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源，邵云飞，陈一君

(1.四川轻化工大学 管理学院，四川 自贡643000;2.电子科技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611731)

1 引言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商业环境的高度动荡性，增强创新能力，进而提升创新绩效已经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中，产品更新速度快，创新速度也随之加快，所以任何企业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拥有创新所需资源，多数情况下企业创新所需资源广泛分散在企业外部，这就需要企业跨越组织边界获取资源从而加快创新的进程。跨界是指组织与外部组织建立联系并随着时间推移加深这种联系，以达到实现预期目标的行为［1］。刘松博和李育辉［2］，Aarikkastenroos 等［3］的研究表明，跨界行为有助于绩效的提升。循此逻辑，跨界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会产生何种影响，是否会有助于创新绩效的提升?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要价值所在。知识整合能力是企业对已有知识和新获取知识进行系统化整合的能力［4］。企业跨界行为中，会接触和吸收到各种外部知识，需要根据自身条件将这些外部知识与其内部知识进行整合以产生新的知识组合，从而为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提供知识基础。因此，知识整合能力在跨界行为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间起到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根据以往研究，知识获取和资源损耗对企业创新绩效往往产生一定的边界效应，本文将这两个变量引入研究模型，以探讨创新绩效的边界作用条件。

本文研究的创新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以往文献少有从跨界视角研究对企业行为绩效的影响，本文构建了跨界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模型，丰富了跨界行为影响效应方面的研究成果。第二，现有文献鲜有对跨界情境下知识整合能力的作用研究，本文研究将知识整合能力纳入模型，探讨其在跨界行为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间中介作用，扩充了知识整合能力的研究范畴。第三，引入知识获取和资源损耗两个变量，尝试发现其作为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边界条件，进一步丰富了企业创新绩效的相关研究议题。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跨界行为与企业创新绩效

跨界行为属于边界管理问题的范畴，是组织为了实现任务目标和既定绩效，建立、维持和管理自身与组织外部相关方关系的持续互动行为［5，6］。根据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组织的历史因素会对未来发展产生影响［7］，以往的经历往往会使组织陷入“内生式”发展的陷阱，企业在某一“舒适”领域内深陷而无法创新和发展。李柏洲等［8］认为，从知识进化角度看，企业中知识基因“突变”不仅需要内部知识资源，更需要吸收外部知识资源。通过跨界可以收集到更多的外部异质性知识，进而推动创新和企业目标的实现。一般来说，企业创新提升需要技术、管理以及市场等方面的创新行为，因此，仅仅依靠自身并不能独立完成创新绩效的提升，有关客户、竞争对手以及供应商的知识也是创新的重要来源，这就要求企业采取更多的跨界行为［9］。跨界行为不仅可以使企业接触到更多的异质性资源，还能建立起多样化的外部联系，促进企业内外部信息的传递，从而为创新带来更多的解决方案［10］。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跨界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2.2 跨界行为与知识整合能力

依据De Boer 等［11］，Kogut 和Zander［12］的研究，知识整合能力是指企业利用已有知识和已获得知识将其进行整合的能力，具体包括运用政策、程序等对显性知识进行整合的能力，运用可以理解的规则比如企业文化等对隐性知识进行整合的能力，通过企业间的相互协调对知识进行整合的能力。跨界行为对知识整合能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跨界行为有助于与外界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更容易进行知识的交流与分享，从而克服知识整合过程中的闭塞状态，提升知识整合过程中的系统化能力［13］。(2)跨界行为所形成的紧密伙伴关系可以使企业和外界共同进行知识的整合规划，促进知识信息的标准化，达成共识，从而提升知识整合能力。(3)企业在跨界交流的过程中，能够及时感知外部信息，尤其是新产品和新技术信息，通过吸收这些外部信息企业不仅能增加自身知识储备，还能够对这些新知识新技术进行吸收和运用并与自身知识进行良好的整合。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2.3 知识整合能力的中介作用

