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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最小论视角下的语境与语义解读

2020-11-27唐东旭

西安航空学院学报 2020年4期
关键词:语义学语义命题

唐东旭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 610000)

一、引言

语义学的发展离不开对语境在语义理解中作用的探讨。传统语境论者认为句子在说出后经过相应的编码与解码过程后,在语境的影响下,句子才有可能被传达出其真实意义。脱离语境的情况下,句子的语义解读会出现偏差,语义的解读会因为意图与背景知识的缺乏变得困难。Grice提出了会话隐含理论,认为只有在相关语境和在对双方合作意图有所把握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正确理解句子语义并且做出正确的言后行为[1]。语境诚然重要,但是在真值条件缺乏和会话参与者自身认知模式差异的影响下,语义内容不一定可以得到正确阐释。在语境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语义内容又该如何确定?

语义最小论旨在通过脱离对语境等因素的思考下,确定句子的最小基本语义。句子的语义是可以通过语词基本意义的掌握和语词之间的语法结构分析而得出。由此,Cappelen和Lepore开拓性地提出了非语境敏感语义学,将语境排除在语义解读的范围内[2]。对意义的解读一直是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而非语境敏感语义学的提出则为什么是意义、意义应该如何确定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一个句子一经说出,它便已经具有其最小语义,语境和说话人的意图都无法影响最小语义的产出,而这种产出也构成了一个最小命题,最小命题即为相关更宽泛言语内容的一部分。在这之后,Borg等人进一步丰富了语义最小论的内容,突出最小命题的重要性[3]。通过对最小语义基本立场的坚定和对质疑的回应,语义最小论不断完善其理论体系,阐释语境扮演“语境论”者的具体角色,思考意义的哲学问题,旨在捍卫语义研究的基本方向。语义最小论的发展不仅仅是形式语义学的一个重大突破,更重要的是语义最小论挑战了“语境主义”的权威,为如何确定语词的最小意义奠定了基础,为如何在脱离主观心理因素和语境的影响下确定语词意义提供了支持,为如何划清语义学和语用学之间的区别指明了方向。

二、语义最小论的发展脉络

如何对语义进行解读不仅关系着对什么是意义这个哲学问题的解答,更决定了对句子意义的正确理解。长期以来,“语境论”占据着语言学研究的中心,“语境至上”一直是语义解读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在这种背景下,语义最小论的提出不仅挑战了“语境论”的权威,也代表着语义学研究的新转向,即存在可确定其真值的最小命题内容。语义最小论产生于语义学家对语境作用的质疑。Frege提出在产出词义的过程中,绝不能孤立地看待一个语词,要尽量在相关命题的上下文中, 结合相关条件去阐释语词意义[4]。尽管最开始Frege针对数学语言提出了上述观点,但随着对非数学语言研究的转向,与语境主义有着深刻联系的“合成性”原则被用以阐释语义。后来在Wittgenstein等语言哲学家对语义和语境关系的探讨下,语义最小论应运而生,它强调句子本身的内在真值意义,不考虑语境的作用[4]。Heck通过哲学思辨来讨论语义与哲学的关系,句子的真值条件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里面运行,而系统的激活条件不一定需要语境,最重要的是要解读这些真值条件应该如何运行,如何被激活[5]。Heck的观点为句子的运行系统提出了一个框架,语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语义,但是却不能影响句子真值条件具体应该如何运行。

(一)国外研究概况

Borg创造性地提出了语义最小论的观点,同时她也是强式最小论的代表人物,她强调语境在句子理解过程中并不能发挥其作用,语境并不能影响或决定句子的意义[3,6]。对语境的过度依赖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在形式语义学的研究中,语境的介入会导致分析目标的偏离。针对Borg提出的观点,Jaszczolt认为对语义的解读应该从最深层的分析开始,而这种分析应该与认知模式和相对的语言环境脱离。语境并非句子理解的充分必要条件,最小语义学的提出便是对“语境决定论”的回击[7]。

Clapp认为最小语义论的提出是当今语义分析的新转向,对形式语义学的研究应该从句子的真值条件出发,对语境的依赖程度会受到人类不同认知模式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句子真值的判断[8]。句子一经说出,便已经具备最小基本语义,这些语义应该通过句子内部结构和成分直接的关系特征加以判断,个人的判断机制势必会影响到句子真值的正确解读[9]。总的来说,一个句子的真值不应受到外部语境和个人认知模式的影响,对语境的依赖会使形式语义学的发展方向受到影响。对于语境的排斥不是对个人认知模式的质疑,而是对句子真值的追求。例如,A对B说“你可真干了件好事!”,这句话的最小基本意义便是某人干了某事,至于言者的个人主观态度则不在最小语义论的考察范围内,因为言者态度因人而异,上述例句的最小语义由其句法结构和基本词义所决定。

