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云芳，俞云平

（1. 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2. 厦门大学 社会与人类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一、问题的提出

1992 年初的某天，福建建瓯水源乡小学教师王姐看报得知，县劳动服务公司以劳务输出形式办理劳工前往俄罗斯，预计招20 人。已经40 岁的她决定舍弃教师这份体面稳定的职业，相邀商贩朋友李姐一起前往。劳务公司招工并不顺利，只招到了10 人，其中只有王姐和李姐两位女性，于12 月份出发。此后一年之中，同去的8 位男性由于各种原因全部回国，仅有这两位女性坚持留在莫斯科。她们在俄从事商贩生意，历经艰辛，逐渐在莫斯科站稳脚跟，随即帮助家乡亲朋好友，闯荡莫斯科，开启了延续至今的以女性为核心的移民潮，为这一群体打上了鲜明的性别烙印。

这也印证了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国际移民的女性化趋势。据联合国统计，2000 年全球移民人口中，女性占比47.5%；2019 年，女性占比48%。［1］更令人瞩目的是，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再作为随男性家庭成员迁移的 “依附移民”，而是作为 “独立移民”，甚至成为家庭跨国移民的先行者。［2］尽管如此，对移民女性就业的研究发现，“女性化领域”、非正式经济、非生产性（non-productive）仍是女性就业领域的重要标签。［3］

本研究中来到莫斯科的建瓯移民，无一例外都从事服装销售业务，鼎盛时期仅在莫斯科就超过千人。初期王姐和李姐等先行者主要在北京至莫斯科铁路沿线从事 “穿梭贸易”（shuttle trade），［4］同时在莫斯科大学体育场练摊，后来发展到大规模移民在莫斯科集装箱大市场和柳布力诺等商场批发销售。从最初以北京秀水小商品街打货，到国内工厂代销、直销，再发展到自己在国内办厂生产，同时在莫斯科办公司销售，企业经营实现 “一条龙”。建瓯商人搭起了跨国商业网络，成功将自身的街摊小贩身份转型为跨国企业家。

来到莫斯科的建瓯移民为何选择从商？女性为何成为这一群体的关键成员？这些经历对她们产生了什么影响？

关于女性移民经商群体的研究，国内外学界成果并不多。国外已有研究中，移民经商群体研究常忽略女性维度，而女性经商群体研究常忽略移民视角。［5］国内的女性移民研究主要关注跨国婚姻移民的相关权利、关系网络及家庭地位问题。［6］一些学者认为，女性从商是因为移入地社会文化较为包容，［7］特别是受到社会主义影响的国家，女性从商得到广泛认可。［8］尽管如此，女性从商被认为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弱势理论（disadvantage theory）认为，移民女性商贩虽然可能受到追求独立自主和自我成就愿望所驱使，但仍面临多重弱势：女性、移民、或来自欠发达国家。从事商贩这种自我就业形式，通常是由于本身缺少技术和教育经历，在移入地社会处于边缘状态，因而是一种被迫的生计选择。这种选择可能会强化女性的边缘地位，导致女性主体性缺失，阻碍其社会流动。［9］弱势理论以融入移入地为前提，对个体女性从商选择和结果进行分析，考察移民、从商、移居地三者之间的关联互动，而忽略了移出地因素。本文采用跨国视角，考察移民、经商、移入地、移出地四者的关联，通过追溯莫斯科的建瓯女商人群体的发展历程，分析跨国经商所建构的跨国空间如何推动女性的主体性成长。

2018 年5 月和7 月，笔者两赴福建建瓯，与回乡移民进行深度访谈，并与部分移民保持微信联络至今。在被访者选择上，由闽北莫斯科侨商联合会帮助联系，“谁有空就找谁”，性别上没有特别要求。然而，同一家庭中通常由妻子接受访谈，丈夫通常会说 “我老婆更了解这个事”，因为基本上是 “老婆带出去的”。因而，女性被访者占了绝大多数。他们提供了较为完整的跨国移民经历，包括出国前的个人状况、出国动机和申请过程、被谁带出国、带了什么人出国、在莫斯科生活经商经历、目前状态等；如果回国，也会说明回国动机、回国后就业投资情况、家庭情况、未来计划；等等。本文以明姐①为保护受访者，文中使用化名。等12 人为主要个案（见表1）。

表1 12 名受访者大致情况

此外，笔者还关注移民的社会活动参与情况，深入考察了与移民密切相关的三个社团：闽北赴莫斯科侨商联合会（简称为 “侨商会”）、莫斯科闽北华商总会（简称为 “华商会”）、慈爱·希望基金会（简称为 “基金会”）。笔者收集社团的文献纪录、图片和视频等资料，了解各社团的宗旨和运作、活动组织以及成员参与情况，以便更深入地对这一群体进行研究。

