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铮，唐小飞

(1.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财会学院，四川 成都611731;2.西南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611130)

1 引言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往往伴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农村人口急剧减少，城市底层贫民扩大，导致城乡两极均出现非常深重的社会经济矛盾，乡村衰落似乎成为各国不可避免的现代化陷阱，乡村振兴也因此应运而生。乡村振兴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20 世纪60 年代，始于国外学者对美国乡村振兴的探讨，随后的研究相继关注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乡村振兴过程，由于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比欧美、日韩等国家相对要晚，所以国内有关乡村振兴的研究也比国外晚了很多年，更确切地说是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后有关乡村振兴的研究在国内才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在避免掉入乡村衰落陷阱，汲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基础之上提出的，该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发出了“打赢脱贫攻坚、稳粮增收保耕、繁荣农村经济、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破解农村治理困境、全面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调动农民积极性与乡村建设、农业现代化带动农村现代化”等八大战略设计和总体部署。但是具体到地方，乡村振兴具体如何规划设计、落地实施仍是一个重大课题。由于县域是行政区划的基础单位，政策落实的核心主体，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各部门结合，统筹建设数字县域平台，精准掌握域内各种要素面板数据和实时变化，支撑农业资源统筹管理和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进而支撑智慧农业，以发展智慧农业实现产业兴旺，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基础，可为乡村振兴战略在地方落地提供政策设计和实施依据。

2 文献综述

国内外研究者在乡村振兴或乡村重塑如何进行政策设计和落地实施方面进行了颇多探索。目前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振兴主体、乡村振兴途径和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等方面。在谁应该成为乡村振兴主体方面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一些研究者认为政府(或基层干部)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另一些研究者认为农村相关社团和社会公众是乡村振兴的主体。

在政府(或基层干部)作为振兴主体的研究方面:Greene［1］的研究表明政府是发挥主要作用的一方。郝晓薇等［2］认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和医疗的服务对农村存在显著减贫效应。Kenichiro和Satoshi［3］指出乡村干部和关键人物的社区网络对乡村振兴有重大影响，乡村振兴迫切需要强有力的农村领导人和关键人物发挥领导作用，促进支持社区的社交网络。杨婵和贺小刚［4］认为基层的村长对于乡村振兴至关重要，村长的权威特征将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结果，研究表明村长权威的教育背景、隐形政治关联对乡村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提升作用。郭苏建和王鹏翔［5］指出乡村治理精英在乡村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制度安排推演和乡村地区发展的不同阶段，乡村治理精英类型也有所不同，各类治理精英行动逻辑表明，“能人型”和“嵌入型”的长期组合，能够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王亚华和舒全峰［6］研究表明加强基层乡村干部和群众的联系有利于提高乡村干部公共服务动机，重视农村女干部的公共服务动机对于乡村治理尤其重要。

在农村相关社团和社会公众作为振兴主体的研究方面:Kawate［7］在研究日本农村重塑时认为农村相关社团和改革组织起了关键作用。与之类似，我国农村的宗族团体作为一种农村相关社团对乡村振兴产生重要影响。阮荣平和郑风田［8］研究表明随着市场化的推移，宗族网络在乡村企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经历了从正向影响到负向影响的转变。陈柏峰［9］认为村社集体目前在农民生产和生活方面依然承担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强大的村社集体是乡村振兴战略在农村有效实施的基础条件。吴重庆和张慧鹏［10］指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需要以农民的组织化重建乡村振兴主体，以乡村作为主体整合各种资源，培养乡村的内生发展动力。Ayobami和Bin Ismail［11］研究旅游业服务于乡村振兴，认为旅游志愿者起到了主要作用。