知识整合能力是企业运用知识最为关键的能力之一，也是影响产品研发创新最为基本的因素之一［14］。知识整合作为知识管理的关键环节，通过对内外部知识的整合、新旧知识的整合，最终能够产生整体的知识“涌现”效应［15］，进而为企业创新提供知识基础。知识整合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企业从外部获取新知识资源，通过知识整合，将内外部、新旧知识融合，转化为可利用的知识资源，服务于创新。知识整合能力越强，就越能快速地整合组织内外部知识，创造出新的知识，形成新的知识体系，为企业创新奠定知识资源基础。(2)当在创新过程中出现冲突时，知识整合能力作为核心能力之一，能有效解决创新沟通困难和资源冲突等问题，从而使创新活动得以顺利进行［16］。(3)从协作的角度看，知识整合能力能够促使企业增进协作的意愿，改善相互协作的方式，更好地实现知识融合，提升创新水平［17］。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知识整合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结合H2 和H3，跨界行为对知识整合能力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知识整合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跨界行为通过提升知识整合能力，进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即知识整合能力可以作为跨界行为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中间变量。由此，本文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知识整合能力在跨界行为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间起中介作用。

2.4 知识获取的调节作用

当今信息社会，知识的迭代速度在逐渐加快，再加上企业本身知识存量有限，因此，外部知识获取对企业至关重要，提升知识获取能力成为企业最为重要的决策行为［18，19］。企业知识获取能力越高，从外部吸收到的知识尤其是异质性知识资源越多，有利于建立起内部知识分享的平台，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企业通过知识整合能力，可以有效地吸收、整理以及利用各种知识，形成新的知识体系，而企业各种知识资源的积累，则需要从外部获取知识。因此，企业知识获取能力越强，知识整合能力的发挥效果就越好，就越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也即知识获取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5知识获取正向调节知识整合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2.5 资源损耗的调节作用

企业在跨界行为过程中，会遭受模糊化、复杂化信息的干扰，这使得企业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会消耗一定的资源，从而产生资源损耗［20］。组织损耗理论指出，组织自身所控制的资源是有限的，在一定行为刺激下会消耗有限的资源，进而产生一系列资源损耗的后效［21］。在较高资源损耗情形下，组织控制资源的消耗会激发组织负面行为，导致绩效降低［22］。因此，资源损耗会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较为负面的作用。企业知识整合能力较高时，内外部知识不断融合，融合形成的新知识不断“涌现”，这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知识基础。然而，在资源损耗较强时，组织控制资源逐渐消耗，企业整合知识资源有限，知识整合能力的效用无法得到发挥，进而影响到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多元。在新媒体环境下学生接受信息的范围逐渐扩大，虽然能够获取多元化信息，但却难以有效应用。众多信息的产生使学生快速表达但是却难以进行深入思考，由于信息的宽泛性，导致受众间的选择困难与多重影响。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下，难以有效实现价值理念的统一，由于新媒体的宽泛性，也增加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施难度。

H6资源损耗负向调节知识整合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2.6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基于前文假设，本文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知识获取正向调节知识整合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资源损耗负向调节知识整合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可知第二阶段调节效应成立。因此，进一步推论，知识获取和资源损耗调节了知识整合能力的中介作用，即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成立。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7知识获取正向调节知识整合能力在跨界行为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H8资源损耗负向调节知识整合能力在跨界行为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本文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 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与数据

本文研究对中西部地区高新产业园区企业进行随机抽样调研，问卷填写者为企业创新管理人员或者中高层领导。正式调研从2018 年9 月至2019年1 月，共发放调查问卷350 份，回收301 份，剔除填写不规则或者填写不全等无效问卷后，最终有效问卷为285 份，有效回收率为81.43%。样本企业具体情况如下:样本企业规模上:300 人以下占比39.54%，300 ～500 人占比22.13%，500 人以上占比38.33%;企业成立年限上:3 年以下占比32.61%，3 ～5 年占比29.58%，5 年以上占比37.81%;企业性质上:国有企业占比19.94%，民营企业占比80.06%。同时，为了检验样本企业无回应的偏差问题，对未回收样本与回收样本在企业规模等方面进行T 检验，结果表明p ＜0.05，未发现两类样本存在显著差异，因此研究样本不存在无回应偏差问题。

