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 伟

一、引言

自1990年以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存量与流量迅速提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优化组合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增长，分散在全球各地的区位优势资源通过OFDI实现了有机整合与协作，形成了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s）。全球价值链占全球GDP的比重曾一度突破50%（Eora26数据库，2019）。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亦表明（WDI数据库，2019），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OFDI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伴随全球OFDI占GDP比重下降，全球价值链占GDP的比重亦趋于回落。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以及保护主义思潮的滋长不仅使得全球OFDI的总量下降，也对OFDI区位选择即OFDI的流向产生重大影响，而OFDI区位选择变迁下的流向变化将进一步影响到全球价值链的发展。

二、基于OFDI的全球价值链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一）GVCs促进了区位优势的全球价值共创

跨国企业的价值在于利用企业特定优势促进区位优势在全球价值创造中的共同创造，形成了绩效更优的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全球流动所形成的内部化绩效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史伟，2019）。具备不同区位优势的国家借助FDI参与到全球价值共创中，并通过比其国内价值链绩效更优的全球价值链收获全球化红利。虽然这样的红利收益由于各国区位优势内容与水平不同而体现出一定的差异，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体从全球价值链获利却是总体上的事实。在OFDI的推动下，全球不同的区位优势已经不满足于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交易，而是以更深刻、更全面的共创模式突破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高效嵌入国际分工与合作的每个环节，使21世纪的贸易、投资与生产紧密围绕全球价值链运营。

（二）GVCs促进知识在全球的内部化流动

在全球价值链中，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环节或工序被分布到世界各地。GVC为全球经济体的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来自高科技发达国家的企业将他们特定的管理、技术和营销隐性知识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经营活动联系起来。一般认为，IFDI通过技术溢出效应（罗良文和梁圣蓉，2017）、OFDI通过逆向知识流（史伟，2019）促进东道国产业水平的上升。自21世纪90年代全球OFDI迅速发展以来，知识在全球范围内以内部化的形式形成自由流动，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水平的提高，发达国家亦借助OFDI实现边际产业转移，从而为国内新兴产业的发展构建了空间，实现知识流动下的产业结构优化。

知识可以借助外商授权方式进入全球价值链，亦可以通过内部化模式进入全球价值链。前者由于东道国市场的不完全性，中间产品的交易常常面临来自机会主义、契约不完全等方面的较高交易成本，一些拥有先进知识、高新技术等特定所有权优势的跨国企业则会选择以OFDI模式取代授权模式，推进以知识、技术为核心的竞争优势对东道国市场实施内部化。虽然OFDI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间品市场不完全的风险，但跨国经营中的国家距离将对OFDI提出新的挑战，两国之间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与合作互信成为OFDI的关键。因此，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历程中既体现出全球链接色彩，也体现出一定的区域化链接特征。例如，欧洲是集成化程度最大的区域之一，其区域链接程度明显高于全球链接程度。而在东亚，区域化的特征也较为明显。

三、不同类型OFDI对全球价值链发展的影响

OFDI包括顺向和逆向两种不同市场扩张模式。顺向市场扩张是指东道国落后于跨国企业的母国，而逆向市场扩张则是指东道国比跨国企业的母国发达。不同扩张方向下企业的国际化动机、其在东道国的竞争优势以及经营绩效常常不同甚至相反（史伟，2016）。比较而言，逆向扩张更能显著影响投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即投资相对发达国家比投资相对落后的国家对GVCs地位更具提升效应（郑丹青，2019）。顺、逆向市场扩张是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范式中的企业特定优势或基于史伟（2017）所提出的更为广义的内部化优势而进行的OFDI分类。而基于内部化动机，OFDI又可分为市场寻求型、自然资源寻求型、效率寻求型以及战略资产寻求型（吴先明，2019）。OFDI扩张方向与内部化动机共同形成了OFDI的区位选择偏好，构建出不同类型的OFDI活动及全球价值链参与活动（史伟，2019），OFDI的区位选择将对全球价值链的结构优化甚至重构产生重要影响。

（一）市场寻求型OFDI对GVCs发展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是投资国优势产业中的企业对东道国相对劣势产业进行直接投资，通过企业特定优势赢得东道国市场的内部化成功。该类OFDI常常采用顺向扩张模式，即跨国企业进入比母国相对落后的东道国市场并内部化对东道国市场需求的满足。市场寻求型OFDI追求产品与服务更加贴近目标消费者，企业营销资源与消费群体距离更近，企业在产品开发、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等方面具有更快的反应速度，企业在东道国市场所建立的顾客关系资产、品牌资产亦被OFDI内部化为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所有权资产。此外，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服务业OFDI开始呈现出强有力的发展态势，并不断深化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服务较之于有形产品，具有消费与生产的同时性特征。过去服务产品大多通过授权模式实现对东道国市场的国际化扩张。但授权模式使得授权方并不能很好地获取在东道国的顾客关系资产，新技术也很难及时输送到被授权方，从而影响到服务品牌在东道国的竞争力。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的比重正稳步上升（陈启斐等，2019），随着全球服务领域外商投资壁垒的减少，来自高附加值服务业的OFDI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提升GVCs中服务要素对全球价值共创的参与广度与深度。

（二）效率寻求型OFDI对GVCs发展的影响

投资国可通过OFDI将其国内缺乏未来发展空间、产能过剩但仍旧在东道国具备竞争优势的产业向东道国市场转移。该类OFDI一般属于顺向市场扩张。边际产业转移是基于劳动力比较优势下的产业链全球范围内的动态分布调整。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取得成功后，必然存在对其全球价值链位置优化、提升的积极性，从低端的初级产品参与型逐步向先进制造以及创新制造参与型发展。那么，其过去发展过程中所积淀的大量传统产业存量资本就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借助OFDI区位选择实现盘活。效率寻求型OFDI有利于推动全球价值链在产业链动态分布调整下实现全面升级。效率寻求型OFDI追求低成本的生产劳动力，而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和机器人使用为标志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将形成对资本的巨大需求，同时也将导致对劳动的替代（万广华，2020），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效率寻求型OFDI的增长速度，全球价值链亦会减少来自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GVCs参与活动（世界银行，2020）。在全球价值链中，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制造业需要向先进制造业或创新制造业升级。伴随着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一些新兴经济体内产业链的完善与成熟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新兴经济体对外部经济体的依存度有所下降，来自效率寻求OFDI对GVCs的拉动作用将不断减弱。

（三）自然资源、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对GVCs发展的影响

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的跨国企业东道国机构在技术创新方面更多依赖于母国的总部机构（世界银行，2020），意味着知识与技术资源的内部化程度更高。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东道国前向型GVCs的发展，但对东道国后向型GVCs的发展缺乏促进作用。

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常常采用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进入发达国家市场，通过逆向市场扩张下的知识逆向流反哺母国机构的知识存量。战略寻求型OFDI将促进跨国企业母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通过OFDI活动形成对先进知识的链接、撬动与学习。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有助于发展中国家从过去的初级产品GVCs参与型、初级制造GVCs参与型发展到先进制造GVCs参与型、创新制造GVCs参与型，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话语权、主导权，摆脱来自发达国家对其GVCs的低端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