在乡村振兴途径方面，一些研究者关注资源重组、组织重构和要素流动变化;另一些研究者关注产业融合。如杨慧莲等［12］认为资源重组主要指土地资源的重组，形成集体所有，组织重构指根据农村合作社为基础的组织重构，而要素流动变化体现劳动、资本等输入输出的变化。贺雪峰［13］将着眼点放在土地资源重组方面，认为恢复农村集体土地的生产资料性质，可以解决农村土地细碎化和农民难以组织的困境，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基础条件。Li 等［14］将关注点放在资本要素流动的变化，认为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机构和强大的社会资本可以增强农村恢复能力和建立可持续的农村社区。钟真等［15］研究表明外来投资者比重能够正向促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经营效益的提升，即外来投资者所占比重越高，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经营效益越好。李似鸿［16］指出乡村金融自治可以促进乡村发展，农村的金融供给和金融需求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总体上需求远远大于供给，虽然农村金融机构供给一直在不断增加，但是并没有缓解农户资金紧缺的局面。为了缓解农村金融供给和需求的矛盾，他认为短期来看应该创新农村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长期来看，应该推动乡村成立农户资金互助组织，通过乡村自治来彻底解决农村金融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范方志［17］认为实施农村金融差异化监管有利于促进农村金融机构发展、促进资本要素回流、维护农村金融市场稳定，是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在产业融合作为乡村振兴路径研究方面:陆益龙和陈小锋［18］认为乡村振兴可以朝着乡村产业融合的大方向发展，通过产业联动、要素聚集、体制创新和技术渗透等方式，将资本、技术和资源进行跨界配置。陈池波等［19］对湖北省农产品加工业积聚与县域经济增长关系做了研究，研究表明农产品加工业积聚对平原和丘陵地区经济增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影响，对山区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影响。蔡克信等［20］认为将农业和旅游业融合形成乡村旅游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他们认为乡村旅游业对乡村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积极作用，乡村旅游是实现农业多功能价值和游客需求多元化对接的重要平台，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具有很好的耦合性，为了更好地发展乡村旅游，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应该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和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Gao 和Wu［21］认为乡村旅游是农村发展的关键途径，可以振兴传统村庄。他们通过案例分析构建了传统乡村振兴的模型，该模型分为三个层次:从低到高依次为物质层次、社会层次和精神层次。乡村旅游作为驱动力首先驱动物质层次，物质层次进一步驱动社会层次，社会层次最后驱动精神层次，增强地方身份，唤醒共同记忆，从而实现传统乡村的振兴。虽然大多数研究者对产业融合持正面观点，但是也有研究者提出产业融合时要注意融合障碍影响因素对融合水平的影响。如李静［22］在对文化创意产业与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进行研究时指出，即使文化创意产业与乡村旅游产业的融合水平较高，新产生的融合障碍影响因素较大同样会使产业融合水平回到融合准备阶段。

在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方面:张挺等［23］对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构建并做了实证研究。他们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结果将会直接影响三农问题能否得到有效地解决，而科学有效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是推动这一战略实施的根本保障，在梳理已有理论成果和实践的基础上，从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5 个方面出发，将乡村振兴战略具体化为5个一级指标(准则指标)，15 个二级指标(子准则目标)和44 个三级指标(观测指标)，在指标的赋权上采取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形成了一套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并将该指标体系运用到11 个省的35 个乡村进行了实证研究。贾晋等［24］在乡村振兴战略一级指标的构建上采用了以往研究者所用的5 个一级指标，但在二级指标的构建上有所不同，采用了“六化四率三风三治三维”共19 个指标，在构建二级指标的基础上选取了35 个三级细化指标，形成了整个乡村振兴的指标体系，并利用熵权法对30 个省的乡村振兴水平进行了定量的测度。闫周府和吴方卫［25］也对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该研究采用了5 个与前人一样的一级指标，在一级指标的基础上构建了21 个二级指标和43 个三级指标，形成了一套动态评价体系。为了避免主观因素和变量遗漏对评价体系的影响，在对指标权重的赋权上采用“专家打分”和“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综合赋权，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我国各省乡村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估和测算。

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外的研究在乡村振兴(或乡村重塑)如何进行政策设计和落地实施方面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振兴主体、路径和评价指标体系等方面。而国内外有关振兴主体的研究主要关注基层农村干部和农村社团的作用，很少有从县域的角度去思考，在振兴路径上主要考虑资源重组、要素流动以及产业融合，几乎没有研究将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融入县域经济中，以数字县域的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然而县域作为基础行政区划，是落实乡村振兴的核心细胞，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飞速发展，以及数字经济和智慧城市的兴起，从县域区划的角度来分析新一代信息技术如何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将数字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增长引擎，促进农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研究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设计和落地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提出了数字县域建设支撑乡村振兴的理念，将县域作为乡村振兴的基本单位，以数字县域的建设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以填补以往研究在乡村振兴主体和路径上的空白。

