫切的要求。

Rochet（2003）认为平台企业是指在双边市场中，为买卖双方提供平台和服务实现交易，并从中获取利润的企业。社会各方面对于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问题的关注一般始于平台商业模式创新或者平台企业发展中伴生的平台舞弊造假侵犯消费者权益、 平台垄断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平台过度扩张造成资源浪费等负面效应，但实际上， 平台商业模式能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价值创造、推动经济发展。因此要正确认识平台商业模式创新的两面性，并关注平台企业主动或者被动的社会责任缺失或者风险行为怎样传导并导致系统性的风险。本研究通过梳理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研究方面的文献，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思路。

一、关于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研究

（一）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与特征

由于平台双边市场和网络外部性特征，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双重内涵：平台企业作为企业自身的社会责任以及其作为平台运营主要负责人对于整个平台生态系统应负担的企业社会责任（肖红军，李平，2019）。平台是运用实质选择权发挥企业社会责任价值潜力的最佳载体，与科层制为主的线性企业相比，平台企业社會责任具有天然的组织架构灵活性。平台企业的特点决定其组织架构设计趋于扁平化、协作化，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履责平台通过打造一个基于责任共享的价值平台网络，各类不同履责主体基于某一责任价值偏好而形成价值共享与价值创造的社会责任生态圈（Parker，2016）。

肖红军（2017）认为平台企业的运行方式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践提供了思路，并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范式细分为独立自履、合作自履、价值链履责推动和社会履责撬动等四类。肖红军（2018）等研究表明与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相比，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特征呈现圈层性、虚拟性、复杂性和多元参与性。罗珉（2018）研究认为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显著的双边特性或多边，采用扁平化的组织架构，同时具备生态领导者、关系协调者和市场中介者等多重角色。平台企业的关键角色体现在社会责任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虽然平台企业和参与企业并不存在直接的隶属关系，但因平台推行了一套广泛接受的社会责任规则，其同样可以获得对平台和用户互动的责任影响力。

（二）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相关研究

肖红军（2018）、阳镇（2018）等基于平台网络结构特征提出了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分类治理机制，明确了平台企业价值生态系统中的治理要素、构建面向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分类治理机制及社会责任治理工具等治理路径。平台企业在与外部环境不断的互动中，基于可持续发展观念，树立社会责任理念，逐渐形成社会责任自组织机制。平台企业对商户的社会责任管理建立在平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只有当平台企业充分履行好自身的社会责任，才有可能去规范其他用户（晁罡等，2017）。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当下，企业社会责任的沟通方式从传统的面对面会议、发布会等形式转向了在线平台沟通，传播方式呈现并行式、分散式，大大增强了企业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互动，有利于企业实时清楚对方的期望与要求（肖红军，2018）。“互联网+披露”成为了披露平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重要渠道（阳镇，2018）。全面平台社会责任信息发布平台主要解决企业在履责过程中与内部利益相关者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负面问题，以及与外部利益相关方由于信息沟通滞后而产生的问题（肖红军， 2017）。通过大数据处理，实现与利益相关方的动态跟踪、及时反馈、科学管理与评估，在互动中增进各利益相关方的感情黏性、忠诚度、归属感与认同感（肖红军，2018）。在“互联网+”背景下，平台企业在价值共创过程中不仅将价值链末端的顾客引入进来，还将商业生态圈的整个物种整合进来，导致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产生，平台企业的商业生态圈治理显得尤为重要彭本红、武柏宇（2016）。企业社会责任在扩展平台协同效应网络规模的同时，成员间长期的互动合作反过来进一步增强平台内外社会网络联系，深化平台组织程度，提高平台内外网络的运行效率，增强平台凝聚力与竞争力，实现平台优化升级，增加平台整体协同效益。