3.2 变量测量

本文研究主要变量测度采用的是Likert-5 打分法，从1 到5，表示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跨界行为的测量采用Ancona 和Caldwell［23］编制的工具量表，包括“可以与外部企业解决问题”等13 个题项，信度系数为0.897。知识整合能力的测量采用Van Den Bosch 等［24］编制的工具量表，包括“企业强调必须以既定程序(规章)对知识进行整合”等11个题项，信度系数为0.874。企业创新绩效的测量采用Tsai 等［25］编制的工具量表，包括“相对于竞争对手，企业新产品开发速度较快”等5 个题项，信度系数为0.916。知识获取的测量采用Gupta 和Govindarajan［26］编制的工具量表，包括“企业可以轻易从外部获取新技术”等8 个题项，信度系数为0.904。资源损耗的测量采用Lee 等［27］编制的工具量表，包括“很难专注于持续创新”等5 个题项，信度系数为0.881。同时，本文研究对企业性质、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变量进行控制。

4 实证分析结果

4.1 共同方法变异

本文研究在发放问卷的过程中，采用的是匿名调查的方式，同时告诉问卷填写者对其身份信息等保密，且仅用于学术研究，以有效减少社会赞许性偏差。同时，研究利用Harman 单因子检验来判别共同方法变异的程度，将所有题项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得到5 个因子，且因子1 解释了15.476%的变异，未占总变异的一半，说明不存在单一因子可以解释大部分变异量，共同方法变异并不严重。

4.2 效度分析

本文研究量表均来自于国内外较为成熟的测量量表，这保证了问卷整体的内容效度。研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检验问卷的区分效度，检验结果发现，五因子模型拟合效果最佳(χ2/df=2.197;RMSEA=0.072，TLI=0.890，GFI=0.903，AGFI=0.883，CFI=0.878)，显著优于四因子、三因子、二因子以及单因子模型，说明变量间的区分效度较好。

4.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跨界行为与知识整合能力(r=0.498，p ＜0.01)和企业创新绩效(r=0.502，p ＜0.01)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知识整合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r=0.491，p ＜0.01)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知识获取与企业创新绩效(r=0.353，p ＜0.01)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资源损耗与企业创新绩效(r=-0.301，p ＜0.01)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主要变量间的显著性相关关系显示可以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4.4 假设检验结果

(1)主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

主效应回归检验结果如表1 所示。模型3 为基准模型，在模型3 的基础上引入自变量跨界行为后，形成模型4，即为主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跨界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β=0.309，p ＜0.001)，假设H1 得到支持。

中介效应回归检验结果如表1 所示。模型1为基准模型，在模型1 的基础上引入自变量跨界行为后，形成模型2，检验结果显示跨界行为对知识整合能力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β=0.341，p ＜0.001)。假设H2 得到支持。根据Baron 和Kenny［28］的分析步骤，检验知识整合能力在跨界行为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在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知识整合能力后，形成模型5，检验结果显示知识整合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β=0.279，p ＜0.01)，且跨界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系数和显著性均降低(β=0.203，p ＜0.01)，即知识整合能力在跨界行为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假设H3、H4 均得到支持。

表1 主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

(2)调节效应检验

调节效应回归检验结果如表2 所示。在进行回归检验前，对交互项进行了中心化处理。模型6回归检验结果显示，知识获取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β=0.223，p ＜0.01)，在模型6的基础上加入知识整合能力与知识获取的交互项后，形成模型7，回归检验结果可知，知识整合能力与知识获取的交互项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β=0.175，p ＜0.05)，假设H5 得到支持。同理，模型8 回归检验结果显示，资源损耗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负向作用(β=-0.207，p ＜0.05)，在模型8 的基础上加入知识整合能力与资源损耗的交互项后，形成模型9，回归检验结果可知，知识整合能力与资源损耗的交互项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负向作用(β=-0.146，p ＜0.05)，假设H6 得到支持。