3 数字县域建设支撑乡村振兴的逻辑推演和逻辑框架

数字县域的起源是一个地理空间行业的概念，原本主要指县域区划内的国土、自然资源调绘成果的数字化呈现形式。在数字经济、智慧城市等概念兴起之后，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所谓数字经济，根据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对数字经济的定义［26］，数字经济指以数字化的知识或信息作为核心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提升效率和经济结构优化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陈兵［27］认为数字经济的深度发展体现为“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为生态产业链的数据的市场化和动态竞争。陈晓红［28］认为大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是数字经济更进一步发展的首要因素。而智慧城市的概念，石大千等［29］结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将其定义为城市发展模式的综合创新，这种创新包括技术、产品、市场、资源配置和组织创新在内。根据数字经济和智慧城市的定义本文认为数字县域是数字经济在县域范围内的实施，是智慧城市在县域区划内的称谓。具体表现形式是县域内的“多规合一”和“一张图”。新时期，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数字县域被赋予更为宽泛的内涵，数字县域不只是指县域城镇的智慧化、数字化，而是包含了多规合一、农业大数据。由于国内大部分的县级区划的产业仍以农业为主，因此，某种意义上数字县域更多是偏重乡村农业的数字化、智慧化。

数字县域建设促进乡村振兴的反向推演逻辑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产业兴旺，基础是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县域产业的主流是农业，核心在于发展智慧农业;县域智慧农业的发展需要数字县域的支撑。正向推演逻辑是:数字县域建设为各种资源的统筹高效利用提供基础，农业资源统筹管理和自然资源高效利用支撑智慧农业;农业作为大多数县域的主要产业成分，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形成县域内产业兴旺的基础，从而实现乡村振兴。

3.1 数字县域建设为各种要素资源的统筹高效利用提供基础

数字县域的核心功能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及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帮助县域内各部门的建设更为全面和高效的业务管理系统，然后将部门间的数据系统打通，形成统一的数据集合管理平台，为跨部门决策和协作提供依据和抓手。这类系统的核心技术能力表现如下:首先是数据格式处理能力强，能够处理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使系统数据采集的维度扩大，传统无法参与统计的变量也可以计算，从而能够还原事物的真实状态。其次是数据存储能力强，由于采用分布式存储和云存储，能够存储全面板数据和更长的时间序列数据。最后，云计算使计算能力大幅提高。

数字县域建成后，“多规合一”自然形成，在县级政府一级事权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保护、文物保护、农业、林地与耕地保护、综合交通、水资源、文化和生态旅游资源、社会事业规划等各类规划实现衔接，实现要素资源的统筹管理和高效配置，这其中自然包括与发展农业、复兴乡村相关的要素资源。

3.2 数字县域支撑农业资源统筹管理和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进而支撑智慧农业

狭义的智慧农业是指将互联网、物联网技术运用到农业中，运用传感器和软件通过移动互联网平台或者互联网平台对农业生产进行控制，使传统农业更具有“智慧”。然而广义的智慧农业，应该全面实时采集和控制农作物生产的空间环境要素信息，并跟踪采集农作物全生命周期的各种时间流程信息，汇聚成农业大数据来指导和控制相应的农事活动，从而更好地满足农业的统筹规划、可视化管理、智能决策、灾变预警生产管理需求，以及农产品电商、食品溯源防伪、龙头产品品牌打造等商业流通方面的需求。

智慧农业的关键在于构建农作物生产的空间环境数据平台以及农事活动全生命周期的时间流程数据平台。其中空间环境数据涉及天、气、物、地、土等信息，数据将分别来自卫星遥感、航空作业、气象、农机、地理信息、土壤水质监测等部门，而时间流程数据则涉及种苗培育、农资供应、播种栽培、田间管理、收割存贮、深加工、物流、销售、消费和反馈等全流程，与各个环节的参与主体发生关联。因此，智慧农业不仅仅是与农业、农村或者农民相关，而是与各产业、各部门和城乡居民均相关的一个概念，需要一把手统筹安排、各部门执行配合以及城乡居民的关切，在县域区划内，是需要数字县域的强有力支撑。