二、机会结构：跨国经商群体的崛起

学界通常认为，移民选择经商是应对移入地社会的融入策略。移民在移入地面临就业障碍，如移民对移入地语言掌握不足、移入地对移民教育经历不认可、甚至歧视移民，都会促使移民选择经商这种自我就业形式，［10］因而是一种被动的选择。瓦尔丁格（Waldinger）等学者则认为，移民是否经商取决于群体特征和特定时空的机会结构（group characteristics and opportunity structure）。［11］群体特征指群体文化倾向，如华人移民的从商天赋享誉世界，［12］其社会环境有利于追逐商机。机会结构特指当地市场结构。克鲁斯特曼（Kloosterman）将机会结构定义为当地市场以及当地的法律制度环境，进一步提出 “混合嵌入理论”（mixed embeddedness theory），［13］强调互动研究（interactionist approach），认为微观层面的移民商贩个体和自身资源、中观层面的当地机会结构，以及宏观层面的国家和世界的制度结构互动联系，形成一个动态模型。三个层面中，当地机会结构被摆在突出地位。个体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会影响其进入机会结构中的位置，而政府会通过直接干预、创造或阻碍某类市场来制造不同的机会结构。

根据混合嵌入理论，中俄两国的发展、莫斯科的地方性机会结构及建瓯女性的个体和群体资源三者互动，共同造就了建瓯女性闯荡莫斯科的机遇。

所有被访者在回答 “为什么到莫斯科做生意” 时，都提到 “商机”、“生意好做”、“好挣钱”。正如当地侨联主席所言，“建瓯人去莫斯科做生意，不是传统，是商机”。“商机” 是对莫斯科当地市场机会拉力的贴切解释。从青菲的叙述中可见俄罗斯生意的火爆：

在北京那个市场里面，有专门卖皮夹克的地方，男款拿12 件，女款22 件，就背着乘火车到了莫斯科，后来男款还差4 件卖不掉，女款卖光了。当时卖的钱正好赚回了车票钱，还多一点。我当时话都不会讲，就是用计算器按多少钱，那边的人都要，那时候（衣服）递上去就卖掉了。［14］

机会结构是动态的。［15］市场供求双方随时在发生变化，决定了市场的可进入性和发展潜力，同时又受到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等大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建瓯移民对此看得很清楚，正如晓凤所言，“那时候莫斯科市场好做，因为他们是轻工业不发达，重工业发达，当时出国是因为俄罗斯的生意最好做。”［16］1991 年苏联解体，俄罗斯物资奇缺，许多俄罗斯商人涌到北京，大量采购生活消费品。中国人嗅到了商机，从中俄边境地区到北京再到福建，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中俄跨国直销生意。［17］1992 年，中俄政府签订一份五年协定，允许中国人在俄罗斯打工。1992 —1993 年，在俄中国人约为1.7 万～1.8 万人。［18］王姐和李姐这两位建瓯移民先行者便是拿着工作签证来到莫斯科做零售生意的。1996 年，中俄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人员往来迅猛增加。1999 年，莫斯科开辟利用集装箱当店面的莫斯科集装箱大市场，赴俄华商数量猛增，建瓯人在莫斯科集装箱大市场的19、20、21 三条皮革区开了900 多个店面，2003 年又开辟了新区、精品屋等300 多个店面，先后注册了几百家公司。［19］

中国移民人口的猛增，引起了俄国社会的警觉，有人甚至惊呼 “中国扩张”。［20］2002 年，俄罗斯出台《俄罗斯联邦外国人法律地位法》，2006 年又增加了几个相关补充修订，收紧外国人工作许可，禁止外国人从事零售生意。同一时期，尤其是在2000 年到2009 年间，俄内务部、莫斯科市政府及其他相关部门，多次发起打击走私和 “灰色清关” 的行动，关停批发市场，查抄事件多达上百次，［21］华商成为重点目标和受损者。如此频繁的市场干预，使得当地的机会结构发生动荡，市场的供需关系转换，准入门槛提高，建瓯商人眼中的商机逐渐失去。于是，一些人选择留下，另一些人则离开莫斯科，或是回国，或是前往中亚、东欧国家。最近几年，中俄关系稳步发展，两国之间的交流进一步紧密，本已回国的建瓯人又开始返回莫斯科。

在混合嵌入理论论述中，克鲁斯特曼将移出地因素作为群体特征（族群文化特征）加以分析，［22］然而，移出地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群体文化方面，也体现在市场结构中。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产业发展，是建瓯人在莫斯科经商的重要供货保障。1978 年改革开放到20 世纪90 年代初，建瓯商人寻机莫斯科；21 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飞速发展，崛起为 “世界工厂”，生产了丰富的生活消费品，为跨国商人的跨国直销提供供货保障。建瓯跨国商人初期从秀水街打货，发展到直接向河北辛集、浙江温州等地厂家驻莫斯科厂商提货，一些人甚至在国内办厂，生产产品，直发莫斯科，进行一条龙经营。如贞姐在1995 年受王姐帮助到达莫斯科，2000 年前后回国在河北辛集建厂做皮夹克，为在莫斯科市场的好友们供货。［23］

