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首先，东道国政治和经济制度质量越好，中国与该国之间的行业贸易摩擦频率越低;其次，中国相对全球价值链地位上升对政治和经济制度质量缓和贸易摩擦分别起抑制和促进的作用。本文研究结论对理解中国出口贸易摩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贸易摩擦;制度质量;全球价值链

作者简介：孙菲（1996—）女，汉族，湖北襄阳人，硕士研究生，武汉大学，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分工合作，坚持外向型发展战略导向，中国已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连续13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第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与贸易伙伴国的摩擦也愈加频繁。传统贸易摩擦理论强调经济因素对贸易摩擦的影响：如经济增长率、实际汇率、进口渗透率、贸易利益分配等宏观经济因素。但反倾销裁定往往更易受到政治方面的影响，民主化程度加深或贸易开放度提高会降低政府使用贸易壁垒的频率^[1]。本文首先从制度特性分析了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出口贸易摩擦的影响，并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对二者之间的调节效应。

一、理论假设

• 东道国制度质量对行业贸易摩擦频率的影响

从政治制度来看：任何国家都存在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对于一国政府决策的影响程度在于政治制度^[2]。好的制度体系能有效限制利益集团对政府的影响，质量较差的制度体系中利益集团甚至能掌握统治权。因此政治制度质量更差的国家中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会更看重利益集团的利益，发起贸易摩擦的可能性更高。从经济制度来看：经济制度质量越好意味着经济自由化程度越高，国家更易接受商品多元化，对于进口产品包容度也更高。其次，经济自由化程度更高的国家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更少。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说1和2：

假说1：东道国政治制度质量越好，其对出口国提出反倾销调查的可能性越低;假说2：东道国经济制度质量越好，其对出口国提出反倾销调查的可能性越低。

• 相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因素的调节效应

从政治制度来看：当一国某行业因相对全球价值链地位下降而处于弱势地位时，该国政府制定贸易政策时赋予该行业的权重将上升。因此中国相对全球价值链地位上升将抑制政治制度质量对行业贸易摩擦的缓和作用。从经济制度来看：经济自由化程度更高的国家更易接受进口产品，且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更少，因此对进口产品造成本国利益集团损失会具有更大的包容度。且中国相对全球价值链地位上升将使其在国际市场上拥有更高的竞争力，从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接受度更高^[3]。这在某种程度上将促进经济制度质量缓和贸易摩擦。以上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说3和4：

假说3：当中国相对贸易伙伴国的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上升，东道国政治制度质量对贸易摩擦的缓和程度将下降;假说4：当中国相对贸易伙伴国的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上升，东道国经济制度质量对贸易摩擦的缓和程度将上升。

二、计量模型与变量设定

• 模型构建

本文首先对东道国制度质量进行基本回归，再引入制度质量和相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交互项作为关键解释变量，并控制了行业一系列特征变量，加入固定效应，以保证回归结果的有效性。具体计量模型如下：

（1）

（2）

其中，NUMBER_ijt表示t年东道国i在j行业对中国实施的正在生效的反倾销案件数，α为常数项，GVC_DIFF_ijt表示t年中国与东道国i在j行业的相对全球價值链地位指数，AVEINS_P_it和AVEINS_E_it分别表示t年东道国i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质量的均值，Z_ijt表示一组关于行业特征的控制变量，GVC_DIFF_AVEINS_P_ijt和GVC_DIFF_AVEINS_E_ijt表示相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分别与政治和经济制度质量的交叉项，u_i、u_j、u_t分别表示国家、行业、时间固定效应，ε_ijt表示随机误差项。

• 变量设定

制度质量：本文政治制度质量指标来自世界银行的WGI数据库中的六项指标的均值：政府效能、监管质量、腐败控制、法制、政府责任度、政治稳定。经济制度质量指标来自IEF数据库中的九项指标的均值：产权、脱离腐败程度、财政自由度、政府支出、货币自由度、贸易自由度、投资自由度、金融自由度、商业自由度。选择研究的样本时间为2000-2014年。

相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本文采用贸易增加值来测算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GVC_POS）。在此基础上，本文参照余振（2018）的方法^[4]，构建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相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GVC_DIFFC_ijt），表示在t年中国与东道国i在行业j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之差。

行业贸易摩擦频率：本文采取2000-2014年间中国与16个主要贸易伙伴国在18个制造业行业的数据研究，参考余振（2018），将行业贸易摩擦频率定义为t年中国与贸易伙伴国i在j行业正在生效的反倾销案件数。反倾销案件的起始时间为反倾销调查的发起时间，记作INIT_DATE。此外我们选取了另外三个标准来定义反倾销案件的起始时间作为稳健性检验：初步判定造成实质性损害的时间P_INJ_DATE、初步判定存在倾销行为的时间P_DUMP_DATE、最终判定存在倾销行为的时间F_DUMP_DATE。

控制變量：本文选取五类行业特征层面的控制变量：行业相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行业名义总股本Kijt，行业相对劳动报酬、相对资本报酬及相对员工薪酬率，总产出价格水平，行业进口渗透率及其变化率。

• 数据来源

政治制度质量数据来源于WGI数据库，经济制度质量的数据来源于IEF数据库，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行业贸易摩擦频率以及控制变量数据来自于余振（2018），可在《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附件下载。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由于数据结构问题，东道国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有较多0值，若选用传统的面板估计方法会造成估计有偏，所以本文将采用泊松回归方法。

• 东道国制度质量对行业贸易摩擦频率的影响

表2的（2）（3）列报告了回归结果，回归系数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假说1和2得以验证。将反倾销调查案件起始时间替换为P_INJ_DATE、P_DUMP_DATE、F_DUMP_DATE，再次回归，结果依旧稳健。

• 相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调节效应

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表4的（1）（2）报告了回归结果，两交叉项的回归系数μ₁和μ₂分别显著为正和为负，且显著性均在1%的水平。结果表明假说3、4成立。我们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P_INJ_DATE、P_DUMP_DATE、F_DUMP_DATE，再次回归，结果依旧稳健。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00-2014年中国与16个贸易伙伴国在18个制造业中的贸易壁垒数据，采用泊松回归对东道国制度质量对行业贸易摩擦频率的作用及全球价值链的调节效应进行了验证。结论如下：第一，政治制度质量更好的东道国基于制度制约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的可能性更低;第二，经济制度质量代表一国经济自由开放程度，这将促进国家采取贸易自由政策;第三，中国相对全球价值链地位上升将对政治和经济制度缓和贸易摩擦分别起削弱和促进作用。

本文所得结论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发展对外贸易关系：首先，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选择贸易伙伴时，应全面了解伙伴国政治和经济环境，积极选择制度质量更好或趋势向好的国家合作，规避制度质量较差或趋势向劣的国家。其次，中国当下积极推动产业升级，向全球价值链上游环节进发，这必然带来伙伴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面对这种状况，对内中国应抓住机会倒逼国内改革，加快实现技术升级，把贸易摩擦的不利影响转化为机遇;对外应主动防范贸易摩擦会引发的风险，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参考文献

[1]胡昭玲，杜威剑.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因素——基于民主化程度与政府执行效率的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4（7）：13-22.

[2]卢现祥，柯赞贤.中国的改革红利如何生成——基于利益集团和制度分析的视角[J].南方经济，2014（01）：16-28.

[3]龚三乐.产业升级、全球价值链地位与企业竞争力[J].北方经济，2006.（10）：67-68.

[4]余振，周冰惠，谢旭斌，王梓楠.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美贸易摩擦[J].中国工业经济，2018（7）：2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