3.3 发展智慧农业实现产业兴旺，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基础

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其中产业兴旺是一种多元乡村经济相互渗透、融合以及发展的状态。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根本，实施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产业兴旺。因为产业兴旺奠定坚实的物资基础，农民就业增收才能实现生活富裕，富裕才能减少矛盾冲突隐患，进而实现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从而减少破坏环境的短视行为，实现生态宜居以及可持续发展。产业兴旺应有以下几大要求。首先，围绕市场需求和绿色导向发展，结合区域优势资源禀赋，调整产品结构、发展品牌农产，从产业链的角度发展产业生态，乡村休闲旅游、农产品电商等拓宽增收渠道。其次，产业兴旺要走乡村经济多元化和特色化的路径。乡村经济的多元化既有利于利用农村的资源又可以降低各种各样的风险，而乡村经济的特色化路径要突出环境、资源和气候的特色，环境不同，资源不同，气候不同，其特色也应该不同。再次，依靠技术进步发展。技术进步可能发生农作物生产的空间环境因素的优化改造上，也可能发生农事活动的生命周期某个环节效率提升中。最后，依托机制创新和新型农民发展。经营体制创新，发展田园综合体、新型合作社等提高组织化程度，有利于引入金融支持、获得规模效应和提高市场话语权。鼓励返乡青年和中产下乡创业，引入新的理念和市场要素，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对比智慧农业的特点和产业兴旺的要求发现，发展智慧农业满足以上几大暗含要求，是实现产业兴旺的有力途径和必然选择。

3.4 数字县域建设支撑乡村振兴的逻辑框架

通过上文的逻辑推演，数字县域建设支撑乡村振兴的总体逻辑框架如下。数字县域建设为智慧农业发展提供支撑体系，尤其是能帮助实现农业要素统筹管理和自然资源高效利用，智慧农业是未来农业的主要组织形式;而农业作为大部分县域产业的主要成分，其高效发展将实现农村产业兴旺，进而促进乡村振兴。

在上述模型中，主要有数字县域、智慧农业、产业兴旺和乡村振兴四个独立概念，每个独立的概念都包含了丰富的内涵，并由一系列不同的要素构成。这四个独立概念构成了三个大的子模型(数字县域模型、智慧农业模型和乡村振兴模型，其中产业兴旺属于乡村振兴模型的一部分)。每个子模型的构成要素之间有独立并列关系，也有转化、促进关系，可以进一步细化研究。比如数字县域子模型中，又包含“一张图”(自然资源多规合一)和“农业大数据”(时间流程信息和空间环境要素)两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乡村振兴包括了产业兴旺、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风文明和生态宜居这五个概念。

这三个子模型包含三层递进关系。其中数字县域支撑智慧农业发展是逻辑推演的第一层，也是基础层。在这一层中，又包含三个子递进关系，首先是数字县域整体对智慧农业构成体系性支撑，提供各种维度的数据支持、行政支撑或要素型支撑。其次，自然资源“多规合一”形成“一张图”，从自然资源高效利用的角度支撑智慧农业的组织、协调和分配。再次，由时间流程信息和空间环境信息构成的农业大数据，从农业要素统筹管理的角度支撑智慧农业农事作业。而在第二和第三层递进关系中，智慧农业支撑产业兴旺，产业兴旺支撑乡村振兴，这两层递进关系相对简单，易于理解。

4 数字县域建设支撑乡村振兴的政策建议

4.1 以政府主导-农民参与-社会驱动的模式推动数字县域的建立

数字县域的内容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自然资源的多规合一，另一部分是农业大数据。自然资源的多规合一要求以原国土矿产资源部为主，整合国家各个相关行政部门的信息和数据，而农业大数据要求采集农业的时间流程信息和空间环境要素，包括农业资源与环境数据、农业生产数据、农业市场数据和农业管理数据。无论自然资源的多规合一，还是农业大数据的采集都离不开政府的主导，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府在数字县域建立中的主导作用。然而在数字县域的建设中仅有政府的主导是不够的，还必须鼓励农民的参与，因为农民掌握了农业生产阶段的一手数据，并且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府规划体系不但效率低而且容易浪费资源，需要建立恰当的“自下而上”的乡村规划体系对传统规划体系进行补充。此外，由于社会公众具有数字县域的知情权和表达权，他们的需求应该被尊重和表达，其社会接受度是衡量数字县域建立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数字县域的建设应该以社会需求作为其驱动力。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政府主导-农民参与-社会驱动的模式推动数字县域的建立。由于本文研究的数字县域在空间划分的特殊性，因此在模式中重点强调县级政府在数字县域建立中的主导作用，而信息技术与各部门结合所形成的数字县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同样需要强调社会需求对技术与部门融合的推动作用。

4.2 将“数字信息”作为新的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结合为智慧农业构建奠定基础