与Borg不同的是,Cappelen和Lepore的语义最小论则相对温和[2]。他们最先提出非语境敏感语义学,认为一个句子一经说出便已具有最小语义,这种语义不需要经历解码过程,而最小语义也是更大言语行为内容的一个部分。尽管Cappelen和Lepore最小语义的立场不变,但是他们只是并没有彻底排斥语境的作用。在基本真值确定后,语义的传达过程中会受到语境的一些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无法触及语义真值的确定。Golińska也提出在语义的确定过程中,首先应该排除语境的影响,因为语境会在一定程度上让语义确定机制的运行变得困难,只有在排除语境的前提下,语义才可以被更准确地确定[10]。在确定了最基本的语义的前提下,审视语义所带来的语用效果差异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语义的真值判断的研究应该着重于对句子内部结构的分析,在没有外部环境影响的前提下,得到句子的根本意义。只要通过对成分的充分分析和对句子成分之间关系的理解才可以确定句子的基本含义。而基本含义以外的相关语用信息本质上不与句子的基本真值相抵触,对语义的真值分析才是语义学研究的重点[11]。

总的来说,在坚持最小语义学的基本前提下,有一部分学者对于语境的态度较为温和,并没有完全将语境视为影响句子真值判断的一个消极因素。句子真值是由句子本身的语句内容所决定,并且这些语句内容构成了最基本命题,这些命题的判断不能受到主观意图和相关环境的影响,在排除主观可变因素后,得到的命题内容不但可以表明语句的基本内容和核心意义,还可以为这之后相关的言语行为做下铺垫。Anderbois也同样指出在句子确定其基本意义后,更重要的便是如何在语境中去正确阐释句子意义,语词和句子的意义不应该因为语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其真值命题,如果语境可以决定一切的话,那么语义的真值条件判断和命题内容将失去它们的意义[12]。

在对语义最小论和真值条件的判断上,Stanley提出语境对于语义判别和语义真值条件的影响,他认为句子的逻辑结构和语法才是语境所产生作用的部分。在句子构建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着一部分相应的敏感性语境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并非一开始就被激活,而是需要特定的加工和语境信息才可以被触发[13]。所以,句子的逻辑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着句子的真值判断,理清句子的逻辑形式才是剖析语义的核心。句子的命题内容是决定交流中基本信息是否得到完整传达的基础,而这些命题内容并不受语用效果和语境的影响,除非其真值条件必须依靠语境因素才可以被激发,否则语用效果对句子最小语义没有影响。Barbra也提出在形式语义学中,对句子真值的阐释不一定只依赖于单一途径,在确定最小的基本意义后,可以通过触发相关隐性机制来达到对句子语义的最佳解读[14]。

语义最小论诞生于21世纪初,在坚持对句子具有最小语义的基础上,各个学者对语境的态度有一定的差别。Borg完全排除语境,并且坚持只有通过减少对语境的考虑,才可以更好地达到对形式语义学的研究,说话者的个人意向并不能影响句子的真值内容。而Cappelen则认为说话者的意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到句子内容的确定,并且对语义内容的判断不用到达命题层面。Stanley也认为说话者的个人主观意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句子的基本意义,但是对这些意义进行阐释的目的即为分析相同句子在不同语境下所发挥的作用。虽然在对语境态度和其他“隐性”条件的态度上存在差异,但学者们在语义的完整性上是保持一致的。一个句子在说出后,通过对结构和成分的分析,对语法的追溯,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有意义的基本语义内容,这些内容不会受到外部的相关因素所影响,并且不存在不能被阐释的部分。语境特征只能对一小部分有着明显语义指示特征的语义分析起作用,而绝大部分句子并没有特征指示词语。语境的作用只在满足特征指示词语的条件下得以显现。同时,在确定一个句子的最小语义内容之时,无需考虑言语行为内容。