经商是一个主动的理性选择过程，莫斯科的市场机会结构、中俄两国的经济互补是造就这一独特群体的重要基础。

三、连锁移民：女性先行

传统上经商被认为是男性化行业，女性从业者不多，［24］或处于辅助地位，对移民来说也是如此。然而，莫斯科建瓯跨国经商群体是由女性开启并推动拓展的，至今女性成员依然占68%，其活跃核心成员依然是女性。

（一）女性先行与女性友谊

阿里亚加—伊斯拉和利亚普（Aliaga-Isla & Rialp）指出，对于特定族群和性别而言，移入地和移出地的社会文化、市场和政策都具有决定性意义，［25］如华人社会中的 “关系” 被认为是经商文化盛行的重要原因，族裔资源在建立和发展商业时产生决定性作用。［26］然而，也有学者指出，女性很少利用这种社会资源，而更倾向于利用非正式关系网络，［27］或者利用女性关系来拓展自己的事业。［28］因而女性亲友关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建瓯移民群体即是如此。王姐及丈夫挣到钱的好消息传到家乡水源乡，亲朋好友都恳求她帮助带出去。很快，王姐帮昔日好友同事明姐、华姐等人办了邀请函，“把她们带了出去”。她们自己站住脚后，通常半年一年后会把丈夫带出去，然后再把姐妹兄弟带出去。从家庭层面来看，任何一个小家的第一个出国者一定是女性，再由女性把男性家人带出去，女性成为家庭移民的先行者。这是该群体的重要特征。

为何如此？明姐在访谈中不假思索地回答，“因为我们是女的，我们能带的除了家人，就是女性亲朋，我们不可能带其他男人的。” 迁移的启动者（initiator）是移民潮的推动力量，［29］她们作为迁移的启动者，其性别也决定了跟随者的性别。受儒家文化深刻影响的建瓯，“女的只能带女的” 是一种传统的女性交友文化和行为准则。

然而，在跨国群体的发展中，“女的只能带女的” 的中国父权文化传统，无法解释 “为什么不是男的带男的”。在访谈时华姐给出了较为现实的回答，“因为有些俄罗斯警察，经常敲诈抢我们，对男的会搜身，会往死里打。但对女的比较尊重，不会搜身也不会打。所以每家都必须要有一位女性家人，每天负责将赚来的钱从市场带出，到银行换成美元，再安全带回家。男人揣钱会被警察和黑帮抢了。”［30］因此，家庭中女性先行且必须有女性成员，是对俄罗斯社会性别文化传统的现实应对。

（二）女性品德

已有研究发现，移出地的传统性别关系通常接受单身未婚女性的移出，对已婚育女性的迁移并不鼓励，认为会造成 “碎片化家庭”。［31］然而，本研究中的建瓯跨国女商人出国时绝大部分已婚，未婚女性是以女儿身份随行的，先行者中更是以中年已婚女性为主。这符合中国传统性别定位和莫斯科市场机会结构的共同要求。

移民初期，莫斯科管理部门的严厉和治安的混乱，造成了当地特别艰难的经商环境。对移民商贩而言，能不能吃苦显得非常关键。而对中国传统女性而言，尤其是已婚中年女性，吃苦耐劳是德的基本标准。

跨国经商异常辛苦。所有被访者对莫斯科经商描述的最高频词都是 “太苦了”。应对警察和黑帮的敲诈，是莫斯科艰苦生活的日常，还需要面对生意经营、市场管理、货物运输、顾客欺诈等问题，同时，他们还要面对所有移居者进入侨居地的文化适应问题。

每天早晨两点多钟就要起床准备工作，因为我们住在10 楼到15 楼，货要坐电梯下一楼，因大家都差不多那时候起床，电梯不够用，我经常要从15 楼跑到一楼等电梯，等跑到一楼头昏眼花气喘吁吁，等货坐电梯下到一楼，又要把货拉到大门外装上车，家里这一步算是完成了。装上车的货要开车赶到体育场，这段路程大约有50 分钟左右，每天路上多少都会碰到巡警刁难要钱要货，有时候一天碰到高达到6 次，人民币达到2000 多元。住宿地方到市场有好长一段路，运货的路上需打车，有时候司机与歹徒勾结进行半路抢劫，还时常被警察和假警察以各种理由敲诈……每天下午收摊又是很艰难的时候，收场整货打包时经常是一个人又碰到下雨下雪，胶布不粘包，清场的铲车又追来，这时候，我们真是急得分不清流的是泪水还是汗水和雪水。”［32］