传统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和企业家才能这几种。以往有关智慧农业构建基础的研究主要关注传统生产要素中的一种或几种。然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信息成为了新的生产要素，将数字信息这种新型的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相结合为智慧农业构建奠定基础。具体而言，在“数字信息+土地要素”方面，首先要运用新型互联网技术对土地资源重组进行记录，以资源重组推动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的组织重构，进一步促进包括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和行业协会在内的农业组织的构建，为智慧农业的构建奠定基础;在“数字信息+劳动力要素”方面，农民对数字信息的需求很高，但由于其文化水平低导致参与程度也低，通过互联网促成成人教育，将在培养农村人才、构建智慧农业等方面发挥特殊的作用，因为从区域发展和教育来看，成人教育具有不可替代性，通过数字信息+成人教育为乡村振兴培养所需要的新型农民;在“数字信息+资本要素”方面，促进互联网金融在农村的发展对于智慧农业的构建意义重大。以往农业发展资金主要来自政府的行政拨款，少部分资金通过乡村自治和招商引资的方式筹集。与互联网金融相比，行政拨款效率相对较低，乡村自治和招商引资方面又很难实现供需平衡，因此大力发展农村互联网金融，尤其是推进众筹模式和PPP 土地模式的发展对于提高农村资金筹集效率，实现金融的供需平衡等方面起着积极地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智慧农业对农业发展资本的需求。

4.3 以“数字信息+农业价值链”推动智慧农业的发展

农业价值链由产前供应体系价值、生产体系价值和产后加工销售体系价值三部分组成。加强数字信息与农业产前供应体系、生产体系和产后加工销售体系的结合，推动智慧农业的发展。“数字信息+农业价值链”建议将数字信息与产前、产中和产后的整个价值体系结合。农业产前供应体系价值由种植计划、种子研发和采购、肥料供应等提供，虽然该阶段不直接产生价值，但是可以提高农产品的议价能力。而数字信息在种植计划和农资采购管理等方面的运用可以帮助农户做出更加精准的生产决策，增加产前供应体系的间接价值，使传统农业更加具有智慧;数字信息与农业生产体系的结合体现在通过传感器和无线通信网络实现生产环境的智能感知、预警、分析、专家在线指导和全程质量监控，为农业提供精准化生产和可视化管理，因此推动数字信息与农业生产体系的结合，建立农事管理平台和质量溯源平台对智慧农业的发展功不可没;农业的加工销售阶段是农产品产生价值最多的阶段，以往农产品存在销售渠道狭窄的问题，通过数字信息和加工销售环节的结合产生的电子商务，减少了农产品的流通环节，解决了农户销售的后顾之忧，因此推动数字信息和销售阶段的结合，发展电子商务尤其是县域电商体系对于推动智慧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4.4 以数字产业化为手段推动产业融合为实现产业兴旺提供保障

数字产业化指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主要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市场化应用，从而推动数字产业的形成及发展，它既是推动产业融合实现各个产业数字化的基础，也是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数字产业化的结果是数字产业，数字产业由传统的信息产业演化而来，借助现代数字技术来进行相关产业活动，提高了经济信息的传递速度，使经济信息的传递更加及时和可靠。数字产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是产业数字融合的基础。而产业融合一直以来被视为实现产业兴旺的主要方式，以前有关农业产业融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融合，并主要关注乡村旅游的发展。但是随着数字经济的崛起，应该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市场化应用，推动数字信息的产业化，以数字产业化为手段推动产业融合为实现产业兴旺提供保障。具体而言，将数字产业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相互融合，形成类似数字产业+乡村旅游、数字产业+农业生产、数字产业+农业加工的新型产业融合，为实现产业兴旺提供更多保障。

5 结论与启示

为避免掉入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衰落陷阱，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的总体战略，但是具体到地方，乡村振兴具体如何规划设计、落地实施仍是一个难题。本文通过文献综述发现以往有关乡村振兴的研究在振兴主体上主要关注基层农村干部和农村社团，很少从县域的角度去思考，在振兴路径上主要考虑资源重组、要素流动以及产业融合，几乎没有考虑将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入到县域经济中。基于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以往研究的不足，本文提出数字县域建设支撑乡村振兴的观点并进行了逻辑推演:数字县域建设为各种要素资源的统筹高效利用提供基础;数字县域支撑农业资源统筹管理和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进而支撑智慧农业;发展智慧农业实现产业兴旺，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基础。然后在逻辑推演的基础上形成了逻辑框架，针对逻辑推演和逻辑框架最后形成了数字县域建设支撑乡村振兴的政策建议:以政府主导-农民参与-社会驱动的模式推动数字县域的建立;将“数字信息”作为新的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结合为智慧农业构建奠定基础;以“数字信息+农业价值链”推动智慧农业的发展;以数字产业化为手段推动产业融合为实现产业兴旺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