（三）企业社会责任治理逻辑演化

概括来讲，在企业社会责任治理逻辑演变方面大体对应的是公司治理逻辑从公司独立性治理以及公司间关系治理拓展到商业生态系统型公司治理的阶段，突出表现出商业生态系统演化引致企业社会责任从内部责任延伸到系统责任、并且平台企业因为被动承担更大系统性风险而必须主动承担领导型责任，引导平台生态系统持续成长的特点。在这个阶段上，公司治理的逻辑演化在公司独立性治理以及公司间关系治理的基础上延伸到商业生态系统型公司治理，关注平台企业与外部关联方之间合作共生的商业生态系统建设，强调商业模式创新中的企业独立性与系统开放性之间的协调，特别是基于消费者和规制方的压力，由平台企业主导的基于互享资源独立运作关系的平台网络关系协同治理，核心是资源合作共享基础上独立运作的内外权责利边界划分与行为规范，并在治理机制上表现为平台企业的自主性治理机制。与此相适应，这个阶段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外延也延伸到与平台生态系统相关的各个方面，关注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特征所发生的显著变化（肖红军，2018;阳镇，2018;晁罡等，2017），指出平台所有者是协调和治理平台生态圈的主要负责人（Parker等，2016），平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驱动力由以经济价值为目的工具主义履责驱动向创造协调共赢的价值履责驱动转变（肖红军，2018），基于平台网络结构特征提出了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分类治理机制（阳镇，2018）等。

二、进一步研究思路

回溯理论研究与实践，发现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逻辑、手段和机制已难以解释和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责任缺失问题。对于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特殊内涵、研究范式、治理机制、实践指导等方面应做进一步创新。首先，目前的相关研究在平台企业以及平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特征方面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但对其特殊内涵和责任边界的研究较少，也尚未明晰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特殊属性，有效解决“中国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虽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到平臺企业社会责任的双重内涵，但主要停留在平台企业位于多边网络的特殊位置而产生的规范平台参与方的责任，很少关注平台企业在平台生态系统中投入什么、获得什么、影响什么，因而应该负责什么。其次，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理论研究刚起步，缺乏实证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研究范式及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在逻辑统一的基础上解决“谁治理、治理什么（行为及边界）、怎么治理（手段—路径）”等主要问题，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实践发展。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责平台、整合利益相关方与社会资源来促进相关各方协同治理社会责任的研究涉猎较少。因此，有必要对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最后，现有研究大多处在“利益相关者”“资源理论”“社会回应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等传统理论背景下，社会责任治理理论与实践大部分是单一个体基于资源理论对利益相关者的点式社会责任和线性社会责任，难以突破理论视角的局限，造成割裂地看待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局面，尚没有真正解决“平台企业社会责任为什么缺失的机理问题”。亟须从协同、互动等角度研究平台企业履责形式和产生系统性风险的内在机理，并厘清平台内外部的责任边界，实施合理问责和有效治理。

参考文献：

[1]J.C.Roche and J.Tirole，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J].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03（01）：990-1029.

[2]肖红军，李平.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生态化治理[J].管理世界，2019（04）：120-144，196.

Parker，G. M.V.Alstyne ， and S.Choudary ，Platform Revolution[M].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2016.

[3]肖红军.平台化履责：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新范式[J].经济管理，2017（3），P.193-208.

[4]肖红军，李井林.责任铁律的动态检验：来自上市公司并购样本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8（07）：114-135.

[5]阳镇.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边界、治理与评价[J].经济学家，2018（05）：79-88.

[6]罗珉，杜华勇.平台领导的实质选择权[J].中国工业经济，2018（02）：82-99.

[7]晁罡，林冬萍，王磊，申传泉.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模式—基于双边市场的案例研究[J].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2017 （01）：70-86.

[8]彭本红，武柏宇.平台企业的合同治理、关系治理与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基于商业生态系统视角[J].软科学，2016（05）：78-81，118.

作者简介：朱炎娟（1988-），女，汉族，浙江省上虞市人，硕士。研究方向：公司治理与企业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