我们在外露天搭棚，非常辛苦。我们早上两点钟到，六点开门，从三点排队排到六点。天气非常冷，手套戴着又不能搭棚子，手套拿掉又会很冷，抓那个帐篷的铁特别冷，真的像蛇咬进去一样，非常痛苦。手都冻得没有知觉了，也就快点搭棚子了。［33］

拉货的话，那边有很多坏人，治安很不好，我们去拿货的时候，我们带那个铁棍……（那您去俄罗斯之前知不知道这么辛苦？）不知道的，去了那边就拼死拼活去干，当时在家里是不知道，知道谁敢去，去那边呢就拿命去拼了，没赚钱不敢回来……［34］

我那几年卖皮草，我都不得了（方言，大意是感觉自己很厉害的样子），我的肺都很差。到现在我里面肯定还有毛，因为每天要去梳啊，要梳皮草，也不戴口罩。……那个时候基本上不讲健康，就是只要能卖就拼命地梳……真的是要靠意志力，没有意志力是呆不下去的……［35］

1999 年，莫斯科开辟利用集装箱当店面的莫斯科集装箱国际市场，从此以后，到莫斯科的建瓯商人已经不需要像前辈们练摊那么艰苦，不需要起大早搬大包货，敲诈的警察也逐渐减少，但他们依旧用 “太辛苦” 来回忆。正如玲佳所说，“现在生意做得精了。” 生意上竞争激烈，需要有足够好的商业头脑来经营生意，女性对服装市场的理解，也得到家人更多的重视，设计和进货基本上是家中女性决定。

简而言之，女性的亲友网络、中年已婚女性吃苦耐劳的品质、对服装市场的经营能力等女性个人的能力和资源，推动了建瓯女性跨国经商群体迅速发展。

四、主体性成长：从个体到群体再到公共领域

女性的跨国经商不仅仅影响女性的经济收入，跨国迁移本身在空间上的置换与拓展，为性别意识和性别认同提供了不同的时空语境。正如女性主义权力地理学所主张的，性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性别认同、性别关系和性别意识是流动的，而非一成不变的，因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结构因素与个体的经历、现状等主体性因素互动变化而被形塑。［36］性别认同和性别意识的觉醒，推动了女性的主体性成长。学者们从哲学范畴将主体性理解为 “人作为主体在与客体的关系中显示出来的自觉能动性”。［37］人的主体性可分为个体主体性、群体主体性和公共主体性三个层次，［38］组成一个开放和动态的系统，沿着个体性—互动性—公共性的进路成长。

（一）个体主体性成长

大部分建瓯移民女性在出国前都是农民、下岗工人或县镇小商贩，在父权制家庭中进行主体定义，是 “中年妇女”、“已婚妇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的性别平等教育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宽松环境，让她们在家庭中能享有较高的地位。出国前，很多女性尤其是早期出国的女性，早已为家庭生计挑大梁的现象并不鲜见。这些经历为她们的个体主体性萌芽提供了丰厚土壤，个体主体性的成长在她们的跨国经商生涯中贯穿始终。

如前文所述，她们通过友情和亲情网络走出国门到俄罗斯经商。特别是2000 年之前出国的女性，在出国机会获取和在俄罗斯经商方面，朋友网络至关重要。本文12 例个案中有7 例是直接由朋友带出去，这与传统上女性依靠血缘亲缘关系有很大不同。女性自主建构友谊和人情网络，是主体性成长的最初体现和基石。

通过跨国经商，建瓯女性提升了经济收入和家庭地位。访谈讲述中，她们常使用主体意识鲜明的 “我”，即使他们是夫妻共同经营，也极少说 “我们” 或 “我老公”、“我家”。女性成为养家者，［39］受到家人尊重。对家庭事务安排有决策权，以个体的名义决定自身的发展和家庭投资。传统上女性移民的收入常汇回家乡，用于家庭开支，少部分用于自我提升。而在建瓯跨国女性中，许多人选择投资，她们借用侨商会、华商会两个社团搭建的平台，以自身的非正式人情关系，以企业模式组成投资公司，进行 “二次再创业”。

她们的创业空间不断拓展，不再局限于家乡与莫斯科的两点一线。华商会曾组织会员考察中亚和东欧等地的投资机会。2000 年前后，李姐将生意做到了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她在那里买下了整整一条街的店面”。一些朋友也随她一起，还共同拓展到了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约两三百建瓯人集中在此地经商。［40］2016 年，明姐开始与朋友在巴基斯坦投资商城和物流公司。她们中有人即便回国，也可能在国内其他大城市开拓商业之路。［41］2009 年前后，明姐和几位回乡移民在建瓯组建投资公司，考察建瓯及国内其他城市的投资机会。秀姐回乡开办商城，华姐开办旅行社和幼儿园，70后的年轻人晓凤更是步入互联网+ 产业，兰兰在肯尼亚做了两三年生意后回国创建工艺品公司，招收残疾工人。王姐在上海、香港、厦门等地购置房产，曾经同在莫斯科打拼的儿女如今在上海经营 公司。［42］