表2 调节效应检验

本文研究进一步根据Aiken 和West［29］方法，绘制了调节效应图，如图2 和图3 所示。图2 显示，高知识获取的实线斜率大于低知识获取的虚线斜率，即知识获取在知识整合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间起正向调节效应。图3 显示，高资源损耗的实线斜率低于低资源损耗的虚线斜率，即资源损耗在知识整合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间起负向调节效应。假设H5 和H6 进一步得到支持。

图2 知识获取对知识整合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

图3 资源损耗对知识整合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

(3)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通过拔靴法(Bootstrapping method)计算有调节的中介效应，依据Edwards 和Lambert［30］的方法，检验结果如表3 所示。在知识获取高低情境下(在均值的基础上加减1 个标准差)，知识整合能力的中介作用存在显著性差异:跨界行为通过知识整合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间接影响在低知识获取时不显著(β=0.06，ns)，在高知识获取时显著(β=0.19，p ＜0.05)，同时两者差异显著(Δβ=0.13，p ＜0.05)，假设H7 得到支持。同样，在资源损耗高低情境下(在均值的基础上加减1 个标准差)，知识整合能力的中介作用存在显著性差异:跨界行为通过知识整合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间接影响在低资源损耗时显著(β=0.15，p ＜0.05)，在高资源损耗时不显著(β=0.05，ns)，同时两者差异显著(Δβ=-0.10，p ＜0.05)，假设H8 得到支持。

表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持续不断的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基于285 家高新技术企业调研数据，检验了跨界行为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知识整合能力的中介作用，以及知识获取和资源损耗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跨界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跨界行为对知识整合能力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知识整合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知识整合能力在跨界行为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间起中介作用;知识获取正向调节知识整合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资源损耗负向调节知识整合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进一步证实了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即知识获取正向调节知识整合能力在跨界行为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间的中介作用，资源损耗负向调节知识整合能力在跨界行为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5.2 理论贡献和管理启示

本文研究的理论贡献如下:(1)从跨越组织边界这一视角出发，研究了跨界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2)补充了跨界与知识整合关系的研究，论证了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有效弥补了以往研究中跨界与知识整合关系间研究缺乏的现状。(3)以知识整合为基础，构建出跨界行为-知识整合能力-企业创新绩效这一作用路径，梳理出了跨界行为到企业创新的内在机制，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跨界行为作用机制的研究视角。(4)以知识获取和资源损耗为切入点，考察了它们在跨界行为到创新绩效这一过程中的边界条件，进一步丰富了对企业创新情境因素的相关研究。

本文研究的管理启示如下:(1)企业应积极培育跨界意识，搭建起与外界互动、沟通的渠道，进而形成长效促进机制，消除企业在跨界行为过程中的有形和无形壁垒。(2)鉴于知识整合能力在跨界行为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衔接作用，企业要重视知识整合能力在促进创新绩效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促成知识在企业内转化和应用。(3)企业要明确跨界行为的范围和程度，消除跨界活动可能带来的损耗，避免产生资源损耗“后效”。(4)企业应增强知识获取能力，搭建利于从外部获取知识的渠道，同时通过有效的沟通使知识获取渠道更加顺畅。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首先，研究所采用的是调查问卷数据，问卷在填写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个人主观性，未来研究可以收集客观数据进一步研究。其次，知识整合能力仅仅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在跨界行为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路径中还存在其他中介变量，未来研究中可以从其他视角选取中介变量。再次，研究所搜集数据为横截面数据，未来研究可以采用跟踪调研的形式收集纵向数据，以使变量间关系更加准确。