(二)国内研究动态

语义最小论的研究成果多来源于西方,刘利民和傅顺华指出国内语义最小论的相关研究还不足,还没有与西方最新研究成果接轨,不能体现出语义最小论的发展动向[15]。尽管如此,国内学者对语义最小论的研究依然值得重视。何鸣和张绍杰通过对语境论和最小论的争论的解读,说明如何去确定句子的最小语义,最小语义的确定具有跨文化性质,只要可以把握相关语法结构,理清相关逻辑层级,就可以得到一个句子所表示的最小语义[16]。同时,语境在语义最小论中扮演的角色也不一定是完全消极的,“隐性”机制的存在和相关标示词语的出现会关乎语境发挥的具体作用。刘龙根通过对国外关于语义最小论著作的翻译提出了对句子真值判断标准统一的重要性,句子的最小语义与其逻辑结构有着最根本的联系[17]。对中文句子的分析,也应该从语义最小论的角度加以分析。对句子的理解,不应该直接将其放入一个语境框架,因为这样会受到个人主观认知模式的影响,而应该将句子分为几个最小模块,通过对各个模块之间的语法和逻辑关系的确定,得到句子最正确的语义解释[18]。张瑛则从哲学的角度,通过三项不同的测试,分析哪些词语和句子的语义会受到语境的影响[19]。通过语境敏感性的测试,为语义最小论内部对语境的不同态度提供了新思路。刘利民通过对语义研究新转向的介绍,进一步说明了在语义研究中,特别是形式语义学中,对句子真值判断的条件需要统一,对语境的具体作用需要重新思考。之后,刘利民和潘晓霞通过对公孙龙所著的《白马说》的探讨,来说明“马”所给出的最小意义[20]。语义最小论和整体意义论其实并不互相抵触,某种程度上,它们可以兼容,并且可以解决相关的哲学与意义的问题。通过对最小论对语词意义的阐释,许多语用学家对其合理性产生了质疑。肖丽通过词义理解和句子形成中对语境的依赖对最小论产生质疑。她认为即便句子没有“言外之意”,也必须在相应的语境下才可以得到解释,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为之后的言语行为提供条件[21]。面对质疑,黄林慧和杜世洪则做出了回应[22]。最小论者认为可以通过语境敏感性、任意性对语境的决定论作用进行反击,在句子确定的真值条件中,必须加强对句子内在逻辑形式的判别,只有这样,才不会落入“语境决定论”的陷阱中。

语境论和最小论的“争端”是当今语义学研究的热点,语境在语义最小论中也并非一定没有作用。对于语境态度的强势和温和之分也是持语义最小论学者们应该交流的问题,语境在语义最小论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值得思考。

三、语境论的挑战

语义最小论强调在语义确定的过程中排除对语境的考虑,这也引起了语境论者的一些疑问。语义的理解除了表达自身意义之外,最大目的是了传递相关的“言外之意”,这些“言外之意”便是之后相关言语行动的基础。对语境的排除,首先有可能造成对认知机制作用的误解,排除语境,会让人的认知机制无法发挥作用,认知模式受到怀疑;其次,对语境的排除,会让某些标示词语的作用得不到体现,语义不能完全得到理解;第三,对语义的不完全理解会对言语行为带来困难,言者不能确定听者是否接收到完整信息。“语境论”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对言语行为和语义真值确定两个方面。而Wittgenstein、Austin以及Searle等关于语境作用的理论也给语义最小论的合理性带来了一些挑战[4]。

人类文化学家Malinowski首次阐述了语境在一般话语和人类文化语境中的作用[23]。文化的解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离不开对特定历史语境的理解,将语境考虑到文本分析和历史阐述中,才可以更好地解读人类文化现象。他对语境作用的解读被迁移到了具体的语义解读中,这也给语义最小论提出了一个问题,在面对历史解读和人种志分析的过程中,孤立语境能否对历史文化文本进行解读,能否解读它们的最小意义?Firth将“语境论”带入了语言学领域,情景语境是他的研究焦点[24]。会话参与者的意向和外在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语义的解读,比如“你可真漂亮!”这句话,倘若不分析具体语境,这个句子的真值到底是说对方“漂亮”还是“不漂亮”则难以确定。在排除言者主观情绪的因素下,句子的最小语义能否让话语接收者得到相关情感态度值得思考。Halliday提出语域概念,在一定的语境下,话语意义应该从概念意义、人际交往意义和语篇意义等方面进行分析,脱离了话语客观基本意义之外的“情景分析”会让句子意义无法完整阐释,这样一来,作为人独有的语言系统,也便失去了它特有的传递信息和实施言外能力的功能[25]。Gumperz发现语境的构造是会话双方参与语境化构造的过程,这也意味着缺少了语境的构造,在只关注最小语义的前提下,话轮(Turn)的转换有可能因为对语境的欠考虑而被迫中止[26]。而Grice所提出的会话含义,则更是将语境主义推向了一个高潮[1]。如果没有具体的语境指导,言者如何在会话中采取合适的策略,听者该如何采取言外活动值得思考。20世纪上个世纪的“语境论”给最小论带来了几个主要难题,在文化语境下最小论能否成功阐释句子意义,命题的基本含义是否会受到影响?言者和听者顺利的交流离不开对语境的依赖,那么,“言外之意”是否又会受到最小语义的限制而变得难以实现?