通过跨国经商，建瓯女性移民经济收入得到了提升，获得了创业的成就感。她们从出国前的农民、下岗工人和小个体户，成功蜕变为女企业家，最大程度地实现了自我价值。

（二）群体主体性成长

传统上，男人主导公共空间，男主外女主内是共识。已有研究指出，在家庭之外的跨国空间充满着男性化政治，女性被排除在决策之外，只能承担服从和服务性任务。［43］然而，也有研究指出，迁移对性别赋权有潜在的积极作用。［44］对建瓯移民而言，跨国经商催生出了一批成功的女企业家，作为群体菁英，从最初的互助姐妹群体发展到组建社团，她们走出家庭进入社会，走出私人领域进入公领域。她们提议组建并积极参与莫斯科闽北华商总会，在家乡组建建瓯女企业家协会和行业协会，同时成立闽北赴莫斯科侨商联合会，凝聚群体认同。

在异国他乡经商异常艰辛，让大家意识到抱团的重要性。初期她们以几个核心人员为主结成互帮群体。移民第一人王姐，通过发邀请函，帮助了许多亲友出国，被尊称为 “大姐”。初期亲友们到达莫斯科，她都会想办法去接或者看望，并且将生活和经商基础俄语词汇表带给每一个新到的人。秀姐在王姐的帮助下来到莫斯科，和王姐全家挤在一套公寓里，靠王姐带着练摊。在连续亏了半年后又得到明姐的帮助，咸鱼翻身。明姐也是被人尊称为 “大姐” 的菁英。明姐出国前已是小公司经营商，在莫斯科生意颇为成功，积极投身公共活动。这些互帮群体也带给这些远离家乡的移民商人莫大的心灵慰藉。大家在述说当年的艰难谋生时，对结伴游玩、聚餐、野餐等休闲时光充满了快乐的回忆。这些非正式关系组成的互助姐妹小群体是获得群体主体性的第一步。

第二步也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行动即成立社团。2001 年2 月，由明姐、王姐、杨光（男）、贞姐等人提议，筹备建立莫斯科闽北华商总会，以便在异国他乡经商创业困难时，大家能互帮互助，抱团取暖。2002 年4 月，经驻莫斯科中国大使馆注册，莫斯科闽北华商总会成立。成立时正式会员230多人，非正式会员580 多人。虽然首任会长杨光为男性，但其他副会长和秘书长均为女性。2008 年前后，回国人员逐渐增多，明姐又推动成立闽北莫斯科侨商联合会，并被选为会长。莫斯科闽北华商总会成员自动成为闽北莫斯科侨商联合会成员，相当于一个商会跨两地，成为跨国移民在家乡活动的支点和平台。

商会颁布章程和规则，设会长一人，副会长多人，秘书长一人。但运作还是倾向于依靠非正式关系网，建立在友情和恩情之上的支持。这张关系网的核心是社团菁英，即 “几位大姐”，她们基本上是早期赴俄移民，生意较为成功，帮人最多，具有感召力，愿意投身公共事业。

商会首先具备联谊功能，将碎片化的移民个体进行有效整合。每逢中华传统佳节和俄罗斯重大节日就组织聚会，其中，三八妇女节和母亲节是最为隆重的聚会。这些聚会加强了同乡之间的交流，同时也强化了女性移民的群体意识。

商会承接来自家乡政府、社会等外部输入的资源。以社团名义邀请家乡政府人员来莫斯科，为会员们介绍家乡发展、项目开发以及政策法规等。这些都有助于会员们的商业发展，对女性移民而言，超越了个体与姐妹网络，凝聚了群体认同，促进了群体主体性成长。

（三）公共主体性成长

主体性成长的支柱是公共领域淬炼出来的公共精神，它意味着走出自我、他我和小群体范畴，拓展到公共领域。［45］会员通过加入商会，借助移民社团构建的公共平台，极大地拓展了自身与社会和国家的联系。这些平台成为建瓯移民女性从私领域走向公领域的 “换乘站”，让她们有机会重新定义自身与社会的关系。

商会建立后便积极引领会员们在莫斯科参与各种公益活动，如捐助当地火灾、冰灾受害者，到孤儿院看望慰问，将边缘化的侨民生活纳入当地社会。

更为重要的是拓展自身与中国社会的联系。在刚提议成立商会不久的2001 年7 月13 日，恰逢国际奥委会在莫斯科宣布北京申奥成功，华商会即参加红场的华人庆祝游行。当时，商会受中国大使馆委托，担任游行舞龙队，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由红场一路欢庆到胜利广场。会员们在回忆那一幕时，激动与自豪依旧。或许这是她们第一次将自身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重要时刻。

