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00）

一、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银行业开始出现存贷差（存款余额高于贷款余额），并且迅速扩大。围绕存贷差扩大这一现象，形成了外汇占款论、信贷萎缩假说、过度储蓄假说、资金运用多元论、银行坏账剥离论等观点。

我国农合机构一直以来深耕县域乡镇，业务重心不断向基层延伸，是支农支小的主力军。得益于在农村金融市场长期积累的品牌信誉、稳定的客户基础和日益改善的农村收入水平，农合机构存差资金始终存在盈余，是资产端扩张和结构调整的重要驱动因素。2019年末，农合机构存差资金约8.9万亿元，占中小银行存差资金总量六成。

我国农合机构存差资金十年来经历了三轮明显的增长。第一轮是2010年，第二轮是2012年至2013年，第三轮是2015年至2016年。与之相对应，伴随着存差资金规模的扩张，农合机构资产负债表也快速扩张，三次扩表存在着一些相同的因素，而农合机构的业务结构彻底重塑，经营发展方式也从根本发生了改变。

二、农合机构三轮资产负债表扩张的原因

整体来看，三次扩表有相同的货币政策背景，较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了存差资金的快速增长，为农合机构扩表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但第一次扩表以传统同业为主，主要是绕道同业承接始于2008年、盛于2009年、但于2010年骤然整顿的地方基础设施、房地产类建设项目；第二轮以同业资产为主、投资业务为辅，以信托受益权、票据为标的的买入返售项下的同业创新蓬勃发展；第三次扩表以投资为主、同业为辅，更多的农合机构采取加杠杆的方式依靠同业负债主动扩表，部分机构将表内的资产与负债转移到了表外。经过三次扩张，非信贷业务规模（投资与同业业务）从2011年末的2.4万亿元增长到2016年末的11.5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速为20%。

（一）货币政策均进入宽松周期

2008年次贷危机暴发，2008年9月-12月，央行先后4次下调存款基准利率，5次下调贷款利率。其中1年期存款利率从4.14%下降至2.25%，6个月至1年期贷款利率从7.47%下降至5.31%。此外央行还从2008年9月开始，先后3次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共下调了2%。

2012年上半年欧债危机爆发，国内经济增速不达预期，货币政策在前期连续5次加息之后进入宽松周期。2012年5月-7月人民银行先后进行2次降息、3次降准。一年期贷款利率下调0.56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率下调1.5个百分点。

随着2013年《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2014年《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银监发〔2014〕127号，以下简称“127号文”）和《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的先后落地，债务杠杆率过度膨胀的问题得到初步抑制，但2014年年中经济增速下行超预期、工业品价格指数（PPI）持续为负，人民银行在2014年11月至2015年10月间共计进行了6次降息、5次降准。一年期贷款利率下调1.65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率下调3.5个百分点。

（二）非信贷资产增长逐渐提速

三轮扩张期间，可用存差资金与信贷资产快速增长，非信贷资产增长趋势明显，尤其非信贷资产增量占总资产增量占比由第二轮的37%达到第三轮的61%。丰裕的存差资金是非信贷扩张的基础，在人民银行具备直接发放贷款功能时期，我国金融系统存在一定的贷差；在人民银行逐步剥离放贷功能后，系统逐步转向存差。但贷款衍生存款并不是存差资金形成的原因，存差快速增长也不是金融系统出了问题。2001年以后的存差快速增长实际上是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后续的结汇导致的。但是农合机构存差资金增长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在2001年入世的大背景下，大批农业劳动力进城务工转为非农状态，但城市户籍、房价等门槛又导致这批劳动力未完全脱离农村，于是这批劳动力把自己的劳动收入在岁末存入家乡农合机构，导致农合机构的存款在年末附近往往有脉冲型的增长。与此同时，农村地区往往缺乏可批量投放贷款的大型项目，在此背景下农合机构便积累了丰裕的存差资金。

三、农合机构三轮扩表的反思

（一）规模偏好成为非信贷业务扩张的主要动力

相比于传统信贷，非信贷业务具备可突破地域约束、快速做大规模的优势，这成为部分农合机构积极参与非信贷业务的主要动力。农合机构虽然面临较更为严格的监管约束，但限于农村金融市场有效信贷需求挖掘难度日益加大，盈利约束较宽松，加之行业管理部门的不当引导，规模成为内部绩效考核、外部比较排名的核心指标，多数机构自上而下形成了强烈的“规模情节”。

（二）合规意识薄弱引发扩张中的乱象丛生

一直以来，农合机构的高风险投资业务面临着较强的监管约束，仅有部分运营稳健的监管评级达标的农商行才允许适度开办该类业务。然而部分合规意识、风控基础薄弱且不具备投资资质的机构变相突破监管法规，以存放同业之名，行非标投资之实，导致“假同业”高发。三轮扩张中均出现机构违规将高风险投资隐匿列入监管与会计报表，部分机构甚至提供虚假的底层资产来掩盖事实，少提或者不计提风险减值准备，资本充足率失真。无论从收入角度还是利润角度，非信贷业务的非理性扩张总体上都会加大银行的风险。

（三）高杠杆率促使第三轮扩张走向异化

如第二次扩张期间与第三次扩张初期，农合机构的投资业务均以债券投资为主导；但第三次扩张中期，债券收益率持续低位运行快速压低了同业融资成本，为进一步扩大规模，机构通过“借短投长”、滚动质押债券，不断加大期限错配和杠杆倍数。与此同时，在证券、信托、中介公司等营销下，机构内的“少数关键人物”被俘获，机构遂迅速转向高收益的非标转标、信贷资产出表、为限控行业融资等领域，业务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高风险偏好”。非债投资不再单纯是一种基于存差资金被动配置手段，更兼具主动逐利的监管套利属性，并衍生出各种市场乱象。

（四）严监管使得主要金融指标趋于正常

一是同业业务明显收缩。至2018年6月末，农合机构同业资产、同业负债、同业理财发行、非保本理财投资均呈现同比下降，降幅分别为8.9%、8.7%、48%、8.4%，部分前期业务较激进的机构非信贷资产规模均有较为明显的收缩。同时，得益于监管部门一直以来对农合机构开展资金业务更为审慎，资产负债表相对健康，经受住了2019年以来同业市场上出现的中小银行机构流动性分层危机的考验。

二是机构回归主业，贷款占比回升，存差资金规模趋于平稳。2018年末可用存差资金规模8.5万亿元，比年中高点收窄6%，存差资金规模趋于稳定，而贷款主业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贷款占总资产规模超过50%。同时，2019年1月份随着农商行坚守定位“5号文”的发布，农合机构继续坚守支农支小定位，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占比均大幅高于银行业平均水平。

三是完善监管体系，提升公司治理，巩固治理成果。针对前期乱象的特征，《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等先后出台，一方面完善了监管体系，另一方面为业务发展提供了规范的方向，应引导机构逐步有序的完成整改，提升公司治理能力，完善内部治理体系与框架，形成长效机制，防止乱象死灰复燃。另外，要防范新形式的违规业务出现。

四、相关建议

一是引导农合机构回归本源主业。引导机构在坚守支农、支小定位的基础上，巩固夯实在本地市场的存款基础，专注贷款主业，优先将资金以贷款形式用于支持本地经济建设，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率、渗透度和便捷性。二是探索完善的监管政策。继续多维度对农合机构进行细化分类，梳理比较各类机构的差异和特点，深入分析挖掘原因，做实做细差异化监管。三是推动建立完善的风控体系。存差资金运用要坚持制度先行，完善内控，强化风险管理，切实防范资金业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