在国内,陈平谈到了语境对于句子语义解读的重要性,在数学语言中,对于语境的依赖性可以通过推导而变得最小,但是在具体话语中,除了知道字面意思外,最重要的是要理解言者的意图,因为意图才是会话开始的基础[27]。朱德熙也强调了语境的重要性,从语法角度来说,对句子的结构分析可以探究句子运行机制,在考虑相关语境的前提下,才可以更好地对病句,歧义句等句式进行解读[28]。侯国金指出对于静态话语的分析,语境的作用远不及动态对话中其体现的重要性。在静态话语中,对于语义的解读是可以得到其最小语义的,但是在动态对话中,动态语境的构造才是对话得以延续的根本,语词的最小意义能否维持动态对话的延续同样值得思考[29]。在对语境的探讨过程中,语境的主观性和个人认知模型的差异性成为了语境论合理性的一些难题。徐世红、张文鹏认为“认知语境兼具具体语境的客观性和认知主体的客观性”,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结合才是语义解读的最好方法[30]。

总体来说,“语境论”长期占据了语义学和语用学分析的重要阵地。几个世纪以来,无数语言学家都为突出语境的重要性而努力。虽然在长时间的变革中,“语境论”并没有出现变革性的发展,但是却一直围绕动态语境构造、语境客观性和主观性结合、语境对语义解读影响程度、言后行为实施等方面进行不断补充和完善。近年来,“语境论”还被广泛运用到民族志研究、翻译实践教学以及二语习得教学当中,通过对“语境”的了解才可以更好地完成语言习得内容。对于最小论而言,语境论则提出了一些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语义何以为最小,应该如何确定,对最小语义的判别是否存在主观判断?最小论的真值条件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被激活,最小语义下形成的命题是否可以完全包括语词所传达的消息?此外,最重要的是,话语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通过言者和听者的动态语境构造,为其后的潜在言后行为提供信息,语义最小论对语境的欠考虑会让潜在言后行为的实现遇到困难,从而对会话效率产生影响。

四、语义最小论的回应和发展

最小论的核心便是语言与意义的哲学问题,其与“语境论”的争论焦点便是语言最小语义能否完整传达意义。在形式语义学的研究当中,对“语境”的过度依赖会影响到对命题内容的客观判断。不管一个句子在哪一种语境下说出,它都应该具有一个最基本的真值,这种基本命题内容并不会受到语境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即便是语词和句子也离不开言者的主观叙述和个人意向的影响,这个句子一经说出,也具有了最基本的语义内容,并不会因为外在因素影响而改变。

规定语义何以为最小?这与句子本身的逻辑结构和语法关系有着极大的关系,对最小语义的理解始终离不开对句子逻辑结构的理解。既然存在客观的语法内部结构和逻辑运行机制,主观性因素便不会影响到句子命题内容的客观成立。同样,在最小语义的确定过程中,也并非所有学者都强烈反对对语境的分析,温和派最小论者将最小语义内容看作是句子意义的最基础部分,这样也可以更好地回应来自“语境论”的挑战,因为语义最小论并非完全否定语境的作用,而只是特别强调在最小语义确定的过程中,句子的基本命题内容的确定不受语境所影响。

最小语义的基本命题内容在什么情况下被激活?毫无疑问是在句子基本句法结构和词语基本词义被确定的情况下,其基本命题内容即被激活。由于最小语义所传达的是所有话语中所包括的信息,并且不存在未言说内容,所以对句子最小语义内容的理解即为如何理解句子的逻辑运行机制。为了更充分地表达,最小论者通过对更大范围内话语基本逻辑机制的确定而去挖掘那些所谓的未言说部分。此外,有意义的真正言语可以还原到其最基本的语法结构中,如果不能还原,这些内容就失去了意义。

对言外行动是否有影响?不可否认的是,最小论者强调句子的真值条件和命题内容,但是并非否定语境的内容。同时,在逻辑结构的影响下,句子的所有信息得到传达,不存在未言说信息。Borg也通过对语境和个人意图的主观性的分析强调了最小论的科学性。一个简单的例子便是,不管在哪种语境下由何人说出“我要喝水”这句话,它表达的基本意思并不会改变。

而最小论的发展还是应该根植于对意义的哲学追问。什么是意义,意义是如何表达的,是研究的中心和焦点。对于“语境论”的质疑,可以通过实验,加强对敏感性词语的测试,来得出最小语义非敏感性的科学性。在形式语义学受到语用学和语境主义的冲击下,如何利用最小论来维护句子真值判断以及逻辑机制是学者努力的方向。语词通过客观的逻辑机制运行,并且这种客观性不受外在语境影响,而这才是最能够完全区分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基础,也是对基础语义学的维护。最小论的发展不仅仅展现了语义学研究的新方向,也体现了语言学家对语言和意义之间哲学关系的不断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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