商会还将回乡人员引入家乡的公共领域。侨商会成立初衷，是为回乡的莫斯科会员提供活动场所，实质上却为回乡会员打造了一个平台。2009 年，在侨商会下成立的慈爱·希望基金，回国侨胞和侨眷均可参与在莫斯科和在家乡的各项公益慈善事业，共捐款400 多万元。基金创办激情广场为小城公共娱乐，特别是为中老年生活增添活力，基金会还为灾区灾民捐款，为家乡水源修建公路，建设农村书屋，捐资助学，慰问孤寡老人。捐赠范围从初期的家乡水源乡、建瓯县逐渐溢出，惠泽其他省市，如捐资帮助四川省凉山昭觉县贫困学子。

商会与基金会还为会员提供参与公共生活的渠道，使他们参政议政。身为南平市人大代表的晓凤说过，“我没什么文化，不出国的话，这些都是不可能的。” 2009 年，明姐被选为建瓯市政协委员。目前，共有七名各级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来自商会，还有七位商会会员担任侨联名誉副主席等职。

她们表示，希望用自己的跨国实践为家乡架起一座连接 “闽北—福建—中国—世界” 的亲情桥、爱心桥、友谊桥和商贸桥。在架起这座跨国之桥的同时，也将自身与更为广阔的世界之间搭起了联通的桥梁，在更宏观的框架中定位自己，成为国际友好的践行者。正如商会会歌中所唱：“我们是中华侨商，爱国爱乡在心间激荡……远航全球做友谊使者……焕发出爱的光芒……”

（四）认同与主体性成长

艰辛的跨国经商经历，历史性地改变了建瓯移民女性的命运和自我认识，在家乡建瓯和莫斯科之间的跨国社会空间，形塑着一种全新动态的 “跨国惯习”，引导她们对女性主体性的认识与个体发展。通过跨国经商，她们实现了经济自主，生活空间和社会网络得到拓展，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她们实现了社会角色转换，从个体认同到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个体与国家等各层面都有所体现，实现了个体主体性、群体主体性到公共主体性的成长。实现自我价值的主体意识同时，使自己成为社会的人，成为认识和改造社会的主体。

与弱势理论的前提不同，建瓯女商人群体的性别主体性成长，并非建立在融入移入地的基础之上，而是以族裔认同和扎根移出地社会为依托。她们虽然在莫斯科工作经商，但却是当地的边缘群体，无法从中获得认同和主体意识。虽然大部分人说很喜欢俄罗斯和那边的环境，但是在俄艰难谋生的经历以及跨国经商的现实需要，使她们不想申请俄罗斯国籍，不愿意融入当地。在移出地社会，文化传统及性别政策决定了建瓯女商人的性别主体性进路。虽然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但建国后男女平等政策的推动，使建瓯女性出国前即与男性共同承担起家庭经济发展大任。作为个体，她们经历了艰辛移民实践的磨炼；作为群体，她们在出国潮发展中做出了特殊贡献，她们成为改变建瓯地方社会经济态势的功臣，受到地方官员和民众的尊重与推崇，自然而然地走上了推动家乡公共事业发展和参政议政的公共领域，完成从个体家庭到群体再到社会的角色转变。

五、结语

回首历史，可能无人预料到，1992 年建瓯小县城一次偶然的阅报，会引领一段建瓯人远赴莫斯科经商的移民潮。这波持续了28 年的移民潮，深刻地改变了许许多多建瓯女性的生活道路。

弱势理论以移入地认同为基础，揭示女性移民从商的被动性、边缘性地位及主体性的缺失，对本研究群体显然缺少解释力。本文将移出地因素纳入考量，尝试用混合嵌入理论解释建瓯女性跨国经商的动因与发展。20 世纪90 年代初开始，俄罗斯物资奇缺，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世界工厂，这两个时间点完美重合，由此塑造了莫斯科绝佳的市场机会结构，是建瓯跨国经商群体得以形成的政治经济基础。建瓯女性亲友之间的互帮互助与吃苦耐劳的品德，是该群体连锁移民源源不断的重要资源保证。

女性通过跨国移民经商，提升了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主体性获得极大发展，实现了从个体主体性到公共主体性的跨越。跨国空间作为一个 “换乘站”，助力女性自我认同的转换。出国前，在边远小城，她们纵然能干，也只能在父权制家庭中进行主体定义。出国后，她们的角色定义和自我认同开始多元化，自我认同框架逐渐发生改变。她们作为养家者并走出家庭，开始在社会公领域来定义自己。她们是追寻商机的生意人和女企业家。她们通过组建和参加社团，升华为家乡建设的参与者和弱势群体的关爱者。她们开始全新建构起自身与国家的关系，参与公共生活，成为参政议政的公民，成为家乡与世界联系之桥的搭建者。

女性移民的主体性建立在认同基础之上。身处跨国空间的建瓯女性移民，显示出坚定的移出地认同。基于移出地认同而不是移入地的认同，她们的主体性成长以家乡和中国为依托。

并非所有的建瓯跨国女性个体都成功地获得了主体性成长。研究发现，社团活动参与越主动，自主性越强，越能实现其社会价值。随着中俄两国社会的变迁以及移民群体的改变，建瓯跨国女性的主体性成长之路也面临挑战。俄罗斯营商环境改善，公司运营模式逐渐替代小商贩经营模式，当年吃苦耐劳的中年已婚女性逐渐退出，代之而起的是接受了良好教育更有商业头脑的年轻男性为主导的新生代。失去跨国空间这个换乘站、失去社团这个平台，她们将面临从公领域退回私领域的困境。她们的主体性发展需要获得持续性的支持，并值得进一步研究。

［注释］

［1］ Marie McAuliffe and Binod Khadria，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20”，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19， pp.10， 22，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wmr_2020.pdf.

［2］ 李明欢：《女性在国际人口迁移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通向希望之路：妇女与国际移民〉评介》，《国外社会科学》2007 年第4 期；Fara Azmat， "Opportunities Or Obstacles? Understanding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Migrant Women Entrepreneur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nder and Entrepreneurship， 2013， Vol. 5， No. 2， pp.198-215；Qian He and Theodore P. Gerber， “Origin-Country Culture， Migration Sequencing， and Female Employment： Variations Among Immigrant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20， No.10， 2019， pp.1-29.

［3］ A. Wetterer， Arbeitsteilung und Geschlechterkonstruktion， “‘Gender at Work’ in theoretischer und historischer Perspektive”， Konstanz： UVK Verlag， 2002，转引自Helma Lutz， “Gender in the Migratory Proces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10， Vol.36， No. 10， pp.1647-1663；李明欢：《女性在国际人口迁移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通向希望之路：妇女与国际移民〉评介》，《国外社会科学》 2007 年第4 期； Helma Lutz， “Gender in the Migratory Proces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10， Vol.36， No.10， pp.1647-1663.

［4］ Pal. Nyiri，Chinese in Eastern Europe and Russia: A Middleman Minority in a Transnational Er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51.

［5］ Jock Collins & Angeline Low， “Asian Female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Businesses in Australia”，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2010， Vol.22， No.1， pp. 97-111.

［6］ 武艳华：《越南女性婚姻移民的劳动参与：基于劳动政策、经济利益与母职文化的共构》，《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8 年第3 期。

［7］ Thomas Antwi Bosiakoh， Vera Williams Tetteh， “Nigerian Immigrant Women’s Entrepreneurial Embeddedness in Ghana， West Afric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nder and Entrepreneurship， 2019， Vol. 11， No. 1， pp.38-57.

［8］ Helma Lutz， “Gender in the Migratory Process”，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10， Vol.36， No.10， pp.1647-1663.

［9］ Fara Azmat， “Opportunities or Obstacles? Understanding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Migrant Women Entrepreneur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nder and Entrepreneurship， 2013， Vol. 5， No. 2， pp.198-215.

［10］ Fara Azmat， “Opportunities or Obstacles? Understanding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Migrant Women Entrepreneur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nder and Entrepreneurship， 2013， Vol. 5， No. 2， pp.198-215.

［11］ R. Waldinger， H. Aldrich， R. Ward， and Associates， “Ethnic Entrepreneurs: Immigrant Business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1st ed.， Newbury Park，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0，转引自Jock Collins & Angeline Low， “Asian Female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Businesses in Australia”，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2010， Vol.22， No.1， pp. 97-111.

［12］ Jock Collins & Angeline Low， “Asian Female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Businesses in Australia”，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2010， Vol.22， No.1， pp. 97-111.

［13］ Robert C. Kloosterman， “Matching Opportunities with Resources：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from a Mixed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2010， Vol.22， No.1， pp.25-45.

［14］ 笔者于2018 年7 月30 日在福建建瓯闽北莫斯科侨商会对青菲进行的访谈。

［15］ Robert C. Kloosterman， “Matching Opportunities with Resource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ng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from a Mixed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2010， Vol.22， No.1， pp.25-45.

［16］ 笔者于2018 年8 月1 日在福建建瓯瓯尚酒店对晓凤进行的访谈。

［17］ 于涛：《华商淘金莫斯科：一个迁移群体的跨国生存行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版，第102 页。

［18］ Pal. Nyiri，Chinese in Eastern Europe and Russia: A Middleman Minority in a Transnational Er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51.

［19］ 数据资料由建瓯莫斯科侨商联合会提供。

［20］ 弗拉基米尔·波尔加可夫：《俄罗斯中国新移民现状及其课题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 年第6 期。

［21］ 方宁、罗书宏：《俄罗斯大市场关闭事件始末》，《中国对外贸易》2009 年第11 期。

［22］ Robert C. Kloosterman， “Matching Opportunities with Resources：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from a Mixed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2010， Vol. 22， No.1， pp.25-45.

［23］ 笔者于2018 年5 月6 日在福建建瓯闽北莫斯科侨商会对明姐进行的访谈。

［24］ T. Mazzarol， T. Volery， N.Doss， and V. Thein， “Factors Influencing Small Business Start-ups： A Comparison with Previous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Research， 1999， Vol. 5， No. 2， pp. 48-63； T. Leoni & M. Falk， “Gender and Field of study as Determinants of Self Employment”，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0， Vol. 34 No. 2， pp. 167-185.

［25］ Rocío Aliaga-Isla & Alex Rialp， “Systematic Review of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Literature： Previous Findings and Ways Forward”，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013， Vol.25， No.9-10， pp. 819-844.

［26］ I. Light， & S.J. Gold，Ethnic economies， 1st ed.，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2000， p.95， 转引自Jock Collins & Angeline Low， “Asian Female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Businesses in Australia”，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2010， Vol.22， No.1， pp. 97-111.

［27］ Fara Azmat， “Opportunities or Obstacles? Understanding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Migrant Women Entrepreneur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nder and Entrepreneurship， 2013， Vol. 5， No. 2， pp.198-215.

［28］ H.E. Aldrich， A.B. Elam， and P.R. Reese， “Strong Ties， Weak Ties， and Strangers： Do Women Business Owners Differ from Men in Their Use of Networking to Obtain Assistance?”， In S. Birley and I.C. MacMillan （eds），Entrepreneurship in a global context， London： Routledge， 1997，转引自Jock Collins & Angeline Low， “Asian Female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Businesses in Australia”，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2010， Vol. 22， No.1， pp. 97-111.

［29］ Sarah J. Mahler & Patricia R. Pessar， “Gendered Geographies of Power： Analyzing Gender across Transnational Spaces”，Identities， 2001， Vol.7， No.4， pp.441-459.

［30］ 笔者于2018 年5 月6 日在福建建瓯闽北莫斯科侨商会对华姐进行的访谈。

［31］ P. Hondagneu-Sotelo，Doméstica, Immigrant Workers Cleaning in the Shadows of Aラuence，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转引自Helma Lutz， “Gender in the Migratory Process”，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10， Vol.36， No.10， pp.1647-1663.

［32］ 笔者于2018 年8 月1 日在福建建瓯闽北莫斯科侨商会对明姐进行的访谈。

［33］ 笔者于2018 年5 月6 日在福建建瓯闽北莫斯科侨商会对华姐进行的访谈。

［34］ 笔者于2018 年7 月30 日在福建建瓯闽北莫斯科侨商会对青菲进行的访谈。

［35］ 笔者于2018 年7 月30 日和8 月1 日在福建建瓯闽北莫斯科侨商会对秀姐进行的访谈。

［36］ Sarah J. Mahler & Patricia R. Pessar， “Gendered Geographies of Power： Analyzing Gender across Transnational Spaces”，Identities， 2001， Vol.7， No.4， pp.441-459.

［37］ 赵小华：《女性主体性：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一种新解读》，《妇女研究论丛》2004 年第4 期。

［38］ 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第117 页。

［39］ S. Sassen，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S. Sassen， ‘Uberlegungen zu einer feministischen Analyse der globalen Wirtschaft’，PROKLA, Zeitschrift fükritische Sozialwissenschaft， 1998， Vol.111， No.2， pp. 199-216， 转引自Helma Lutz， “Gender in the Migratory Process”，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10， Vol.36， No.10， pp.1647-1663.

［40］ 笔者于2018 年5 月6 日在福建建瓯闽北莫斯科侨商会对明姐和华姐进行的访谈。

［41］ 笔者于2018 年8 月2 日在福建建瓯闽北莫斯科侨商会对明姐进行的访谈。

［42］ 笔者于2018 年7 月30 日至8 月2 日在福建建瓯闽北莫斯科侨商会对明姐华姐及其他人进行的访谈。

［43］ Sarah J. Mahler & Patricia R. Pessar， “Gendered Geographies of Power： Analyzing Gender across Transnational Spaces”，Identities， 2001， Vol.7， No.4， pp.441-459.

［44］ Brenda S.A. Yeoh & Kamalini Ramdas， “Gender， Migration， Mobility and Transnationalism”，Gender, Place & Culture， 2014， Vol.21， No.10， pp. 1197-1213.

［45］ 龚志文、刘太刚：《乡村女性主体性成长之路调研——以山西省蒲州镇寨子村妇女协会为例》，《理论探索》2018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